老舍在青岛创作《骆驼祥子》

青岛老舍故居里的骆驼祥子铜像

电影《骆驼祥子》海报

老舍一生写了上千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在不同地方完成的。除了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在北京立足落户，再没有“迁移”和“漂泊”外，重庆、武汉、济南、英国、新加坡等地都留下过老舍的足迹，而且都诞生过作品。但论成绩突出，收获之大，当属青岛。

老舍于1934年来青岛，在国立山东大学教书，但只工作了两年。

老舍来山东大学是应当时的校长赵太侔所邀。1936年主政山东的韩复榘一方面对学生运动不满，另一方面为控制山东大学领导权，借故将经费缩减一半，使山大经济陷入困难。赵太侔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已黯然辞职。赵太侔的离去，让老舍对山大也无留恋之意，随之也辞职离开了学校。

但老舍没有离开青岛，而是在黄县路的一处寓所里开始了《骆驼祥子》的创作。祥子的故事据老舍后来追述，是在1936年从山东大学朋友那儿听说的。朋友曾雇用过一位车夫，这位车夫开始买了一辆“洋车”，但又卖掉了，再后来又买了一辆。然而，买来卖去依然很穷。朋友充满同情的讲述，在老舍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祥子的形象由此而产生。其间老舍还听朋友讲了另外一个车夫的故事，这个车夫被抓壮丁后几经磨难，最后牵回了三匹骆驼，算是发了笔“小财”。这故事让祥子的形象在老舍心中变得更丰满。于是《骆驼祥子》没用多长时间就问世了。

老舍能如此顺利完成创作，毫无疑问，跟他的文学才华和准备的素材丰富有关，但也跟当时青岛相对平静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20世纪30年代中期，军阀混战的硝烟已经淡去，日本侵略者蚕食中国的野心虽然膨胀已久，但此时在青岛只有少数日本商人、侨民居住，“势单力薄”让其不敢轻易滋事。青岛一度有了几年难得的“平静和安宁”，这让执政者开始考虑建设发展这座城市。

青岛曾被德国、日本等列强先后占领，民族工业发展缓慢，20世纪20年代民族企业只有可怜的20多家，但进入30年代中期迅速达到150多家，逐渐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外贸和港口城市。

市政基础建设也在快速进行，不但重修了标志性景点栈桥，增建了回澜阁，还修建了一系列大小码头，整修了广场、马路，建立了救济院、习艺所、感化院等。天主教堂、水族馆、湛山寺、花石楼、东海饭店、海水浴场等一批被后人称道的独特建筑、娱乐、餐饮、旅游、景观等设施，也在这个时期相继建成。最令人瞩目的是人口激增，从36万人增长到了近60万人，其中主要是外来人口，几年间猛增数十万人，足见其吸引力。1936年，青岛还首次进行了“青岛十景”评选，栈桥、“小青岛”、湛山寺、燕儿岛等现代景观纷纷上榜。一时间“东方明珠”的美誉令更多的人青睐青岛。

一大批文人名人闪亮登场。20世纪30年代中期，萧军在青岛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品——《生死场》，洪深创作的中国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也在这里完成。青岛民报社“避暑录话”文艺周刊创刊，王统照、老舍、吴伯箫、洪深等著名作家纷纷为之撰稿；上海明星影院公司和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在这里拍摄了《劫后桃花》《浪淘沙》《到自然去》等影片；童第周、丁西林等应聘到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成立。

在这种“祥和”的环境之下，老舍创作的心情自然也大不一样。他不但每天在写字台前疾书，还忙里偷闲与年幼的女儿在小院草坪上玩耍，或者拿着“家把什”在小院里舞剑练枪，打打太极。觉得思路有些枯竭时，他会夹着烟，背着手，沿着黄县路不太规则的马路走向离寓所不远的“东方菜市场”。那是青岛当时规模比较大的集市之一，也是“黄包车”集中的地方。老舍在那里可以听到他想听到的有关“洋车夫”的故事，还可以跟“洋车夫”讨论“专业性”的话题。《骆驼祥子》的背景是北京城，但老舍脑海中的祥子“模特”却是在青岛。当年住在周围的邻居曾回忆，老舍的小院里经常能听到说话声和欢笑声，那是老舍邀请朋友聚会。那些朋友不光是文人、艺人，还有不少普通市民，甚至可能还有“洋车夫”。正是这些随意的漫谈，近距离的交流，让老舍获取了更加丰富的创作素材。

老舍在青岛能够安心创作，他的家庭也给了他注入了巨大的源泉和力量。

此时的老舍与胡絜青的婚姻刚满五年，女儿和儿子相继诞生，让老舍夫妇感到无比甜蜜幸福。虽然三岁的女儿和一岁的儿子带起来有些吃力，但他们给老舍夫妇带来的欢乐，远远超过劳累。每天当老舍完成了创作任务，拉着女儿的小手，看一眼正在含着奶嘴的儿子，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老舍辞去大学教授，意味着放弃了收入。这对普通人来说不可思议，甚至会感到紧张。但老舍胸有成竹，底气十足。

那时，中国的教授，特别是名教授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月收入大都是三位数，老舍不但有上百大洋的固定工资，还有源源不断的稿费进账。或许正是基于有这个保障，老舍才敢于向“工资”说“拜拜”。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老舍要做一个实验：凭借稿费是否照样可以过得很好。

1936年老舍并没有因为无收入觉得困窘，更不像当年在英国因为薪水微薄而困顿。那时的他：一套哔叽青色洋服长年不换，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是亮闪闪的，无论寒暑只此一套，并无夹带。在英国期间老舍虽然创作了《二马》《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三部长篇小说，却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满足和乐趣。回国时穷得连一张最便宜的三等舱的整船票都买不起，只好先到新加坡去教书，挣到钱再走。而在青岛情形大不一样，有吃有住有穿，还有欢乐，想去哪儿玩老舍随心所欲。老舍先住在莱芜一路，后迁至金口二路，之后又住在黄县路，也就是今天的“老舍故居”，住宅的位置和条件越换越好。

当然社会表面的平静并不意味着老舍的心里就平静。此时的他创作激情里正翻滚着一股悲愤和冲动：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寄寓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对摧残人的社会进行无情的否定。

黄包车夫们对文质彬彬的老舍充满敬意，在他们眼里老舍是“另类”：可敬却又可亲。每次老舍会把自己的香烟分发给黄包车夫，再用那好听又柔和的京腔与车夫们对话。车夫都愿意回答老舍的疑问，老舍也深深感受到自己被高看和敬仰，这跟在英国公寓里因穷酸被侍女刻薄奚落截然相反。人格的平等和被尊重，无形中更能使人增强自信心和创造力。老舍说，《骆驼祥子》是他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人民艺术家”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骆驼祥子》融合了所有底层大众的心声，他们没有文化，不知道如何喊苦，但老舍替他们喊了出来。“喊”得整个文学界耳目一新，“喊”得这个社会为之一震。这个使命，老舍是在青岛完成的。

（王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