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我的阿公：上世纪华人的南洋故事

黄盈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一场未知的旅途——下南洋之路

民国时期，政治动荡、战乱频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躲避战乱与改善生活，不少来自福建、广东等地的中国人选择下南洋谋生。在乱世的年代，人们买船票并非容易的事，必须靠抽签才有机会得到一个宝贵的船位。船舱挤满了下南洋的人，他们大多没有行李，只有几套衣服和一张船票。而我的阿公（闽南人、潮汕人、客家人通常称呼爷爷、奶奶为阿公、阿嬷），正是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第三次浪潮中的其中一员。

20世纪30年代末，年幼的阿公和弟弟两人背起行囊，踏上了下南洋之路。这一离开，便是四十年。

我的阿公——黄顺裕，1926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乃东南亚的转口贸易中心，当时有许多从中国南来的船只停靠在新加坡岛。瞭望茫茫大海，阿公带着离乡的伤感、迷茫与希望，在长达一个月的航程里坚持了下来。在新加坡落脚后，他在当地华人经营的传统咖啡馆当“咖啡仔”（服务生），赚取微薄的薪水。几年后，阿公乘坐火车来到了英属马来亚的巴生港，开启崭新的南洋生活。

抵达巴生后，阿公开始在北港从事码头搬运的工作。根据父亲黄振华所述，码头工人会利用铁钩插入麻袋，用力向上一提，将麻袋放到肩上，便于在货船和仓库之间搬运与卸货。而传说百余年前，在港口码头当苦力的工人合众捡起草药、购买猪肉。肉骨汤烹煮简单、价格便宜，配以饮茶享用，足以让辛苦工作的华工们温饱一餐。肉骨茶成了一代又一代南洋华人的专属记忆，亦成为如今马来西亚华人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之一。细细品味肉骨茶的飘香，总让人忆起华人在南洋打拼的故事。

当年阿公在码头工作时所使用的工具之一——铁钩。

铁钩上的锈迹斑斑是岁月的沉淀，是阿公当年依靠双手劳动来谋生的最佳证明。

1948年，英国宣布成立“马来亚联合邦”，而行政权仍然操控在英国钦差大臣的手里。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与独立运动的推进，英殖民政府和反殖组织的矛盾日趋白热化。曾为二战期间抗日主力的马来亚共产党，于战后成为合法政党，通过合法渠道发动群众、组织示威游行，却遭到英殖民当局的取缔。在与马共展开武装斗争后，英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为此，英殖民政府颁布戒严令，并实行居民登记，也不允许人民随意赴中国。在乱局之下，阿公从此在马来亚落地生根，故乡就此成了远方。

后来在一次机缘的巧合下，阿公经亲友介绍结识了阿嬷。两人大约于1950年结婚，并于1953年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伯黄振兴。

我的阿嬷——施金莲，1932年出生于英属马来亚，祖籍为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历经各族人民一系列的反殖民斗争后，英国最终同意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在新的政体下，《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第17条登记公民权（独立日时居留于联邦之人士）指出：“年龄届满18岁或以上在外国出生，在过去7年中有5年居留在马来亚联合邦，同时愿宣誓效忠，且通晓马来语者，即可登记公民权。”为争取权益，已成家的阿公申请登记为马来亚公民，并于1958年顺利取得公民权。

阿公于1958年申请马来亚公民权的官方法律文件。

据悉，阿公是为了想延迟退休，为家庭挣一份钱，因而在填写个人信息时谎报了年龄。

文件显示阿公的出生年份为1928年，实则上比真实年龄小了2岁。

朴实的南洋生活

在南洋结婚后，阿公聘请几个干建筑活儿的工人，盖了一间小屋。我的父亲便是在那间亚答屋（源于马来语：Atap。）里长大，度过了快乐、纯粹的童年时光。亚答屋的墙面以木板制成，而陡斜的屋面则是用棕榈叶铺盖，极具传统的南洋建筑特色。亚达屋内凉爽通风，正应和赤道国家炎热的气候。但由于亚达屋的构造材料属于易燃品，因此容易引起火灾。每当听见远处发生火灾时，阿公便带着一家大小急忙地收拾东西逃命。所幸的是，阿公一家人所住的亚答屋未曾遭遇火灾的肆虐。直到他们搬走的几年后，当地的多个亚答屋在一场大火中全被烧尽。

右侧的房屋乃当年阿公一家人所居住的地方。手握奶瓶、只穿着一件短裤和拖鞋的小孩正是我的父亲，少妇及她抱着的孩子是隔壁家的邻居。位居照片中的两人，左边是经常串门的邻居小孩，而右边则是正值换牙期的二伯。

码头工作采取三班制的轮班，阿公有时是清晨上班、晚上下班，偶尔则晚上上班，清晨下班。阿公利用下班的闲暇时间，在住家附近找了一片废弃的荒地，用以种植甘蔗、波罗蜜等热带水果。据悉，那片小小的果园也曾是父亲和伯叔们放学后的玩乐之地。阿嬷把成熟的甘蔗削皮切成均匀的片，用竹签串起10到20个左右的甘蔗片。在马来亚独立前后，华语话剧在各地盛行一时。戏台一搭，各类流动的小贩蜂拥而至，等待人潮的出现。二伯放学后，便会将那些“甘蔗串”拿到戏台附近售卖，一串约两分钱硬币（当时的马币市价）。观众一面观赏话剧，一面吃水果解渴。颇有几分创意的甘蔗售卖方式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而赚到的收入得以些许减轻阿公一家的财务负担。

黄家五兄弟的童年合影。后排左起为三伯、大伯和二伯，前排左起为五叔、父亲。

作为一家之主，阿公扛起了全家重担。但为帮补家用，能干的阿嬷除了处理家务以外，也经常烹煮面条、米粉和咖喱，一早摆在自家门前售卖。在回忆的过程中，父亲愧疚地说道：“当时我和弟弟两人还小不懂事，起床后便开心地享用母亲煮的早餐，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每每忆起那碗米粉的味道，才真正体会了父母当年的不易。”在困窘的生活环境下，阿嬷也曾替他人洗衣服、带小孩。年轻旺盛的三伯则在家门前兜售美味小食、零嘴，还有当时非常流行的“地甘”（源于马来语：Tikam，一种儿童抽奖游戏，流行于1960到80年代的东南亚。），吸引了不少住在附近的大人、小孩前来消费。

阿嬷与父亲、伯叔们于2006年的合影。左起为五叔、父亲、阿嬷、二伯、大伯、三伯。

在南洋站稳脚跟的阿公始终惦记着中国的亲人，尤其是他日夜念想的母亲。独立初期，马来亚延续了英殖民时代的敌对共产国家政策。因此与中国邦交每况愈下，人民之间的往来也受到严格的管制。直到1974年，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访华，正式打开了中马两国建交的一扇门。随着中马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友好交流与合作逐渐开展，马国政府才稍微放宽公民访华。在经过多次申请后，阿公终于踏上返乡之路，回到中国探望年迈的母亲与兄弟。

离家四十年后，阿公终于有机会返乡。上排左起为叔公（三爷）、大伯公（大爷）和阿公，坐着的是祖嬷（曾祖母）。

在南洋生活的日子里，阿公常让二伯代笔写信，内容多是问候远方的亲戚朋友及报平安。据伯叔的回忆，每次写信时阿公的神情总是特别严肃，更不愿让周遭的人干扰他的思绪。在那个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一纸素笺写满的是阿公对家乡的眷念，而寄出后便是几个月漫长的等待。阿公省吃俭用，时不时就通信汇钱给泉港老家。在阿公去世后，父亲五兄弟依旧实现他的心愿，每逢过年过节寄钱回乡，直到中国亲人的生活改善了才停止。

华人移居南洋，因素不外乎是战乱、饥荒、旱灾等。这些移民一般来自闽粤地区的农民家庭，教育水平低，因而大多数为文盲。虽然阿公并不识字，但他清楚知道：教育可以改写人的命运。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的阿公，始终用双手赚来的血汗钱培育孩子们成人、成材。

早年下南洋的艰苦经历，锤炼了阿公作为海外赤子的民族精神。在多源流环境中，阿公秉持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在包容和学习他文化之时，也坚守自身的民族文化。在阿公眼里，华文是华人文化的根。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要持续构建自己与祖籍故土的文化联系。除了三伯以外，阿公让大伯、二伯、五叔及父亲在巴生港口青年华小接受小学教育。而大伯和二伯小学毕业后，继续在华文独立中学（按：在马来西亚《1961年教育法令》的实施下，一些华文中学坚持母语教学，拒绝改制为国民中学或国民型中学，因而被迫成为自行筹措经费的独立中学。多年以来，马来西亚华人民间出钱出力，维护与发展华文小学、华文独中。）接受母语教育。当时阿公这份不可言喻的坚持并不被二伯所理解，早已计划要到国民中学念书的他曾在一气之下将报名表一手撕烂，表示内心的不满。或许来到了全球化的今日，我们才懂得了阿公当年的苦心。

艰苦奋斗的平凡一生

在马来亚独立后，联盟政府从英殖民政府手中收回了本地的矿产与土地资源，并于1955至1970年间展开三个阶段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政府大力改善乡村的医疗、卫生、水电、公路及通讯等基本建设，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人民的生活素质逐步得到提升。1980年代初，大伯、二伯和三伯先后步入了社会，正式进入职场。虽然当时的生活仍不富足，但相比以前阿公肩上的负担小了一些，全家人也从原本的亚答屋搬迁到新式的单层排屋。

照片为（左起）阿公、外曾祖父及舅爷在单层排屋外悠闲地喝咖啡。

劳碌了大半辈子，阿公却没有“享福命”。1985年，阿公在码头工作时血压突然飙升，晕眩而从集装箱高处坠下，结束了59年奋斗的平凡人生。阿公在南洋开枝散叶，在他的晚年，马来西亚对他来说是一个承载着一代人汗水与梦想的地方。南洋都市——巴生，更是留下了许多华人先辈创建家园的历史印记。大堂姐黄爱凌曾忆起，阿公带着年幼的她骑自行车去兜风，路途上唱着一首闽南歌曲《工厂妹》。这些幸福的时刻留在后世人的脑海中，只愿时光的更迭永远不会磨灭这些珍贵的记忆。

阿公离世后，大伯、二伯和三伯合力出资供父亲与叔叔深造，两人后来皆毕业于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创办的高等教育学府——拉曼学院，完成了阿公的期望。黄家五兄弟相互扶持、赡养阿嬷，并相继成家。

2003年，父亲考获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的资格证书，成为一名会计师。

我的父亲母亲于1997年6月1日结婚，并分别在1998年与2000年诞下姐姐和我。

下南洋，望南洋

自中国改革开放后，中马两国的邦交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民间的往来也越来越频繁。2005年，二伯与父亲开启了重返中国福建的寻根之旅，追溯阿公曾经的足迹。父亲回忆道，这趟旅途令人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尤其在祭拜祖先时，父亲总不禁回望那些烙印在我们身上源远流长的文化印记。

父亲到访中国福建的亲友家，与大奶奶、三奶奶合影。

牌匾上“江夏流芳”的字样，表明了黄氏的渊源。

在战乱的年代，尚未成年的阿公离开了母亲的怀抱，驶向未来和远方。于他而言，南洋或许是迫使他放下亲情牵绊的绝望之地，却也是开创新梦想的希望之地。21世纪的今天，马来西亚正朝着先进国的方向发展，人民当年艰苦的日子已逐渐散去。从华侨到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演变，在马的南洋华人已从祖籍地认同发展为对马来西亚族群、国家的认同，从而改变了对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的选择。第一代、第二代的华裔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伴随历史的积淀，创新出一套与当地特色融合的文化习俗。作为第三代华裔，我生长于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互生共荣的国家——马来西亚，也成了这片土地的继承者。

下南洋，望南洋。在现代人心中，“南洋”或已成带有怀旧色彩的词语。祖父辈在这里所经历的过去、扎根的历史，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独有的乡愁。如闽南老歌《爱拼才会赢》所言：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阿公的身影已经远去，留下的是他面对艰苦生活的勇气、信心与力量。愿带着华人先辈们顽强的生命力，怀着那股浪漫主义的情怀，永远吟唱南洋华人的不朽之歌。

后记：对我来说，阿公曾经是一个陌生的存在。没有见过的身影与面孔，却经常听见他的人生故事。历史是记忆碎片的拼凑，很庆幸能在长辈的口述中一点一滴地勾勒出属于阿公朴实而美丽的一生。记得初来北京留学时，很多人问我：你的中文怎么说得这么好？那是下南洋的华社先辈在多源流环境中扎根民族文化，为维护华教鞠躬尽瘁，薪火相传。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感谢阿公在南洋脚踏实地创建了家园，也始终坚持让父亲和伯叔们接受母语教育，让我们从来没有遗忘自己的“根”。而在找寻这宝贵的家族记忆中，这些历史再一次赋予了我们内心前进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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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金生.一个南洋，各自界说：“南洋概念的历史演变”[J].亚洲文化，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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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荣伟.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大迁徙[J].湖南工人报，2014.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