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作品被看到，青年电影人主动上网发资源

纪录片《矿、马、尘》剧照

文丨数娱梦工厂，作者丨十一，编辑丨友子

“没钱！除此之外，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说话的空间。”当被问到十年电影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困难，蒋能杰这样对数娱君表示。

蒋能杰，青年纪录片导演，历时8年拍成了新作《矿工、马夫、尘肺病》。今年3月底，他在豆瓣蹲点，挨个给网友私信这部作品的观看链接，引发了一场大型围观，被称为“疫情下首位网盘导演”。

这几个月来，如果说国外的电影圈还有来自阿莫多瓦、戈达尔的声音，那么国内的电影圈除了剧组停工、影院关门、电影节取消的消息外，可谓是一片沉寂。

资深电影人仿佛集体失声了。以蒋能杰为代表，一批青年电影人却以独特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并成功掀起一点波澜。

4月中旬，青年导演蝉鸣知了也在微博放出了自己的作品《擦一擦你那满腹经纶的道貌岸然》，电影问世过程比名字更受人关注——导演刷了6张信用卡、辗转8个借贷APP才拍完这部电影。到了4月28日，另一位青年导演三川有耳也在微博发出了自费五万独立制片的电影《郁川浮游》。

导演主动上网发资源，这本是闻所未闻的无奈之举，为何却被众多青年电影人效仿？在疫情的影响下，本就艰难的青年电影人的生存状态究竟是什么样？

带着这个疑问，数娱君采访了三位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青年电影人。青年电影人往往身兼导演、编剧、制片、剪辑多职，尽管他们经历各不相同，但对于职业生涯的思考，却都有一定的典型性。

“网盘见”成功出圈，蒋能杰：花自己的钱，我只说想说的话

《矿工、马夫、尘肺病》是一部关注湖南邵阳尘肺病人的纪录片。为了这部纪录片，蒋能杰已经前后拍了8年。

因为题材和内容的敏感度，该片制作完成后迟迟无法推出。为了让片子被更多人看到，蒋能杰在无奈之下选择疫情期间将资源放上网盘，却没想到一炮而红，成了“网红导演”。

过去一个月，蒋能杰一直在接受采访。平均一天两次的采访尽管让他身心疲惫，但他还是要照常完成每天的工作。当四月下旬数娱君和他正式连上线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那时候他刚刚结束一天的拍摄回到家中，哄年幼的孩子睡觉。

蒋能杰1985年出生于湖南邵阳的一个农村家庭，本科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工业设计专业。大学时他开始对文学和电影有了广泛的涉猎，并决心成为一名导演。

2008年大学毕业后，他曾向多家影视公司投递简历，却都没有回音。第二年，在偶然得知家乡小学要被拆除的消息后，他借钱买了一台DV回到家乡开始拍摄，从此开启了自己的纪录片之路。

此后蒋能杰在北京做过书店店员，在光线传媒担任过剪辑师，也在老家的村小当过代课老师。但此外的大部分时间，他用打工的钱拍着自己热爱的纪录片。

从2008年毕业到现在，蒋能杰在豆瓣上登记的作品多达16部，且评分都在7分以上。现在他已经在广州拥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棉花沙影像工作室。

非科班出生，蒋能杰起先也是怀着拍故事片的梦想入行，但因为专业知识的缺乏和资金等问题，他最终选择从操作门槛更低的纪录片开始。

“故事片的门槛太高了。刚毕业时我对于电影制作什么都不懂，都是后来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慢慢学的。我从小不喜欢应试考试，所以没想过通过考研再学一个专业，也不想给家里太大的经济负担。纪录片就是记录，比较简单，而且它也能完成我的表达诉求。”蒋能杰对数娱君表示。

在十年的纪录片生涯中，蒋能杰的作品大部分关注的都是身边的故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退伍老兵、尘肺病人等等。本就冷门的纪录片加上小众而现实的题材，使得纪录片投资的寻找更为困难。

“早期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没钱，但除此之外，更无奈的是碰到一些质疑的声音。比如说问我你拍这些有什么意义？但我用自己的钱拍片子，我只说我想说的话。”

为了筹钱拍片，他找投资，接商业工作，也发起过多次众筹，但说到国内的电影创投和文化基金，他表示并不了解，也觉得太麻烦。

更多时候，蒋能杰常在作品的片尾放置打赏的二维码。在收获不少“电影票”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些额外的烦恼。

“很多人看完片子后会给我转钱，不在乎多少，哪怕是一分，也是对我们劳动成果的尊重。但也有些人加我是为了骂我的，那我也就拉黑了。”蒋能杰说。

在作品逐渐积累并开始获得国内外的一些奖项和关注后，蒋能杰的电影之路也逐渐顺畅起来。因为关注弱势群体，他的项目开始引起一些公益组织的注意，也获得了一些帮助。

“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是关注LGBT群体的，接下来还有一个项目是关注成年人自闭症的，这是我关注的题材，前期也有公益组织的投资。”

在拍了近十年纪录片后，2017年蒋能杰完成了首部剧情片《矮婆》的制作。因为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和华沙国际电影节两个A类电影节，影片获得了地方政府的二十万奖金，目前也和大象点映谈了合作。

谈到剧情片和纪录片创作选择时，蒋能杰认为两者在表达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他本人还是会以纪录片创作为主。

“剧情片虽然表达更自由，但涉及到的人员规模、资金都太多了，为了拿龙标被阉割我是最不能接受的（《矮婆》在审查时剪了两段戏），而且我本身也不喜欢和商业打交道。”

在商业和艺术间挣扎

“他们要做抖音了，我没兴趣”。如果说非科班出生的蒋能杰有些用爱发电自发成才的意思， 那么很多科班出身的青年电影人则是在商业和艺术间挣扎——一心想要艺术，但商业才给活路。

26岁的一六是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导演系研三的一名毕业生。过年回家后一六就没有离开过家，因为疫情，也因为失业。直到4月下旬接受数娱君采访的时候，他还一直在四川老家。

过年前，他从大学毕业时和朋友一起创办的文化公司离职了。当问到离职原因时，他说到“我们之前是想做些好的广告片，但他们现在想做抖音了，我不想做，就走了。”

因为自认能力和资源不够，本科毕业一年后，一六带着自己的长片处女作剧本又报考了上戏导演系的研究生。原以为研究生三年时间可以用这部作品的完成画上完美句号，可直到毕业，这部作品依然没有着落。

眼看毕业临近，无奈之下一六舍弃了长片，重新写了个短片。可在自费四万完成拍摄后，却一点都不满意。

“素材放了两个月都没动，感觉自己还没达到预想中研究生毕业的水平，有点失望，现在只想毕业。”

说这段话的时候，一六刚独自做完短片的后期，这也是他在疫情期间最重要的任务。不到三十分钟的短片讲述了一个北漂青年电影人受挫的故事。自编自导自演，同时自己配乐剪辑处理声音，片尾字幕里十几个名字，有大半是他的艺名，“为了做这个片子，我把朋友都用完了。”

在说起即将面临的就业选择时，一六表示并不反感拍广告，他更忧愁的是，现在根本没有广告可拍，“稍微有质量的广告都太少了，都是短视频。”

从读研时候起，一六其实就在不断拍广告，2018年的时候还接了一个喜剧类型的网剧。

对于网大他也并不排斥。“它有点像八、九十年代的港片，虽然类型化严重，但至少是个完整的故事，还觉得自己在拍电影，比起那些硬广好多了，限制是多，但也可以拍出自己的特色，还挺锻炼人的。”

然而当谈到如火如荼的抖音短视频时，一六却表露出明确的厌恶。

“就很浮躁啊，一分钟里要有痛点，基本上都是哗众取宠，感官上的刺激，没有内容可言。就很失望，和自己学的东西相差太远了。”

如果说一六是从短视频盛行的现在才有这种感受，那么威廉则在三四年前就因为受不了广告而毅然创业转向了影视。

“广告主根本不要有剧情的东西，完全没有成就感。”威廉对数娱君表示。他2017年跳出广告业后独自创业，合作对象从日本富士电视台谈到了腾讯视频，再到国内卫视。

威廉在高中毕业后就去了澳洲留学，2011年毕业回国后，他进入了一家省级卫视实习，但是一年半之后就离职了。“从导演助理做到副导演，我不是很喜欢电视台那种气氛，没有背景，上升太难了。”

2018年，威廉带着自己投资的第一部短片去了戛纳的短片角。“要投就投最权威的，如果国外获了奖，国内自然会认可，毕赣他们不都是这么走出来的吗？”

通过戛纳，威廉认识了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人，可当他正准备大展拳脚做项目的时候，由于国内影视业的持续低迷，投资人去年撤资了。

“去年一整年是最艰难的一年，备案一等等半年，谈好的投资不停变卦，公司四个人基本上都不领工资，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关掉公司去打工的准备，毕竟还要养家。”

去年底，威廉公司终于启动了一个项目，而另一个大投资的院线项目原本也要在年后进入正轨，可疫情的突如其来，项目不得不继续延后。唯一挣钱的项目被暂停后，房租等开支也成了他不得不操心的问题。

威廉目前的公司，除了做小成本的商业院线电影、短剧、文艺片，还在筹备一个国际IP项目。也因为这个项目，他结识了不少国内电影圈和宣传部门的相关人士。

相比于导演的身份，他现在更像一个制作人，不仅要管内容，还要去谈投资和疏通各种关系。

“每天在创作者和商人之间转换，都要精神分裂了，但是没有办法。”不到一个小时的采访，两次被插拨的电话打断，其中一个便是上海某知名制片人。

比起刚回国的年少轻狂，这些年的磨练似乎让威廉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朋友的建议下，他积极申请了文艺基金和文创补贴。也是靠着这笔资金，公司得以在疫情期间成功度过难关。

“这个项目再失败，我应该就会放弃了”

影片得奖、有资金支持，蒋能杰、威廉已经算是相对幸运的。从凡影发布的《2019-2020青年导演生态调查》可以看到，相当大一部分青年电影人的处境并不乐观。

受访导演中，有93%的人是本科以上学历，但当中有六成人都是以一小时以下的短片乃至广告出道的，其中有33%的人和蒋能杰一样，首部作品的资金来源是自己和家人，处女作成本在49万以下的占到了六成以上。

在网络平台逐渐壮大的当下，为了让作品被看到，很多青年电影人选择直接将处女作放上网络作。

拍广告、走创投、转向纪录片、自己投资……青年电影人的选择只有这些吗？

“相比于日韩，国内缺少一个新人成长的机制，新人出来肯定带不动一个大项目，但是在他成熟之前要怎么度过呢？就只有这些选择。”威廉认为。

这在凡影的调查中也有十分明显的体现。受访青年电影人中，一半认为中国影视产业最缺乏的是从业者培养机构。

谈到未来的电影生涯，数娱君采访的几位青年电影人都还是很乐观。

疫情结束后，一六打算去全国电影资源最集中的北京，先拍拍纪录片，同时把自己刚制作完成的短片投给电影节。

“我要去的那家公司是拍独立纪录片的。纪录片也很有意思，而且比故事片容易。钟孟宏（《阳关普照》导演）不也四十岁才拍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吗？”

威廉现在一心都扑在公司最大的院线项目上，同时也在为自己的文艺片做着积累。“接下来最重要的还是把手里的项目先做好，如果这个项目再失败，我应该就会放弃了。”

谈到未来创作，威廉认为，“现在国内的市场其实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不管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疫情虽然带来了冲击，但只是暂时的，中国电影还有更多可能性。”

蒋能杰虽然通过剧情片《矮婆》开始转型，但他表示今后3到5年的工作重心还是会在纪录片创作上，出于对现实题材的关注，出于这些年的积累，也出于个人的性格和团队合作的习惯。

“新一代的青年电影人都不容易，艺术院线什么的我就不说了，只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讲话的空间。”

（应要求一六、威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