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船人与金庸的一段友情

斯杭生保留着金庸与他的书信

斯杭生，诸暨斯宅人，1923年生，曾任上海江南造船厂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兼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包括上海市和苏、浙、皖、赣、闽五省）船舶行业规划组组长、上海市海洋石油服务总公司董事、中国一勃朗骆特海洋工程公司董事、上海船舶工业空调冷藏工程公司董事、《船舶工业》杂志编委、《中国造船》杂志编委、《造船技术》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作为资深船人的斯杭生，与金庸是初中、高中同学，且在上世纪90年代仍有书信来往。几年前，斯老曾撰文回忆与金庸的这段友情。《船报》征求斯老同意，将文章（原文刊于《越读》第十一期）转载于此，追忆金庸先生。

大侠，我们江湖再见！

我与金庸的一段友情

斯杭生

我和查良镛（金庸）是浙江省立联合初级中学（简称联初）和浙江省立衢州中学高中部（简称衢高）的同学。抗战初期，浙北杭州、嘉兴、湖州相继沦陷，浙江省教育厅把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杭州民众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个省立中学搬到浙南丽水碧湖成立了浙江省立联合中学，内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后来又分为联高、联初、联师三个学校。

查良镛原在嘉兴中学读书，我则在杭州初中读书，故联中成立后，我们都迁到碧湖去读书。查良镛比我高一学期，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我只听到我的堂叔、曾是杭初和联初的语文老师斯伦（志彝）对我们说起过，他说他在联初三上教语文，班上嘉兴中学来的学生查良镛的语文基础很好，文章写得很有新意，是我们杭初的学生所不及。

后来查良镛早我一学期毕业于联初，并考入联高读书。当时浙江省教育厅规定联高只接收家在沦陷区的学生，而当时诸暨尚未沦陷，故我在联初毕业后就考入衢州中学高中部读书。我有一个在杭初读书时的同班好友余兆文，他和查良镛是联初的同班好友（我在杭初读书时曾因病休学一学期，故在联初读书时比余兆文低一学期），余在联初毕业后考入衢中高中部读书，且也因病休学了一学期，故和我又成为衢高的同班好友。当时查良镛在联高读书，因不满学校训育主任对学生实施的高压措施，就在壁报上写了一篇讽刺文章《阿丽丝漫游记》，引起了全校的轰动。训育主任则大为光火，一定要开除查良镛。这时余兆文知道查在联高继续读书已有困难，就向衢中校方请求，让查转学到衢中来继续读书，并得到衢中校方同意，查良镛就转学到了衢高，我们又成为同校的同学，他仍比我高一学期。当时联初毕业到衢高读书的同学很少，除查良镛、余兆文和我外，还有俞兆康（诸暨枫桥人）、蒋培初（诸暨磨石山人）、斯伯郎（诸暨斯宅人）等几人，课余饭后我们常在一起玩乐。又由于余兆文的关系，我就和查良镛熟识起来了。

当时衢高设在离衢州城北十五里的静岩村，这是一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东面有一条小溪直通衢江，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夏天可以游泳、洗澡。西边是一脉高山峥嵘，有茂林修竹，长年郁郁葱葱。南北是一片广阔的田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春天，田野里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山坡上点缀着一丛丛映山红。夏日，一茬茬碧油的稻禾和深绿色的甘蔗林。秋季，连天翻滚的金黄色的谷浪间，夹杂着一束束橙黄色的柑桔。冬时，遍山的苍松翠柏丛中映现出几棵血红的乌桕和丹枫，一年四季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当时，在一片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中，这块显得清净、幽雅、肃穆、秀丽的小天地里，激荡着琅琅的读书声。每当课余饭后落日黄昏之时，我们几个来自联初的老同学，常在小溪边或山脚下散步闲谈，以消除一天的疲劳。

查良镛是海宁硖石人，家乡早已沦陷，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学校救济。他在联中读书时，曾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赚了一些钱。

到衢高读书后没有救济金，他常用“查理”的笔名，在当时的《东南日报》副刊上写文章，得到一点稿费作为零用。在冬天时他没有棉衣御寒，我曾送他一件棉大衣过冬。因此，后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联初同学堂妹斯式渊和堂妹夫张葆初等发起编印《联初通讯》刊物，查良镛在香港接到该刊后回信说：“……《联初通讯》中的校友，大多都不认识，而斯杭生曾送我棉衣御冬，绨袍之赠，永世难忘。”

查良镛出身名门世家，不但中文基础不错，英文基础也非常好。他离开碧湖联高时，同学好友马胡蓥送他一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这本辞典在当时国内算是最好的英汉辞典。衢高的英语课本“高中英文选”的内容全是由英美文学名著的简节本选辑而成，相当难读，英语老师总是选读书中的部分课文教我们，我们已觉相当吃力。查良镛总是把全本书读完，而且还经常到图书馆去借阅英文世界名著原本来阅读。他还有计划地通读这本英汉大辞典，掌握了大量的英文词彙，这对他后来事业上的成就有很大的帮助。

1940年秋冬之交，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细菌战，浙江衢州一带发生了鼠疫，并很快蔓延开来，衢中也有好些同学染上鼠疫，学校只好暂时停课，绝大多数同学回家避灾去了，我们回家路远有困难，只好打了防疫针，暂时住在校里。查良镛班上有几个同学染上鼠疫，他还常去看望染病的同学，后来有一个同学死了，他又去处理后事。后来我们只好分头到同学家里去避难，查良镛也到他同班同学家去避难，直到学校复课，我们才回学校继续读书。

查良镛在衢高读书时，和同班同学王浩然、江文焕结为好友。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日寇从东西两面向衢州进攻，衢中被迫解散。时查良镛已毕业，便和王浩然、朱卿云、江文焕、程正迦等一起转辗逃亡内地，后于1943年在重庆考上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我则和蒋培初、斯伯郎等同学一起流亡到内地四川，后来在四川永州国立十六中读了一学期书后，就考上了同济大学去读书了。查良镛在国立政治大学读书的成绩又是全级第一名，获得了学校的奖励，但因他不满学校的教育方式 ，就离开了学校。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肄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并凭他雄厚的中英文基础，考入了上海大公报社，任国际电讯翻译兼编国际新闻。1948年，他被派到香港大公报社任记者。

查良镛在香港除了在大公报社工作外，还编导电影，并创办了《明报》和《明报月刊》，逐渐成为香港一张颇有社会影响的大报。他写的一些政论文章，笔锋锐利，见解独特，深为中外社会所瞩目。他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及《越女剑》等15部武侠小说，文情并茂，故事新奇，英风侠义，博大精深，在海内外有很多读者，并大多被拍成电影或电视集等，成为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有人把他和梁羽生并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名列“香江四大才子”之首。

1992年初，他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学院讲学前，曾接连寄给我两封信，后来他的秘书又转寄给我一封信，我们保持着同窗的情谊。其一是在1992年1月，行间钤金庸篆字印章一枚：

杭生兄：

平日疏于问候，然时致思念，常盼诸事顺遂，心境愉快，身体安健。

我在香港《明报》之行政工作，已于一九八九年五月《明报》创刊三十周年时交卸，唯仍担任董事长职务，掌握新闻及评论政策。但工作已远较先前轻松，可有较多余暇从事自己所喜爱之写作及学术研究。去年得获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学院St. Antony College及“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分别选为“访问院士”，定一月中旬前往牛津，作为期半年之讲学及研究。

如有通讯，可仍寄经香港明报社，工作同仁能迅速转递。神驰怀想，深感眷念之意，祈请多珍重，愿不日重逢，欢然道故。

弟 良镛 顿首

九二年一月

查良镛是1924年3月出生的，小我一岁，故称我为兄。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一日又接一信：

杭生学兄：

大函敬悉，承兄谬赞，愧不敢当。蒙惠照片，甚感。

吾兄精神矍铄，风采依然，至以为慰。兄在造船工程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弟闻之亦欣喜不已。我们已四十多年未曾晤面，但昔日在碧湖情景，仍历历在目，临风想念故人，仍有温暖之感。如有机缘，自当趋府拜候。

向嫂夫人问好。此请

俪安

弟 查良镛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一日 于新加坡

该信函为信笺打字稿，署名查良镛是他手写。信中文字言语温情，感旧思怀，同学友情，跃然纸上，读来感人。

又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其秘书钟伟民发来一函，意即已经把我致查良镛的信件转发到英国。

查良镛在文革灾难结束后，曾多次访问大陆，并得到胡耀邦、邓小平等的亲切接见。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程中，他被聘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政治体制专题小组负责人之一，对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做了不少工作，并深得国家领导人和广大香港同胞的赞赏。他还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他辞去政协委员职务。

1992年初，他去英国牛津大学，一面讲学，一方面继续学习研究历史，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应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杭州西湖洪春桥畔出资l200万元建造了“云松书舍”，初作为他在杭州读书、休憩之用，后来无偿地送给杭州市政府。1998年4月24日，我到杭州和衢中校友共十一人，蒋培初也从南京赶来，大家一起到云松书舍会面，在书舍里游览了一天。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景色宜人，里面建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一幢房子内摆设着纸砚笔墨和许多藏书，据说是金庸读书写字之所。当时我曾作七律一首，录之如下：

洪春桥畔锁春深，云松书舍觅旧音。

毫笔一枝文采溢，藏书千册侠名钦。

同窗长忆青春乐，翁妪高歌白头吟。

冷雨凉风情愈炽，品茶谈笑故人心。

他在故乡嘉兴也建造了“金庸图书馆”，在杭州曾邀请衢中和联中的老同学到他住处作客，并赠送每人一套武侠小说。他和王浩然常有通讯联系。他在浙大教书时，和我杭初和联初的同班好友楼学礼（也是浙大历史系教授）有时见面叙谈，我可以经常从王浩然、楼学礼两位好友那里知道一些查良镛的消息。他近来寓居香港，因曾患心脏病，动过一次手术，并由他夫人陪同颐养天年。

他写的《越女剑》，是以为吴越相争作为作品背景的，写到了西施和范蠡，我想应是他对诸暨有关的这段历史有所了解而写的。

查大侠，江湖人海茫茫，我们就此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