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与中国外交的选择

作者：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高飞

内容摘要：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国际秩序大变革、国家间关系大调整，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面对大变局，美国采取了逆全球化政策，欧盟、日本采取迂回多边主义政策，俄罗斯主张重构世界规则秩序。与之不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中国要继续加强研究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变局，对外交往中保持务实、自信、低调，全面深化国内改革，顺应“大变局”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适应“大变局”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形式上看，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国际秩序的大变革、国家间关系的大调整，共同推动着世界体系的转型升级。从实质上看，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面对大变局，中国外交保持战略定力，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总体布局，在实践中奋发有为，有力地维护了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成为变局中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对国际形势和未来发展的科学研判和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包含政治、经济、科技发展引发的世界结构性发展趋势的“变局”，也包括由现实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而引发的“乱局”。

第一，权力转移引发国际力量对比的“大变局”。进入21世纪，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掌控世界的能力持续下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其中，中国经济的崛起最为瞩目，从1979年至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超过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8年的约16%。1978年，中国GDP仅相当于美国的6.3%、日本的14.8%，到2018年相当于美国的66.3%、日本的273.6%。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17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8.7%降至57.8%，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则由19.0%上升至38.5%。[1]2018年1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报告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将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进一步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从地理和文化上颠覆了“西方中心论”，改变了1648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西方居于主导、东方趋于从属的态势，世界更加平衡和多元。

第二，科技革命引发国家间竞争形态的“大变局”。技术创新一直是增进财富和福祉的最大驱动力。[3]在科技革新的推动下，人类正在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重大颠覆性技术将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的组织形式和生产链条更具垄断性。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大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投资研发，科技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权重进一步加强，大国间科技竞争日趋激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依托技术优势，主动转出低附加值产业，获取超额利润。1990年97.1%的专利由发达国家申请。2015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46.8%，[4]带动整个发展中国家专利申请总量超过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已经在无人机、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纳米科技、生物医药等方面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果。截至2018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418万人，居世界第一；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3万家，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为1.78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超过58.5%，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列世界第17位。[5]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因科技优势造就的新经济奇迹和竞争优势逐渐减弱。随着科技进入智能时代，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共性是分布式，代表了一种从技术权威垄断到去中心化的转变。有学者认为，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国际政治层面的权威是“共识”，而不再是“强权”。[6]这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一个关乎各国生存和进步的领域却没有任何国际行为标准，美国人因此预言，“下一场战争将在网络空间打响”。[7]

第三，民粹主义引发全球秩序调整的“大变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新文化的同时，也冲击着传统经济模式、侵蚀传统文化、威胁社会稳定。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减少大量传统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已极难创造出足够多的新岗位。[8]这使得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十分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批评美国社会严重分化现象，认为在美国“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9]经济上的挫败使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人和穷人）缺少机会和希望，导致民粹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尽管全球化使资本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但也使一些国家取得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则滑向“边缘”地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显现，甚至加剧国内治理失灵，民族主义泛滥，出现“脆弱国家”和“失败国家”。这种情势不仅会导致西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自由国际秩序”陷入困境，也可能使国际秩序进入一个再全球化、再意识形态化、再国家化的“逆周期”状态。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将加速这一进程。

第四，逆全球化引发全球治理结构的“大变局”。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客观上要求不断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国际金融领域，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结束以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国际金融领域原有的制度安排已难以适应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亟需进行改革。2010年4月，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新一阶段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57%，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同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通过改革方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份额有所提升。然而，由于担心改革后新兴市场获得更大话语权，美国国会直到2015年才通过改革法案。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开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谈判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前全面结束。然而，各成员不仅至今未达成一致，甚至世界贸易组织本身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国际安全领域，“9·11”事件以后，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国际安全的严峻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拓展自己的利益，导致世界面临“越反越恐”的局面。[10]2010年底，中东地区爆发了“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权更迭，也门、叙利亚发生内战；随后“伊斯兰国”借地区混乱崛起，沙特阿拉伯等国深陷也门内战，叙利亚战火持续，“阿拉伯之春”已经成为“阿拉伯之冬”。在大国关系上，美国固守冷战思维，把俄罗斯和中国设定为假想敌，通过北约东扩、制造“颜色革命”、发动“贸易战”使大国博弈不断升温。

当今的世界变局是体系性变局，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都有所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传统西方大国的经济统治力下降，国家之间、国内社会阶层之间财富分配不平衡，引发严重的社会焦虑。贸易战在美墨、美加、美土、美欧、美中、韩日等经济体之间依次展开，围绕耶路撒冷地位的阿以冲突不断升级，美国与伊朗矛盾重启并成为焦点。伴随新技术的发展，“外交政策不再是塑造未来的实践，有成为国内政治一部分的危险。如果大国都在本国内以这种方式推行政策，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关系将遭到相应的扭曲。交换看法很可能变成固化分歧，政治家风范变成装腔作势。随着外交变成迎合激情的态势，寻求均衡有可能变成试探极限”。[11]政治领域各国矛盾激化，集中体现在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与国际关系的失序。冷战的结束，表面上看促成了美国独霸天下，但实际上大大增加了美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12]此间，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全球化席卷世界，权力全球范围转移，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国际格局出现大幅调整。尽管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但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社会对国际大格局的表述和定义尚未完全形成共识，[13]“一超多强”的“后冷战时代”成为描述冷战后世界最流行的用语。

二、大变局中主要国家的政策取向

国际秩序是一套长久性的规则，它们在国际体系中限制行为、创造期望和指明角色。[14]“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世界主要大国对全球事务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地区热点升温、大国博弈加剧带来的全球失序，世界各主要国家采取何种政策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

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面对日益增大的国际压力，美国逐步走上逆全球化道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是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从2008年到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600多项歧视性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90项。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坚持“美国优先”，四处挥舞保护主义大棒，全球贸易摩擦骤然升温。二是推行规则修正主义。自2017年1月以来，美国已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等国际组织和条约，威胁退出北约、《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世界贸易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联合国等，按照美国的要求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进行重新谈判，美国的“退群”行动使国际秩序进入了更加混乱和多变的时代。三是呈现政治孤立主义。近年来，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再度涌起，强调减少国际义务，放弃扮演“世界警察”，专注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美国减少国际干预，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构建提供更多可能性。但与美国不负责任的干预一样，美国不负责任的收缩也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地区冲突升级、恐怖主义蔓延等问题，给世界带来新的威胁。有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长期失败所导致的实力衰落、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乃现存国际秩序垮塌的主因，但占主流地位的国际自由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原因是特朗普正在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摧毁现代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支柱——国际同盟体系。[15]

欧盟、日本等迂回维护多边主义的政策。欧盟重视多边经贸合作，日本是以贸易立国的国家，二者对国际贸易摩擦极为敏感。欧盟认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只能让全球其他地区团结，共同开放市场。然而，囿于英国脱欧、非法移民等问题，欧盟总体处于弱势地位，对中美贸易战采取“围观”态度。日本也对美国的做法不满，但因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严重依赖美国，只好采取迂回政策，推动自身主导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19年《通商白皮书》中对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表达了忧虑。白皮书援引世界贸易组织的估算称，主要国家新采取的提高关税等进口限制措施所涉及的贸易额，在2018年5月至10月超过50万亿日元（约合4600亿美元），环比增长了约5倍。尤其是二十国集团（G20）进口限制的贸易额，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约为740亿美元，但2018年5月至10月增长至约4810亿美元，增加了约5倍。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进口钢铁加征了25%的关税。日本担心，“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多边贸易体系可能会陷入瘫痪”。[16]2018年12月，由日本主导、其他10国参与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日本对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智利等国家的进口农产品下调关税并放松配额限制。2019年2月，日本和欧盟签署的《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根据协定，欧盟将取消99%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日本将取消94%欧盟进口商品的关税，包括82%针对农产品和水产品的关税，这将惠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荷兰的农户——美国农业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俄罗斯重构世界规则秩序的主张。俄罗斯认为，当今的国际秩序出现了严重问题，本质上看，西方自由主义主导的发展模式谋求全球主导地位，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一模式的深层次问题。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霍洛德科夫认为，“美国在传播高新技术和转让知识产权问题上采取限制措施”“全球共同的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市场愈发分崩离析”。对于世界贸易体系崩溃，他希望“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孕育出新贸易体系的萌芽”“围绕中国形成强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按照新规则进行贸易”。[17]俄罗斯国家杜马前副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认为，联合国效率低下，现有机制亟需中俄等大国推动升级。[18]面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等挑战，俄罗斯积极推动俄中两国军事合作，以此来“试探亚太地区力量的反应”。[19]

三、大变局中的中国担当

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同志从人类历史进程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高度，精辟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提出契合国际社会期待、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中国方案，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引领。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功主要在于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互联互通，“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相辅相成。[20]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中国民族经济越来越外向化和国际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日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的重要外部力量。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和互动，促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通和融合[21]。当前，中国自身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习近平同志因此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当代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周期。世界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矛盾冲突的发生有其必然性。看清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参与和主动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展现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第一，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纵观世界历史，自15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大国的现代化主要是通过海外殖民、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来实现的。与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是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中国明确提出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决不会走历史上大国依靠侵略和扩张实现崛起的老路，而是致力于探索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新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是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庄严宣示。

中国在坚持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还积极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国积极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安全体系。目前，中国在联合国常规预算经费中的分摊比例为12.01%，在联合国维和预算经费中的分摊比例为15.22%，均为第二大出资国。中国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队已先后参加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4万余人次，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人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军队共有2500余名官兵在联合国7个任务区和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参与维和行动近30年来，中国为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加快有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军事顾问罗伊特中将高度评价了中国国家和军队为联合国维和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对世界的责任感”。[22]

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坚持劝和促谈，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有力维护了世界的和平稳定。近年来，中国在朝核、伊核、叙利亚、阿富汗、中东等热点问题解决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中方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对话协商解决半岛核问题，与有关各方一道，持续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为早日实现半岛持久和平作出努力和贡献；在伊朗核问题上，中方主张所有各方从长远和大局出发，坚持政治外交解决方向，妥善管控分歧，共同维护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尽快回到继续执行全面协议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叙利亚问题上，中方主张叙利亚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应当得到维护和尊重，叙利亚的未来应该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在阿富汗问题上，中方积极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包容性政治和解进程；在中东问题上，中方衷心希望中东尽快恢复和平稳定，通过政治途径找到符合地区实际、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维护当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联合国主渠道作用，尊重地区国家的正当诉求。中国从理念到行动都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贸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占全球出口、进口的份额分别是12.8%、10.8%，在全球经济总体低迷的情况下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稳定器”。在减贫方面，联合国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2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肯尼思·康称，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40%。[25]在周边地区，中国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全面有效执行《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行动计划（2016—2020）》，推进“南海行为准则”协商谈判，与东盟的互利合作取得新进展。中国和印度坦诚对话，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不断深入，中国的南亚“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在中亚，中国同所有中亚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导的对接合作得到积极落实。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的理念，加强同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互访，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战略和人文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2018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042亿美元，同比增长20%，中国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非洲设立的各类企业超过3700家，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60亿美元。在新兴合作领域，中国金融机构已在非洲设立了十多家分行，南非等8国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中国还与赞比亚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与摩洛哥等4国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26]中国企业在赞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七个工业园区，大大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样，中国也是南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据商务部统计，2018年，中国与当时8个建交太平洋岛国的贸易额达43.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中国对岛国直接投资从2013年底的9亿美元增至45.3亿美元，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额达150.1亿美元，累计为这些国家创造约1.5万个就业岗位。[27]

2019年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达195210亿元（折合约27659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同期26998亿美元的零售总额，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伴随自贸区改革和进口博览会制度的推进，中国市场正在成为带动世界发展的新动力。“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边，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28]

第三，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中国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通过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多场重要国际会议，中国有力展示了大国形象，为解决世界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升。同时，新时代的中国外交也在努力打造多层次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铺就国际合作的路径。目前，中国已经同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全球“朋友圈”不断扩展。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29]中国不谋求在现有全球治理体制外建立对抗性或替代性国际机制，不谋求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要对现有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革完善。中国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强调重大问题应由各国协商解决，努力实现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治理。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2017年2月，欧盟贸易执委玛姆斯托姆表示，欧盟准备同中国一道对抗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世界上的其他人想利用贸易作为一种武器，我却想用它作为一种补品，一种繁荣和进步的关键要素”。[30]2018年7月，李克强总理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发表《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坚定致力于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推动更加开放、平衡、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31]2019年3月和11月，中法两国领导人在互访中重申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2019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5个成员国宣布，文本谈判已经全部结束，市场准入谈判已经实质性结束。在美国“断网”“退群”的同时，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正在越织越大。

四、中国与世界在大变局中共同成长

百年大变局中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如何“化危为机”，实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为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使未来的世界秩序更加公正合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国际关系发展态势的价值选择。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解决自身问题和履行国际责任的主要路径。

第一，在“大变局”中全面深化国内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面对复杂形势，最根本的还是要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32]要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预防、管控和应对各种外部风险入手，不断深化国内改革。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给中国带来的“变轨”超车机遇，重塑产业分工格局，实现产业结构的跃升。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多层次国内市场引领全球数字化发展，通过推动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位置，使中国经济实现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的发展。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第二，顺应“大变局”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当前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综合国力的增长为其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创造了条件。我们需要通过高超的战略谋划，充分运用自身的优势，科学制定应对危机的方略，寻找历史共识和现实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减少摩擦、增进互信、加强互利，化解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问题和管控领土矛盾。我们需要巩固和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定中欧多边对话与合作，管控分歧，避免中美经贸摩擦扩大为中美全面对抗。我们应通过强调多边主义占领道义制高点，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实现转危为机，从而维护、延长并且积极塑造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第三，适应“大变局”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在不断提高。中国正在从全球治理中的“参与者”成长为“建设者”。中国将坚持包容互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下，谋定而后动，致力于国际体系的建设性改革。在增强自身制度性权力的同时，努力成为新世纪全球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创新者、共同利益体系的创造者、共同责任体系的探索者。

总体上看，百年大变局中各种不确定性依然突出，世界政治领域的权力转移，经济领域的“发展模式转变”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冲击将会持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外交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中国的“话语权”变得越来越强，“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要加强研究大变局，对外交往中保持务实、自信、低调，顺应国际格局演变的大势，积极倡导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使中国最终成为“大变局”“新变局”的受益者，与世界共同成长。

注释：

[1] 数据来源：https://unctadstat.unctad.org。（上网时间：2019年8月10日）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经济日报》2018年12月20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812/20/t20181220_31073415.shtml。（上网时间：2019年9月1日）

[3] [德]克劳斯·施瓦布、[澳]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李菁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7页。

[4] 胡鞍钢：“牢牢把握并主动创造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8页。

[5] 陈炜伟：“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政府网，2019年7月23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7/23/content_5413519.htm。（上网时间：2019年10月2日）

[6] 赵磊：“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9年第3期，第116页。

[7] Rex Hughes, “A Treaty for Cyberspa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2, 2010, pp.523-541.

[8]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第11页。

[9] Joseph E. Stiglitz, “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May 2011, 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上网时间: 2017年2月5日）

[10] 高飞：“‘逆全球化’现象与中国的外交应对”，《国际论坛》2017年第6期，第51页。

[11]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470-471页。

[12] 郑永年：《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13] 杨洁勉：“当前国际大格局的变化、影响和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第1页。

[14] [日]星野昭吉编著：《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刘小林、王乐理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420页。

[15] Fareed Zakaria, “The Self-destruction of American Power: Washington Squandered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4, 2019.

[16] “日本发布白皮书对贸易保护主义敲响警钟”，参考消息网，2019年6月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5571579187504543&wfr=spider&for=pc。（上网时间：2019年10月25日）

[17] Андрей Петров, “Новые правила мировой торговли станут ответом РФ и Китая на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ую политику США,” 07 Июня 2019, https://rueconomics.ru/395717-novye-pravila-mirovoi-torgovli-stanut-otvetom-rf-i-kitaya-na-razrushitelnuyu-politiku-ssha.（上网时间：2019年8月12日）

[18] “卢金：当世界越来越乱，中美俄‘三角关系’平衡才能促进稳定和谐”，浙江网，2019年10月14日，http://www.zjw3.com/wap/79712-1.html。（上网时间：2019年10月25日）

[19] Михаил Коростиков, “Пять самолетов — три мнения：Южная Корея, Япония и Россия обвиня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во вторжении, неуважении и хулиганстве,” 24 Июля 2019,https://www.kommersant.ru/doc/4040255.（上网时间：2019年8月12日）

[20] 高飞：“转型中的中国国家定位与国际责任体系”，《国际观察》2013年第5期，第37页。

[21]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61-162页。

[22] 罗铮：“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发挥关键作用”，国防部网站，2019年6月28日，http://www.mod.gov.cn/action/2019-06/28/content_4844653.htm。（上网时间：2019年8月12日）

[23] 常红、张志达：“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 ‘中国奇迹’普惠世界”，人民网，2015年10月1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1016/c1002-27703507.html。（上网时间：2018年5月12日）

[24] 李浩燃：“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人民网，2019年5月30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9/0530/c1003-31109664.html。（上网时间：2019年10月20日）

[25] “专访IMF亚太部副主任：亚太对全球增长贡献率超70%，中国正向更可持续增长模式过渡”，新浪网，2019年10月18日，http://news.sina.com.cn/o/2019-10-18/doc-iicezzrr3205577.shtml。（上网时间：2019年10月20日）

[26] “中国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经济日报》2019年6月5日，第8版。

[27]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中新网，2019年10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9/10-23/8987248.shtml。（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5日）

[28] “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的演讲”，新华网，2015年11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7/c_1117071978.htm。（上网时间：2019年10月20日）

[29]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6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28/c_1111364206.htm。（上网时间：2019年10月20日）

[30] “欧盟：支持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新华网，2017年2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2/14/c_129479325.htm。（上网时间：2019年10月20日）

[31] “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新华网，2018年7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7/16/c_1123133778.htm。（上网时间：2019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