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清，出国就像是一种本能！我们这一去，不知道啥时候可以回来

其实，与那些落后地区的居民整村出外讨生活并没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或许是，我们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原创：陈齐云

在我的家乡福建福清，户籍人口约135万，有接近一半的人在国外。

在老一辈福清人的眼里，出国赚钱的孩子，总要被人高看一眼。从前，当地人管从海外归来的人称为“番客”，而现在，“番客”则成了“有钱人”的代名词——不管在国外是收废品还是刷盘子，回来的都是“番客”，该盖房子的盖房子，该讨媳妇的讨媳妇。

我也算是番客。

2007年，我前往澳洲留学，第一份工作是在华人餐馆烤羊肉串，工资每小时6澳币，比当时澳洲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小时10澳币还要低上很多。为了让我出国，家里前前后后花了20多万，父母为我借来的钱是要还的，所以我只能又找了一份给水果店理货的工作。要考雅思、要上学，加上打两份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两年。

2010年，我把家里的债还清了，也拿到澳洲身份，专心在一家超市工作，工资变成了一天200澳币。在我的担保下，哥哥和表妹都来了，后来旅游工作签证开放，两个表弟也辞掉工作来澳发展。

2012年，建筑行业大火，我又改了行。到2017年，工资已从一天120澳币涨到400澳币了。

这一年年底，我带着自己的全部存款10万人民币回了国——我讨厌澳洲一成不变的生活，想要完成自己儿时的梦想，当一个作家。

在家乡所有人眼里，我是属于“在金山面前临阵脱逃的”，受到非议自然是无法避免的事，也有等着看笑话的。

那时，我安慰自己：在农村，这么多钱总可以体面地活上一两年吧。可人算不如天算，今年5月，我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田融融，想着今年就结婚。所以，这点写作基金在恋爱的开销下捉襟见肘，而且，我还必须要面对结婚的庞大花销——聘礼、酒席、房子。

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是接受嘲讽，回澳洲继续在工地上打工，还是咬着牙坚持看不到什么希望的写作生涯。和许多人所面对的一样，理想与现实，像两匹分道扬镳的骏马，终于在我面前泾渭分明起来。

男人这辈子就两件事：起大厝，讨媳妇

那天，我和田融融从那栋5层别墅里出来的时候，福清刚下过一场大雨。

这距离她离开福建返回故乡四川，还有一天的时间。在认识我之前，她从未听过这个叫做福清的地方，在她的观念里，出国留学回来的人非富即贵。直至好久之后，她说自己都没法将那个矮小黝黑、青筋暴起的男人和这座别墅联系起来。

别墅是我姑丈2015年建好的，据说花了近100万。姑丈在市里的小区做电工，一个月能挣2000块左右，绝大部分建别墅的钱，都是他大儿子鹏成和二儿子鹏生借着留学的名义在外打工攒下来的。

在这个别墅林立的沿海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在国外，他们用各种手段越过大洋，到另一个国家谋生，幸运的拿到居留证留在那里，不幸的就变成黑民，躲避警察和移民局，等到所有青春耗尽，再带着在异国出生的孩子和兑出来的人民币，回到故土。

“这哪里像一个村庄。”田融融看着狭窄的村庄小路旁一座座极不协调的别墅，“我终于理解了你当时说的那些压力了。”

我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我家那座饱含着两代人心血的别墅——它在两年前刚盖好，4层。那一年，我和哥哥将在澳洲工作的所有积蓄全部寄回国内，每人大约45万，加上父母的积蓄，最终耗资120万，盖起了这座别墅。

福清人对于在出生地建造一座别墅有一种执念，不管人在哪里生活，在家乡要是没有房子，尊严就无从谈起。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男人这辈子就两件事：起大厝，讨媳妇。“你要是没有房子，没有女人愿意嫁的”。

第一次带田融融回家的那天，也是下着雨。我妈听到车子停在门口的声音，拿着我哥哥结婚时接新娘用的红伞，在田融融的头上打开，夹在伞里的礼炮的余屑落了她一头。

事后田融融问我，这是不是风俗，我说不是。但我想，我妈等这一天，应该等了很多年。我今年33岁，她在我这个年纪，我哥已经12岁了。

田融融临走前的夜里，我妈拿了一袋子礼物上来，要她带回去给亲戚朋友，里面有澳洲的绵羊油和木瓜膏，英国的香水，新加坡和日本的药，以及阿根廷的橄榄油——绵羊油和木瓜膏是我和哥哥从澳洲寄给她的，香水是姑丈的大儿子鹏成寄回来的，新加坡和日本的药是她的朋友送的，阿根廷橄榄油是我堂姐去年给的。

田融融讶异不已。但其实，这与那些落后地区的居民整村出外讨生活并没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或许是，我们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回来做什么？你说你回来能做什么？

“林文镜死了。”我把水烧开，倒进茶碗，“也就是昨天的事。”

姑丈把茶盏往这头推了推，在此之前，他仔细询问了田融融的动向——她已经返回四川了，昨天从成都回到西昌，今天要赶往凉山的美姑县，她家人开了一个广告店，叫她回去帮忙。

“没有了，都没有了，这批人死得差不多了。”姑丈说的，是我爷爷那一批下南洋的人，其中的翘楚就是林绍良和林文镜。他们在晚年荣归故里，兴建公路、桥梁、学校和医院，并以各自父亲的名字命名。我就读的学校就叫元载中学，那时林绍良来学校参观，我们就穿着白色的衬衫和黑色的西裤，脸上涂上胭脂，拿着塑料假花列队欢迎。

印象中，这位前印尼首富是个满面红光的慈祥老头，步履缓慢地夹在陪同的人员里往前走，也许他不曾想过，在这些列队的孩子里，会有多少人跟在他的身后，越过大洋，到另一个陌生的国度不情愿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他们那时候偷渡，真是命搏命，去日本，货轮里藏几百人，一两个月不见阳光，死的丢海里，活的继续走，到码头，缆绳一挂，一人一条白毛巾搭着滑下去。去阿根廷，去英国法国，穿过边境时，就躲着那些兵的子弹跑。现在啊，一张机票就到了。”姑丈说这些话似有所指。我知道他在提醒我，要珍惜得来不易的绿卡，别一时头脑发热，葬送了大好前程。

“巧燕高考考得怎么样？”我岔开话题，问道。

巧燕是我堂哥的孩子，我的侄女。堂哥这些年一直在做留学中介，去年7月，全市打击黑中介，被人在办公室摁住。被拖累的，还有在那里打工的姑丈的三儿子鹏强。今年6月，两个人的判决书都下来了，堂哥因伪造材料谋取利益获刑4年，鹏强作为从犯缓刑3年。宣判的时候姑丈去法院旁听，律师是从堂哥的动机为他辩护的：“出国向来是福清人民就业的一大方向。”

“听说考的不好，她要是没说，我们就不要问。”

“有没有说以后要怎么安排？”我问。

“还能怎么样？出国呗。”姑丈答道。

眼下，出国的形势似乎也不太好，特别是像巧燕这样高中毕业就出去的孩子。

阿根廷的汇率前段时间跌得太厉害，开超市的那群人叫苦连天。治安也不太好，巧燕的大姑姑、也就是我堂姐一打电话回来就抱怨：“无所事事的西人（泛指外国人）拿着枪来要钱，多多少少都要给一点……人也不好请，华人不多，西人不肯出力干活。”

至于澳大利亚，要是男孩去倒还好，工地的杂工1小时也有十几澳币，肯吃苦肯学，两三年就能成大工，工资就有35澳币左右，节俭一点还能剩不少钱。可女生的话，最多的是餐馆的服务员，工资很少有超过20澳币的，还得能吃苦、脾气好。听说前段时间有做旅游签证去澳洲的，一个人20多万，一个团60个人去，一个都没回来。澳洲政府急了，狠狠抓了好一阵子。

日本要是肯吃苦，也是找得到工作的，但就是工作时间长，经常要两班三班倒；南非没有亲人，也不敢试，有朋友回来说，洗澡很不方便，也乱。

欧洲基本没戏，朋友前段时间刚从瑞士回来，办的也是旅游签证，活儿少，工资也不算高，没收入就不敢花钱，每天老干妈就馒头；英国工资也不高，汇率也跌，鹏成到现在每月也就拿1万多人民币，上次打电话说想回来，姑丈劝他暂时不要回来——他是黑民，机票只能买单程，回来能做什么？国内工资一个月才两三千，倒不如再在那里待一阵子。可是家里的大人又担心，年龄那么大了，再不回来讨媳妇，估计以后就更难了。

“你什么时候去四川？”姑丈问我。

“7月7号，还剩3天。”

“从长乐机场过去要多久？”

“我没买机票，想试试绿皮火车，要38个小时。”

姑丈想说些什么，却明显欲言又止了，也许在老一辈眼里，我这种行为真是不可理喻。

“今年打算结婚吗？”

“打算是打算，不知道那头同意不同意。”

“礼金，酒席，聘礼，怎么说也得二三十万，不容易啊。”姑丈压低声音，“有没有后悔，从澳洲跑回国写东西？”

“没后悔。”我笑起来，给自己添满茶。

“还没后悔啊！等你要用钱的时候，估计就该后悔了。”

我不说话。

姑丈看出我脸色的变化，讪讪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做人不要后悔才好。”

他把余下的茶喝掉，站起来要走，我送他到楼下，临出门前，他又递了一根烟：“你说林文镜死了，是从哪里看到的？”

留在家乡打工，总有人说你“没本事”

不规律作息导致的失眠，在世界杯期间更为剧烈，田融融一回四川，我的生物钟就以每天延后1小时的趋势往天亮的方向推移，她总在提醒我休息。

再过一天，就要去四川了，田融融临走前交代我，一定要去医院把布满烟垢的牙齿洗洗，好给她父母留下一个好印象。

出门沿着老街，很快就经过了祖屋——这是我曾祖父下南洋的时候建的，现在早就没有人居住了。数百年前，他将整个人生砸进陌生的国土，忍受寂寞和思念，在老年时期回来，带着一条残腿和一整个包袱的金条。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在这里长大，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出国赚钱起大厝的想法，像扩散的白细胞一样，钻进人们的血液。

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姑丈家，按习俗，父母住一层，在英国的大儿子鹏成住第二层，在澳大利亚的二儿子鹏生住第三层，和我堂哥一起被判刑的鹏强住第四层。

这里的建筑几乎只有两种：建于一百多年前的土夯的祖屋，受徽派建筑影响，红墙青瓦；另一种则是新建的别墅式样的楼房，少则四五层，多则七八层，就孤零零地建在那里，门口坐着一对看家的老人。

镇上几乎看不到什么年轻人，在这里，留在家乡打工的人，都被认为“没本事”。而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宁愿在外租房子，也要倾尽全力，甚至不惜借钱在老家盖一座别墅，这是面子。在这个南方小镇，面子大过一切。至于里子，谁在乎呢？

从村里穿出来，走在县道上，在镇子的环岛边上，是我同学刘斌的家。刘斌在我高中的时候辍学去法国，先坐飞机到邻国，再沿着国境线，被边境的士兵在后面开枪追着，玩命地跑。

蛇头怕这些人反抗，一天只给一个面包一瓶水，还不让他们打电话回家。一群人边走边等机会，整整奔波了一年，才终于进了法国，打电话回家报平安，她妈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就嚎啕大哭起来——她以为自己的孩子早就没了。

据说刘斌现在黑在了法国，娶了个媳妇，跟他妈妈矛盾很深，很多年不回来了——到头来，他妈妈的孩子还是没了。

再往前走，我终于找到了那家牙医诊所，出国前，我曾来这里拔过牙，以前诊所里的老头子是四里八乡有名的牙医，现在诊所里是个小年轻，听我妈说，老头子死了，他的儿子接过诊所和仪器，就像所有的传承一样。

镊子在嘴里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想，只剩一天，我就要踏上从未踏过的旅途，那个衰老的绿皮火车会带给我什么样的风景我不得而知，但在中国的西南，有我未来的妻子——我坚信这一点。

我跟田融融是在回国后的一个写作群里的认识的，那是5月的事情。“好像一整个春天的花蕾都在那一刻绽放，又好像二十只毛茸茸的小奶猫同时瘫成一片等待抚摸。”田融融这样形容我们的相遇。

我们很快就陷入爱河。她那时候刚好辞职，我们约定在厦门见面，一起相处了8天之后，6月1日，我带她回到我福清的家。

你所厌恶的，恰好是你的救命稻草

弄完牙齿回家，我正在收拾明天要带的行李，田融融发了微信：“我跟你商量件事。”

这语气让我预感不详，放下东西，走到楼上，那头又发来：“你能不能过一阵子再来？”

我打电话过去，响了四五声，田融融才接了起来。

“怎么忽然变卦了？我都在整理行李了。”

“家里有点忙，我怕你来会影响到我的工作，还有他们也怕招呼不周……”

“他们是怕我把你带走吧？”我打断她的话——田融融给我说，她这次回美姑，着实被那里的环境吓了一跳——县城是全国贫困县，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又脏又乱，小得就像一个村庄。她想走，但亲戚苦口婆心地劝，我们之前的计划就是，先去见见她的父母，再好好跟他们说说。

“你别这样。再等一个月，好吧，就一个月。”

“这么正式的场合，怎么就改了，而且还改得这么突然？”

“你等下打给我，他们叫我了。”

田融融挂了电话，我妈就上来了，看我行李收到一半，问：“怎么不收了？”

“那边说，再等一个月。”

我妈当即就暴躁起来，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当初就说别让她回去工作，现在好了吧，他们把她栓在那里了，哪里有请不到的人啊，非要这么远请她回去。我当时就跟你讲了，肯定是先骗她回去，然后现在啊，都不知道施的什么计。”

“你别说了！”我吼起来。

妈妈叨叨着下楼了。

我点了一根烟，站在阳台的洗衣池边上。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田融融又打电话过来，听语气，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我静了一下，告诉田融融：“你别怕，我可以养你，我还剩3万块钱，可能到9月10月我可以拿到两三万的稿费。如果你真的不喜欢那边，不要考虑钱的事，我可以养你的，省着点过日子，总不至于熬不出来。你也别怕没有事情做，你要是不想写也没事，我还有很多稿子，你可以帮着我看看，网上有很多投稿的地方，稿费都挺好的，你就帮我投。如果我写出来了，我们就留在成都或者福建，如果我没写出来，你要是愿意，我们就一起出国，悉尼至少比凉山环境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问：“澳洲一年能赚多少钱？”

“我们这样的，在建筑工地做弹线，或者大工，一个小时40澳币，一周大概2000左右，一年干满，差不多40万到50万吧。女生的话，一般的工作在十几块澳币肯定有，一个月一两万吧，你放心，只要你到那边，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为你安排好的。”

田融融似乎在考虑。

我想起她上次跟她妈视频，先是告诉她我在国内写作，她妈妈脸色一下子变了。后来又说我之前是在澳大利亚工作，每天收入人民币近2千，她妈马上就问，能不能带她的弟弟出去。

过了一会儿，田融融压低声音说：“我考虑一下，你说的出国。”

我站在窗台边，身后是整理到一半的行李，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田融融劝我，先把票退了，她跟那边再商量一下，看看什么时候适合我过去。我重新回想，发现田融融的确是对出国更有兴趣——这真是讽刺，起初你所厌恶的、只为活着而活着的生活，在你需要的时候，就忽然成了你的救命稻草。

眼下，绿卡就是我的救命稻草。

晚上刚过了9点，村庄就没有什么人走动了。

夏天的晚风最适合乘凉，一对一对刚过半百就早早退休的老人，在装修精致、立着石柱子的院子口摇着蒲扇，院子里幽幽的光，照着旁边数百年前古旧建筑飞檐的轮廓。

这种视觉上的违和似乎也印证着这片土地上怪相：孩子读大学，大多都是因为出国容易。他们忘掉所学的知识，从一架一架的飞机上下来，投身进入异国的工地、餐馆和小超市。而数年之后，他们因为没有合法居留被遣返的时候，那些在异国的籍籍无名，就全都变成了光宗耀祖的资本。

因为买的是绿皮火车，要去始发站拿到车票才能退，我不得不去一次福州。

到车站退了钱，只买到了晚上7点回福清的票。我坐在进站口的角落，问田融融：“我什么时候再去？”她没有回我，也许是没看到信息，也许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电话忽然响了，是巧燕的妈妈，问我一大堆澳大利亚出国的情况。

我忽然回想起姑丈那天离开我家时，又一次问我：“林文镜是不是真的死了？”我说是的，他死了。可是现在回想，林文镜哪里会死？他以另一种形式活在所有福清的孩子身上，将生的、已生的，只要你在这个地方，身上或多或少会有那个东西，它平时隐蔽起来，或者只是在你的耳边嗡嗡鸣响。

而当你走投无路或者无所事事的时候，年老的总是会说：“出国去吧。”多少年来，这句话带动着家乡的经济，多少也毁掉许多年轻人的青春。

我现在才明白，外国钱也不好赚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田融融做的第一个设计单子上，一个彝族学校需要设计校徽，校长只要结果，也不给方案，田融融设计出一个，校长就推翻一个，她感觉很受挫，也完全没法交流。

另一个原因也许更为关键，美姑县的环境确实让田融融很难适应，落后、肮脏，几乎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交通极其不便，包裹能送达的快递公司寥寥无几。她问了好几个朋友，大家都劝她赶快离开。

终于，这个从未忤逆过家庭的女孩决定反抗一次，过程当然并不顺利——那个地方能招到设计师的概率极低，他们自然不愿意放走这个亲戚。

田融融还是定下了离开的时间，我几乎没有犹豫地定了去成都的票——这一次，我选了4个小时就可以到的飞机，绿皮火车窗外的风景，下次吧。

7月12号，出行的前一天，我的朋友陈俊明过来看我，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赚不到钱就从国外回来的人。一年前，陈俊明和他的妻子花了12万，以旅游的名义去瑞士，合法居留只有3个月时间，他去了快一年才回来，妻子还留在那边。

我们坐在大厅泡茶来喝，陈俊明把整个后背贴在红木沙发上，全身瘫下来，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地解掉工作一整天的困乏——眼下，他在隔壁镇的一家玻璃厂做临时工，一天工作14个小时，170块钱。喝下一口茶，他转过头说：“我现在才晓得，你以前说的，外国钱也不好赚。”

“日子还长，赚钱也不急着一时。”我宽慰道。

陈俊明刚到瑞士时，暂住在一个远房亲戚那里，之前说好的工作试了一两天之后，就不要他再来了。他们两口子住了几天，情面上过不去，就搬到郊区的一个仅有10平方米的住屋。他的妻子先是在餐馆洗碗，没做多久就因为手慢被辞退。陈俊明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能搬家的干两天、清洁的做两天，没有稳定收入，什么钱都不敢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才终于在一个饭馆里安下脚。

干了十来天，一个繁忙的周六，执码（配菜工）没有来，陈俊明临时顶上。由于没有配菜的经验，一时手忙脚乱。大厨忙不过来，大骂：“你这蠢猪怎么这么蠢！”陈俊明应了一句：“这是我第一次做执码！”

就这样，他唯一的一份稳定工作也没有了。

陈俊明佝偻着腰，端起茶送到嘴边，并没有喝：“要是我能去你那边就好了，至少不用受这份气。帮我再问问澳洲那边有什么门路吧。”

“我有两个表弟是做旅游工作签证，需要雅思和本科毕业证书。很划算，过去就花了不到2万块，但你考不了英语，也没毕业证书。做旅游的话，这段时间好像没有什么人愿意做。”我说，“刚开始去的时候，谁都是苦的。我最苦的那阵子，没比你轻松。”

“至少不用为工作发愁吧。”

“那倒是，工作的事不用太担心。”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澳洲？”

“过阵子吧，先把这边的事弄弄清楚。”

只要旧路返回，就能安全上岸

飞机是晚上8点，天空又下着雨。

田融融剪短头发去机场接我，成都也刚下过雨，天还不至于热，到酒店刚放下行李，田融融就告诉我，她的父母知道我劝她从小姨那儿离开，暴跳如雷，现在已经下了死命令——不准她再去福建，也不准我来成都。也说到了出国的事，他们觉得太远，想见也见不到，想去也去不了，受了委屈，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之前还问我弟弟能不能去那边干活，现在又忽然变卦了。”田融融埋怨道。

我理解这种担忧，从他们那个村到县上火车站要两三个小时，火车站到成都七八个小时，成都到悉尼又要十几个小时。也许数百年前，那些看着子女登上船离开家乡的福清人也有这样的担忧，那时候能交流的只有书信，一去一回，半辈子就过去了。

不像川府自古富饶，福建多丘陵、耕地少，在红薯和玉米传进中国之前，经常有人饿死——也许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不要命地往外跑的根本原因——在死亡面前，背井离乡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田融融的姐姐也在成都，在家里说话也算有分量，我们决定先见见她。那天晚上8点多，我们吃完饭，田融融去洗碗，她姐姐就问我：“我听人说，写作的收入很不稳定。”

“我只是回来试一年，如果不行，今年11月份就会重新回澳大利亚。”

“你在澳大利亚做什么？”

“做建筑。”

“你是学这个的？”

“不，我学的是工商管理。”

“那你去的话，融融可以一起去的吗？”

“如果结婚证办好了，就可以一起申请。”

姐姐似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在接下来的交流里，我们聊狗、聊食物、聊疫苗事件。晚上10点，姐姐打电话给田融融：“跟家里商量好了，他们不再反对了，婚礼要是可以，下半年就办了，礼金就随那边的，15万。”

在姐姐提礼金之前，我就已经给自己算过账了。我带来成都的2万块，1万给了田融融，用来支付房租和押金，1万买零零碎碎的生活用品，已经剩下不到5千。

就算也有稿费，田融融还是担忧，害怕两个人赚的钱不够维持生活的费用。我宽慰她：要是实在不行，我们可以一起去国外，赚一年回来，够花两三年了。

我很清楚，现在，去澳大利亚赚钱已经不是救命稻草了，它像一个涉水者转头就可以见到的岛屿，只要沿着旧路返回，就能安全上岸。而如今的我，又有什么立场去憎恨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呢？田融融说，从成都到越西县，需要坐绿皮火车，那里有许多山，铁路就穿山而过。现在这段时光，就是我的“绿皮火车”在穿越幽暗的隧道。

家里人时不时地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回澳洲。

巧燕没考上本科，她母亲希望她学一门手艺，再去澳洲；我建议她先报一个专科，等3年之后再打算出国的事，或者复读，再给自己一个机会。巧燕说，她想学习美甲，一个同学在悉尼的美甲店工作，一周800澳币；我的姨丈和阿姨前阵子拿着澳洲的探亲签证去了那里，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姨丈给我打电话，要我帮忙留意工作的事，挂了电话，他给我发来几张澳洲天空的照片，问我：“想不想悉尼？”

我们在机场旁边租了一处便宜的小房子，每夜都有飞机呼啸的声音。

一天夜里，田融融快睡着了，还迷迷糊糊地说：“也许这架飞机是去悉尼的。”

也许这个声音，在她的心里也是一声召唤。

（编者注：林文镜，1928年3月 - 2018年7月2日，福建融侨集团的缔造者，印尼“林氏集团”两大股东之一，该集团拥有世界最大的水泥厂和面粉厂。）

编辑：沈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