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下滑的罪魁祸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1970年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就一直处于下滑态势。

在2014年 提倡的“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动下也没能力挽狂澜，截止到2018年，当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同比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出生率降至10.94%，总和生育率降至1.52，创1949年以来历史新低。

所谓生育率，全称为“总和生育率”（TFR），是指一名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总和生育率只有不低于2.1，才能达到所谓的“世界更替水平”，即国家的财政税收才不至于因人口下降而递减，其社会福利体系也不至于因纳税和缴纳福利金数量减少而崩溃。

目前，全球的TFR值不到2.5，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的TFR平均值为1.68。

根据韩国公布的最新生育率值统计，思密达成功斩获TFR值最低国家称号，2019年7-9月数值更是赶超日本、新加坡，率先降至0.88。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愿生小孩了呢？

小编为大家总结了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大约不到10%，因此，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

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结婚率呈不断下降趋势，且晚婚现象日益突出。

离婚率更是连续15年攀升。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俗话说的好啊，女性受教育时限每延迟两年，堪比一次计划生育。

（在这里小编理解的是：所谓的受教育越多，看待事情就越明白想的也越通透，越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被所谓的主流价值观所影响；

在生活和事业上，越能够独当一面，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取稳定的生活，拥有更多选择而不去妥协依附于谁，对爱情及婚姻的见解完全回归自我。）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恒大研究院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2000年超过154万，2015年更是攀升至590万；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7.0%。

在婚姻这个“市场”里,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而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

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也会存在很大一部分的女性因条件不匹配而选择放弃结婚甚至生育。

婚姻稳定性的持续下降，也会大大的降低生育的可能性。

再来，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持续增多，其现象主要突出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

根据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2018年7月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2010年中国有60万户丁克家庭，并存持续上升的现象。

另外，因环境污染、不良的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因素均会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

根据广东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

最后，日益攀升的生育成本或成为抑制生育率的最主要原因。

在一项10万人参与的生育意愿网络调查中，有4.9万人投给了“一个孩子也不想要”。

在“为啥不想生娃”的选项中，有6万人投给了“养不起，不敢生”，1.9万人选择了“责任太大，担心教育不好，难以承担”。

越来越多家庭面对要小孩这件事上均表示“养不起，不敢生”。

① 购房成本的持续性攀升： 从1998年房改到2018年以来，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2元/平，更别提天价房价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房贷的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更是从22.6%增至60.5%；

2008年-2017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1.9万亿元，增长13.7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

房价的快速攀升及其产生的债务压力，给现在家庭抚养孩子与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无比大的压力。

② 教育成本的明显攀升：自1997年到2017年以来，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

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

由于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这也是学前教育费用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据小编了解到，现在不少学校要求父母陪同辅导小孩做家庭作业，给孩子们的家庭作业渐渐演变成了家长们的负担。

辛苦搬砖一天回家后做饭做菜，夜晚还要辅导小孩做作业。

在那些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每个家庭各自上演着各式的 “现代大型灾难片之辅导作业车祸现场”。

每每被自家孩子虐到崩溃抓狂时，唯有扇自己一巴掌，心里默念道：“嗯！这学术基因，亲生的！”得以解恨。

而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的子女接送问题同样是令人头疼。

教育成本的持续攀升外加家长们对教育小孩产生的焦虑，成为了现代家庭“不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③ 医疗费用的持续上升：根据《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从62元升至1451元，上涨22.4倍，远超人均可支配收入9.2倍。

由于环境污染、生活工作压力加大，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患病率与医疗费用同步持续上升，这也是影响现代家庭生育决策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④ 独生子女夫妇组建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即一个家庭有四位老人、一对夫妻及一个孩子组成。

根据中国社科院相关数据推算， 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80后、90后夫妇需要照顾及赡养四位老人。

若再响应“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那么现代家庭面临的生活压力则会严重的削弱他们的生育意愿。

随着老人寿命延长以及未来00后晚婚晚育趋势加剧，部分家庭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也不是没有可能。

⑤ 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过高：女性劳动参与率（61.7%）在全球处（48.7%）于较高的水平，但我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依然不够全面，职场上的性别歧视仍然较为严重。

现代职业女性往往需同时承担物质生产职责和社会再生产的大部分职责，导致了生育机会成本过高。

翻译为人话就是：职业女性可能因为在日常家庭事务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导致失去升迁机会或原有的职务，甚至丢掉工作等。

因此，许多职业女性，尤其是拥有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都选择放弃生育。

对现代职业女性来说，平衡工作与家庭所需承担的成本会对生育动机造成极大的影响。

看到这些痛心疾首的数据，咱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计生委）这下又该犯愁了吧……

面对当下严峻趋势，小编在此呼吁国家有关部门，为避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全面建立起系统性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刻不容缓。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就有效稳定生育率，小编总结了以下不成熟的小建议：）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小孩入托率；

三是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

四是将义务教育年限提升至12年，甚至是15年；

五是加强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

六是完善父亲陪产休假制度，既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

七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特别是在享受落户、入学等权益方面；

八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切实降低医疗费用；

九是保持房价长期稳定，并加快落实公租房落户上学等政策；

十是加快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切实根除“家长辅导灾难”等现象。

小编认为，外部福利政策是一方面，但我们更需要明确的认知是：

人口目标尽管是政府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但也不应该成为，为了完成相关指标或配额而强迫施行计划生育的一种理由。

我国应该推崇的是生育自主权，而非一会儿严抓严打禁止超生多生，一会儿又全面鼓励早生多生这种有背伦理的控制举措。

只有彻底生育自主了，才有确实的数据去测算生育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也才谈得上是否鼓励生育，该如何给予相关福利等政策。

我们在当下关注生育率下降问题的同时，是否更需要注重去鼓励现代父母在抚育孩子上，建立全面清晰的认识，在决定孕育一个生命之前，做好完善充足的准备。

而从长远看来，我们人类恐怕要从根本上去适应这个“不可逆”的低生育率及老龄化社会现实。

麦吉方舟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潜能，也强调认知方式和人格塑造对未来成长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团队，《中国生育报告2019》

《出生人口大幅下滑 人口危机渐行渐近》，2019年1月24日

《拯救中国人口危机刻不容缓》，2019年1月3日

《中国人口周期研究》，201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