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纵贯线，踏访台湾民宿

住进台湾民宿，会产生一种很幸福的错觉：这一切都属于我。稻田里游戏的水禽，别出心裁的家具，错落有致的空间，好吃的餐食，蹦跳的学童，买菜的阿嬷。即使是来发呆，在“他人的世界”里，自己的原本的存在，也模糊了边界。

主笔/葛维樱

祈祷钟下，是来薰衣草森林的情人们许愿之地（黄子明 摄）

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经济飞速发展之后，进入了慢时代。“M”型社会里，厌恶了大规模开发经济带来的泡沫，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层，将“个人化”的生活理念普及到现代社会的更深领域。2001年，台湾“民宿管理办法”诞生，各地行政机构陆续为这个新兴产业树立了法度和准则。

“民宿”这个词从日语中的“Minshuku”而来，被台湾翻译成民宿。和“旅馆、汤屋”等汉字式的表达不同，更接近意指普通百姓的“民家”。1981年开始以最简单的住宿形态出现在垦丁。对于陌生人，民宿是隐秘、细腻和准确地体察另一种生活的方式。

我进入了五家台湾不同形态的民宿，主人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民宿的环境也各富特色。无一例外，他们都告诉我，赚钱很重要，但排在很后面。敢于为自己的梦想正名的那一刻，梦想就实现了一半。

两个台湾女生创造了“紫色奇迹”（黄子明 摄）

台中新社：薰衣草森林，“缓慢”造境18年

提前三天，我接到了秀秀的台湾腔电话：“葛小姐，你有准备好遮阳的帽子和御寒的围巾吗？早上野餐的那片山坡太阳很大，晚上我们可能会举着火把，上山去坐旋转木马，会有一点寒意。”

山路蜿蜒向上，薰衣草森林一点点出现在我的视觉里。空气中弥散着新鲜的树叶气味，原来树上藏了很小的喷雾口，为刚刚到来的人提供“净”的氛围。满庭芬芳的“葛雷斯花园”外，林庭妃穿着紫色的体恤，像大姐姐带着弟弟妹妹般等候我。18年前，这里是两个女生“造梦”的起点。当年她们一起种下的黑松，已经从不到一人高的小树苗，变成了五六层楼高的巨树。树下的两棵粉红色风铃花盛放，一串串随风摆动，让人不禁想触碰。

洋葱的味道和捶打鸡肉馅饼的声音提醒我，“主人”秀秀是真的在准备明天的早饭。“进家门的一刹那，闻到的一定是饭香。”以白色的墙壁和挑高的木建梁柱作为框架，这栋南法乡村风格的山居，屋内是“和洋”结合的。中央是挑高开敞的厨房兼餐厅，前后都是花园，有专业烤披萨的炉具，还有大大的明亮的料理桌。客人看着技痒，也可以下厨来帮忙。窗边对着山林，铺着蓝白格子印花桌布的圆茶桌，上面是葵草泡的冷水和热水各一壶。用石头垒的小壁炉的另一侧，就是长条矮窗下的榻榻米阅读区。日式的轻、简，和南法乡下的实用温暖，使得整个空间，软绵绵、暖呼呼的。从顶部落下的棉花云朵灯，是前几个月这里的“棉花手作大赛”的得奖作品。“秀秀，我给你带了云林的芝麻糖。”入住的一位年轻男士拿着小礼物。只有6个房间，除了床，可以助眠的小音响和几瓶可以自己选择的精油，房间里什么也没有。我进门不久，来了一家四口，两大两小。“元旦你都不回去，我们给你带了粽子啦。”原来是暑假里也来过的客人。

小小的邮局是一个关于现实的片段，心事和忧愁都可以留下（黄子明 摄）

从打电话的一刻，到客人离开，秀秀这个白衣黑裙的年轻女孩，就是薰衣草森林民宿里，那个和你嘘寒问暖的人，让客人提前进入了“角色”。“主人”这个角色，在民宿里是一个流动的职位。所有的“伙伴”都可以申请，任期少则半年，多也就一两年。对于民宿想要试试看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其实秀秀到这间民宿来才不到8个月的时间，她是“缓慢”长达11年的资深员工，却还保持着当年从外资银行毅然跳槽，跑来跟着林庭妃，把北海道、金瓜石等几个“缓慢”开设的小民宿一点点做起来的温和与热忱。“一开始建这间山居，是因为很多喝咖啡、谈人生的客人，都变成了朋友，聊到深夜，大家说，要是能住下来就好了。”

2001年，林庭妃和詹慧君两个20岁出头的女孩，以一间开在薰衣草森林里的咖啡馆，红遍台湾网络。两个人各拿出积蓄100万元台币，到台中最偏僻的新社山里，林庭妃的姨妈嫁过来的王家，种了一小片薰衣草，盖了一个小木屋“缓慢”咖啡馆。“我们什么经验也没有，不会做咖啡、点心，没有半点经营理念。来这里纯粹是因为便宜。”当时博客还未兴起，尚未形成社交网络，台湾互联网上的传播形式，是一种叫作“订阅邮件列表”的传播方式。“有点像漂流瓶，把它扔出去。”后来她们去法国、日本和加拿大旅行，尤其是几个著名的薰衣草故乡，蒙特雷、北海道和普罗旺斯，当地人竟然拿出了本地语言翻译的这封信。

5年前詹慧君“葛雷斯”因癌症离世，她手绘的“乱七八糟”的图案，现在是薰衣草森林里唯一的人工图画标志。她设想的森林里的“大地餐桌”，两个女孩和小熊、兔子、小马，甚至不知是什么生物等笔触简陋充满童趣的小动物们坐在一起大吃美食。而面对香味十足的普罗旺斯烤鸡，先从台北到台中，再在崎岖的仅几公里山路上就颠簸了近一个小时的我，进山一路看到的只有荒草杂木，十几年里，这么美的一个花园是怎么生长起来的？

薰衣草森林创办人之一林庭妃（黄子明 摄）

“那时候还没有民宿这个概念。”林庭妃和詹慧君也没有那么大的宏愿。我对“小木屋”脱口而出“这么简陋”，林庭妃马上纠正我，“简单”。木屋四周用木条钉在一起，顶棚用亚克力板和遮光的黑帘子搭了个人字顶，就这么开张了。后来我看到一本叫作《两个女生的紫色梦想》的“创业书”，曾在台湾引起轰动。咖啡馆的客人数量在开业第一个月就达到了1000人，现在，延伸出来的几个地方和岛外民宿，每个月的客流量达到3万至5万人，在台湾被称为“紫色奇迹”。

如果认真算起来，整个薰衣草森林大部分都是山坡，只有山居所在的位置是一个正经可以建筑的小山窝。比那栋黑白色的山居民宿更位于黄金地带，有一栋华丽的小别墅，前面摆着一蓝一白两把太阳椅，黄绿色的秋天山林之景向远方延展，透过透明的圆弧玻璃窗，可以看到一对老夫妻在吃午饭。门口小牌子上写着：“这里是王妈妈和王伯伯的家，多亏了他们的善良和勤劳，植物山林全靠他们照顾……”

在外甥女进入这片拐了又拐、弯了又弯，道路崎岖的小山沟14年后，王妈妈集合了本地人，将整个100亩山林土地，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了林庭妃，“永续经营”。然而走遍了整个森林，除了13年前的第一个山居，这两年也只买下了一个九十几年历史的三合院老平房加以改造。我沿一条落满花的小径走上去，一棵大大的榕树上挂着高高低低的球形灯，底下是一张可以坐20多人的长桌。住在这样的地方，不由得想要BBQ，这几间新改建的房间价格比山居还要便宜一些。

“把王家搬走，把所有的现实感抹掉，让客人掉入梦幻。”这是迪士尼商业顾问提出的意见。“民宿最重要的是人，阿姨的夫家祖上就住在这里。”林庭妃说，“虽然我们是一个以浪漫为名的民宿，但是并不愿意脱离现实。”山边还有一栋更平凡的贴瓷砖建筑，是所有员工的宿舍。林庭妃想要给客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是迪士尼，“梦幻听上去很好，绚烂，华丽，迷惑，但是带有一些忧愁”。

民宿确实要造梦，但是林庭妃设置了现实边界。“希望来到森林的人，可以把忧愁留在这里，而不是梦醒了带着忧愁离开。”山腰上，有一个木质玻璃小屋，是一间明信片馆。林庭妃整理那些寄不出的明信片时，并不觉得沉重。我本来觉得这种文创平常无奇，当真没想到的是，看到“寄不出的明信片”那一面展示墙的时候，泪水竟不争气地夺眶而出。有父母写给不幸早夭的孩子，更多的是情人之间无法再续的遗憾和祝福。真实得毫无提防，看的人“又痛又快”。一个男孩子倾吐了感情的伤痛后，“我决心忘了你，像一棵树，挺胸抬头，重新做人”。

落日的余晖穿过肖楠树，形成了棕黑色笔直树干和金色透明阳光的一道道斜角。我追着肖楠树精油的雾气，顺着小路往森林深处走，树上挂着一排好像飘来的字“听一棵树说话”。几个年轻人正拿着特制的“听诊器”，趴在肖楠树干上听，树液流动的声音很奇妙，好像在听心跳。还有一棵巨大的老就树更文艺了，写着“抱抱我，像拥抱母亲一样”。来森林的很多是最普通的老年夫妻，一位大叔很直白：“我不要听，我又不是文青。”大妈更厉害：“你当一下文青又怎样？”薰衣草的开花季节就要到来了，不过现在看上去，这一片山坡上的薰衣草并不成为花的海洋的规模。“寒冷与阳光都不够，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根本不适合种薰衣草。”

作为外来者，把薰衣草这样一种纯粹外来的花卉引入台湾深山，已是困难重重。薰衣草森林地处台中的丘陵之间，虽然新设是台湾最大的花卉产业基地，本地却没有任何种植薰衣草的基础。林庭妃当年请过非常多的农业专家来指导栽种薰衣草，都失败了。只有一边的山坡上，以盆盆相连的形式，用特殊的适合台湾气候的品种，形成了整面的紫色山墙，即将在1月最冷的天气刚过之际盛放。

这样的努力反而让来者感受到了另一种东西。“因为离城市实在太远，我们这里前几年连电话讯号都没有，很适合谈恋爱。不过我们还是装了一部可以轮盘拨的那种公共投币电话，让客人给家里报个平安。”小木屋通向森林里的路起名“梦想之路”。

然而这森林越走越野。除了必要的“疏林”，顺着狭窄的山径往上走的人不在少数，“那段高处是留给自己的”。已经不需要任何人造的文艺感。若隐若现，能听到山腰旋转木马飞扬出法式的小调，轻软地弥散在山谷里。“这里看得到最美的风景。”公共洗手间面对着一片翠绿的山谷，枫树色彩如画。我以为很多人是羡慕“两个女生”的生活而来，林庭妃却告诉我：“民宿的主人太有故事了。也对。因为早期确实有很多人把民宿主人当成生活的理想，但是我们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带进来。”

“我希望客人能够来这里寻找自己的故事。”从消费者变成体验者，再变成创造者，林庭妃说，这才是民宿让人和环境真正连接的秘诀。民宿设置了各种和附近乡村“邻居”式的互动，到邻居家参观，到鼓手家学打鼓，到做芋圆的婆婆家学做芋圆，种菜、浇花，不是了解当地人，而是变成当地人。“起码在当下，他们完全进入一个新环境，和邻居融合在了一起。”这是她发现的大部分当下旅行者的心思：不仅希望看到新鲜的外界事物，还要找到从来不知道的“自己”。

客人变成了主人，他们提意见，想办法，因此从创业第一天，林庭妃和詹慧君就采取了“伙伴”制的公司体制，早期有很多客人加入了她们，所有从“两人时代”开始进入的人，都成了持股人。对于追随她们价值观的客人，“采用股份制的方法，所有的账目公开透明”。她们管加入者叫“伙伴”，强调大家都有股份和红利的制度。甚至只是来倾诉了几小时隐私的人，就认同了她们的价值观。她开每个人的玩笑，帮老人拍照，鼓动羞涩的男女“社内恋爱”。

在法律上拥有这一大片好山好水，总共10间民宿的平日价格在400元到七八百元人民币一间。“民宿收益只能维持，更多的收入来自餐饮和产品销售。”我们到达时正值午餐时分，十几张坐落在山坡上的餐桌旁，有来住民宿的客人，也有开车来逛的游人。他们并不一定是民宿的住客，却是重要的体验者和消费者。“高消费的人和物没有止境，然而在M型社会里，中间阶层却会不断壮大，年轻人就一定喜欢新的东西吗？”台湾的年轻人利用廉价航空和青年旅馆，愿意花时间和精力跑遍全世界。林庭妃觉得，“每个人旅行，都有一颗想要被喂得满满的心”。

游文志和李晓珊毕业于台湾大学，他们想用美食，把宜兰礁溪的特色表现出来（黄子明 摄）

宜兰礁溪：洄游入乡里，“大渔”夫妻的小“日和”

从稻田走出来，正好看到几十只巴掌大的小水鸭们在门前滑游，“应该待得到三四月份”。从西伯利亚等寒冷地带越冬的鸟群，是每年冬季宜兰固定的风景线。游家夫妇在宜兰礁溪经营民宿已经10年多了，在这个温泉旅馆林立、高中低档都有、遍地餐厅的小地方，“大渔日和”非常特别。处于远离礁溪华丽宾馆、星巴克的稻田之间，三栋老“一户建”透天厝连通，结构不变，依然保留家的各种功能，“外表看上去很便宜”是游文志想故意留下的印象。

每户一泉，拥有三个温泉眼的民宿“大渔”，提供的是典型的“一泊二食”。我在来之前无法从各种订房网站上找到这个民宿，唯一的办法是进入官网和打电话。“只有6个房间，我们没有拿来做广告的费用，一旦满足不了互联网式的订房，会让人失望。”老板娘李晓珊对我很抱歉。赶上元旦休假，大渔两个月前就被订完了。我前一晚留宿礁溪乡街道的温泉旅馆，才发现宜兰的礁溪离台北开车只有40分钟的路程。比起很早就走高贵路线的北投温泉区，10年前雪山隧道开通，一下子把山海之间的宜兰礁溪，变成了最受欢迎的台北后花园。

宜兰礁溪的温泉足汤公园（黄子明 摄）

到达礁溪的时候，天色已晚，雨越下越大，冬季台北的雨并未熄灭这里的热闹。拥有海产品和温泉旅馆，来自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游人加入了本地人享乐的氛围。礁溪窄窄的街道，拥挤起来。温泉旅馆遍地开花，到处是泡汤、吃火锅的一家老小。餐馆里人均100多块，从霜降牛肉到肥美的蛤蜊、鱼片和虾都能涵盖。这么多高性价比的选择，我很奇怪，偏僻的“大渔”，有什么样的食物和魔力？尤其是我看地图上显示直线距离只有800米，一路走过去已经浑身被雨水和泥泞弄得有点狼狈。

“进门的客人有不少都带着怒气。”胖胖的温和的游文志一点也不意外，“挑剔的客人一旦被满足，他们回来的几率是百分之百的。”游文志就是宜兰礁溪生长的孩子，一开始我还好奇，没有做过餐饮业，也没有学过日料制作的他怎么把鱼切得这么好，纹理细腻，温度适合，吃到嘴里软硬正好，我问了半天，他只是谦虚憨厚地笑笑，“就自己试试，边尝边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台湾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

刀法果然了得。“大渔”是唯一一个以美食特色在宜兰享有盛誉的老牌民宿。葡萄虾甘美，有醇厚甜味，生吃浓滑如蜜。“虎头甘”生鱼片上撒了细细的宜兰葱，白色的鲣鱼呈现奶油般质感，现在正是最肥适合生吃的时候，其他季节都会过软。另外有一只花蟹和一只三点蟹，现在是螃蟹季节的末尾，这两种蟹看起来不过巴掌点大，一吃却吓了一跳。花蟹肉质细嫩甜美，三点蟹浓郁厚重。“很简单就是用蒸烤的方式，有点像现在流行的牛排做法，其实宜兰渔民也这么做，先蒸，锁住蟹的水分，再稍微烤一下让它出香气。”台湾地区的螃蟹虽然不比日本的蟹个头巨大，但是肉质却一点也不输。“我们台湾螃蟹好吃，就是个头上吃亏，吃起来麻烦一点。

“大渔日和”里来自北京的三位客人正在享用早餐（黄子明 摄）

上午退房的香港和欧洲客人们，纷纷站在我的餐桌前流口水：“今天鱼不一样，好料呀！”与日本专以当地食材美味吸引客人的“一泊二食”相同，食才是重点，住只是奉送。我来到他店里，赶上了早餐的尾声。先给我盛来两块黑黢黢的腐乳，我一吃，居然甜、酒、醇厚的味觉好像芝士一样，没有刺激的咸味，也没有发酵的臭，只有绵绵的香甜，只想让人喝口白粥。“这是我母亲用菠萝酿制的豆腐乳，菠萝是宜兰的特产，用菠萝发酵做豆腐乳，特别有滋味。”海鲜是可以预计的美味，豆腐乳却是意外的惊喜。

“我本科是台大动物医学系，我太太是台大日语系。”游文志和太太李晓珊是相差4年的学长和学妹，但在台大并不相识。“我本科毕业后，到花莲的东华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鲸豚’研究，课余也做环境志工，才碰到了来东华读‘环境与休憩’研究生的我太太。”

“能从台大选择到花莲，靠着海的地方来读书，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两个人结婚后有了第一个宝宝。10年前，游氏夫妻决定回到礁溪，“既然决定了这个方向，那么不妨走得彻底一点”。一开始就在自家的屋里，以一楼的三室一厅作为夫妻民宿创业的起点，“看起来那么便宜的房子，那么我就在最喜欢的吃上下功夫好了”。

念鲸豚专业的几年里，从小熟悉宜兰海产的游文志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学术研究里，我经常要和渔民一起出海，之前的观念是西方式的，是外国人告诉我们的，鲸、海豚要保护，是很珍稀的动物。在船上跑了几年，我的观念变了。我看到了人和大海搏斗的部分，老人与海，不一定是西方环保观点的，可是很人性，很平衡，让我重新梳理了自然观。宜兰在近20年里开展了赏鲸这种旅游项目，至今仍然是渔民们的重要收入，但同时，我们也要尊重渔民和大海的相处方式，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活计。海洋资源只要利用得好，注重保育，是本土非常优秀的文化，而不应该一味地激进环保。”

走过很多地方，“懂吃”的游文志知道，宜兰本地的大溪渔港，一年四季都有黑潮带来的丰饶渔获。他每天下午2点到4点去渔港跟定制渔网的船家购买鱼类。“如果是大网收上来，鱼太多，彼此之间挣扎拥挤，也有些一开始被捕已经死亡，只不过在收网之前一直泡在海里，那样的鱼肉就会变味。”他要求的鱼是延绳钓和定制网这两种成本比较高的，但鱼能够保持自然形态和最高的新鲜度，各方面都达到生鱼片的标准。

“对海产品日本人确实走了很精细的路线，我就想，我们宜兰其实有非常好的资源啊！我想用高级的料理方式告诉客人，这才是宜兰当地最鲜美的味道。”当时礁溪的民宿刚刚开始。“很多年前，民宿主人在台湾，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游文志说话直接。“很多人仅仅想知道民宿主人是怎么生活的，但是那个阶段过去了。”民宿的内容变得重要。“对个人的好奇心是很容易过去的，民宿不能靠好奇心支撑。”

夫妻俩从小就是学霸，却并不为卖“精英人设”。“精英主义很好啊，需要有人好好建设这个社会。”游家夫妻周围的同学和朋友大都是台大毕业，“成功学在台湾并不流行”。他说：“没那么想自我证明。台大反而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进入非营利性组织，做公益，到乡下去种水果，种稻米。当然，同学聚会大家都很羡慕我。”

他们的一儿一女，就在家门口马路对面的小学读书，和游文志小时候完全一样。“我们现在做民宿，其实不念台大也可以做。虽然我没有做兽医，可是做学问的过程我却学会了，收获了，是一个很好的积累。我一点也不会逼小孩读书或不读书，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人生不止有一条路。”宜兰现在抢手的学校，是推崇自然理念的华德福和森林学园，有人为了孩子读书而专门全家移民宜兰。“这样也有些刻意，大人不能为了孩子太努力。”

在开始的三室一厅民宿做了4年后，游文志觉得以美食为招牌经营民宿是可行的。他开始在礁溪寻觅房子，恰巧同学家要出售，而且一卖就是三户连着一同卖给了他。“这就是我小时候捉虾的田。”夫妻俩觉得自己太走运了。整个房屋框架结构不变，请来一位邻近罗东最好的老木匠，用原木重新把三栋房子打通、连接。一进门，先看到了玄关上贴着游文志的导师来这里观鸟时留下的素描写生。

一楼是一个大大的餐厅，原木厨房里都是实用的餐具，酒却只有三四瓶配餐的清酒。“我们不想用贵的酒招徕客人，是因为民宿的格局等于是几家人共用的，一旦有人喝醉会出问题。”各自上楼，是自然原木风格的舒适卧室和茶室，再通向每个房间都有的独立在顶楼的半露天温泉池。

从黑色温泉池，到二楼的和式房间，实木楼梯，木格天窗，再到一楼的餐厅，每一块木头都是宜兰本地的铁木、桧木。我惊叹于木工师傅的手艺，简洁、漂亮：中式木椅洗练，西式木椅敦厚，有防潮透气孔的榻榻米，镶嵌了炭炉的大木桌，吊茶壶的竹子机关，不仅梁柱、家具，屋里除了轻松的碟片和书，摆设都是木质玩具，其中一排桧木的苹果大大小小特别可爱。我拿起一个苹果把，桧木自然的香气散发出来，这在宜兰是传统的家居闻香摆件，叫作“聚宝盆”，连同木头做的小飞机，玩具，甚至灯，全部都是这位木匠的杰作。

大部分民宿不仅要住，更要拍出美轮美奂的照片。游文志发现，自己的客人大都低调，并不喜欢把感受和图片放在网上。“不是那种容易被外表取悦的客人。”一开始他们就知道，来住民宿的人，见过世面，住过高级酒店，非常挑剔。“他们都不是很外化的人，客观，真实，能感受到我用心在做。”

“用心常年如一日，客人感受得到。”夫妻俩都是日本老派温泉旅馆的爱好者，“看起来毫不起眼，几百年的屋子，里面的服务却能达到最高的水平”。“大渔”除了老板夫妻，还有10位员工。“每天一个房间的清扫时间在3小时。”员工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擦洗玄武岩的浴池，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

“我们不做午餐，不单独订餐，只为住客服务。”作为一个以刺身等水产为主的民宿，他们不希望住客留下“这里是个餐厅”的感觉。“我们希望他们把这里当成宜兰礁溪的家。来了哪怕不走，不出门，看看鸟，泡泡汤，吃吃好的鱼料理，看看轻松的书、影片。互相之间聊聊天，认识一下，就好像一个礁溪本地的乡下人，谈论一下孩子的功课，看看小朋友捉虾。”

“回来做民宿最大的收获，是有很多时间可以和父母、小孩子们在一起。”他经常接待儿女带着父母一起来的。“以前总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责任心，家庭观念淡漠，我在这里看到的很多情景都很感动，九十几岁的老奶奶，和孙子们一起来过生日，他们之间的交流和彼此的关心，让我觉得见证那一幕也是民宿的意义之一。”

“瑞穗温泉”半小时就会变成金色的“黄金汤”（黄子明 摄）

花莲瑞穗：在槟榔“太后”家感受农人生活的温度

刚刚抵达瑞穗的时候，我差点失望到叫出声来。车站口都是竖排的亮闪闪招牌，只有一条主街道，“全家”和“7-11”便利店就是商圈。瑞穗“养和屋”是整个花莲县的第一家民宿，可颁给的执照却是2号。“快来吃个香蕉。那是手续拖久了，台湾‘民宿法’颁布前几年我们就开张啦。”槟榔“太后”笑容满面，把黑点点的小香蕉塞过来，“树上熟的，不一样的”。一吃果然甜得发晕。槟榔产业在台湾虽然被一再反对，年产值还是达到200亿元新台币，看起来杨家不起眼的店，竟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槟榔产业大户。

卖槟榔的民宿就开在瑞穗火车站前，自家店铺旁的小楼上。本来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因为三四十年前总有过路的人傍晚来投宿，甚至打地铺，杨家人就给他们做个早餐，收一点点最廉价的费用。“灯在这里，铁门闸在这里。”“太后”婆婆给我指示完就去睡觉了。他们家放钱的桌子抽屉就放在门口。比起绝大多数台湾民宿，“养和屋”是农人真正的家。挑选槟榔的机器摆在客厅正中，小孩子们边看电视，边从冷柜里给客人拿槟榔。屋里没有任何为了民宿而设置的“装饰”，墙上挂个金牌，是今年来参加“秀姑峦溪”溯溪的人赢得奖牌后就送给了“太后”。

“客人来得早了，我就带他们去泡温泉；客人起床晚了，我就把早餐钱给他们，让他们去旁边的早餐店尝尝当地的风味。”“养和屋”作为花莲的第一家民宿，到现在除了住宿，没有任何的“附加”“增值”服务，价格也没涨。

从台东到花莲，瑞穗正好位于两县的中间。两山脉之间的肥沃长条形农田，名为“花东纵谷”，我看到的是一条传统的台湾农业线。我们跟着杨大姐爬上一个高地，才发现两山之间这片狭长的沃野，正是台湾最好的鱼米之乡。山谷里看不到一座现代化建筑，瑞穗至今也只有一条围绕火车站建立的主街道。作为台中到台东必经的交通要道，这里的铁路通得最早，在刘铭传时代就已经修建了火车站。围绕这条山谷的许多著名的农产品地名来源于日本，本地如“鹤岗文旦”“瑞穗鲜奶”“舞鹤咖啡”，不远处有“池上大米”。

如今花莲已经成为台湾最鼓励开办民宿的县。比起或文艺或设计民宿扎堆的花莲市、台南市，瑞穗像是个土头土脸的羞涩的乡下姑娘，得深入了解，才发现是地主的女儿。在杨家的产业里，今年一座山的槟榔还没采摘，已预售了100万元新台币。而山有多少？“几十甲？山上的地算不出来的。”与其说经营民宿，杨家其实一直想做成一个认识瑞穗的窗口。作为花莲县民宿协会的副会长，“太后”本命叫黄碧霞，“碧霞陛下”地叫，其实是本地人对老太太的喜欢和亲近。因为“养和屋”满房，我们是住在杨家自家楼顶的房间，我特意从行李箱里收拾出了轻装，没想到这看起来不起眼的三层小楼里，居然有一部内部宽敞的电梯。房间清简整洁，我一看杨家人的房间，都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而一旁的民宿并没安装电梯。

百年老店“瑞穗温泉”的主人张东俊（黄子明 摄）

作为真正的瑞穗地主，杨家老夫妻有三个子女，大儿子从美国读完博士回来，在城市工作到中年，也流露出想回来开个民宿的念头。黄碧霞二话不说，卖了自己200亩山谷肥沃平地中的2亩，换4000万元新台币给了儿子。“钱虽然给了，却还没见开的影子。”她完全不以为意。槟榔产业虽然庞大，近年来却屡屡被盖上负面的印象，杨家想转型，很早就开始买地种植文旦。现在呢，“文旦价格虽然不错，但是太多了”。杨家两代人都是瑞穗当地文旦班的班长，在全台湾的文旦大赛中，取得过金奖。“任何事情都是太多了就会形成同类竞争，压价格伤害的还是农民自己。”

“说旅游不能和任何地方比，可是就算这么小，瑞穗还是想发光发热。”对于杨家来说，创办“养和屋”与增收无关，更无意让城里人来做想象中的“农庄主”。早上杨大姐给我热好的韭菜蒸包、红糖糕和紫米卷，分别来自本地三个不同的手工老作坊，“每天我们自己吃什么，就给客人吃什么”。她对每个客人都笑容满面，“她是北京来的，你们聊聊天嘛”。看我一个人坐在一堆小情侣之间围着大圆桌吃饭，她马上就来解围，“等一下我再带你一家家温泉去逛”。

夹在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的瑞穗，古名称叫“水尾”。巨大的树上像面条、藤蔓一样的寄生植物极多，一棵树上有几十处“老鹰草”，据说是鸟吃了草种拉在了树上。“水尾”概括了地理优势，这里不仅有天然涌出的45.5摄氏度的温泉，还有两个山脉的冷冽的山泉水。杨大姐带我们走到农田里，都是早在40年前就从山中引来的灌溉水口，而且不用交水费。水汇聚成川，夏季水势汹涌，河道极为宽阔，40年前，台湾第一个以“秀姑峦溪”为名目的自然运动，一年一度，至今仍在持续。几万人全靠手划小船“溯溪”，转过山脉，一直冲向太平洋入海口。

杨大姐说：“我最喜欢客人去这家泡泡，那家吃吃，不要待一晚就走了，多体验一下瑞穗。”互相帮忙的人情味，让整个瑞穗小镇迅速接纳了我们。沿路走过民宿、牧场、种植园，杨大姐尽量开车带我，没时间她就给对方的老板打电话，我竟然在一天之内，已经和本地的奶农，槟榔山、文旦园、茶园、咖啡园和温泉民宿主人们都打了一遍招呼。

瑞穗“吉蒸牧场”是近年的明星观光项目，吃鲜奶锅、喝“65度半”鲜奶，是游人们的必选（黄子明 摄）

百年老号“瑞穗温泉”的民宿主人张东俊自称“山寨主”。“我的爷爷从清政府时期就搬到了台湾。”他一听我从北京来，立刻拿来最好的茶。日本占领台湾后，第一次发现了这处天然涌出的瑞穗温泉。“原来是少数民族的狗生了瘟疫去自己洗澡的地方。”曾为“旧日本警察疗养所”的瑞穗温泉和“高级警察官舍”的红叶温泉，今日由瑞穗人经营，朴实无华。建筑格局完全按照旧式保留，除了加固，这里不能做更多改动，保持了百年来的风貌。路边完全无法停车，路也破破烂烂，一大清早9点，温泉里竟然有爷孙两人，在露天的温泉里泡着看半山起云。

瑞穗的温泉民宿不仅是全台湾，大概也是全世界温泉最便宜的地方。1895年，第一个温泉“瑞穗温泉”开在“温泉线”最高的半山腰，晚8年开的第二个“红叶温泉”，开在红叶溪流淌出的山脚，两个温泉的泉质竟然完全不同。已经传到第四代吕家经营的“红叶”，是完全透明的碳酸泉，而其他则是刚出来半小时透明无色，半小时后自动变色起一层薄薄的油状“温泉花”的“黄金泉”。“这里也是近百年来，台湾东部、中部的学生‘休学’旅行的必到之处。”朴实得称得上简陋，恰恰是青年们联络情感，建立集体意识，对本地农业文化加深认识的方式。无论瑞穗还是红叶，我看到许多大房间都是以打大通铺为主，有些是木屋，除了学生们，还有环岛的摩托车骑手队。

无论农庄民宿还是温泉民宿的主人，聊天时一点“竞争”的包袱也没有，生怕我们遗漏了精彩的故事。“她有没有告诉你，我的温泉是怎么挖出来的？”瑞雄温泉民宿的主人简德渊自豪极了，比起两家百年老号的天然涌泉，他是第一个自己挖出温泉的瑞穗人。“2003年我开了民宿，发现没有人来住。我想赌一把，就在自家后院里挖，只挖了一米，就出水了。”温泉带来的人流和财富，使得他们对于“老天爷赏饭吃”深有感触。出来就是45.5摄氏度的温泉水，不用任何加热或降温的措施，温泉每日所沉淀的金色的泥，我用手捞了一下，可以完全揉至无物。“很多医生的太太订来敷脸，我就送给她们。”

“开发”对于瑞穗尚是一个很陌生的词。原汁原味的乡村里，近年的明星观光项目是牧场，“瑞穗鲜奶”本是行销台湾的知名品牌。奶牛场外，是设计可爱、号称“极品”的“65度半”当日鲜牛奶，及以牛奶为原料做的“鲜奶锅”“鲜奶馒头”等等。

“如果大家都做同样的事情，很快就会互相排挤倾轧，以价格竞争互相成为对手。”杨大姐非常清楚，无论是民宿还是农业观光，瑞穗人彼此之间的合作才是真正的地方特色。她拿出和花莲农科所、冰淇淋厂、附近小食品供应商合作，一起生产的各种柚子试验品给我看，有柚子味的淡爽苦味的冰淇淋，有包裹了薄薄糖壳的柚子糖，还有柚子防蚊剂。“只有本地小厂，大家彼此都认识，才能互相帮忙，试试看这种做法怎么样？”

太鲁阁公园内，山月村正为客人们奉上孩子们的歌舞表演（黄子明 摄）

太鲁阁布洛湾：村长与他改变的台湾少数民族部落

屋顶上发出“pia”的小声音，“别怕，是飞鼠跑过去了”。郑明冈村长拿来一整瓶威士忌。我这才看到，桌上摆着一盘卤鸭，一桶芥末花生，小米酒装在厚玻璃杯里，我面前摆着一个山猪造型的小杯子。必须对着山猪嘴嘬出声，才能喝到酒。郑村长笑得眼睛更小了，“我是全台湾眼睛最小的台湾少数民族村长”。

山月村位于太鲁阁公园的布洛湾。四周环抱，只向一面敞开，这块平坦的因地壳运动而挤压出来的山地，就是郑村长的山月村。“快看！”我以为他让我这个城里人看山里的星星，没想到那环形的黑色山崖上手电筒一晃一晃，是太鲁阁人的猎手们出动了。

“猎山羌、山猪、长鬃山羊的人，今天上山了。”保留狩猎民族权利的太鲁阁人至今仍有冬季捕猎的习惯。我这才发现，刚刚三个小时里，四十几个村里的孩子关于“狩猎”“呐喊”的活动，并不完全是表演。

15年前，被台北一家五星级酒店派驻花莲担任副总经理的郑明冈，看到了太鲁阁公园公开竞标的布洛湾空地，他本来是代表酒店来投标的管理者。“太鲁阁是台湾第一个全岛级别的公园，布洛湾是第一个行政机构委托项目，要求很苛刻。只有几间小木屋客房，排污标准极严，我在酒店业做了一辈子，理性告诉我这里不容易赢利，但感性上，实在太美了。”郑明冈决定辞职，带着太太，把台北的房子卖掉，把所有的保险退掉，拿出全部积蓄来到布洛湾。当时台湾的民宿刚刚开始兴起，郑明冈觉得，台湾最宝贵的人的财富，就是少数民族，然而在大众一贯的认知里，少数民族爱喝酒，不上学，是最难管理的员工。“从早上就醉倒在村口的树下。”他当时号称一个汉族员工也不雇用，要把所有的工作岗位提供给太鲁阁人的时候，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一个笑话。“没错我就是喜欢耍宝。”但这次郑明冈耍赢了。

即使郑村长只向我收了成本价，山月村依然是我此行最贵的一间。得天独厚的环境仿若世外桃源，穿越了中央山脉的我，在进入这个名为“回音”的山地时，被开在木屋前的翠梅，一跃而过的白脊翎鸟，翩翩起舞的黄色蝴蝶吸引，一下子就理解了村长的“他乡是故乡”的迷恋。

提供烤山猪肉等太鲁阁人特色的美食是山月村的特色（黄子明 摄）

村长带着我走进了挂满长弓和纹面族群照片的餐厅，一位名叫西右的太鲁阁人艺术家做的木雕摆满了整个餐厅，粗犷但有质感，有太鲁阁人的抗日英雄哈鲁克那威，也有带着襁褓中的婴儿、拉扯孩子的母亲。“大家都知道赛德克巴莱，赛德克和太鲁阁人都是泛泰雅族群的一个分支，但是只有1万人的太鲁阁人，是那个时代最弱势的英雄。”在村口树立着那威的雕像。比“雾社事件”的赛德克巴莱更早，“新城事件”中，哈鲁克那威被称作台湾第一个成功反抗日本暴政的少数民族部落头领。然而光辉并未延续，部落失去根基，文化式微。在太鲁阁公园成立初期，少数民族全部被从山里集中到山边的秀林等几个乡。“看到谁家盖了新房，就知道谁家卖了女儿。”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之际，台北万华的人贩子将太鲁阁人女孩拐卖到台北做雏妓，当时引发了大规模的万人抗议运动。传统家庭价值的崩塌，也使很多小女孩离家出走。

村长要我早点来，我们赶了七八个小时的山路，才从台中穿过中央山脉，到达了太鲁阁。原因是晚上有一场三小时的完全由山月村太鲁阁人四十几个孩子奉上的重头戏。他们全穿着村长太太亲手缝制的纯白色民族服装，秀林乡小学一群漂亮的小女孩向我热情地打招呼。“你从北京来？你去过桂林吗？我上个月刚去了桂林表演，那你去过华盛顿吗？我跳舞赢了，3月份要去华盛顿比赛。全乡只选三个人哦。”她们竟然一时将我围绕起来，七嘴八舌。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伊莎问：“我可以加你微信吗？”11岁的伊莎有姐妹三人，都在山月村舞蹈队，她们的母亲是村里负责洗碗的服务员，父亲在乡里唯一的大企业水泥厂做重体力劳动。

当晚，孩子们光着脚的稚嫩歌舞打动了所有观众。伴随木琴，歌舞表演并不复杂，但非常认真、真诚。台下，女孩子们追打小胖男孩，亏他是“帅哥”，台上，小胖子答不出村长问的数学考几分，对于几个女同学的成绩倒很会评价，“比我好也只是刚刚好”。女孩子们的眼睛和脸的比例像漫画一般。青春期的男孩们秀美挺拔。他们跳太鲁阁人的出征舞、求亲舞，神采飞扬。其中一个刚从“海军陆战队”退伍的男孩叫勾甘咪给，他几乎是所有男孩的膜拜对象，身体匀称，态度自信热情，跟着电视学会跳韩国舞蹈，凭借少数民族的天赋，教几个稍小一点的男孩，每个动作都轻盈优美。勾甘咪给因为表现优异，退伍后有不少被推荐的工作机会，但他还是回到了自己从小跳舞长大的山月村，带着更小的孩子锻炼身体，强调纪律，成了大家的头头儿。

村长也参加了表演，他很幽默地介绍每个孩子，不仅知道所有孩子的家庭情况，还有哪个父亲做了手术，哪个父亲受了伤，更知道哪个孩子考上了武警学校，哪个孩子考上了护士专科学校。“8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的表演还远远没有这样自信的面貌。”一位中年女士对我悄悄感慨。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孩子们拿出一个小竹篓。尽管村长会给他们每个人每场250到300元新台币的酬劳，但孩子们大多存起来做生活补贴并不敢花。“小竹篓”不论多少，是客人现场额外的奖励，孩子们平摊，可以在当晚回家的路上就在小商店里买零食吃掉。和我说话的女士把几张千元钞票卷在一起，“村长，请你告诉他们，舞跳得太好了，可以吃零食但要注意身体”。郑明冈想问她的姓名，“不用问了”。

“眼睛最小的台湾少数民族村长”郑明冈（黄子明 摄）

“我和太太膝下无子，来到山月村以后，所有的员工、小演员们全部用太鲁阁人，他们就是我的孩子。”郑明冈说这话没有丝毫的感情用事。15年里，每一个太鲁阁孩子，小学一学期补助5000元，初中8000元，高中1万元。考上大学、专科、职业技术学校的，他专门设奖学金。生日、运动会第一名，期末成绩考得好，郑明冈更是要发红包大大奖励。本来羞涩、怯懦、不善言辞的孩子，这些年长成了大人，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从孩提时代就来山月村跳舞，上完学或服完兵役又回到了村里。

“同情是很轻薄的，更不是做慈善。”郑明冈要孩子们“学好”，自信地认为“我太漂亮了！我太厉害了！”。他的财务完全公开透明，不允许女孩子过早谈恋爱，“必须给我考上护校，进入医院工作后再谈”。要求男孩子晚上下班时，骑摩托车给女生开灯引路，保护所有女员工到家才能回家。太鲁阁人的父亲们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俗称“捆钢筋”，收入低微，心情压抑，“意外伤害、车祸、生病每年都在发生”。郑明冈同样用民宿经营的收入，补贴给这些家庭。

“前5年亏得不敢回忆，但是已经过了前面的艰难。对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的人，特别是岛内外有文化、有修养的旅行者越来越多，以前一说台湾就是阿美人能歌善舞，实际上，台湾已经认定的山地民族有十几个。从语言到服饰、习俗，差异非常大。比如太鲁阁人就是唯一一个穿白色的族群。”

郑明冈是完全的汉族人，从小家境清寒，生长在农村，他喜欢和泰雅人、阿美人的小朋友玩在一起。“我家7个姊妹，我是第一个男孩，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轮到我骑的那天，我送给了班里一个最穷的泰雅人小孩。”全家人知道后差点暴揍了他。“那孩子家的锅里还有苍蝇。他爸爸生病了，自行车可以驮他爸爸去看病。”知道了真实情况的郑家父亲和姐姐们，反而认真帮助了这家人。“从衣服、口粮到学费，我那时起就知道，给予，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事。”

作为唯一一个扎根太鲁阁的汉人，15年来，每次地方选举的时候，郑明冈都被要求担任旅游观光处的公职。他都反过来要求对方：“你们给我站起来，跳太鲁阁人的狩猎舞。说来说去就是选票，请你告诉我，怎么给太鲁阁人解决实际的问题？怎么才能不要去捆钢筋，重拾骄傲？”

“这里一代人又一代人，十几年的时间我经营一个民宿，还能做点什么？”他在几年前组织了台湾唯一的一次纹面族群老人的聚会，从台湾各地请来了9位当时还在世的纹面老人。“包括太鲁阁人在内，台湾纹面族群已经快要绝迹了。”如今只剩下了一位老人。山月村也是召开太鲁阁人抗日历史学术会议的地点。太鲁阁文化馆馆长伊扫旮都是山月村舞蹈的创始人，也是太鲁阁文史资料的采集者。作为本族知识分子，他参与组织采访了30多位亲历了“太鲁阁战役”的老人，并留下了口述资料。“本来日本军方的记载是因病死亡了13人，太鲁阁人都知道，那是一次成功的‘出草’。”“出草”是狩猎民族的特殊仪式，意为割下敌人的头颅。“日本人把我们记载成野蛮的原始人，他们不懂，我们在‘出草’后，就和敌人达成了和解，有一首歌曲，专门对着敌人的头唱，唱过这首歌，我们就是彼此尊敬的朋友了。”这些珍贵的资料，在几次请来中日双方历史学者的讨论会议上被记载了下来。

夜里，我把木雕的腰刀形钥匙，像太鲁阁人一样，放在房里专门的位置“辟邪”，小木屋里虽不奢华，却一尘不染，床铺柔软，一抬眼就能看到窗外无尽的山。开一会儿电热毯，也许是一整瓶威士忌喝光的缘故，这一觉竟无比香甜，毫无头疼宿醉之感。被群山紧紧环抱，清晨起来，人在云海之中，四周却一点也不寒冷。“除了蛇什么也不用怕。”村长带着我大步流星地朝山崖前进，悬崖边缘有一个人工修筑的蓄水池，“300吨，太鲁阁公园很多水管都是从我这里引水”。在一处完全由苔藓和巨大榕树组成的天然的空地上，他说前不久还有一个禅修组织来包村了一个星期，每天打坐。坐在那块大石头上，他说：“再有5年合约就满了，也许我会再租20年。我没有儿女，不需要财产，就交给太鲁阁能干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