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5日 星期三

人人都应读达利欧——第三只眼看中美博弈

人人都应读达利欧——第三只眼看中美博弈

· 全文共 7500 字,阅读时长约 11 分钟

·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文/刘胜军,于上海浦东

盲目和近乎暴力的忠诚以及媒体的扭曲,阻碍了我们深入思考不同观点,这是我们时代的可怕病症。——达利欧


除了进化之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达利欧


达利欧有一种特殊才能,善于发现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基辛格


20年前,人人都应读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今天,人人都应读达利欧。须知,历史叙事已经改变。——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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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喜欢思考“宏大问题”的达利欧

从延安时期的斯诺,到21世纪的达利欧,能够清醒、冷静、客观看待中共的人士,在西方是极少数。达利欧以220亿美元位列《2022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71名。

或许命中注定与中国有缘,达利欧出生于1949年,与新中国同龄。达利欧199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1995年就把11岁的儿子麦修送到北京史家胡同小学读书,并寄养在朋友家中。别人不解,达利欧回答:“他不去风险更大,是中国改变了麦修,让他懂得了生活”。后来麦修回美国五年后又重返北京,创办了中国关爱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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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中国,达利欧甚至努力阅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种功夫在美国精英群体中是极为罕见的。美国精英要么缺乏对中国的深入了解,要么以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以索罗斯为代表:历史眼光看中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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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达利欧虽是美国人,但他却以“第三只眼”的角度审视中美关系,既抛开美国人的身份,也不因为与中国人士的友谊而偏离客观。当代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在我看来,一是基辛格,一是达利欧。基辛格对达利欧也是赞赏不已:

  • 达利欧有一种特殊才能,善于发现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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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仔细看,“黑天鹅”其实不黑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开端于奥匈王储被暗杀这个“黑天鹅”,但其实在这之前各国已经在“精神上进入了交战状态”,秣马厉兵、磨刀霍霍、箭在弦上。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双方都想“大事化小、息事宁人”,无奈奥匈帝国被德国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宣战,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大国勾心斗角简史之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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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德国1938年抢占捷克“苏台德区”,但其实自从希特勒1933年上台,二战就已经不可避免(大国勾心斗角简史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1925年《我的奋斗》就是希特勒野心勃勃的路线图。

所以,从大历史视角看,黑天鹅其实不黑。偶发事件统统无关宏旨,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推动大国关系演进的深层次原因。达利欧指出:

  • 通常我们就像蚂蚁,在短暂的一生中全神贯注于搬运面包屑,却无暇顾及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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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习惯于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然而一生的时间过于短暂,可能无法提供所需的经验和教训。达利欧指出:

  • 在我一生中,从未像现在这样有如此多的债务的低利率。2020年初,有超过10万亿美元的债务出现了负利率。
  • 在我一生中,贫富差距、价值观和政治分歧从未有今天这么大。顶部0.1%的美国富豪净财富接近于底部90%人群的财富总和,贫富差距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
  • 在我一生中,美国第一次遇到了对手。

理解国家强盛兴衰之根本,洞悉大国博弈之规律、内在逻辑、演进路径,方能穿越迷雾看清前路。在这方面,达利欧为我们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视野、富有哲理的逻辑框架和深入细微的洞察力。


03: 当下与二战前惊人的类似

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

历史表明,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糟糕的经济形势,是一对可怕的组合。在达利欧看来,1930年至1945年是现在最近的类似时期:

  • 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利率触及0%的底线,货币政策无效,债台高筑,全球经济疲软,存在巨大的财富和政治差距,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正在挑战现有的世界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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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达利欧的类比做两点补充:

第一,2020年至今的新冠大流行,也令人想起1918-1920年席卷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大流行病不仅进一步打击了世界经济,而且扩大了贫富差距,也引发了国家(民族)之间的仇视情绪(尤其是甩锅现象)(看来,想和新冠说再见还真不容易)。

第二,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标志(人类决战2024: 新冠是小巫,川普是大巫!),“强人政治”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主旋律。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用力扣打着每一个国家的大门,特朗普利用了美国的分裂,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撕裂。2019年,美国一项调查显示:15%的共和党人和20%的民主党人认为,假如对方党派的大量成员“直接死掉”,美国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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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前总统马科斯之子当选菲律宾总统

(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之女当选副总统)


04: 破译国家强大的密码

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帝国。“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罗马帝国,如今只剩下罗马斗兽场的残垣断壁。国家何以强大?帝国又为何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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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欧总结了衡量国家实力的8个维度:1)教育;2)竞争力;3)技术水平;4)经济产出;5)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6)军事实力;7)金融实力;8)储备货币。

例如,在荷兰帝国如日中天时,全球的金融中心是阿姆斯特丹。英国崛起后,伦敦成为金融中心;今天则是纽约。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之所以能由美国主导建立国际秩序,一个看得见的实力指标就是美国拥有全球80%的黄金储备

在达利欧看来,资本主义是帝国兴起的关键,也是失败的原因。资本主义带来的激励,可以拉动财富的增长,但同时伴随着财富差距的扩大,认为这一体系不公平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人人都要读《21世纪资本论》)。进而,内部冲突导致巨大变革。


05: 帝国巨型周期

在我看来,达利欧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帝国兴衰的巨型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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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最适合这一阶段的领导者是“权力巩固者”,例如历史上的唐太宗、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德国的俾斯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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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与魏征:一个敢言,一个善听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和政府机构的建立与完善。最适合这一阶段的领导者是“公民事务工程师”,例如德国的阿登纳、新加坡的李光耀、中国的邓小平(117年岁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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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与邓小平

第三阶段:和平与繁荣。这是鼓舞人心的远见卓识者大显身手的时代。典型者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首相格莱斯顿、缔造强大的统一德国的关键人物俾斯麦、新加坡李光耀、美国肯尼迪(只担任了34个月总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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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过剩时期或泡沫繁荣阶段。最适合这一阶段的领导者是“稳扎稳打、纪律严明”者。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经常出现负面典型,如罗马皇帝尼禄、兴建凡尔赛宫的法国路易十四、明朝万历皇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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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激烈的内外部冲突。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领导者如何处理矛盾和冲突,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阶段最糟糕的组合是:1)糟糕的财政状况;2)巨大的财富和价值观差距;3)糟糕的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冲突的时期,往往转向更强势的领导体制。30年代,大萧条重创德国经济,失业率达25%,人民大量破产,希特勒轻松靠“民族耻辱感”激发了狂热(人类灵魂的拷问:是谁成就了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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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经济建设成绩不容忽视:1933年上台后,他将国企私有化,鼓励企业借贷,创立大众汽车,下令修建高速公路,强迫银行购买政府债券。1934-1938年德国年均增速8%,失业率从1933年的25%降到1938年的0,股市上涨70%。

第六阶段:革命或战争。一旦市场不愿意继续购买政府债券,将触发危险的局面。例如,在MMT(现代货币理论)的掩耳盗铃下,美国不断印钞来弥补政府赤字,但这将导致持有美元或美债的人实际购买力受损。“励志型领导者”最适合领导革命与战争,因为战争很残酷,领导者必须坚韧,不惜代价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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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帝国兴衰过程是这样的:

  1. 来之不易的和平,开启新的秩序和休养生息
  2. 随着社会的修复,经济逐步进入繁荣阶段
  3. 过度增长的债务,进一步促进经济繁荣
  4. 为了维系债务,央行降息,结果贫富差距扩大
  5. 过度负债变得非常严重,债务泡沫破裂(如2008年次贷危机
  6. 为稳定局面,央行开启印钞和信贷刺激(如美联储QE)
  7. 经济衰退,贫富差距引发内部冲突,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
  8. 革命或战争爆发(郑永年:俄乌战争只是拖延和消耗了美国的一些精力
  9. 债务和政治重组
  10. 建立新的秩序,开启下一个周期。


06: 二战后的美国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结果之一就是美国作为帝国的崛起。

二战后建立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建立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日本的道奇计划帮助开拓海外市场。

在美国秩序下,美国发动和参与了几场重大战争(永不停歇的“战争帝国”美利坚):

  • 50年代朝鲜战争
  • 60年代越南战争
  • 1990和2003年两次海湾战争
  • 2001-2021年阿富汗战争(无可奈何花落去:阿富汗战争与帝国的拐点

美国是持续时间最久的全球性帝国之一。美国之所以成为重要的帝国是因为很多原因,包括:1)一流的教育;2)能够合理分配资源的经济体制;3)对全球化的开放态度(特朗普上台之前);4)美国霸权;5)全球金融中心地位……

帝国一旦出现下面这些现象,就会种下周期性衰落的种子:1)人民工作勤奋度下降,更注重享受;2)成功被竞争对手模仿;3)储备货币的“嚣张特权”使得它习惯于负债进行堕落性消费;4)繁荣导致金融泡沫,贫富差距扩大;5)贫富差距导致政治极端主义。自1900年起,美国政治党派间的差异开始增大,现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会议员的投票有95%是根据党派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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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欧认为,美国在这一周期中已经走过了75%左右的进程。美国已经处于“激烈的内外部冲突”阶段的后期,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体制在崩溃之前的韧性究竟有多大。美国民主体制能否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将在2024年再次经历考验(《美国反对美国》:穿越时空30年的历史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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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川粉冲击美国国会

美国目前已经出现以下衰落症状:

  • 高贫富差距、高债务和低迷的经济的组合
  • 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兴起(民粹主义: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智商税
  • 扭曲的媒体与后真相时代
  • 马斯克宣称收购推特后将恢复特朗普账号
  • 两极分化和温和派的消失(6分钟视频让你见识“美国反对美国”)
  • 人们越来越不遵守规则,权力争夺加剧


07: 大国博弈

达利欧认为,驱动历史的三大因素是:

  •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
  • 货币、债务/资本市场周期;
  • 外部强权挑战。

国家之间的治理与国家内部的治理截然不同。国家之间犹如丛林法则,适者生存,一切皆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实力永远胜过规则、协议和法律(米尔斯海默:美国听懂了邓小平的潜台词)。

当两个对手旗鼓相当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高。如果实力弱的一方拒绝低头,就会发生战争。

在爆发热战之前,通常会有一场经济战,一般在热战爆发前的10年左右。经济战的常见手法有:资产冻结、资本市场禁入、封锁禁运。

经济战最危险的举动就是:一方切断另一方的必需品进口。这是战争升级的重要信号。1940年美国实施《出口管制法》,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几个月,美国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禁止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天然气,一举切断了日本3/4的贸易、80%的石油。最终,日本选择孤注一掷,偷袭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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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战比贸易战严重得多:谁能赢得技术战,谁就可能赢得经济和军事战争。目前,中美在科技领域的脱钩,是更大范围内中美脱钩的一部分,将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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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很可能因为以下原因而发生愚蠢的战争

  • 囚徒困境:在对方杀死自己之前将对方杀死;
  • 以牙还牙
  • 衰落中的大国很难让步:对衰落的帝国而言,退缩就是失败;
  • 不得不迅速决策导致的误判。

在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弱势一方更愿意寻找同盟,“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旋转的“中美俄三角”与美国的颠覆性战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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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00年,美国在教育、竞争力、贸易、生产方面的相对实力持续下降。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与美国的差距都已缩小,许多方面已经实力相当。达利欧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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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着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2倍,贫困率从88%下降到不到1%,占世界GDP的比重从2%上升到了22%。我目睹了这个过程。中国在贸易、军事、创新和技术方面已经成为全球领先国家之一,而在储备货币地位和金融中心方面实力依然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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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巨大的中美差异

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

  • 对美国人来说,30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对中国人来说,这是最近的事情(达利欧:八千里历史高空俯瞰中国
  • 中国人更具战略性和哲学性,美国人更加战术性和冲动
  • 儒家-道家-法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领导人的影响,比基督教-欧洲哲学对美国人的影响要大得多
  • 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或革命导致制度颠覆是不可想象的;而对中国而言,这样的现象经常发生(历史周期率)
  • 中国强调集体,美国强调个人
  • 中国是自上而下运行,美国是自下而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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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已经到来的中美冲突

中美之间的冲突复杂且敏感:

  • 美国在文化上具有传教士精神,喜欢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强加于人,这最早可以追随到1000多年前的十字军东征(俄乌战争与21世纪的“民主十字军东征”);
  • 中国在近代的百年屈辱,让中国对主权和尊严更加敏感——美国如想避免热战,与中国打交道时就必须保持谨慎。
  • 中国绝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战争,他们也不希望强行控制其他国家(习近平的历史最强音:外来势力妄想欺负中国,必将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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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美之间的文化和制度差异是根深蒂固的,无法期待任何一方放弃自己的文化或制度(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芒格建议”);
  • 中美双方不能理解或以同理心看待对方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是一个主要挑战;
  • 如果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渠道,预示着战争风险大幅上升。
  • 台湾问题时最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而且难以和平解决。如果美国不出击,这将标志着美帝国在太平洋的势力衰落,这是巨大的耻辱,就像英国丢失苏伊士运河标志着英帝国终结一样。另一方面,一场以牺牲美国人生命为代价的台湾战争,在美国将是极不受欢迎的(中国不是俄罗斯,台湾更非乌克兰);
  • 由于中美太过强大,大多数国家都将纠结于这样一个难题:与美国结盟,还是与中国结盟?(李显龙支招基辛格忧心的“世界大战”
  • 资本战争:中国的风险是被资本拒之门外;美国的风险是失去储备货币地位(人民币是唯一可能替代美元地位的货币);
  • 美国拥有最有力的制裁武器,被制裁的国家将设法开发替代系统,例如支付清算系统。但任何这方面的进展都需要5~10年时间,这是中美大脱钩阶段的一部分。


10: 达利欧的建议

1982年沃尔克加息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并导致墨西哥债务违约。在金融市场动荡中,达利欧的桥水基金被迫解散。达利欧学到了深刻教训:

  • 如果债务以央行能够印发的货币形式存在,且央行可以对债务进行重组,那么债务危机就能得到很好的应对。
  • 资产价值与货币价值反向关联。当央行提供大量货币时,更积极地持有资产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达利欧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依靠政府来保护我们的财富。由于没有任何决策者会经历整个债务周期,大多数都会滥用货币创造的特权。创造货币,可以让民众满意(短期效应),政府很难抵制这种诱惑。通过“债务货币化”实现财富转移,比税收更隐蔽、更容易被接受。精致利己的统治者,会积累大量自己卸任后很久才会到期的债务,让继任者收拾残局(铭记历史,穿越 MMT 巫毒的迷雾)。

2008年次贷危机后,发达国家步入0利率时代。上一次0利率,是在1933年大萧条期间。0利率对拥有金融资产的富人更有利,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旧约》规定每50年为一个禧年,在这一年里,债务会被免除。为了摆脱“滞涨”,沃尔克在1981年把利率提高到“耶稣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语)。最近,美国通胀突破8%的40年高位,“滞涨”的幽灵,已经在美利坚上空游荡。

储备货币是一种非凡的力量,其价值甚至超过军事力量。印制纸币并被其他国家接受的能力,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经济实力。这意味着,一旦美元失去其国际货币地位,美国将变得非常脆弱。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动用“超级金融制裁”打击俄罗斯。塞翁失马,此举也可能拉开“去美元化”的历史大幕(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英雄所见略同。

“中美关系的历史见证人”基辛格在 2018 年出席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直言(“大师看世界”之基辛格:中国崛起是政策和历史的必然):

• 中国崛起是政策和历史的必然,中美两国在维持权力平衡上都有审视的必要,不计代价阻止大国间的直接对抗是世界运转的底线,一个两大强权对抗的世界不会让人类得利只有全世界皆输的结局。

既懂美国又懂中国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

  • 美国两党今天针对一件事情有共识,就是与中国的关系。但他们的立场是采取强硬路线,我不确定这是否是对的共识。我不知道美国人是否体认到,如果美国决定将中国视为敌人,他们面对的会是多么难对付的敌手。
  • 中国不会消失。这不是苏联,也不是矫饰的门面。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力量,拥有人才并决心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国家……很大一部分也是来源于民众深深的自豪和自信。也许他们接受的“受害者叙事”比别人会多一些,但是,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被践踏过。他们记住他们的过去,并决心继续前行,告诉别人:我们不会消失。

让我们记住达利欧下面这些警言:

  • 在我一生中,美国第一次遇到了对手。
  • 我敦促那些没有在中国花费大量时间的人摆脱对旧的“中国”的刻板印象。盲目和近乎暴力的忠诚以及媒体扭曲阻碍了人们对不同的观点的周密探究。
  • 要避免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几乎是宿命一样的命运做斗争是很难的。
  • 历史上的斗争都是非常惨痛的。这个挑战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类的本性。综观整个历史,唯一改变的就是我们的着装、所使用的技术。不同性格类型的人不断互动,一次次经历类似的事情。
  • 经济形势是政治以及整个政治体系运转方式的最大驱动因素。
  • 长期债务周期结束、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崛起国挑战守成国,这些是我们这个时代目前面临的三个问题。
  • 我们已经走到了长期债务周期的末尾,这个债务周期是在1945年开始的,这同样也是美元的周期。
  •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GDP
  • 全球化将转向“自给自足”,我们不得不在更加分化的背景下重组体制。之前应用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和供应、以开放自由贸易为主的方式,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自给自足或独立的原则和紧张局面将是我们未来环境的特点。
  • 中国在近代的百年屈辱,让中国对主权和尊严更加敏感——美国如想避免热战,与中国打交道时就必须保持谨慎(中国领导人“最钢讲话”与朝鲜战争秘辛)。
  • 这需要双方认识到对方的挑战,并试图互相帮助,缓解对方的担忧。这对双方都很难我的建议是:大家少一些情绪,多一些思考,思考更高意义上的目标。要意识到战争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自我,意识到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能做大蛋糕的新的国内或者国际体制,一个基于相互理解和慷慨精神进行分配的机制,其实我们有足够的财富、创造力和发明能力去改造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

参考资料:

达利欧,《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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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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