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新马通关，1公里长堤为何仍是“遥远的距离”？

澎湃新闻记者 许振华

在2019年上映的新加坡华语电影《热带雨》结尾，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师阿玲越过新柔长堤，重返在马来半岛南部的家乡。这座1公里长的长堤连接着新加坡和大马（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该国的简称，下文同）柔佛州，由大马演员杨雁雁饰演的阿玲在电影中于新加坡历经婚变和工作变动，最终在家乡的祖屋里见到了仍在操持家务的妈妈，似乎终于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2020年3月之前，像阿玲一样穿梭于新马之间，是两国间再平常不过的景象。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发展迅猛，如今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更明显优于大马。因此不少大马人，尤其是华裔，选择到新加坡工作，赚取更高薪资。

但疫情改变了这幅景象。针对新冠疫情，大马当局于2020年3月18日起决定实行“行动管制令”（MCO），新加坡则于同年4月7日起实行“阻断措施”，两国实际上彼此关闭边境。这让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陷入了两难：究竟是留在房租高昂、却有稳定高薪工作的新加坡，还是回到有稳定住所、但缺乏令人满意的工作机会的家乡？

“就地过年”的大马人在新加坡寻找年味。 采访对象小樱 供图

如今，近两年过去，在新的大马人迎来疫情中的第二个春节，却仍有许多人“有家难回”。尽管新马两国间去年11月底启动了疫苗接种者旅行走廊计划（VTL），但因一票难求、隔离周期长、手续繁琐等因素，许多马来西亚人仍无法在春节实现一家团圆，新柔长堤也未恢复曾经繁荣的景象。

“2020年3月18日到现在，新马还是没有完全通关。即使有VTL，我也抢不到票。过年不能回家，我苦不堪言，真的很心酸，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正常生活。”在新加坡已经打工23年的大马人李大顺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就地过年”的大马人在新加坡寻找年味。 采访对象小樱 供图

被“切割”的两年

李大顺回忆起自己的新加坡工作与生活，既有心酸，也有满足感。“23年前，为了三餐、为了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我选择来新加坡打工。”李大顺说。

疫情暴发前，他每天往返于新柔两地，白天在新加坡打工，晚上则驱车回到距离新加坡只需要45分钟车程的住处。

大马新山市与新加坡“一桥之隔”，许多居民白天坐车前往新加坡上班，晚上则跨境回到房价更为低廉的新山。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前，每日通勤于新马两国的“越堤族”可能有30万人之多，新柔长堤也因此被认为是全球最繁忙的陆路关卡之一。新加坡民间历史作者李国樑形容称，新柔长堤塞车是正常的，空荡荡才是新闻。

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边境管控几乎影响了所有“越堤族”。澎湃新闻特约撰稿作者、来自大马的Hannah Teh当时写道，2020年3月17日前后，新柔长堤上出现车龙，人流多、耗时久。许多大马人思考再三，决心回到新加坡工作，因此纷纷踏上车程，让新柔长堤的车流和人流量堪比疫情前的春节，堵得水泄不通。

李大顺也是选择留在新加坡的大马人之一。疫情暴发后，他无法回归每日通勤两国的生活，不得不为在新加坡居住增添一份花销。

护士陈静怡和其丈夫都是大马人，两人都在新加坡工作。她的丈夫不像她一样获得新加坡公司安排住宿，因此在疫情前也是每日往返两国的“越堤族”，疫情后夫妻二人不得不在新加坡寻找住处。

陈静怡向澎湃新闻算了一笔账：“新加坡租房预算在新元600至1100（约合人民币2800元至5165元）间，而大马租金预算是林吉特500至800（约合人民币760元至1215元）。”显然，在新加坡租房意味着更高的花费。

疫情前，陈静怡和丈夫每个周末都会回到大马，以探望父母和陪伴子女，但疫情让这种定期的团聚不再可能。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阿文。他来自大马柔佛州，为继承父亲在新加坡的建筑工程生意，已在新加坡工作17年。“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大马，疫情暴发后整整两年都没有回去见过他们了。”阿文接受澎湃新闻电话采访时无奈地说，“我有两个儿子，我每天晚上都会和他们视频聊天。感谢太太理解我的工作，也一直在开导儿子们。”

对阿文等大马人来说，即使有了VTL等返乡渠道，跨越国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他们工作上所“不可承受之重”。“我和父亲是小本经营，如果我抽身几天，就有可能有客户因为找不到我而流失他处。工人还能以无薪年假的方式为返乡留出充裕时间，管理层的职责却让我抽不开身。”阿文说道。

阿文发来的工作场景。他说，春节“返乡潮”让新加坡建筑业人手紧缺，这让他的订单压力增多。 阿文 供图

在新加坡的中学担任华文教师的小樱用“被切割的两年”来形容在新大马人这两年的集体经验。“这种地理上的切割，迫使我们每个人都重新思考，自己究竟应该在新加坡如何生活，又是否需要在某一天回到大马的家园。”小樱向澎湃新闻说。

星国梦

新马两国仅一水之隔。实际上，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之前更长期被视为泛“马来亚”（Malaya）地区的一部分；“分家”许多年后，因文化相近、族群构成相似、经济往来密切，新马两国仍关系紧密。

对大马人而言，新加坡是“淘金”之地，是实现“星国（新加坡别称）梦”的地方；对新加坡人来说，大马则是食品、水源等生活物资的主要供给国，也是休闲娱乐上最近、最方便的乐土，来自大马的数十万劳工更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Hannah Teh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仍说，新马称得上是“血脉相连”，有着独特的联系。

几乎所有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都会提到“1:3”的汇率。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新加坡赚到的“1元钱”，可以在马来西亚当“3元钱”来花。 “我总是担心留在新加坡钱会不够用，压力也很大，一度有冲动的想法，想要放弃工作回家和家人团聚。但马来西亚的薪水不够我养活家人，因此我选择了放弃回家。只能安慰自己，希望病毒快快离去，我能早日回家。”李大顺说。

风靡新马两国的新加坡情景喜剧《鬼马家族》的大马番外篇中，分别来自新马的两位喜剧明星比对着两国的异同。“我们有了总理，你们也要有个总理。”马来西亚演员Harith Iskander的台词说。

在新加坡1965年刚独立时，两国货币的汇率是1:1。半个世纪过后，两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差距。对许多大马人而言，在新加坡工作或生活，不仅是出于经济的考量，也是对马来西亚政府失望的结果。“你懂得啦，新马政府相比，‘一个天，一个地’。”阿文向澎湃新闻直言，他还带着马来西亚人常见的幽默感自嘲说，“你们记者天天都会看到马来西亚新闻，当然明白我在说什么啦。”

2020年3月，马来西亚发生“喜来登行动”，于2018年取代长期执政的国民阵线政府的希望联盟政府垮台。许多媒体分析指出，马来西亚疫情之所以于2020年初陷入大规模暴发，正是由政府垮台所引致的混乱造成的。

希望联盟政府上台时承载着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望，承诺要在根除腐败、发展经济、改变族群不平等议题上取得突破。然而，希盟政府不到两年便陷入垮台，2020年3月上台的国民联盟政府及2021年8月重新上台的国民阵线政府更呈现出“马来人大团结”的族群政治局面，曾经深陷“一马弊案”丑闻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重返政府权力核心，这让倾向于支持希望联盟的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倍感失望。

小樱是吉隆坡华人，中学毕业后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就读，并于2017年毕业，此后一直在新加坡工作，疫情前往往会在大学假期时返乡。小樱分享说，马来西亚有着从小学到大专的完整的华文教育系统，但大马官方并不看重她热爱的中文研究和华文教育，因此她在本国获得奖学金的几率不大，新加坡华文教师的薪水也让她更感心动，所以她选择前往新加坡学习和工作。

2021年11月底，新马两国间启动VTL，小樱感到便利，终于踏上了因疫情而久违的返乡路。很不巧，小樱使用VTL重回新加坡时，马来半岛暴发了大规模洪灾。据新加坡《海峡时报》12月20日报道，大马官员称这场洪灾“百年一遇”。围绕着灾情应对滞后、救灾不力、政客“作秀”等问题，马来西亚各族群社会都再度兴起了不满政府的“吐槽”声。

就在不久前，12月9日，新总理伊斯迈尔当局决定举行纪念上台执政百天的“大马一家”4日系列活动。大马医药协会（MMA）负责人等专业人士和媒体人对此批评道，疫情期间政府主导这种千人规模的活动，似乎是在执意增加新冠病例。这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广泛批评。

“避开”了水灾的小樱对大马政局感到十分无奈。在她看来，马来西亚民众早就练就了“互助”的习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报道，面对严峻的疫情，许多马来西亚人经济压力激增，有网民为此发起“举白旗运动”，呼吁有能力的人向在家挂出“白旗”的人施加援手。

根据小樱的讲述，大马互帮互助、人心善良的人情味背后，其实是政府的失职。她向澎湃新闻做了更具体的描绘。“在新加坡，每人只戴一层口罩；在大马，许多人会戴两层口罩。”小樱分享道，“武断地说，之所以新加坡人没有大马人那么夸张，是因为他们更能信赖政府。而大马人在心态上就比较无奈，总想着办法来保护自己。”

“我们不能靠政府呀，总是朝令夕改。像是水灾上，大马应急设施做得很糟糕，政府工作也很差。回家比较后，更能认识到新加坡的效率。在大马，总是要‘自己想办法’。哪怕是新冠检测，马来西亚都常出现安排不当、指示缺失的问题，让人很烦恼。”小樱说。

阿文在新加坡住处附近的虎年装饰，除夕夜他会和表姐吃年夜饭，休息两天，年初三就要开工了。 阿文 供图

归向何处？

一如小樱所说，疫情迫使许多大马人长期滞留在新加坡。久而久之，这些大马人开始考虑是否要申请新加坡永居权，甚至入籍当地，进一步告别马来西亚。

“我本身就主要在学校里工作和生活，和家人可以通过视频电话拉近距离，疫情对我日常生活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但硬生生地被切割了两年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如何，甚至在考虑争取入籍新加坡。”小樱说，“我原以为家乡不会改变很多，去年11月返乡时却有物是人非之感。也许，地理的切割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心态上的切割。已经两年了，那未来会如何呢？”

阿文、陈静怡也在考虑争取新加坡久居权。对阿文来说，新加坡意味着更好的教育和未来，他希望尽快把老婆和孩子接到新加坡。这样不仅可以一家团圆，也可以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

不过，对陈静怡而言，在新加坡久居和保持马来西亚国籍并不矛盾。对她而言，申请新加坡永居是方便工作的安排，但她仍然想要在未来回到马来西亚。“我还是更喜欢马来西亚的生活。从小在大马长大，生活步伐较慢，食物好，人也不一样。新加坡是很好的地方，可还是觉得家里更好。”

尽管新加坡经济发展成绩优异，但这也意味着社会竞争压力极大。新加坡社会中流行的闽南语词汇“惊（怕）输”（kiasu）形象地展现了新加坡竞争激烈的状况。

对小樱来说，这种“效率至上”的倾向也十分清晰地体现在新加坡的语言学习上。新加坡社会的主要教学和交际用语是英语，但政府也支持保护各族群母语的“双语教学”，因此华语往往是华族学生的必修课（马来文、泰米尔文对应马来族和印度裔新加坡人）。但在效率至上的影响下，许多新加坡华族学生将华语教学的目标局限在“和中国做生意”上，这让小樱感到十分可惜。

“虽然新加坡和大马不同，华族是最多人口的族群，但整个社会完全以英语为主。而华人和华文文化是我的归属感所在，这让在情感上对何去何从十分纠结。”小樱说，“希望和中国商机对接肯定不算错，但文化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呀。”

在不断往返新马两地的过程中，小樱反而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深的认识。“每次回到大马，我就发现这里文化不仅多元，而且每种文化都保存的很好，包括马来文化、华人文化、印度文化。在华人文化中，潮州话、福建话（即闽南话）、广东话、客家话等各种语言都十分活跃。只要我打开电视机，很容易就看到诸如醒狮等传统华人文化的节目。这都是让我向往的多元文化和华人文化环境。”小樱向澎湃新闻感慨道，“这种亲切感，只有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可以带给我。”

尽管疫情局势仍然复杂，奥密克戎毒株更为新马两国防控带来新的难题，但在星国寻梦的大马人还是希望能早日回国和家人团聚。去年11月底，新马两国建立起VTL通道后，有关机票和车票均迅速一抢而空。

但李大顺和陈静怡都没有那么幸运。更何况，生活不只有“单程票”，返乡的大马人还要考虑回程新加坡的事宜。李大顺梳理说：“快速方便的VTL一票难求，那也可以走落地隔离五天的另一种方式，可这种渠道的票我也还是抢不到。假如我真的回到了大马，再回到新加坡的车票仍是一票难求。更何况，如果两趟都要住酒店隔离，那花费就更是高昂了。我们年假有限，只好选择年后才回，真的很不容易。”

李大顺期望，新马两国政府能在新柔长堤这条路上增开巴士班次，让在新加坡被称为“马劳”的大量马籍劳工早日回家团圆。据《联合早报》等两国媒体报道，两国政府已在考虑加开VTL的航线和班车，并将入境地点开拓到马来西亚的槟城、沙巴、沙劳越等其他地方。

李大顺向记者发来的新年祝福信息。他希望能早日回到大马家中，面对面见到自己的另一半。

1月31日，华人春节的除夕之夜。陈静怡、阿文、小樱不约而同地选择和其他同样留在新加坡的亲朋好友吃团圆饭，并和远在大马的其他亲戚视频连线，恭贺新年。“家人肯定会发团圆照来诱惑我，我们就线上和家人截屏合照咯。”小樱笑言。

面对疫情，新加坡和大马等东南亚国家已转向“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尽管如此，政府仍无法保证所有民众都免于感染新冠的恐惧，国家间的边境政策仍比较严格。

面向未来，李大顺仍然乐观。“新、马政府都承认，新冠病毒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我们只有自己保护自己，注意卫生，少去人多的地方。我们要听新加坡政府的话，学会怎么和病毒共存。”

阿文仍在坚持他口中“有苦有乐”的工作。据他形容，他在新加坡基本上是早上睁开眼就要去赚钱。“不像在大马，睁开眼后还是很轻松啦，只要不花大钱，都没有关系。”阿文说。

“其实就是没办法。我个人认为，不要想太多，就当着是新的环境去面对。如果要回去疫情前的生活环境是不可能的。面对新的环境，尝试面对即可。”阿文坚定地说道。

（根据受访者要求，小樱和阿文是化名。实习生袁明晰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李怡清 图片编辑：胡梦埼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