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九三年的“人世间”

我今天要讲述的只有3个故事，至多算4个故事吧，但我得说，这些故事，却浓缩了一个国家的“人世间”。

如果与梁晓声的115万字的皇皇巨著《人世间》相比，那这3个故事，太小了，篇幅上来看，简直是九牛一毛。

但就像雨果在《九三年》中所说的，每一个生命的来与去，都是“在人世间所能听到的最崇高的赞美歌”。

这是中国百姓日常的歌，刚好，它们都发生在1993年。

我们就从这个年份一点点讲起。

第一个故事是蒋昌建的故事。

时至今日，蒋昌建的名字，仍会让人想起93年那场“舌战”。

这年10月初的新闻联播结束后，没有照惯例，播放黄金档的电视剧，央视向全国观众播放的是这场“舌战”——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

当年的这场辩论赛，在27年之后，被全国一代又一代辩手，反复研习。

乃至后来的现象级辩论节目“奇葩说”，也多次致敬了这场辩论赛。

人们习惯将它称为“狮城舌战。”

28岁的辩手蒋昌建，在总结陈词时，根本不会想到，伴随着央视的转播，他会一夜之间，成为全国“顶流”。

“白马王子”、“天之骄子”等称呼，被媒体冠在了他的名字前。

这一身份巨变，他想都不敢想。

就在7个月前，他还只是复旦大学人潮中的一朵普通的“后浪”。

当时，辩手招募的海报，在复旦校园内甫一张贴，就引来数百人围观。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参赛吗？能选得上吗？

蒋昌建——这位从未在荤菜窗口排过队的安徽“穷小子”，踌躇许久，终于做出了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报名。

其后，一个多月、四轮选拔，从上千名报名者中，蒋昌建脱颖而出。

在复旦大学备战辩论赛的同时，遥远的法国戛纳，一部中国电影，挺进了主竞赛单元。

并没有太多人注意这部影片，但如今它已是中国电影史的皇冠。

它就是《霸王别姬》。

这是我们第二个故事：芦苇的故事。

《霸王别姬》是首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斩获戛纳金棕榈的中国电影。

戛纳的香槟酒，发出清亮响声，远在北京的编剧芦苇，正和一个前牙医，讨论新电影。

这个牙医就是作家余华。

而他们讨论的新电影，就是张艺谋的《活着》。

当时的余华，刚刚辞了浙江县城文化馆“自由且幸福”的闲差。

再早一些，他还辞去了浙江某小镇的牙医工作。

据他回忆，牙医工作如同战士，“上手握钢钳，每天拨牙长达八个小时”。

芦苇的人生之跌宕，不逊于余华。

他种过地、干过民工、当过工人、干过炊事员，解锁的成就寥寥，发展的兴趣不少。

不过，必须要提上一句的是：他是个骨灰级的戏迷。昆曲、秦腔、皮影戏等等，无戏不欢。

为了写好《霸王别姬》，他专门从西安跑到北京住下，泡北图、泡中央戏曲学院，还反复看《茶馆》的录像带，直至能背下三分之二的台词。

这一年的7月26日，霸王别姬在全国上映。

在那个平均电影票4块钱的时代，斩获了票房4800万。

上海影院一票难求，复旦的学子们也争相一睹。

这其中，并不包括蒋昌建。

他正和他的队友们，一边汗流浃背、一边阅读经史子集、西方先哲著作。

在没有空调的90年代，上海的夏天热得让人发慌。

被浩瀚书海围绕、被学界大拿环举，但复旦大学的学子，心里还是悬：

“举校体制能让中国打进决赛吗？”

他们不知道能否挺到最后，但他们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已经关乎整个中国文化界。

在蒋昌建和芦苇的故事，正在跌宕推进时，在陕西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西蒋村——一个山洼洼的“穷地方”，也发生了一件文化界的大事儿。

这是我们第三个故事：陈忠实的故事。

山西老农陈忠实，抖着手，拆开了人民文学寄来的包裹。

封面上“白鹿原”三个字，比他最爱的雪茄烟，还呛人。

6年，50万字，翻遍西安的县志，耗尽家里的积蓄，51岁的农民陈忠实，以一本书，站上了文学史。

他额头上的皱纹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一般深刻，他的生命也嵌入了秦地的黄土之间。

他兑现了他的“酒话”——

“爱了一辈子文学了，写一本垫棺作枕头的书。”

但这条文学挣扎之路，并不是坦途。

早在1988年，陈忠实就在祖屋索居，陋室之中，只有面条。

和我们民族历史一样久远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正在构思的小说意象里的白鹿原，被封建文化封建道德严密缠裹了不知多少层，但同样也是支撑中国最重要的“柱梁”。

陈忠实在书写的白鹿原，也是人世间。

1993年，最早的一批读者，读到《白鹿原》类似《百年孤独》的开头：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老婆。

陈忠实的人世间，与马尔克斯的人世间，遥相呼应，又互相连接。

这年8月的狮城舌战上，评委席上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和还未执掌新加坡的李显龙。

蒋昌建和他的队友们一举夺魁，辩论之风，吹向全国。

甚至在当年的春晚上，赵丽蓉还将辩论，编排进小品中。那句流行语我们至今熟知：

“请问对方辩友，是饺子好吃还是窝头好吃？”

1993年的文化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芦苇的故事是这样的：

93年5月，由他编剧的《霸王别姬》斩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一年后，他编剧的《活着》斩获戛纳评委会大奖。

陈忠实的故事是这样的：

9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白鹿原》单行本，97年底，陈忠实凭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

蒋昌建的故事是这样：

93年8月，中国复旦大学代表队获得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冠军，蒋昌建获得最佳辩手，也成为全国偶像。

然而，繁华与萧条仅一步之遥——我们还有一个故事。

就在狮城舌战的最后，蒋昌建在结辩陈词中，引用了顾城的诗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这被视为时代的宣言：一个即将崛起的中国，在黑暗的历史甬道中，喊出前行的号角。

但戏谑的是，就在央视转播“狮城舌战”一周后，诗人顾城用斧头，在激流岛砍死了妻子谢烨。

妻子倒卧在一条小径上，而顾城则自缢于一旁的树上。

这是顾城的故事：

93年10月，顾城杀妻后自杀。

而在顾城的悲剧之后，缔造艺术辉煌的中国文艺，最终定格为一个背影，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喷薄的、巨大的、高能量的商业时代的到来。

以上，就是我所讲述的这一年的三个故事，准确地说，是“四个故事”。

如果我们将故事主人公，抽象为“中国人”，我们会发现，这一年，仿佛“中国人”这个群体，走过了“春夏秋冬”四季，并由此开启新一个人世间。

听说，梁晓声的《人世间》，将被搬上话剧舞台，作为观众，我好奇且期待——

这50年时代的巨大身影，会如何浓缩在话剧舞台上的方寸之间，它会呈现出怎样的人生四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