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丨社会政治史视野中的流行病学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董国强

今年4月由美国匹兹堡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书China and the Cholera Pandemic(《中国与霍乱大流行》)，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历史学者方小平继其成名作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赤脚医生与中国现代医学》，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12）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方小平生长于浙江农村，2000年前后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后来转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并于几年前获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职。他的研究兴趣始终集中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医学、健康和疾病史，以及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史。

在本书稿编辑出版工作的最后阶段，全球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严重威胁。方小平面对这次重大疫情，心情十分复杂。他在本书卷首的“鸣谢”部分写道：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期间，“我亲历了检疫隔离、社会恐慌和疫情信息的政治化——这些都是我在本书中所论述的事情。作为一个研究流行病的历史学者，我从未想到自己对这些问题会有如此直接的个人体验”。但他同时表示：“我宁愿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对生命和自由之价值的理解，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切。”一位人文学者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和强烈的社会关怀情结，跃然纸上。

2021年7月9日，医务人员在泰国曼谷一处新冠疫苗接种点工作。

方小平这本新书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出版发行，纯属历史巧合。就我所知，他围绕本书内容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已经持续多年，并在2019-2020年度担任美国国家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期间完成了书稿写作。正因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胡乱拼凑的急就章之作，本书得到英语学界同仁的高度赞誉。英国剑桥大学高级讲师Mary Augusta Brazelton在新书封底的推荐语中写道：“方小平这部生逢其时的著作所采用的论述路径，将1962年霍乱大流行与学界近些年来关于医学、社保以及国家权力向学术界和公共领域渗透的讨论高度关联，第一次披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健康史上的一个重要故事。这部开创性的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和流行病史研究方面拓展了若干新的领域。”美国丹佛大学副教授Hilary A. Smith则写道：“通过细致的档案研究和对幸存者的访谈，方小平完成了关于1960年代早期中国东南地区霍乱大流行的深入研究。他的清晰描述展现了政府为应对这次疫情所作的种种努力，以及政府如何构建控制与监管机制——这些控制和监管机制持续地形塑着中国人民今天的生活，尤其是在各种流行病爆发期间。”

我认为上述两位专家的评语，的确是知人之论。我敢下这样的断言，与我的个人研究经历有关。我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从事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史研究，后来在2011年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开始对当代中国的麻风病防治运动进行专题研究。基于个人的史学专业背景，我关于麻风病防治问题的研究有别于生物和医药学领域专业人士的研究。我关注的重点不是生物和医药学意义上的疾病起源和防治技术，而是政府和社会如何对麻风病所带来的威胁作出反应，如何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控制麻风病的传播，以及如何通过宣传普及科学知识以消除麻风病的污名化。这样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与方小平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不谋而合。因而在2016年读到他关于赤脚医生的英文专著时，我对书中所展现的社会政治史内容和他基于实证研究提出的许多洞见十分赞赏。我还和一位研究生合作了一篇学术书评，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2期上。

方小平这本新书的研究主题，是1960年代第七次全球霍乱大流行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各省的影响，以及中国政府在控制霍乱疫情传播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与他的第一本专著一样，本书依然选取他生长于斯的浙江农村作为实证考察对象。不过上次他以杭州市郊的余杭县为考察重点，主要聚焦于1949年以后当地一个中心村中四代乡村医疗从业者代际更迭的故事；这次则以浙江南部温州专区下属的几个市县为考察重点，而且在探讨第七次全球霍乱大流行的起源和传播路径时，自然而然地将考察视野扩展到印尼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与浙江省毗邻的广东、福建、上海和江苏等地。而且随着近十年来作者本人人生阅历的不断积累和研究能力的日益精进，新书在论述体系构建和主要论点阐释方面也显得更加丰满和成熟。

在具体内容方面，本书七章正文（“绪论”和“结论”除外）大致围绕这次霍乱疫情的发生、发展和中国政府的各项应对措施等问题逐步展开。第一章主要叙述第七次全球霍乱疫情在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以及冷战背景下中国政府迎接大批印尼华侨归国，随后霍乱疫情首先在广东及港澳地区爆发。第二章主要分析论述浙江温州地区为何在1962年夏天成为霍乱疫情的重灾区。方小平认为疾病传播与人口流动有关。他首先提到以下三类人群的跨省流动：其一是经广东、福建来到当地探亲或定居的印尼华侨和港澳同胞群体，其二是为了应对台海危机而进入当地的大批解放军部队，其三在大规模海上作业中交往频繁的广东、福建和浙江渔民群体。此外，他认为温州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习俗也有利于霍乱疫情传播：其一是当地大小河道纵横交织。这固然有利于航运交通、农田灌溉和居民生活用水，但当地城乡公共卫生设施严重不足，垃圾遍地，污水横流，遭到污染的河水便成为一个重要传染源；其二是夏季农忙期间的超强劳动导致大量青壮年农民体力透支和免疫力下降，更易受到病毒侵害；第三是当地村民在传统节庆期间走亲访友，聚集吃喝，更容易导致社区交叉感染。第三章主要讨论当时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体制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发病率的影响。第四章主要论述政府为了控制疫情所采取的隔离封锁措施，以及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实际成效。第五章主要考察地方政府如何依靠医疗卫生人员、乡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志愿者统计核实社区人口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快速高效的全民免疫接种。第六章主要论述省、地、县、乡、村五级疫情报告制度和疑似病人粪便样本送检及结果反馈制度，以及影响各种统计数据准确性的若干因素。第七章主要论述各级政府对疫情数据信息的保密措施，以及媒体对内对外宣传的方针和策略。由以上概述不难看出，本书所述内容涵盖了此次疫情传播和抗疫措施的全过程。而且全书论述思路清晰，各章节之间关联紧密，构成一个完整连贯的历史叙事。

与我看过的许多国内相关著述（尤其是许多硕博士论文）相比，本书之不同凡响显而易见：第一是采用微观考察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视角，有效摆脱了微观实证研究常遭诟病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弊端，通过认真解剖典型个案全面揭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第二是将文献研究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充分展示了“文本制度”与“社会实作”之间的张力，有效克服了因信息来源的单一性所导致的历史叙事的概念化、扁平化和碎片化，同时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切身感受和利益诉求，以及他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对基层防疫工作的实际影响；第三是作者在广泛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概念构建自己的论述体系时，并未忘记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因而，他能够将一些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描述巧妙地纳入到各章节的结构分析框架中，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

方小平在理论构建方面的抱负与贡献，主要反映在“绪论”和“结论”部分。他提出的核心理论命题，可以概括为“防疫应急机制”与“紧急管制状态”的形成。而构成这个核心理论命题的重要学术观点包括：第一，伴随着十九世纪初期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的商品贸易、政治暴力、军事冲突和宗教朝圣带来的大规模人类迁移，史无前例地加速了疾病的传播。第二，疾病是人类病原体微生物活动的结果，本身并不具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内涵。然而疾病大流行往往被视为全球范围生物物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网络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结果。这种认知导致了传染病防治问题的政治化。由于中国近代以来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剥削，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染病防治问题的政治化得到进一步强化。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和大自然的双重受害者，成为一个内涵广泛的政治隐喻。与这种政治隐喻相对应，既然各种疾病的存在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无能，那么它们的持续存在必然对中共新政权构成潜在威胁。因而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发起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和防疫运动。一些战争术语（如“战斗”“歼灭”“根除”等）被引入到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群众性的“运动”成了和平时期传染病防治的主要方法。第三，就防疫运动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言，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几次急性传染病大流行中，这次东南沿海地区霍乱大流行期间建立的防疫应急机制最具深远影响。获得全面、精确的人口学统计信息，是实现全民接种、疫情监控和流行病学分析的重要前提。为此地方政府对分属不同部门的社会数据（户口册）、生产数据（工分册和社员册）和疾病数据（接种登记薄和接种证）实行有机整合，形成一种独特的人口学数据统计机制，并在有关部门的督导下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随之而来的医疗体系制度化和行政体系医疗化，以及对社会人群加以流行病学分类，实际上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深刻地影响着行政体制、地方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群众，同时也显著地推动了紧急管制状态的形成。第四，此次霍乱大流行期间形成的防疫应急机制和紧急管制状态，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这种强力干预模式不仅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的显著特色，而且对随后数十年间中国政府应对严重自然灾害、重大流行病和社会公共事件都产生了影响。中国在这次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就是一个明证。

综上所述，本书在问题意识、论述路径、史实呈现和理论升华等方面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它虽然以1960年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霍乱大流行为主要议题，但所述内容实际上涵盖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医疗卫生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深入细致地展现了农村基层的实际图景。就我所知，目前国内许多中青年学者（尤其是许多硕博士研究生）大多乐于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新史学”理念和方法，但如何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切实贯彻这样的理念和方法，似乎依然问题多多。他们要么为了追求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通篇不厌其烦地阐释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些经典理论和概念，而忽略了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历史叙事；要么一头扎进档案资料故纸堆，无法跳出档案资料中隐含的观念预设和论述逻辑，难以形成充满新意的研究选题和论述框架。在这些方面，方小平的新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但要想达到这样的高度，还有赖于长期的积累和历练。

至于这本新书的不足之处，我觉得主要是在各章节的史实叙述和观点阐释中，有些事实稍显重复，有些表述稍显拖沓。不过这样的细小不足，其实无伤大雅。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