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忆周恩来往事：工作之细让外国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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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5周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近日在京首发。该书由1998年拍摄电视文献片《百年恩来》主要采访记录整理而成。原采访200余人，本书选取有重要价值的34人的采访记录，这些讲述人均为与周恩来有亲密交往者。选题内容生动感人，再现了周恩来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感情世界。全书基本保持了被采访人的个性和语言特点，使读者能从书中共同体验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与最真挚的情感。书中的许多被采访者已经故去，因此本书所记录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更加弥足珍贵。(陈苑 鲍坤子)

《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封面 资料图

本文摘自《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主编：邓在军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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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巧妙回绝胡宗南敬酒

熊向晖(周总理助理、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副会长)

搞情报工作的同志应该是无名英雄。由于一些同志一定要我讲，所以我写过一点东西，主要是体现周恩来同志对党的情报工作的领导和杰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布置了一些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帮助抗日，必要的时候，做我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被派到胡宗南那里。

最初，我没做什么，一直到胡宗南反共了，才开始做情报工作。所谓情报工作，就是把了解的情况，经过适当的途径，向中央报告。当时胡宗南主要的任务，是守卫黄河河防，从潼关到宜川以外，就是要包围陕甘宁边区。我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保卫延安。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陕甘宁边区施行突然袭击。这个事情我当然知道了，报告了中央，由朱德通电，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再加上当时各方面的压力，英国、美国、包括苏联都不赞成，所以蒋介石就让胡宗南收兵了。

这时候正好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随行有一百多人。7月9日，他们先到了西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7月10日下午，胡宗南在他的司令部举行酒会，欢迎周恩来，企图把恩来同志灌醉。他就让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接周恩来。我就跟恩来同志用英文讲了这个事情，他当然很警惕了。

胡宗南事先做了布置，在酒会上他的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分批地向周恩来敬酒，恩来同志都很巧妙地回绝了。最后，周恩来就问胡宗南：“我看到朱总司令的7·24电报，你要进攻延安，究竟是怎么回事情？”胡宗南说：“没有这个事情，我没有进攻延安的意图。”周恩来说：“这样好，我提议来敬一杯酒。”胡宗南让他的政治部主任提议：“我们为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干杯。”周恩来说：“你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主席。我作为共产党员，我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我也提议在座的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国民党人都楞了。周恩来看到他们不好干杯，说：“大家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算了。”就这样用这种方式拒绝了。

胡宗南监视周恩来到西安后的一举一动

最后周恩来提议：我们干杯!希望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 为收复一切失地干杯。他说，愿意的干杯，不愿意的不勉强。结果周恩来一饮而尽。胡宗南以及他的高级将领也都一饮而尽。周恩来具有高度的智慧。

那个时候，胡宗南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小雁塔的一个庙里，胡宗南喜欢住庙。酒会完了以后，胡宗南又让我送周恩来回七贤庄。在车上恩来同志说：“我刚才跟胡总司令讲了，我要送他一些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请熊先生到办事处稍微停几分钟，我要准备杂志，请你带回去。”说着，他用手碰了我一下，我就知道他有话跟我说。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以后，车停在门外，我就跟着恩来同志到里边一个房子里，他就借这个机会说：“我们谈一刻钟。”趁这个机会，他就把胡宗南主要的情况向我问清楚了，然后就让办事处人员把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书报放到汽车上，把没有打包的书给我几本，我拿在手。

国民党军统西安站，是派人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就把这个情况向胡宗南报告了，说是：有一辆汽车，有一个人，到八路军办事处，几点几分去接，几点几分去送，送的时候几点几分出来，临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包东西，手里拿的反动杂志。胡宗南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周恩来到西安 ，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熊向晖忆周恩来：他这种光明磊落，我从来没见过

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46年了，当时胡宗南准备送我到美国留学。我在清华大学没有毕业，如果到美国进大学，太吃亏了，当时我已经26岁了。所以我想用我哥哥的文凭。我哥哥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我就去南京办这个文凭。那时我们在西安有电台，就报告了延安，也报告了周恩来。他说，我到南京以后，他要找我谈话。当时内战的气氛比较浓了。找我联系的人说：“到了南京以后，头一个星期上午都不要出去，很可能有人找你，找你的时候他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初，我到了南京。6月10日上午，有一个人来了，个儿不高，说：“胡公找你。”我就跟他走了。走到很僻静的地方，他说他叫童小鹏。我上了车，就到了梅园新村30号，当时是中共代表团驻地。

见到董必武，他说：“有一件事情要恩来同志跟你谈，他马上就回来。”不久，周恩来回来了。他说：6月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到延安，讨论研究东北停战。9日还是坐马歇尔的专机回南京。到延安以后由于一直开会，没睡觉，所以上了飞机以后，就很累了。当时因为要找你，我就把你住的地址写在一个小本上。小本子上写的其他事情无关紧要，就是写的你的地点，还写着一个“熊”字。这个小本子我就放在衬衣口袋里，以为这样很保险了。结果呢，由于太疲劳了，在飞机上睡着了，一直到飞机降落到南京我才醒来，醒来以后匆匆忙忙地回到梅园新村，结果一看，本子不见了。我想一定是睡着了，衬衣口袋没扣，掉到马歇尔专机上了。过了一会儿，马歇尔派他的副官，给我送了一份密件，拿火漆封了，当面交给我，里面就是这个小本子。他们是一定照了相的，小本子的内容他会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会不会告诉蒋介石。如果告诉蒋介石，“军统”或者“中统”马上就会抓你。但是我跟董老反复商量，马歇尔也可能不告诉蒋介石。因为如果告诉了，抓了你，他这个调处人的面目就不存在了，那他就不是中立的了。但是从最坏处做打算，你还是做这个准备，离开南京到上海，到思南路找王炳南，我已经告诉王炳南了。你到上海住两个星期，你也向西安问问情况，我也通知西安，如果有什么动静，在南京有什么动静，就通知你马上到思南路找王炳南，送你到苏北。如果没有事，你还照样回西安。

两个星期以后没有事，我就又回西安了。

飞机上丢了小本子的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但是他对我讲，他已经报告了中央，请求处分。这让我确实感到非常震撼。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不仅向我讲，而且向中央报告，请求处分。这种光明磊落，我确实从来没见过。

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讲，不想写。后来有些同志讲，这表现了周恩来伟大的一个侧面，还是讲吧，对大家有教育意义。

周恩来给梁思成等高级知识分子平反

韩素音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龚澎的同学，从1956年开始，经龚澎介绍她每年差不多都到中国来一次，有时候来两次。她是个作家，社会关系很广泛，可以向外国介绍新中国。1966年，她来中国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起来。1967年她要求到中国来，当时的电报都送给“文革小组”了，康生看到了，说韩素音这个人要查一查。

韩素音的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比利时人，韩素音“自传”里都写了的，她没有隐讳。她最初嫁给国民党的一个少将，曾经是驻英国的武官，解放战争时期做过国民党的师长，被我们打死了。然后她又跟一个美国记者恋爱，而这个记者在朝鲜战争中被打死了。她后来的丈夫陆文星，是印度工程兵上校，尼赫鲁的亲信。这个情况，康生一看，说：“这显然是国际特务，怎么对外友协邀请这样的人!”康生送给江青，又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画了个圈，没有说什么。

1969年，韩素音来了。周总理向毛泽东汇报了。我在英国当代办的时候，就跟韩素音认识。每次韩素音到国内来，都是对外友协派个翻译全程陪同。谈话，主要是龚澎。最后由中央领导，周总理或陈毅接见她。当时龚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周总理就让我跟龚澎一块儿接待她。周总理对龚澎和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几年来，我们使馆的大使都撤回来了，对外面的情况毫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中国究竟怎么样，外国人也不了解。所以韩素音来了以后，可以向她多了解国际情况，让她在国内，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去几个地方，可以让她定。还说，她来了以后，在北京可以安排四个人：第一个，郭沫若，让郭老请她吃一次饭。第二个，你去找梁思成，让梁思成会见她。再找钱伟长和她谈一谈。还要让周培源夫妇在家里搞个小茶会，欢迎韩素音。你都不要参加，让她随便谈。

郭老好说。梁思成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在害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就到北京医院告诉梁思成，说总理请你会见韩素音。他一听到这话就痛哭流涕。因为在这个时候周总理让他会见个外宾，就等于解放他了。钱伟长当时是清华大学教授，由迟群管。1969年迟群还不像后来那么太坏，他同意钱伟长见，他要派人看着。我找了周培源夫妇。周培源夫人王蒂澂开始不同意，说：“唉，我到现在为止，海外关系还没搞清呐，又搞海外关系。”后来周培源说：“向晖同志来了，总理要我们办。”她说：“那有批件没有？”我应声说：“带着呢。”周培源说：“还要什么批件哪!”就同意了。

这个事情我深受感动，在那个时候，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正处于困难的情况下，钱伟长还没有行动自由。这件事体现了周恩来关心人，信任人，等于给这些人平了反。

周总理外交方面风格独特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确实有他独特的风格，他的话很能够为人接受。当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关键问题。你要是这么原则地讲：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讲台湾归还中国，《波茨坦协议》也重申这一点。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已经把台湾收复了，美国都承认了。这些话都好讲，但这话在当时情况下，不容易打动人。

周总理怎么讲呢？他说：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了，被迫签定了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是中国领土，日本人为什么要订这个条约呢？1870年，普鲁士跟法国打仗，法国失败了，就把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普鲁士。台湾割让给日本是5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这是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和平十四条中，第8条就是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阿尔萨斯—洛林被普鲁士德国占领，就比台湾少两年，48年。周总理说：阿尔萨斯—洛林，20年代我去过，当时叫作斯特拉斯堡，当地的居民多数已经讲德国话了。可是台湾虽然被日本占领50年，大多数、绝大多数居民还讲的是福建话，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嘛!这样的话最能说服人。因为基辛格的父亲就是德国人，以后移民到美国去的。这个阿尔萨斯—洛林在历史上很多人都清楚嘛。这么一讲就非常艺术，非常贴切。一个50年，一个48年，一个是《开罗宣言》，一个是威尔逊十四条，而且不同的地方，阿尔萨斯—洛林地方的人已经讲德国话了，但是台湾居民还是绝大多数讲福建话。

周总理工作之细 蒙哥马利元帅对他很是钦佩

英国蒙哥马利元帅1960年和1961年两次访华。1960年他来的时间比较短，因为时间太短，他就要求1961年再来一次。1961年蒙哥马利来华的接待工作，根据外交部提议，陈毅批准，是由李达上将以国防体委主任的身份带队，具体接待工作由外交部西欧司、礼宾司负责。因为蒙哥马利是第二次来华，陈毅先接见他并举行欢迎宴会。蒙哥马利提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三原则，其中第一条是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周总理看了以后就找我去，说蒙哥马利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他这次来，提出来要访问许多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先从香港到广州到北京，然后准备到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然后回到北京，再考虑毛泽东是不是接见。周恩来让我参加接待工作，所以我是中途参加进去的。当时正在困难时期，周总理说，我们建国以后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这都是客观存在，让他看，让他自己做结论，你在必要的时候，或关键的时候点一点，让他从本质上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

蒙哥马利确实很有观察能力。他作为一个英国的元帅，提出要搞世界和平，这很不简单的。所以周总理说要对他多做工作。在国内访问时给他安排了一架专机，伊尔-14，飞到包头，飞到太原，飞到延安，飞到西安，到西安以后坐火车。

回来以后，我对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浦寿昌说，要向周总理汇报情况。浦寿昌说：“现在总理马上要开政治局会议，恐怕要到明天了，你就睡觉吧。”我刚睡下，后半夜两点钟左右，周总理把我找去了，问蒙哥马利的情况。我说蒙哥马利对中国很友好，但是也有战略观察。周恩来就问得很详细，政治问题问得特别详细。

我顺便说一下蒙哥马利的战略观察。他到洛阳拖拉机厂，拖拉机一开出来他就看，开了那么几圈，总工程师就告诉我：这是行家。他这么一看就证明，这个拖拉机可以做坦克。

这些情况我都给周总理讲了，周总理就问他一路上看了什么文艺节目。我说他先到包头，要看文艺节目，没有，看了电影《五朵金花》。到洛阳，当地预备晚会他不看，他要逛街，我就陪他逛街，街上一个戏院有灯，演豫剧《穆桂英挂帅》。进去以后，那个翻译给他稍微讲一讲，他不要一句句翻。后来就出来了，他说：这个戏不好，怎么女人做元帅。我讲，这是民间的传说，老百姓很愿意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戏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戏的女人，也不是真正的女人。听了这话以后，我又说：现在中国也还有解放军女少将李贞嘛!他说：红军、解放军我都非常钦佩，我不知道女人当少将，这有损于红军、解放军的声誉。这时候我就讲：“按照你们的体制，英国女王就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你这个元帅也要听她的。”这样他没话说了。

周总理听了后，说：“你顶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人家搞‘三原则’，一个中国，一切外国军队从外国撤回去，很好嘛!你搞了那么些年的外交工作，你不懂得求同存异呀？你说民间传说就够了嘛，你何必说英国女王，你把他弄得无话可说，你就算胜利了？鲁迅曾经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讽刺挖苦也决不是我们的外交。”这一批评使我很受教育，还想多听几句批评。周总理说完从一个夹子里拿出第二天准备请蒙哥马利看晚会的节目，一看，连说：糟糕，又是个女的元帅，京剧折子戏《木兰从军》。幸亏问了你，不然又是个女元帅，好像我们故意讽刺他。周总理问，他喜欢看什么？我说他喜欢看杂技，我们在太原看了杂技，他很喜欢。周总理说，马上给外交部礼宾司长俞沛文打电话，把明天晚会的节目改了，不要《木兰从军》，加上杂技，要有口技。他问蒙哥马利看过“抢椅子”没有？我说：没看过。他说：北京杂技团的“抢椅子”很好，加上“抢椅子”。而且指定由哪个演员演，对演员情况他都熟悉。蒙哥马利看得很高兴。他回去写了本书，就把这次晚会“抢椅子”、口技等都写进去了。

周总理工作之细，不管什么外国人，都对他很是钦佩。

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打败了纳粹德国著名的元帅、“沙漠之狐”隆美尔，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元帅。蒙哥马利最后做到英国的总参谋长、陆军元帅。但是也很奇怪，他打了一辈子仗，最后却要和平，致力于和平。他认为：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强大了，就能够达到全世界普通人所渴望的和平。这个人有他的战略眼光。这些都是跟周总理1960年跟他的谈话，1961年跟他的谈话不可分的。

蒋介石特务集团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 暗杀周总理

1955年，中国代表团为参加万隆会议，租了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本来周总理要从香港起飞，事先都准备好了。但是缅甸总理吴努临时邀请他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先到仰光开预备会。所以周总理先到昆明(当时周恩来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不久)，然后从昆明到仰光。当时我们已经接到情报，蒋介石特务集团要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主要是暗杀周总理。周总理就采取措施，有的人，比如冀朝铸，就从香港坐船走。“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一个航班，从孟买起飞，经过加尔各答，到曼谷，再到香港，定期航线。事先商量好，照样卖票，到了香港以后，临时改为专机，加油一个钟头。临走之前，罗青长把有关单位的同志叫去，说他们肯定用炸药。当时周恩来就让外交部跟英国代办讲清楚，要注意机场，注意接近飞机的人，要绝对保险。但是交涉的人没看清电报，给英国人讲，有一架飞机要从香港起飞，国民党要准备捣乱。所以港英政府采取的是戒严措施，但就没有想到不让人接近飞机。于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了加油工人，把炸弹挂在油箱上。

说实话，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非常忙，但他一直领导处理这件事情。周总理考虑到我们单独和英国交涉很困难，于是就联合印度跟英国交涉。因为飞机是印度的，机组8个人死了5个，活着3个。周总理在万隆那么忙，仍几次接见英国方面调查事件情况的人，要求英国准许中印双方各派代表到香港去交涉，督促香港提供有关的情况。英国首相艾登先是不同意，最后还是同意了。印度尼赫鲁派了一个代表，周总理派我作为中国代表去了。

飞机爆炸的地方，都是鲨鱼成群的地方。按照国际法，那是印尼的海域，由印尼负责打捞。印度机组的3个人游泳到一个小岛上活下来了，其他打捞上来的人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周总理就让驻印度使馆参赞申健到新加坡去，因为打捞上来的东西由英国军舰运到新加坡。捞上来的尸体是中国人，就火化了，把骨灰送到万隆，周总理亲自带回来。周总理让我到香港去，他说：稍有疏忽就死了人，本来讲清楚了，结果还是死了人。他非常难过，指示在八宝山专门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牺牲的同志的公墓，他还题了词，去祭奠。印度方面机组牺牲了5个人，周总理让我国驻印度使馆或总领事馆的同志，去慰问他们的家属。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内在中山公园开了大规模的追悼会，毛主席送了花圈。

周总理在万隆接见了英国代表好几次，然后邀请他们到北京来，又让我同他一块儿到香港去。3个月后，英国方面发表声明，承认凶手到了台湾。周总理提出和印度方面联合起来调查这次事件，跟印度方面也是又团结又斗争。这个斗争艺术是太强了。这个事情台湾也承认了，不过他们没有讲得很清楚。

我们去香港之前，周总理说：这次事件牺牲了11个人，无谓的牺牲，不能再牺牲人了。他和当时的西欧司司长黄华一块儿到万隆，回来以后就和英国代办杜威廉说，一定要保证安全。我当时还带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电报。周总理当时特别提到香港大东电报局，通过上海海底电缆发电报(多少年不通了)，24小时昼夜值班，随时电报来往。周总理特别交代我，你到那里的情况，随时报告。我到那里，香港当局派人到罗湖去接，前面是警卫车。我住的地方是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山摩岭，有几个岗，其中发现有不可靠的要换。我感到周总理对人的关心和做工作，全心全意，考虑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