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鲁迅终生挚友，从文坛古惑仔到抗日烈日，一生历经三次死亡

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当是最具性情，也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作家。如何看待他光怪陆离的一生，应该也是最麻烦的。

他像尊“文学不明飞行物”，不仅以惊世骇俗的小说、才华绝艳的旧体诗、琼来珠泻的散文著称于世，也以渣男、暴露狂、厌世病人及抗日烈士等名号为人所知，各种完全不搭调的文与思、命与相奇怪地一身兼有。 以至于到了现在，如何评定他，写史者总还下笔为难，有那么点语无伦次。

按理说，这个人的死，也是没有疑问的。他是为抗日而死的英雄。日本侵华期间，文化界名人惨遭杀害有几位，比如杨荫榆、郁华、刘湛恩、陆蠡等，他也是其中之一。政府也早在1952年就追认他为“殉难烈士”，并在他家乡富阳建亭纪念。

可我总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在1945年8月29日那晚日本鬼子抡起刀枪之前，其实已经“死”过至少两回。他大部分人生都没有认真活过，带有很强烈的末路“多余人”的自杀意味。以烈士舍身报国，不过就是他最终找到人生之蕲向，最后一次带有伟大和壮烈性质的死法选择。

许子东

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常客许子东，年轻时是以研究郁达夫起家的，过去多次用“郁闷.性.民族”这三个关键词，去檃栝郁氏的全部文学与人生，我不但觉得是准确的，甚至还以为这正是对郁达夫人生三次死因的评述。

品读郁达夫，体味他的“死法”，也许是能看到黄沙遍地、鸡鸣不已的丧乱时代，一介中国文人的荒唐，颓废，无聊，还有铜筋铁骨一般的坚持且顽强的心路的。

郁达夫的第一次“死”，死于一种因身世及国家颓败所带来的，彻底的颓废状态与绝望情绪。

这是当时很多无路可走的中国文人的共同处境和心境，但郁达夫表现的尤为决绝。在1937年加入“文化界救亡协会”之前，40不惑之前的他，基本上过着涂尔干讲的“纵欲式慢性自杀”的生活。

郁达夫与创造社同仁.中坐者为郁达夫

他从青少年起，就经历了太多穷通否泰之境，受着很多人情冷暖的刺激，精神状态就是深度抑郁式的，即便在以旷达著称的五四文人眼中，也显得特殊病态。他出生江南，家世和好友鲁迅很类似，祖辈是书香门第，到父辈家道中落。幼年其父就撒手人寰，靠强势而坚强的母亲支撑养大，孤寒中饱受歧视。

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他11岁那年，进新式学堂，因成绩优异被破格连跳两级，跟母亲讨要一双皮鞋的奖励，因为同伴都这么穿。可他的母亲真的没钱，遂拉带着他问遍所有商铺，看是否可以赊账，结果不但被一一拒绝，其中一个老板还破口大骂他们。

郁存世唯一完整著作手稿,他靠此书稿费在杭州落户

他回家与母亲一起，放声大哭。自此往后，他学习是更加发奋了。但读者都应该不难想象，社会人心之残酷，也应给幼年的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迹吧。

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年少时代由贫寒激发而出的读书爱好，一直在平衡乃至挽救着他心志。

郁达夫的心理气质，是极度敏感、自卑，同时带有癫狂式的神经质的。

因了家世的跌入谷底，前途的渺茫，加上后来留学时的刺激，婚姻的包办，更兼国家的衰败，所生发出来的诗人的苦楚、于国于民的苦楚、于人生命运的苦楚，汇聚为一种绝望情绪，如影随形拖曳着他一生。

他青年时代，无数次想过自杀，只是“不愿家中老母过于悲切而苟且活着”。从现代病理学看，他其实有深度抑郁症。这应该不难理解， 如果一个人，无贤不肖，他的社会想象和价值观全然崩盘，苦闷又无所依归，那么生命意义的怀疑这类问题自然浮上心头。

所以，正如郁达夫后来自己对王映霞感叹的，“我早死在1912年”，这句话求证起来不算夸张。郁达夫骨子里是个文学家。他的为人绝对是真诚的。大概也因此，他私生活这么乱，但是他朋友也遍天下，似乎所有同行都喜欢他，无论京派，还是海派，无论是流氓文人还是严肃知识分子，他都很合得来，像鲁迅那样看谁都不习惯之人，偏偏对他欣赏有加。

郁达夫与民国文坛左右、新旧文人都奇迹地交好

可问题在于，虽然平日里郁达夫多有魏晋风流式的旷达，但终究只是表象，像他的密友郭开贞那种权变、务实、算计，他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他的人生，过的始终糊里糊涂，理想化得不能正视现实，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一个虚幻的世界里，既没有认真盘算的心，荒唐起来甚至就不免犹如行尸走肉一具。

说起来，五四时代新派文人，论生活之荒废，精神之堕落，还有无所畏惧的坦率，应该要以郁达夫最甚。他如果活在今天，1024文学区版主非他莫属不可。如果说他还不是“下流胚子”，只能说他天才般的才情给他了太多舆论掩护，而他与生俱来的善良之心和读书人的尊严，也常常可以拉扯着不至于完全堕入魔窟之渊。

1940年，与郁达夫分手后从新加坡回到重庆的王映霞

他是个赤子之心的天才型作家，单纯的像个孩子，不喜欢过于世故的文学，更不喜欢过于世故的为人。沈从文还只是个落魄文青时，素味平生的他会拿出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资助，以至于让沈感激涕零大半辈子。

1931年，日本人增田涉首次见到郁达夫，印象是“带着腼腆的微笑，很瘦，给人一种纤细柔弱的感觉，谈吐举止都很温柔，是个文人的样子”。可从他自己的日记中，从郭沫若等“酒友”、“同情兄”的回忆中，我们同样也知道，除了耽好书籍之外，性及酒一直都是摧毁他不断濒临精神，乃至肉身死亡的慢性毒药。

郁达夫与第一人妻子孙荃在婚变前夕

我们不必为他深讳，他应该有严重的性瘾和酒精中毒病症。留日时代，他不过20来岁，就喜欢嫖娼，尤雅好大雪，光临日本妓馆，流连于花街柳巷，永远像暗夜中倦舞归来的伶仃醉汉。平日省吃俭用，就为了能与彼地日本下层妓女纠缠不清，所谓“嫖娼即是爱国和复仇”之论也是他的发明。

除了性的苦闷，他又好酒精的麻醉，喝酒不分场合，随时随地皆可痛饮。1936年他以名士身份去福建省政府当差，第一次“当官”，可天天上班也必拎两大瓶黄酒置于桌前，边办公边痛饮，见者摇头，觉得不可思议。

他真是赤裸裸的“颓废作家”。不仅作品中充斥着诸如嫖妓、麻雀牌、燕子窠、下等娼妓、偷窃、诈骗，以及种种堕落行径，到处都是对死亡、自杀的抒写，以及同性恋爱、叔侄结婚、父女通奸等不堪入目的故事。

郁达夫侄女郁风，后嫁黄苗子，夫妇都是当代文化圈响当当人物

在他的日记中，三天两头也会冒出又是嫖妓又是酗酒的记录，什么“喝酒三坛大醉”，什么“雪白的裸体”触目即是，他也毫不避讳。有段时间，他被请去大学教书， “睁开眼”，还都是某女生的身影，“似幻似真”，只得反复提醒“已做了先生”，勿为“性欲驱使着到处乱转”。

这个时候的郁达夫，苍颜照影，故应零落，轻裘肥马，生活是“病态”的，精神其实也趋于死亡状态。梁实秋清华上大学时，因文章获识郁达夫这个海派群体，结果只接触过一个晚上，那种不是嫖妓至死就是要喝酒至死的状态，把他吓得要死，落荒而逃。后来，他也写文章直言不讳批评，说郁达夫先生这一类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是有死亡气息的人生。

郁达夫与第二任妻子王映霞

他当时此后，没有横尸于妓院的床榻，或醉死在引酒的辘轳前，只能说是一种侥幸。

郁达夫的第二次“死亡”，死于女人。更确切地说，是死于不切实际又永不满足的爱情理想主义。

中国传统文人，向来所关心的，无非是家国天下、诗书文章与醇酒妇人，哪一项渺茫，就会往余者发力，这是一种集体的惯性积习使然 。郁达夫本人，就永远地卡在永恒地热衷全身心地去追求“理想伴侣”、“完美女性”，结果又不永可得而带来的痛楚及绝望之中。

在和王映霞分裂之后，他没有再写过什么可观的诗文。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和王映霞的决裂，他也不会远走南洋，最后无人知晓地死在的异国他乡。

“没有郁达夫，就没有沈从文”

说郁达夫在男女方面上也有“病态”是不错的。天才在某些方面都有些病态。他这方面的病态，主要病症表现在于：既有新派文人的理想主义，即对女人有太多依赖，对男女爱情有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与要求。

同时，传统中国男人轻视女人，视之为肉欲满足对象，人格上待之以“妾妇”的扭曲心态又并没有根除，两相悖论，如花美眷终成怨偶的悲剧自然顺理成章而来。也所以，他的一生，男女情感上几乎都停留在由性生爱、有爱生恨、先厌弃所爱女子、继之为所爱女人所不能忍受的死循环中，不能自拔，也推动着他后来的陨命。

1993年1月1日，王映霞与友人合影

他是个多情者，也是个滥情者，更是个始乱终弃者，甚至可批为肉欲主义者。他的人生旅履迹，就是一部文学史与风流史的合成。他留学日本6年，分别与三位女子有明确的情感纠葛，即邻居女儿后藤隆子、旅店服务生田梅野及玉儿三人。

归国之后，他先后有三任公开长期同居或结婚的对象，即孙荃、王映霞、李筱瑛、何丽有。但几乎所有恋情都无疾而终，以荒唐开始，以更荒唐的代价结束。他绝对是个情种，一见钟情，轰轰烈烈，情意绵绵，淋漓尽致，为了爱情，可以隐居，可以戒酒，可以抛下一切，率性可爱，了无中国式的道德顾忌，极尽风流之韵事，是几乎只能到欧洲才能找到的拜伦式人物。

郁达夫老家富春江上的雪景

他向往最干净最纯粹的男女之恋， 歆羡中国最传统的爱情形式——一见钟情，然后一辈子厮混在一起。表面上非常感人肺腑，非常心灵美，非常正能量，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又是“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的：1922年回国教书，倒也跟妻子孙荃有过短暂的欢乐时光，但是很快又和叫海棠、叫银娣的妓女来往甚密；

1926年，在上海一见小他10岁的女粉丝王映霞，又是以爱的名义，一见钟情神魂颠倒死缠烂打，次年和王订婚时，他的妻子孙荃恰好在北京的产褥上呻吟苦难；与王映霞离婚的同一年，已经45岁的郁达夫遇上时年26岁的李筱英，很快又是同居，由于他儿子郁飞的反对，才不得已劳燕分飞；两年后，他跑到印尼化名赵廉生活，不久又找了个年仅20岁的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

男人追女人，无非三招，晒肌肉、用钱砸、文化洗脑。郁达夫穷书生一个，倒是以“文化”征服“爱情”的此道高手。可是道理上你又没法大义凛然地批判他，因为他总说他每段情感都是认真的，也确实都是全身心的投入不掺杂一点假冒伪劣，反应在诗文及言行上，就是情绪起起伏伏，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有时候笑，有时候哭，一阵子想奋斗，一阵子想自杀，没有一个被他追求的女人不心疼，最后缴械投降，以身相许。

郁达夫与他的浙江同乡好友鲁迅

但是，这样的人，所向往所践行的真是“爱情”么？心理学家弗罗姆曾说过不懂“爱”的男人，“在他们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大苹果、大瓶子、大乳房，他们是永远期待着的人，是抱着期待的人——却又是永远失望的人”，郁达夫何尝不是这样的“婴儿”？以至于我常想，郁达夫常自诩新潮，但是他的情感逻辑，必须回到古代中国的青楼小说里，才能找到它的思维脉络。

所以，我说，郁达夫的生命，某种程度上，早已在这种无聊的情欲争逐和声色纵情中，走向精神的“死亡”。这对任何一个男人而言，都是一种慢性自杀。而且，也正是男女狗血事情上的刺激，让他走上了死亡之路：

网上调侃

1937年8月，他怀疑妻子王映霞与某戴姓大佬有染，认为“纵齐倾钱江潮水其羞难洗”，遂远走南洋，衍生最后被暗杀于苏门答腊的悲惨结局。

以上，我“谴责”地描述郁达夫的“两次死亡”的死因，即酒色与所谓爱情。

他不长的50岁生涯，基本要被这两样东西损耗掉大半，也会惹起很多现代人反感。但是，我必须要补充说明的是，以中国传统的公义月旦评来说，倘若这些“私德”可以暂且放开，从大节而论，郁达夫依然是值得敬佩的男子汉，甚至堪称伟大人物。他的“最后”一次死亡，也是死于这种伟大的家国道义上，是死得其所，也死的壮烈。

郁达夫手迹

他是典型的具有中国士大夫情结的现代知识分子，不是只会喝酒，只想着女人歌姬，他在另一个层面上，一直都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五四前后，军阀武人割据称雄，但也是文人意气风发的时代。

如果不是时局的影响，郁达夫这种人，唯美主义者，逍遥退隐之士，绝对个人主义的文人，应该一辈子都会书斋里、酒席中、湖畔边、红灯旁，吟风弄月，作诗弹琴，闲对美人花草，遣此有涯之生吧。你看他文章，就多有行文阴柔之美，很像张爱玲的闺蜜，或胡兰成的哥们。

他自己曾多次表白过，他只是文人，不是战士，叫他去撒传单，他是不会去做的。然而，在他一生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傲骨嶙峋的一面，酣畅放达的一面，激越深沉一面。因为国破家亡的刺激，这位柔弱，高呼人生只爱、酒与自由才可爱的文人，从此脱下了长袍，穿起了短装，抚着身上的伤痕，奔赴战场，走遍大江南北，以笔代刀，出自己的一份力。

其实，中国历史上，从屈原到文天祥到瞿式耜，从来都不缺这样的读书人，太平时代坐不垂堂金迷纸醉，真到国破家亡之际，儿女私情个人荣辱全部从属于家国大义，奋不顾身，意图恢复，挺身而斗，死而后已。

郁达夫在富阳老家的故居

郁达夫也是如此，当真挚磅礴的热情，与独立不羁的精神，和圣洁家国情怀一相结合，他人性中、思想上伟大的一面也就被激发出来了，浩然正气，跃然纸上，形之行动。归根到底，他就是这样一个文人，一个有骨气、讲气节的文人，当1937年前后中日全面开战时，这位对日本文化有深切好感的留日学生，这位母亲和兄长都惨死在敌人刀枪炮灰之下的中国人，为了报国复仇，毅然别了自己的“风雨茅庐”，走上不归之路。后来的客死南洋，千秋饮恨，虽也有王映霞事件的刺激，但最核心的推动力，还是他所要坚持的这种气节和情怀吧。

因此，战争对他来说，未必不是很难得的教育。他的性格，多少是有点神经质的，有时兴奋易怒，有时沉郁寡言，时常风雨歌哭，时常标新立异。他实在是一个只以诗文见长的文人，虽然也汲汲参与政治，好谈国事，好作幻想大言，可多不切实际。

学者许宏泉在郁达夫手书的《钓台题壁》碑前

因为家国多忧的原因，他成为革命人物，成为抗日志士。左翼运动兴起，他又成为左联的元勋，诗人、小说家乃至政治人物的名望，同时有之。最后，也是为了更好地服从抗日需要，他万里投荒，终之横死绝域：1938年后他到海外宣传抗日，秘密收集情报。

1942年流亡到苏门答腊，化名赵廉隐居。当地日本宪兵部发现他会日语，强迫他去当翻译，他暗中保护与营救了不少当地志士与华侨，并密切收集了日本宪兵部的秘密罪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8月29日那个晚上，日宪兵侦破他的身份，为了逃脱日后的审判，将他叫了出去，秘密杀害，尸首去向至今成迷。

郁达夫与王映霞昔日在杭州西湖边上的爱巢——“风雨茅庐”

所以，关于郁达夫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褒赞他的人称之为天才、大师、狂士和现代诗坛执牛耳的龙头大哥，贬损他的人则骂他为花痴、渣男、变态狂和堕落文人。但是，从他人生中的“三次死亡”，我们大体还是可出看出，这个人，如果可以放下私人领域的道德训条，可以看出他太多近乎伟大的人格特征。

甚至透过这一个人，我们可以多少看到那个丧乱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所有仓皇、所有扭曲、所有忧世伤生，所有涕泪飘零，乃至所有底线和道义，所有梦想和坚持。他的三次“死亡”，几乎也是20世纪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们，所共同面对的生死纠葛和是非选择，只是涉足程度深浅不一而已。

郁达夫的儿子郁飞，晚年说起过他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有着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非常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和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郁达夫长外孙邹诚抚摸外公雕像.2012年

我也觉得，没有比这更合理的评价了。这个人，确实活的有点病态，可却似连绵的阴雨天，阴郁中自有一分天青色的雅致之美，让人难受，又使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