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里的东西方之争：生命至上还是自由至上？

周凯、高福进

欧美各国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之初并未要求民众佩戴口罩。亚洲人因佩戴口罩，在西方国家经常遭到当地人的“侧目”甚至“歧视”。许多华人和留学生为了避免当地人对戴口罩的反感，只好在口罩外面裹一条围巾遮挡。显然，东西方民众对于佩戴口罩有着明显的认知差别。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一篇名为《为什么有些国家戴口罩，有些国家不戴口罩》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一些亚洲国家，民众佩戴口罩是随处可见的现象，而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即使在疫情快速蔓延期间，人们也不太爱戴口罩。社会过往经历和口罩效果争论是产生这一行为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东亚人更“习惯”戴口罩与该地区经历过2003年SARS病毒袭扰有关，特别是中国，许多人因SARS病毒感染而去世，当地民众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危害性记忆犹新，也完全接受佩戴口罩这一防疫措施。此外，亚洲许多地区近年来由于空气污染问题，人们也习惯在户外佩戴口罩。诚然，关于非典病毒和雾霾天气的历史记忆是塑造亚洲民众认同佩戴口罩的重要原因，但是欧美国家自身的法律文化和价值理念在其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西方社会的口罩歧视

亚洲国家的民众在现代口罩出现之前，就已经有长期的使用绢布等“口罩类物品”防寒防尘的历史传统。2003年的SARS疫情席卷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民众对佩戴口罩预防传染病的场景记忆犹新。在日常生活中，民众对口罩的认知和定位也已经摆脱了“身体有恙”的固定思维，从防护雾霾污染到遮掩面部瑕疵，从模仿明星穿搭到青年人潮流，各种类型各种功能的口罩被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佩戴口罩具有比较鲜活正面的群体记忆。

反观西方社会，虽然现代口罩发轫于西方，且在西班牙大流感中被民众广泛佩戴，但这一场景已成尘封往事。西方国家民众没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口罩的传统和习俗。除了医院、病患和个别行业之外，人们没有佩戴口罩的实际需要。况且一百多年来，西方也未出现大规模的严重传染性疾病，民众对口罩的记忆较为陌生，更倾向于认为口罩是一种医学用品，只有生病、手术等特定场景下才戴口罩。

东西方在口罩上的文化差异也在新冠疫情应对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在2020年1月20日的央视《新闻1+1》节目中，钟南山院士面对主持人白岩松的采访郑重地表示：“现在可以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现象。”他指出疫情预防和控制最有效的办法是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并特别指出：“目前没有特效药，戴口罩很重要。”1月22日，国家卫健委提出了四点个人卫生建议，其中就包含“一定要戴口罩，打喷嚏要用手绢或者纸捂住口鼻”，在卫健委印发的《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中明确要求：处于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在中、低风险地区，建议应随身备用口罩，在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1米）时戴口罩；在高风险地区，建议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总之，从始至终，佩戴口罩都是政府部门和公共卫生专家给予公众的明确要求。此外，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对佩戴口罩防止疫情传播有着极为肯定的态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国家的政府和医疗专家对佩戴口罩的不以为然。新冠病毒在中国大爆发之际，西方国家的政客们隔岸观火，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于是否佩戴口罩，这些国家却是统一口径式的回答：戴口罩对于新冠疫情防护并无实际作用，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例如，在欧洲，2020年2月25日，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萨的顾问沃尔特·里恰迪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虽然本国的疫情快速发展，但口罩依然只适用于保护病人和医护人员。意大利卫生部颁布的10条新冠防疫指南也提示，在没有呼吸道症状的情况下，一般人群“不需要戴口罩”。由于疫情进一步蔓延，2月29日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尔·维兰宣布取消全国5000多人以上的室内聚会。同时，建议民众要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关于民众关心的口罩问题，维兰表示法国民众如果没有与患者接触或患病，就不需要戴口罩，并且为了把口罩留给真正需要的病患和医务人员，从即日起必须凭借医生开具的处方才能到药店购买口罩。

在美国，2月27日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听证会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表示“目前不推荐佩戴口罩来帮助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同日，美疾控中心在其推特账号发文称，“疾控中心目前不推荐使用口罩来帮助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请采取日常预防措施，比如生病时待在家里，用肥皂和水洗手，以帮助减缓呼吸道疾病的传播。”两天之后，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杰罗姆·亚当斯也发推文称，戴口罩不能阻止大众感染新冠肺炎。

2020年7月19日，英国伦敦，民众参加“抵制口罩”的抗议活动，以反对当地商场及超市要求戴口罩的规定

总之，纵观西方诸国，从法国卫生部、德国卫生部、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到美国疾控中心等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民众佩戴口罩防疫持否定态度——相比较戴口罩，普通民众还不如勤洗手来得有效。

除了官方对口罩的“否定”外，西方社会对疫情期间一些民众自发佩戴口罩的行为，也表现出了相当不友善不支持的态度。在欧美社会，“戴口罩等于生病了”这一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只要身边有人佩戴口罩，就会引起周围一些人的不安。2020年2月26日，意大利力量党议员马特奥·奥索达因为戴口罩进入会场被质疑此举无用且会加剧恐慌。发言时，他生气地摘下口罩说：“疯了！疯了！我戴口罩并不妨碍任何人，我是在自我防御，因为免疫系统功能不好。”说罢怒摔话筒。3月3日，瑞士人民党女议员布劳赫出席联邦委员会会议时，因为坚持戴口罩参会而被议长驱逐出了议会大厅。根据议会的规定，人们觉得生病时才能戴口罩。如果没有疾病的症状，则不能在议会大厦内戴口罩，以免给公众发出错误信号。3月9日，德国《焦点》周刊刊登了一则新闻，德国著名机场免税店海涅曼的员工将自己的雇主告上法庭，诉讼理由是该雇主禁止员工在工作中佩戴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由于欧洲疫情异常严重，免税店的员工为了保护自己而戴上口罩。雇主却担心员工们戴口罩会给顾客带来不安和恐慌，甚至吓跑许多顾客，影响店铺的生意。雇主于是对员工下达口罩禁令。

在北美，华裔是佩戴口罩的主要族裔，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口罩歧视”。虽然长期定居在美国或加拿大，许多华人仍然保持了和国内民众相同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当新冠疫情恶化以后，戴口罩是一种简单易行的防护措施，也是一种公民责任感的体现。然而，很多华人因为在地铁、剧院、超市、学校等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受到周围人上下打量的异样目光，或是被严肃警告，或是被禁止入内，甚至是被一些极端分子公开辱骂和推搡。在西方民众眼里，戴口罩的人仿佛恶魔一样令人生厌。

二、“蒙面之恶”

客观而言，西方社会不青睐佩戴口罩的原因众多。首先，西方社会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随着产业升级换代，污染企业外迁，西方各国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空气污染现象几乎绝迹，人们日常生活中没有防尘防霾的困扰，口罩缺乏用武之地。其次，西方国家大多人口密度较低，且出行基本使用私家车，较少使用公共交通，所以甚少为了“预防感染他人”而戴口罩。再次，西方医疗卫生水平处于世界前列。民众在预防疾病或生病之后，拥有更为有效的药物和多样化的治疗方案供选择。较之佩戴口罩，接种疫苗和勤洗手才是欧美国家预防流感的主流做法。自西班牙大流感后，西方确实没有发生过比较大规模的瘟疫，民众对佩戴口罩预防传染性疾病的认识较为陌生。

手持木杖，头戴面具“口罩”的鸟嘴医生。“黑死病”促使真正具有防疫功能的口罩——“鸟嘴面罩”（Plague Doctor Mask）横空出世，这种类似于防毒面具的鸟嘴面罩是专供医生使用的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20世纪中后期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在欧美相继爆发，西方各国都制定了禁止民众蒙面的法律条文，将一切佩戴面罩、面具和口罩的抗议者视为违法。这种拒绝蒙面的法治文化也导致人们对蒙面者的警惕和不安。例如，美国纽约州从1845年就立法规定，禁止示威者在集会上蒙面或乔装（除非政府准许的派对或娱乐节目）。其原因也是因为该州曾发生一起农场的佃农用布遮住脑袋上街游行反抗农场主的事件，最后引发了严重暴乱。由于抗议者都是蒙着面，警方事后根本无法查处追责。因此，纽约州制定了一部《禁游荡法》，也就是世界上第一部《禁蒙面法》，违法者将面临的最高刑罚是监禁15天或罚款250美元。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美国又出现了鼓吹“白人至上”的三K党（Ku Klux Klan，K.K.K.），他们喜欢头上戴着尖尖的白色头套，只露出双眼，肆意欺凌黑人以及那些帮助黑人的白人与亚裔。历史上，三K党党徒们在头套的掩盖下，用私刑来处罚黑人，甚至直接吊死黑人，这被称为“秘密行刑”。正是出于对蒙面歹徒的忌惮，美国社会对于蒙面的示威和公共集会都极为抵触。

今天，美国有将近15个州禁止抗议者佩戴面具，任何违背这一法律的行为都会受到严惩。2019年，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出现了这样场景。极右翼团体“骄傲男孩”与左翼团体“反法西斯行动”在波特兰市市中心举行游行集会，这两个团体因意见不合发生了暴力冲突。部分示威者佩戴着口罩，毫无顾忌地制造破坏。面对蒙面暴力示威，美国警察毫不留情，在全球媒体面前展示了他们的“铁腕”手段。在舆论上，美国民众对于这场蒙面暴力示威都表现出义愤填膺。很多人都支持警方的行动，认为示威者就不应该戴着口罩搞暴力破坏。波特兰市警察局局长丹尼尔·奥特洛指出，大多数人在佩戴面罩之后，更容易实施暴力或实施犯罪行为。禁止蒙面的立法可以有效地防止暴力。

在欧洲大陆，公共场合的蒙面行为也是一种禁忌。由于类似的蒙面者危害公共秩序的事件时常发生，各国相继颁布了禁止蒙面的法律法规，拒绝蒙面日渐成为一项具有共识性的法律约定和文化习俗。例如，德国的《联邦集会法》规定，民众在集会过程中，一律不得以任何种类的衣服或饰物遮盖容貌，借此隐藏身份。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可处监禁（最多两年监禁）或罚款。法国近年来接连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暴力抗议事件，许多暴力行为的背后都有蒙面者的身影。法国《禁蒙面法》的有关规定也不断跟进升级。目前，法国禁止在公共场所佩戴遮脸的头部装备，包括口罩、头盔、“波卡”（Burqa）和其他面纱等（特定情况除外）。任何通过暴力、威胁或滥用权力强迫他人戴面罩的行为将面临罚款3万欧元和一年监禁的严重处罚。在示威游行过程中，即使是佩戴围巾、头盔和潜水镜的人，如不能提供“正当理由”，也可能会被逮捕、拘留和起诉。此外，意大利、荷兰、丹麦、挪威、瑞典、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保加利亚、俄罗斯等国也都通过立法严禁公民在公共活动中佩戴面具或使用其他各种方式来掩盖自己的身份。总之，欧美国家在长期应对社会运动和街头政治的过程中，形成了禁止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社会文化。

蒙面的人群与“裸脸”的人们在行为上会产生何种差异？1969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进行了一项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他让一些女大学生对另外一些女大学生实施痛苦的电击。负责进行电击的女学生被分成两组，第一组全部穿上白大褂和佩戴面罩，只露出双眼，而且衣服上没有任何姓名标记，整个实验在较为昏暗的环境中进行。第二组则是生活化着装，而且每个人胸前佩戴写有姓名的名牌，整个实验在照明很好的房间展开。被电击者是由津巴多的助手假扮的女大学生，实际上她不会被真正电击，但当两组电击者摁下电钮时，女助手要假装异常难受并哭喊着求饶，目的是尽可能让电击者相信她们的行为正在给被电击者带来非常痛苦的折磨。实验的最终结果显示，佩戴面罩的女大学生比没有佩戴面罩的女大学生摁下电钮的次数多出将近1倍，并且每次摁下电钮的持续时间也更长。后来，津巴多又进行了另一项为“万圣夜”的心理实验。基本思路是让同一批小学生，分别在穿着万圣节化装服和脱掉化装服的情况下开展同样的游戏。实验结果再次证明，穿上化装服的孩子们玩攻击性游戏、进行相互推搡、出现大喊大叫等行为的时间比没有穿化装服的孩子大致要多出1倍，从42%提升到86%。无论是佩戴面具的女大学生，还是穿上化装服的孩子们，在成功伪装自己的真实面目和自我特征之后，仿佛不用担心为自己的行为去承担责任，不再受公序良俗的规范，更容易出现一些较为激进和不文明的举动，这一现象被称为“蒙面之恶”。

“蒙面之恶”其实符合西方文化对于人性的认知界定。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最为经典。西方文化深受宗教理念影响，明确认定人性本恶，即所有人都生来有罪，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虔诚地忏悔和自我救赎。唯有笃信上帝，才能获得灵魂的拯救。这一观点概括为“原罪说”。在东方传统文化中，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理念里，人性本善是一种主流观点。《孟子·告子上》有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在孟子看来，每个人都存有恻隐之心，这是不证自明的性善种子，他称为“善端”。宋代王应麟在《三字经》中将其总结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东西方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上的迥异看法，也深刻影响了中西方文化长期以来极其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发展。

总之，“蒙面之恶”是西方社会反感佩戴口罩的文化因素。当戴上面罩或是口罩时，人实际上具有了身份的隐匿性，他人无法识别出其真实的面孔。我们也仿佛可以无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规范，不必承担社会责任和接受道德约束，获得了一种近乎绝对性的动物般的自由。换言之，人们在社会群体中一旦可以隐身——掩盖自己的姓名身份、抹去个性化特征，当他人无法辨识自己是何方神圣时，那么，人性中的动物性就容易冲破道德的约束，显现可怕丑陋的一面。为此，西方社会通过严格立法要限制这种在公众场合蒙面的行为举动。这种立法方式自然会影响社会公众对戴口罩的认知。久而久之，人们对戴口罩的人群自然形成了较为负面的刻板印象——戴口罩要么是身体有严重疾病，要么是恐怖分子式的捣乱者，要么是有暴力倾向的蒙面者。西方社会对戴口罩一事的反感与歧视，与当地法律文化以及社会习俗有着密切关联。

三、生命至上还是自由至上？

对于口罩的认识，东西方国家存在着客观的文化差异。在西方，口罩始终是与医疗卫生相关，佩戴口罩的人群无外乎医务工作者、病患者和病患照料者。戴口罩往往被视为一种“异类表现”，只有得了非常严重疾病的人才戴口罩，而普通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佩戴甚至去购买口罩。在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口罩变成了日常生活用品，如手套、围巾一般，是人们防寒保暖、防尘防霾的常备之物。许多人早已养成了出门佩戴口罩的习惯，这既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为了保护别人。由此，东西方民众对于口罩的“刻板印象”区别甚大。西方人对戴口罩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东方人则从戴口罩里寻求到一种安慰。

虽然西方国家是最早采取民众戴口罩方式以抵抗疫情的，但戴口罩的文化习惯在西方并没有得到维系和传承。自西班牙大流感后的百年来年间，美国和欧洲再没有大规模戴口罩的公众行为，故而西方民众对戴口罩的记忆较为陌生。即使在西班牙流感大爆发时，“MUST WEAR MASKS”在一些西方城市被写进了法律，但西方公众和医学界对于戴口罩无法形成共识，戴口罩是否能有效阻断疫情传播备受争议。很多医生也认为口罩是一种陷阱和欺骗，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这种争议一直延续到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当疫情四处蔓延，死亡人数急剧攀升时，西方社会在万不得已之中呼吁社会民众佩戴口罩来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并发布强制令要求民众通过戴口罩来遏制病毒传播。然而，这种强制令在西方社会遇到了空前的抵制和抗议。

西班牙大流感时期的宣传照：“WEAR A MASK OR GO TO JAIL”

众所周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欧美文化的重要特质。欧美各国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像自由、平等、互爱、尊重个人这样的道德价值皆源自基督教信仰。尤其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In God, People is Equal）的理念深入人心，奠定了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文化基因。从国家-社会关系来看，西方强调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与制衡关系，主张个人和社会是有效地对抗“必要的邪恶”的国家的重要机制。西方人喜欢凸显个人主义精神，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要区分清楚。特别是私人领域，那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范畴。个人有权决定一切私人事务，政府无法也无权多加干涉。在疫情之下，是否佩戴口罩被演变成了属于个人的私事，自由文化与个人主义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带来的后果是十分可怕的。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个人至上”“自由至上”的价值理念深深植入了其文化内核。这一文化传统对西方近代工业化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新冠病毒大蔓延的情况下，这一文化特质也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从佩戴口罩到居家隔离，人们总是怀疑甚至质疑政府出台的各种防疫措施，特别是强制要求戴口罩，很多人将其与侵犯人权和个人自由等同起来。丹麦的女首相弗雷德里克公开表示，让民众戴口罩是侵犯了人们自由的权利的表现，丹麦政府不会去做这种违反人权、违背自由精神的事。虽然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封锁、居家隔离等防疫举措，然而西方民众却在街头掀起一场又一场的聚集抗议，质疑政府扩权侵犯民众作为公民的自由权。例如，2020年4月15日，美国密歇根州数千民众因不满州长发布的延长居家令，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抗议。这项街头抗议活动也被抗议者命名为“堵塞大行动”，抗议者的口号五花八门，但也不外乎是关于捍卫个人自由的内容，如“我们的自由被剥夺了”“没有了自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自由的安全叫监狱”，等等。参加这场抗议的有近4000多人，整体秩序总体还算是平和顺利，甚至许多参与者一起唱歌或有节奏地喊口号。然而，令人无比遗憾的是，在这样疫情肆虐的当口，如此大规模的人员聚集，几乎没有什么人佩戴口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社会。从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尊崇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崇尚“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以及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在国家-社会关系上，儒家文化传统主张“家国同构”的文化体系，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存在共通性与同质性，家庭和国家的权力配置方式都是严格的父系家长制；更为重要的是，“家”和“国”并非相互制衡和相互冲突的权力主体，而是基于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基本伦理而维系的，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观念里，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张力。一个深受主张“家国一体”的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或地域，在面对重大危机时更容易形成自上而下的动员和自下而上的配合。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中国民众对于佩戴口罩的主动性和服从性上，更体现在几乎所有的国民都严格执行了居家隔离政策，真可谓全民宅家闷死病毒。这种巨大的国家社会协同性是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模仿抄袭的。这就是文化的差异。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此外，在西方社交习俗中，与陌生人微笑、搭讪和交流，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与礼仪。戴口罩则传达了与这一社会礼仪相反的信息，戴口罩者被视为发出对社会的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隐性暗示，所以也遭到民众的强烈抗拒。对于许多亚洲国家而言，人们更习惯在熟人社会中展现自我，而面对不确定性高和流动性强的现代社会，往往采取的态度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日常生活中，佩戴口罩具有保持社交距离的作用。社交礼仪是长期形成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传统风尚，不同地区之间常天壤之别，而且很难改变。

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的一幅政府海报呼吁公众戴上口罩

欧美国家的社交文化可以称为“外显情绪型文化”。西方人喜欢面对面的社交，普遍对眼神交流、脸部表情持肯定态度，在人与人碰面时常行贴面礼、吻手礼。在英国工作的日本秀明大学（Shumei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堀井光敏（Mitsutoshi Horii）说，在他工作的英国校区，校方明确建议他们在当地学校授课时不要戴口罩。“如果戴口罩，当地孩子可能会感到害怕。”在西方社会，除了医护人员戴口罩把脸遮起来，人们在日常社交中应当将整张脸露出以示尊重。用口罩等面部遮挡物把脸遮挡起来会屏蔽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致德国民众讲话时说到的：“也许这才是最艰辛的一点，我们所有人非常想念那些在正常生活中本来是自然而然的碰面。”新冠疫情爆发后，意大利时尚公司迪恩皮（Dienpi）甚至研发了一款透明医用口罩，让人民在佩戴口罩抵抗疫情的同时方便在日常交往中看到彼此的面部表情。总之，戴口罩不符合西方人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文化礼仪。

与西方不同，东方社会形成了一种“潜藏情绪型文化”。人与人之间交往没有贴面礼、吻手礼等较为外放的情绪展示，甚至在交谈中也会回避彼此眼神的碰触。特别是在儒家文化中，直接盯着长者或尊者的眼睛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表现，而且可能会被视为对他人的挑衅。例如，在中国许多的封建王朝，大臣觐见皇帝时要携带笏这一礼仪用具，以避免直视皇帝。

相较西方社会，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社交礼仪极力避免眼神交流和外放的情绪表达。对于社会民众而言，戴口罩不仅不会有碍彼此日常交往，反而可以很好地隐藏情绪和控制表情，营造出一种安全感。在以陌生人为主的社交场合，反而是一种具有防护性心理意义的行为。同时，近年来许多东方女性对自己的外表更加关注，皮肤护理和妆容修饰是热门话题，她们总想以自己最亮丽的形象出现在工作或社交场合。在日常生活中，戴口罩是她们用来掩饰素颜或遮盖脸上瑕疵的重要方法。特别是许多年轻的职场女士，为了不让人们看见自己没有化妆的脸，习惯性地选择佩戴口罩以掩饰自己。总之，东方社会民众对口罩的接受度比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与该地区隐藏型情绪文化具有重要的关联。

由此，东西方民众对于戴口罩的态度迥异，背后可以归结到其价值理念和社交礼仪的差异，尤其是在社会日常交往中社会成员掩盖面部所带来的各种心理感知和社会认知。

除此之外，许多亚洲国家近年来伴随着经济迅猛增长，的确先后遭遇了花粉症（hay fever，又称过敏性鼻炎）、雾霾、PM2.5过高、河流污染等环境问题。佩戴口罩是普通民众保护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的应然之举。据悉，花粉症目前已经成为日本的一种“全国性疾病”，且花粉病患者人数逐年增加，根据2006年针对京都东部的调查，花粉病患病率从1996年度总人口的19.4％上升到28.2％，据估计，每3.5人中就有1人患有花粉症。韩国、中国、越南、印度等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先后遭遇了PM2.5爆表的雾霾天气，引发社会舆论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关注。N95、N90、KN95等高防护等级的口罩也早已成为民众居家必备之物。加之口罩逐渐演变成一种时尚单品，许多亚洲国家（特别是中日韩所在的东亚）明星们出现也必然要佩戴口罩，引领了一股时尚潮流。青年人也喜欢将口罩视为一种扮酷耍帅的重要道具。

总之，东西方民众在对待佩戴口罩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文化因素的深深烙印。坦率而言，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以画作为例，西方社会的油画对人的五官、形体等力求还原，即使是有众多人物也会照顾到每个人的神态表情；而中国古代社会擅作山水画，对于人物的勾勒寥寥几笔，重在一种意境的营造。这两者并无高低之分，都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瑰宝。然而，文化差异会真实地影响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样式。西方社会是个人主义的，非常注重和强调人人自由和自我表达。如果“强制/建议”戴口罩，西方人会认为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和权利的侵犯。即使在疫情防控这类需要社会民众全体配合的行动中，西方民众高度戒备政府是否过度干预了私人领域，更不会认同以保存集体利益的名义来让渡甚至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社会，民众有较强的“群体意识”和“规矩意识”，比较信任和支持政府。在危机面前，个人执行国家倡议规定和纪律的自觉性较强。因此，佩戴口罩防控疫情的要求是完全可以被民众接受的。对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而言，这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是对周围人的负责，而且体现出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任何人若拒绝在公众场合戴口罩，会遭到他人的刻意避开，甚至是公开的谴责。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一起提出过“亚洲价值观”的主张。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出现了“四小龙”（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引发关于亚洲共有价值观的思考与讨论。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共同主张，亚洲地区的国家虽然在历史、文化、语言及制度上存在差别，但较西方国家，在历史境遇、传统理念和文明理念上存在共同之处。例如，亚洲国家的民众更加认同国家角色、集体价值、家庭本位、和谐共生等理念。在面临危难之时，国民更加愿意以维护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积极配合国家的号召和决策，并且暂时收敛个性化需求和让渡个人权利空间，不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额外负担，这无疑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优势。

东西方关于戴不戴口罩的争议，可以有多种角度的阐释与解读。然而，各种维度的分析其实会交汇在同一个问题上——“人的自由和生命哪个更重要？”西方社会许多人认为自由高于生命，自由比生命重要。他们喜欢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创作的一首短诗《自由与爱情》来加以佐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佩戴口罩、居家隔离、社交距离等要求都妨碍了个人自由，侵犯了所谓的人权，“没有自由的安全，就是坐牢！”西方民众用这样一句口号给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当然，西方社会也并非铁板一块，自由也包括了表达的自由。《纽约时报》记者麦克尼尔在这个问题上也说得很直接：“我们珍视生命、自由与幸福，但如果没有生命，何谈追求自由与幸福？”这恰是中国古人所言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灾难面前，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重要的，生命权才是最大的人权，拥有健康才能拥有包括自由在内的一切。

当然，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2020年的新冠病毒可谓百年未有之大瘟疫，面对疫情蔓延的严重后果，西方社会和民众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反思。现在，许多欧美人已经自觉主动地佩戴起口罩。或许，经此一“疫”，西方社会关于口罩的文化观念，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将会有新的变化与发展。

2020年11月9日，行人走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本文摘自《口罩文化史：病毒、符号与身份建构》（周凯、高福进/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期编辑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