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7：杭州房地产的一段往事

文丨余婷婷（MissXY创始人、方塘智库特约研究员）

又到一年高考季，大学专业“种草”每年都会登上微博热搜。在所有的文科专业中，历史系一直处在“冰点”，牢牢占据就业鄙视链的底端。但是，今天这个故事可能会颠覆你的理解。

鼎盛时期，杭州大学77级历史系，两个班，70个人中，有15个人成为浙派地产公司的大佬，撑起浙江房地产的半壁江山。堪称教育史和商业史的奇观。

他们个人的命运，从高考那一刻起，就迎面撞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随之起落沉浮。他们深受其益，也领悟其中的辛酸和苦闷。他们的故事，以前没有，以后可能也不会有。

1977年12月15日，注定是一个闪亮的日子。

停废11年之后，高考的闸门再次开启。这是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次冬天高考。超过2000万人报名，刷新了世界考试史的记录。据说因为人数太多，一时差点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试卷。当年，最终参加考试的有570万人。

从广播里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时，20岁的宋卫平正在萧山插队，在一个地毯厂里织毯子。而“宋卫平背后的男人”，后来睡在他上铺的兄弟，并成为绿城大管家的寿柏年，已经在钱塘江口当了8年农民。他们住草房，喝咸水，雪天修渠，步行二三十里地挑粪。

南都地产的创始人周庆治的境遇则更加凄悲惨。草草读完小学、初中之后，高中被拒之门外。此后7年，他一直在温州乐清的街头流浪，靠在建筑工地搬砖，在菜市场卖菜糊口。高考之前，他已经打了13份工。

1977年，中国像是个刚从一场重病中死里逃生的人。那一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是时代命运的拐点。

最初的几年，考试的环境非常艰难。

浙大副校长罗卫东回忆，他家在淳安深山中，没通公路。为了去省城，他需要凌晨三点起床收拾，赶夜路翻山越岭，到车站坐大巴至轮渡码头，坐船到千岛湖县城。住一晚，次日清晨再坐去杭州的客车。启程那天，全村的人举着火把来送他。当少年走到山顶，回头看见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长龙在缓慢移动。那一年，他14岁，立志要为故乡做点什么。

临近考试，寿柏年因为吃错了药，导致浑身浮肿、长满水泡，在浙二医院住院，5天没有吃饭。他坚持要从病床爬去考场，仿佛中了邪一样。医生不同意，但寿柏年态度异常坚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去。

医生拗不过，放他出去了，但悄悄给这位年轻人留了病床。从萧山农场到考场有70里路，凌晨2点，寿柏年就拖着虚弱的身体，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出发。

寿柏年是诸暨人。诸暨人骨头硬，不怕死。他的父亲寿景山做过嵊县的县长，是个余则成一样的人物。1927年加入国民党，参加了北伐，后来毅然加入了共产党，还因此蒙受了4年牢狱之灾。出狱之后，他一边在上海、宁波教书，一边寻找党组织。赴延安未遂之后，他留在老家，依然坚持搞地下工作。寿柏年受父亲影响很深。

1978年春天，杭州大学历史系迎来了70名新生。不像现在，许多考生纠结于选计算机还是金融，当年最令人趋之若鹜专业是文史哲，这些如今躺在鄙视链底端的专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杭州实行住房分配，房改还要等上十几年。77级历史系没有显露出任何“房地产总裁培训班”的迹象，更像是个作家、记者训练营。

生于1977：杭州房地产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个属于理想主义者的年代，各种思潮涌动。宋卫平他们就像饿极了的老鼠掉进了米缸里。因为经历过底层的苦日子、没有前途的迷茫，他们读书的目标非常明确：丰富自己、改造社会。

1979年，文学社遍地开花，全国各地大学都兴起办报、办刊的热潮。文人一抓一把的杭州自然不甘落后。5月，杭大历史系和政治系的学生合办的《思考》新鲜出炉，寿柏年担任编委，宋卫平参与撰稿。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

年轻时的宋卫平还没有商业大佬的气质，他的偶像是浙江老乡邵飘萍，民国时的名记。在能写方面，他的确和邵飘萍有得一拼。《思考》一共四个版，有时候他一个人霸占三个，当之无愧的“稿王”。

这本杂志激进敢言，极受愤青喜欢。寿柏年一共为它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戊戌变法，一篇是《不能以言论定罪》。结果一语成谶，杂志办了两期就被叫停了。

宋卫平去搞房地产，可以说是被“逼”的。

在中国，文艺青年想要过好日子，是非常不容易的。愤青就更难了，他们总是不“识时务”，不懂得明哲保身。

毕业那年，宋卫平被分到舟山党校，教历史和体育。偏安舟山小岛，心高气傲的宋卫平非常不爽，总是斜眼看人。他还在课堂上大放厥词：“在一个人品比自己差、学问比自己差的人手下工作，是人生的奇耻大辱。”

在党校，“执迷不悟”的宋卫平又办了份报纸，集中火力批判体制弊病、社会陋习。这令党校领导非常难堪，几番规劝未果之后，宋卫平被停职了。

为文，不成，教书，也不成，每条路都被堵死。1987年，大病一场之后，宋卫平转身南下，去了经济特区，一头扎进了商场厮杀。

在珠海，宋卫平完成了文青的逆袭，7年时间，从普通文员当到了公司的CEO。随后，他杀回杭州，和妻子凑了15万，成立了绿城。据说宋其实喜欢蓝色，在蓝城和绿城中纠结，但下属全部投票给“绿城”。当时的绿城其实很屌丝，宋卫平第一次买地的300万，还是找人借的。

在绿城之前，宋卫平和路虹一起成立了钱塘房产。路虹也是他杭州大学77级历史系的同学。但是，这段社会主义兄弟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宋卫平随后单飞。路虹至今依然是浙江房地产的大佬之一。

为什么选择房地产？这多少跟宋卫平在特区的经历有关。

他南下的那一年，中国地产界迎来首次土拍，在深圳。随后，王石闯入房地产，当时的万科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了。王石后来跟媒体说，入行的原因是门槛很低，只要拿一块地，就拿到了入场券，无需跑批文。这当然是戏精本精。

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房地产拥有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中国城市的巨变必然发生，而且规模难以估量。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每座城市，固有城区的90%都被摧毁，需要重建，遑论向外扩张的区域。说得直白点，10多亿人中，未来一半以上要住在城里，都需要房子。

生于1977：杭州房地产的一段往事

这是巨大的历史机遇。

宋卫平在珠海刷够了经验值，见了花花世界，也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然，感受到这种时代脉动的不只他一个人。

1989年，宋卫平的好基友周庆治也到了珠海。毕业分配时，周庆治是最幸运的，进了浙江省档案馆，一路平步青云，没几年就当上了省委书记的秘书。他有着温州人从血液里带来了财富渴望，1991年，南下两年后，辞官下海，靠倒卖石油赚了第一桶金。

尽管全国性的房改要到1998年，但在此之前，杭州的政策已经松动了。1992年，周庆治回到杭州城西，成立华电地产，是南都地产的前身。他身上没有文艺细菌。当了十年公务员，他身段灵活，周旋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拿地技艺超群。

南都迅速崛起，多少要归功于同为77级历史系的许广跃。他是周庆治“前面的男人”，负责规划、设计和产品打磨。世纪初的几年，他一直和宋卫平争夺杭州房地产界的“男主角”。

和宋的心忧天下不同，许广跃的文艺更偏鸳鸯蝴蝶派。他的偶像是写《洛丽塔》的纳博科夫，挚友是余华。

当宋卫平与周庆治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刷副本时，许广跃偏安杭州当记者、搞文艺。1988年，他和李涛一起写了本小说《怪胎》，内容关于温州一起非法集资。这本定价2.55元的书，一时引起“温州纸贵”，甚至被炒到30几块。读者的热情不输今天年轻人起早贪黑抢购猫爪杯和优衣库。

1989年，他还出现在抗日电影《女子别动队》的编剧名单中。这位房地产大佬，因此在豆瓣电影占有一席之地。十几年后，这部尺度极大，剧情离奇的电影下，仍有网友直呼经典。

不过，在中国，搞文艺的路也不好走，它太容易和“穷、挫、不事生产”划上等号。1992年，许广跃投笔从商，成为周庆治的合伙人，担任南都地产的总裁长达十年。

很快，宋卫平也找了自己的历史系合伙人，和南都分庭抗礼。1998年，宋卫平跑到宁波，找到寿柏年，彻夜长谈了几个晚上。很长的时间里，他都是绿城的压舱石，除了拿地、产品，什么都管。宋卫平需要的时候，跟他说：“我要钱，买卖地”。寿柏年说他是“自觉、自愿”当“宋卫平背后的男人”。

在鼎盛时期，杭州大学77级历史系，两个班，70个人中，有15个人是浙派地产公司的大佬，一度撑起浙江房地产的半壁江山。

生于1977：杭州房地产的一段往事

历史系的地产江湖，一直是商业史和教育史的难解之谜。宋卫平后来说，学历史的人去经商，会有较强的战略头脑，比较通透，很多东西都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因此能“掌握过去、把握现在、规划未来”。

然而，后面的故事却证明，熟知过去，猜中开头，也不一定能猜中结尾。

杭州城西是宋卫平们的福地。他们在西溪求学，谈论过诗词歌赋人生哲学，以及校花到底选谁。当他们涌入房地产时，一头撞上了城西大开发的浪潮。

最疯狂的时候，杭州蒋村商住区，4.2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共有48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1993年，南都花园面世，外立面贴了“时尚”的马赛克。这个作品还不是很成熟，但仅两天就被抢购一空。随后，绿城也推出了“丹桂公寓”。当时的文二路还是尘土飞扬、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宋卫平依然浮夸地称之为“舒适型房产”。这可以算是大佬们的“黑历史”了。

但是没多久，绿城与南都相继推出了第一个水准在线的项目——绿城桂花城、南都德加公寓。逐渐奠定了他们杭州双杰的江湖地位。有意无意之间，宋卫平和许广跃默契地把杭州房地产带上品质之路。

据说同时期的金都地产，1994年就在普通小区中配备了游泳池和网球场。不得不说，杭州的浮华和妖艳，绝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新世纪之初的头几年，他们有过一段小确幸的时光。那时，全国性的房企还是个飘渺的概念，杭州是杭州大学77级历史系的绝对主场。在这些“知识分子”主导之下，杭州楼市的竞争环境非常“和谐”。

杭州房交会期间，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绿城的宋卫平和南都的许广跃，并肩坐在世贸会展中心的台阶上，抽着万宝路长谈。

眼前万家灯火，四处都是工地，几乎整个城市都在重建，两个文艺男中年踌躇满志。他们讨论的问题也很浪漫，要为这座城市里的人，讨一个怎样的居所。如何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一点。

生于1977：杭州房地产的一段往事

在不同的场合，这对相爱相杀的产品经理，都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房地产是地理资产，也是人文资产。城市和房地产本就是命运共同体，后者决定了前者的格调。

那时候，企业家精神还没有那么流行，他们身上仍遗留着浙商骨子里的某种遗风。

浙商自称的祖师爷是范蠡，据传他赚取了巨额的财富，襄助勾践灭吴之后，携西施归隐，泛舟五湖。这多少代表了他们的某种价值取向，达则兼济天下，又能事了拂衣去，红袖添香夜读书。

江南文气重，这种趋势延续至今。宋卫平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士为君王谋，为天下思。现在君王没有了，关心天下，仍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一个房地产商能做什么呢？他最大的道德，就是做一个好的企业，造好房子。

按照外界的描述，宋卫平对房子的质量有着严苛的要求，偏执得像个“神经病”。他的下属几乎都被他骂了个遍。如果他去巡查，看到门窗歪了，砖没对齐，会立即暴跳如雷，指着经理的鼻子呵斥“你怎么还不去跳楼？”

财经作家吴晓波去买绿城的房子，看到地上一块砖被抠走了，询问缘故。售楼小姐摊手，无奈地告诉他，宋卫平刚来过，对这块砖不满，一顿臭骂后命人拆了重做。

许广跃不像宋卫平这么高调。但是，作为搞过艺术的男青年，他对产品同样是“死磕”派。他拒绝标准化产品，坚持每个小区都用原创设计。

良渚文化村就是许广跃的手笔。项目的蓝图修改了数十版，开发周期长达十几年，照着4A级景区标准打造，教堂、寺庙、博物馆、剧院一应俱全。喜欢鼻孔朝天的宋卫平，也对良渚低下高贵的头颅。

绿城与南都，经常相伴出现。杭州城西，绿城桂花城与南都德加公寓比邻而居；在黄龙体育中心，绿园与公元大厦相互辉映；在之江，九溪玫瑰园与九树公寓并蒂开花。

后来，许多人对那个年代，充满了感伤与缅怀。从前慢，规划、设计、开发都很慢，一个项目能做好几年。杭州的人居环境至今一直为全国翘楚，多少要归功于这些地产教父调子起得高。

然而，好景不长。裂缝首先来自于内部。

电影《中国合伙人》中，佟大为借着酒劲说：“不要和丈母娘打麻将，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这句话首先应验到南都地产身上。

据坊间传闻，许广跃与周庆治因为利益分配产生龃龉，并且隔阂愈深。南都的成功，使得周庆治身价大涨，和宋卫平携手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共患难容易，共富贵难。许广跃曾提出增持股份，但和周闹得不愉快。

2003年，许广跃提出“分手”，并获得一幢10多万平米的写字楼项目公园大厦，作为分手费。资产折算下来，相当于南都置业20%及南都集团12%的股份。周庆治出手相当大方。

当时，南都地产正在谋求上市，周庆治已经提交了申请。然而，许广跃的离开，给他带来了沉痛的一击。2004年，周庆治心灰意冷，撤回了上市申请，南都因此成为首家过会，却主动放弃上市的公司。

当兄弟情义散落成沙时，南都房产也不复往昔。2005年开始，周庆治分三次，作价36亿，将南都卖给了对杭州市场垂涎三尺的万科。周庆治转身，淡出房地产，也离开了杭州这片“伤心地”。

声称喜欢读司汤达的王石，多少对许广跃有些惺惺相惜。万科入主南都之后，对良渚文化村的规划一字未改，甚至邀请了近百名建筑师参与设计。后来高晓松跑去开晓书馆的大屋顶剧场，就出自清水泥诗人安藤忠雄之手。

生于1977：杭州房地产的一段往事

高傲的王石，很少公开谈论万科的某个楼盘，但良渚文化村是个特例。他不仅反复念叨，频繁造访，还出来一本书《走近梦想小镇》。后来特色小镇热了，原本已经“过气”的良渚文化村又意外走红。

时也，命也。

南都变成万科南都，再变成万科，一切都和许广跃无关了。离开南都之后，他重组团队，成立郡原地产。然而，在长长的排行榜上，郡原只是一个“小众”的房企。

万科之后，中海、融创、碧桂园、恒大等，凡是名见经传的房企，全部涌入杭州。对于绿城和一众浙江房企而言，这些真的是“门口的野蛮人”。

如果说77级历史系玩的是高级定制，那么对手就开启了一种“快时尚”的房产之路：标准化设计，四处复制，快速建设、开盘、销售。寿柏年后来承认，宋卫平没有做高周转刚需产品的意识，他的属下也没有。他总是盲目地追求“消费升级”。

起初，宋卫平对竞争环境的变化浑然不觉。他自认为一早看透了土地与政府财政的关系，跟着市委书记王国平的指挥棒，疯狂拿地。尤其是遭遇过2008年的重创之后，他依然罔顾形势的晦暗不明，穿着“幸运的”红T恤，四处举牌，豪掷500亿买地，自信地叫嚣超越万科，当老大。宋卫平还为自己辩解“只是不想好好的城市，被那些不靠谱的开发商糟蹋了。”

融资渠道单一，“缺钱”是浙江民营企业的血液病。充足的现金流才是扛过调控周期的王道。债台高筑的绿城，一直站在悬崖边跳舞。浪漫的赌徒宋卫平，显然危机意识相当薄弱。

2011年下半年起，因为资金链问题，绿城经历了被宋卫平称作“卖儿卖女的逃荒年代”。对寿柏年来说，那两年过得惊心动魄。明天贷款要到期了，今天还在筹资。

2014年是一个戏剧性的年份，对于77级历史系的房企大佬们而言，也是一个悲情的年份。

就在头一年，为了筹钱，新加坡路演回来，总管寿柏年在机场突感不适，嘴里吐出大量黑色液体，送到医院才发现，胃出血已经超过1500cc。他的夫人立即致电宋卫平：“老寿的身体真没法在一线扛下去了。”

廉颇老矣。宋卫平意兴阑珊。在和白衣骑士孙宏斌喝了几顿大酒之后，他决定把公司卖给融创。然而，一番明争暗斗之后，绿城撕毁合同，投奔了央企的怀抱。

当孙宏斌和宋卫平好得像连体婴的时候，他说过一段话：“我们很像，都是性情中人……为理想宁可头破血流；都有英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代价很大，但销魂蚀骨。”回头看这个事，他说的是对的，代价太大了。

许广跃和宋卫平可谓难兄难弟。也是在2014年，资金链快要崩断的郡原地产，引入了央企“参股”。

南都、绿城身后，以及77级历史系大佬的淡出背后，是整个浙派房企衰落。十年前获评杭州“10大房产运营商”的房企，三分之一隐退江湖，三分之一沦落边缘。

此后的几年，浙江地产界上演的，是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故事。

绿城易主后，宋卫平带着原班人马创立了蓝城，终于用上了当年自己喜欢的名字，做小镇、养老和农业，生出归隐之心。小镇的名字很好听，桃花源、桃李春风。中国读书人的宿命，大抵如此。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生于1977：杭州房地产的一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