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中情局连犯3次致命错误，战败结局早已注定

1950年，二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使这场战争变得极为复杂。刚成立不久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作为杜鲁门的冷战新工具，在头一次考验中便出师不利，不仅完全没有预测到战局的变化，对中国是否出兵的判断也告失算。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挽救美国的失败，但它还是搞了不少臭名昭著的破坏活动。

初次失算 战局逆转始料不及

1950年春夏之际，对亚洲局势动向的预测是由美军远东司令部军事情报处和中央情报局负责的。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成立的中情局是二战中美军的战略服务局（OSS）的继承者，人员主要来自战略服务局等机构，1950年6月任局长的是罗斯科·希伦科特海军上将。它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每月提交一份“世界形势评估”，此外，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央情报局规定的任务还有：秘密政治行动，心理战，辅助军事行动，破坏活动，经济战，帮助在敌后被击落的己方飞行员躲避和逃遁，组织特务网络。

美国中情局

虽然美国情报部门此时对亚洲形势估计不准，对朝鲜战局的发展把握不清，但它此时对亚洲的着眼点还是放在远东、印支和台湾海峡，而且它的分析较注意全球性问题，对特定地区的具体分析不多。不过这也情有可原，远东的情报来源本来就少，更糟糕的是，此时执掌远东军政大权的麦克阿瑟将军当年就与战略服务局势不两立，CIA自然也被麦帅的军事情报处看不起，因而始终无法在远东恢复活动。5月份，麦克阿瑟才允许中情局在亚洲地区活动，此时它的东京站只有区区3个人。

从1950年3月1日到6月25日战争爆发，中情局的“每日情况综述”都对朝鲜只字未提；“每周情况综述”虽六度提及，却只谈政治经济形势，6月20日甚至提到蒋介石如果被迫放弃台湾，可能流亡到南朝鲜的传闻。战争爆发前，中情局在一份地区性情报——“当前北朝鲜政权的实力”中最后一次谈到朝鲜，而引用的资料却只到5月15日为止。实际上，这份报告中有关军事的部分是由军事情报处提供的。可见，由于缺少收集情报的能力，中情局是注定不能预见到朝鲜战局如何发展了。

相反，查尔斯·威洛比少将麾下的远东司令部军事情报处在远东拥有庞大的情报网，并漫无边际地搜罗了一大堆情报，可惜此公同麦帅一样，对非正规手段搞来的情报一律不信。该处每天在东京都要炮制出一份囊括整个远东动态，长达40页的“每日情况综述”，却同样未预测到局势的演变。

仁川登陆

再次失算 中国不会出兵

6月25日晨4时，朝鲜战争爆发。不几日，南朝鲜的8个师共约10万人开始土崩瓦解。

一番忙乱之后，麦克阿瑟发动了他平生最得意的冒险仁川登陆。中情局这次总算起到了一点作用。登陆前，为了获得更确切的情报，中情局和军方联合采取了代号为“特鲁迪·杰克逊”的行动，派在远东活动过近20年的海军上尉尤金·克拉克带领一名陆军上尉、3名士兵和2名翻译，登上了仁川以南23公里的永兴岛，侦察了登陆地段的具体情况，包括潮汐、滩涂、海堤及月尾岛的防卫状况，并把岛上亲美的朝鲜人派到仁川地区侦察。9月11日，克拉克亲自侦察了位于飞鱼峡入口处的八尾岛，修复了岛上一座废弃的灯塔。入侵前夜，他又带人潜入八尾岛活动。

仁川得手后的情况已是众所周知的，目空一切的麦克阿瑟疯狂北犯，不久就遇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当头一棒，但中情局第二次失算，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

其实，从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起，令美国情报机构坐立不安的就是：苏联和中国会不会积极参战。美国既想“遏制”苏联的扩张，又要防止卷入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它们都有能力参战，但由于政治原因，大概不会出兵。中情局首先重点研究了苏联人的意图。

美军飞机

6月28日提出的备忘录称，苏联人会充分支持北朝鲜“坚持打下去，并巩固三八线以南已有战果”，但不会直接卷入。7月8日的报告认为，苏联是否会促使中国公开支持朝鲜或在该地区其他地方采取配合行动还不清楚。北京不可能主动在国外参战，但如果苏联要求，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会行动，而且其军队的实力和部署完全可以对朝鲜进行突然的干预。

这堆模棱两可的结论说明，中情局对中苏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希伦科特8月1日给杜鲁门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而此时形势的发展依然扑朔迷离。

8月份，华府高层传阅一份中情局的绝密报告认为，苏联“正加速备战，石油加工和工厂转产计划已经完成，还在加紧进行飞机生产、机场建设以及大量储备物资。”更重要的是，苏联此时已掌握了核武器，“有能力以美国大陆为目标部署估计25枚原子弹”，甚至猜测了苏联的入侵方式：用图-4轰炸机以美机标志作掩护，进行远程轰炸，还可能用商船把核武器秘密运进美国港口，当然这种悲观说法并未列入正式的“国家情报分析”中。

然而该报告的判断仍然自相矛盾：“在1950年剩下的时间里，苏联领导人会认为有理由冒爆发全面战争的巨大风险，干预朝鲜事件或在其它地区采取新的行动。”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是苏联没有能力“在1950年实施核条件下的大规模作战”。

麦克阿瑟（左一）

9月1日的“每日情报综述”指出，“很多未加证实的报告”说毛泽东和莫洛托夫8月初在北京会谈后，中国加强了对美国的抨击，说美国在朝鲜是侵略者，因此，中国干预或参战已是万事俱备。报告甚至估计到，中国以正规军公开参战，会有碍其恢复联合国席位，因此可能以满洲“志愿军”的名义秘密参战。总之，中国以某种形式武装援助北朝鲜看来已迫在眉睫，可当月的其他报告却坚持认为：没有“迹象”或“证据”表明苏联或中国有进行干预的任何意向。

实际上，中情局更关心苏联在东欧、伊朗或其他地方采取行动的可能。

10月12日，中情局再次认为，中国参战虽然并非不可能，但根据已有情况分析，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面战争，中国大概不会在1950年进行干预，最多局限于继续秘密支援北朝鲜，否则会得不偿失。10月下旬又提出，北朝鲜人将进行持久的游击战，估计他们仅有7个师的2万残部在继续战斗，其中有1万5千人被阻隔在三八线以北，约1万人留在南朝鲜打游击。“（中国）近几个月来在国外大量购买麻醉品和药品，可能是为了满足大规模的正常需要，但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购买量的急剧增加，也表明在进行军事储备。”

只有一位这年夏末潜入东北的前国民党军官提供给中情局的绝密情报明确警告：中国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但没有任何情报机构敢对此予以肯定，美军也没有筹划有效的对策。最高军事指挥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10月23日在一次美英军队参谋长会议上说：我们都认为，如果中国进兵朝鲜，我们就撤出来。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第三次失算 视严正警告为“外交讹诈”

远东司令部在夏季和初秋的情报也同样一叶障目。夏末，他们发现的最重要的动向是，中国部队正逐步从华南和华中向东北调动，7月6日远东司令部的“每日情报综述”称，华北的正规军共17.6万；东北有18.9万军队，其中11.5万为正规军，8月在东北的驻军已增至24.6万，9月21日达到45万，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第四野战军从解放战争前线返回原驻地，根本没提到这些北调的军队可能参战。实际上，8月上旬，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25万余人就已全部到达东北边境突击整训。

远东司令部的“每日情报综述”同样有很多内容令人费解。10月1日报告说，截止9月10日，在北朝鲜发现了20个师的中国军队，其中6个在西北边境。第二天又说，无法确定这是中国人还是在中国军队服役的朝鲜人。10月18日，美国侦察机报告辽宁安东机场有75~100架飞机，大吃一惊的远东空军第二天再次侦察时，那些飞机却已无影无踪。威洛比对此解释为大机群的远距离飞行训练，但也可能是中国的“武力威胁”。

美国在中国台湾的军事和外交机构也是一个主要情报来源。第七舰队的情报机构认为，中国将在朝鲜参战，根据是：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对北朝鲜提供广泛援助，包括派遣25万军队参战。这指的是10月上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美国还认为，苏联有意置身于冲突之外，“让中国成百万大军去抵抗，作为使美国在东方耗尽实力的宏图大略的一部分，既十分便利，又经济实惠。”

埋伏中的志愿军

9月25日，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与中国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共进晚餐时被告知，中国人民“不打算袖手旁观，让美国人直逼他们的边境”。当潘尼迦提到全面战争的破坏力时，聂笑着答道：“我们已经考虑了一切问题，甚至原子弹。但一个国家不付出牺牲是不能捍卫独立的。”他还指出，仅仅靠空中轰炸是不能赢得一场战争的，而且他也不相信美国会派出作战部队来中国打仗。27日下午，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就将这些谈话通报给美国，但美国国务院认为这不过是中国的威胁性宣传而已，至多是对美机侵犯领空和“误炸”表示愤怒。

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了三八线。10月2日午夜，周恩来发出了明确无误的警告：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尽管美国政府有人感到了危险，但并未意识到严重性，在多少有点担心的情况下，华府大部分人再次把这视为“恫吓”和外交讹诈而不屑一顾。随后，美军也大举越过三八线，但美国人没料到，周恩来的警告是货真价实的。

此时，美国所有情报机构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鸭绿江和林彪的部队（他们尚不知道彭德怀已挂帅出征）。10月12日，中情局坚持认为：中国地面部队“能够进行有效的干预”但“不一定有决定性意义”。它的专家彼德尔·史密斯报告说：“尽管周发表了声明，中国部队正向满洲机动……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真的打算全面干预。从军事上看，干预的最好时机已过去。”

志愿军战士

他认为，虽然打败美国会使中国“名声大振”，但它的后顾之忧也不少，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害怕与美国交战的后果。他们的国内建设计划规模如此之大，整个计划和经济将由于战争的巨大损耗而受到危害。”

15日杜鲁门率高级将领飞临太平洋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谈，麦认为：

“中国在满洲有30万兵力，其中鸭绿江边可能不到10~12.5万，只有5~6万人能渡江作战，不足为患。他们没有空军，而我们在朝鲜有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南下平壤，对他们来说，将会面临一场大屠杀。在南北朝鲜，任何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俄国在西伯利亚的空军无法同远东（美国）空军抗衡，也没有地面部队可派入朝鲜，就是用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也将十分困难。”

10月20日，威洛比仍支持这一结论。

可是，远东司令部整个10月的确在不断得到关于共产党中国的部队在东北活动的零散情报。10月20日的“每日情报综述”再次指出，大批中国军队在东北的存在已是事实，它“有能力越过”鸭绿江。威洛比的结论是：“它将取决于克里姆林宫是否作好了高度准备。”10月中旬，远东司令部海军司令的情报官说：“北朝鲜好象有中国人。”威洛比对此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不过，两三天后，美军还是把五分之一的补给运输船留在远东，以备紧急时有足够的船只进行撤退，不久就集中了约90艘。

上甘岭

实际上，19日中国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师就开始入朝了，但志愿军隐蔽的行动使美军的军事情报部门根本未发现。25日志愿军在温井首歼南朝鲜军一部，美军仍不以为然，直至11月1~3日的云山之战，美骑一师8团被歼，11月7日新华社作了公开报道后，美国人才恍然大悟。

于是，联合国内的西方国家一片惊慌失措，纷纷抱怨美国军事情报机关的无能。8日，中情局才慌忙奉命提交了“国家情报预测——中国干预北朝鲜的程度和目的以及中国的能力和意图”。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干预是“目标有限的过渡性军事行动”，如能击退对手就追求更大优势，否则就把美军拖在朝鲜；如本土受到攻击，将全力以赴地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参联会“关于中国参与韩战”的报告也持类似看法。

不择手段的秘密行动

别看中情局在为决策者提供重要情报的关键职能方面不怎么样，但它在执行秘密行动中的手段却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给世人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些阴暗勾当。朝鲜战争正式打响后，中情局总算可以用这一手争回一点面子。

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无线电侦听据点

这时它在远东秘密活动的主角是号称“20世纪最杰出的特工之一”的美籍丹麦人汉斯·托夫特。此人30年代初就职于丹麦的“东亚轮船公司”，在北平学了两年汉语，在吉林呆过8年，熟悉北朝鲜。二战中曾参加丹麦地下抵抗运动，后被英国派到新加坡。新加坡陷落后，加入了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以其东方背景和谙熟六种语言的才能深得器重。

1950年，托夫特奉命在朝鲜开展秘密活动，并很快在东京以南76公里的厚木空军基地附近开始招兵买马。初步任务是帮助在敌后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躲避和逃遁”。

1个月内，这一计划就部分地运转起来了。下一步是组建游击队，他们同时还肩负着在敌后实行破坏和准军事行动的任务。中情局的讯问人员对釜山附近的难民营和战俘营里的朝鲜人进行了甄别，选出一些他们认为合格的人充当特务。

朝鲜南端釜山湾中的一个小岛——永栎岛被作为训练基地，从1950年秋到1951年年初，由海军陆战队克雷默中校为首的一支中情局小分队训练了将近1200名特务，其中的优秀者被送往离厚木16公里的茅崎基地强化训练，有些人员还定期被抽调到北方执行协助飞行员“躲避与逃遁”的任务。

身着朝鲜人民军制服的美国间谍

训练内容主要是基本游击课程：武器使用、偷渡登陆、水下爆破、破坏、秘密通讯、情报刺探等。这些渗透和破坏小组一般被用小型登陆艇送到距岸上观察距离以外的海面上，再用橡皮艇潜入北朝鲜。1950年底以后，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军基地的大量朝鲜和中国临时工里，也至少有五六名中情局的间谍。

朝鲜战争爆发，也使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援助，1951年2月9日在台湾开办的“西方公司”就是中情局在台湾的据点。不久，它就开始为配合台湾袭扰大陆沿海的行动而刺探情报。志愿军入朝后，中情局立即与台湾合作开办了“中美南方工作训练班”，训练特务，编入美第8集团军特勤组，企图使这些特务混入志愿军中搜集情报。对这些人要求不高，只要会简单的英语，身体合格即可。他们在美国海军特勤基地集训5周，每人发一套志愿军干部服及伪造的证件就被派过三八线。可惜美军对三八线以北的情报实在知之甚少，其时志愿军已换装多次，证件所属部队也已调回国内多时，因此这种行动自然也屡遭败绩。

借刀杀人的海盗行径

1951年1月中旬，中情局驻东方各站站长都收到了华盛顿总部的急电，传达了从隐藏在尼赫鲁政府中的一个特务机构搞到的“过硬”情报，称中国已包租了一艘挪威货船，前往孟买装运印度政府提供的三个野战医院的设备、药品等。中情局以这将使志愿军发动一场新的攻势为借口，全然不讲人道主义，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该船到达中国。

美军

为此，总部授权托夫特开支100万美元，策划了“TP-披巾”行动，实际上是无视国际法，公然在公海上袭击别国船只的海盗行为。但这也是个相当敏感的外交问题，搞不好能让美国在朝鲜那已经脆弱不堪的外交同盟土崩瓦解，因为挪威仍然允许与中国进行航运和贸易，英国也未停止贸易，因此中情局被告之绝不能使美国政府难堪。美国军方也不想冒这个险，只答应在该船北上之时，用一艘驱逐舰跟踪，通过无线电向托夫特不断报告其位置。

开始，该船好像要进入香港补给，香港站站长艾尔斯·考克斯立即从厚木基地领取了爆炸品等设备赶回香港，准备在英国人的鼻子底下干，可货船并未在港停留，继续北上。如果待它开进北朝鲜港口后，再进行轰炸，就会被控制着朝鲜外海的其它“联合国军”发现，唯一可能的截击点是台湾海峡。托夫特立即去见蒋介石，蒋爽快地包办了一切，那100万经费也省下了。

在“西方公司”的安排下，一队国民党炮艇很快就载着考克斯等间谍出海了。在美国海军的导航下，他们在台湾正北的海面上截住了这艘货轮。在这次周密的海盗行动中，美国人一直呆在甲板下，台湾人登船接管了货轮，把挪威船员们单独囚禁起来，把货物转移到自己的船上。被抢劫一空的货轮及船员们继续航行，似乎遭到了亚洲海盗的劫掠。

中情局事后吹嘘，这次无耻的行动，使对方的春季攻势推迟了3个月，拯救了大约75000个美国人的生命。可惜的是，它鄙劣的手段仍然挽救不了美军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