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去以色列体验另一种教育

王石

陈明键

宋志平

主题：面向未来的教育与创新

时间：2022年5月10日

地点：直播

嘉宾：王石 乡村发展基金会创始人

陈明键 投资人

宋志平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主持：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主办：中信出版集团

以色列“三元和合”的学习与创新关系

主持人：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何推动教育不断往前推进，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创新。我们经常会问，到底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培养创新型的人才？

今天在座的三位嘉宾，第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王石先生，他创办了乡村发展基金会，同时也是猛犸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联名理事长。创业之外，王石先生也非常热衷登山等户外运动和游学，通过游学的切身实践来不断践行学习和深度学习这一重要的理念。

第二位嘉宾是宋志平先生，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他不仅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企业家，也是一位企业改革家和思想家，深耕企业四十年。他曾同时带领两家企业双双进入世界五百强。

第三位嘉宾是《创新，从提问开始》这本书的作者陈明键先生，他是一位资深的投资人，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前在斯坦福大学、希伯来大学做深度访学。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访学期间，通过和不同的企业家、学者、投资人交流，完成了《创新，从提问开始》。

首先有请陈先生就这本书的写作动机，以及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游学期间的一些经历和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陈明键：这本书最早源起于王石主席的提议。

2018年下半年，王石主席只身前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做访问学者。当年12月份，我也第一次去了。一方面看望王石主席，另一方面，也是跟校方接触，看能不能有机会到希伯来大学访学。在飞机上还遇到希伯来大学国际学院的院长，聊了全程，更坚定了我这样一个决心。

我2019年3月到希伯来大学，课题是“犹太早期教育和后期创新的关系”。王石主席就觉得很跨界，很出圈：“你一个搞投资、搞生物医药的，现在研究早期教育，为什么？”我说：“既然来到以色列，大家最关心的是以色列的教育，犹太人的孩子们怎么学习这么优秀。”主席总说我是打着研究教育的幌子，其实是寻找创新的种子，也对。所以我在希伯来大学访学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做了两件事：一方面为中国企业寻找一些创新的模式，另一方面进行有关以色列国家独特学习模式的研究。

这一年半的时间，因为是沉浸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和出差到那里做简单访问不一样。我跟大学校长、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访谈，去到校园里和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接触，甚至和幼儿园的学生接触，看他们的生活；我跟将军、总理发言人、国会议员交谈；参加他们的安息日晚餐，过他们的逾越节，参加他们的普珥节。这样你对他们学习的价值观和学习的技术就有一些自己的体会了，而恰恰是这两个东西缠绕在一起带来了创新。

通常认为是学习带来创新。在犹太社会，还要增加一个维度，就是犹太的价值观。他们有一种为学习而学习的价值观——一种非功利主义的学习价值观。再加上比如说抽象思维，比如说注重提问式的教学，比如群体增变式的学习情景，这三个学习技术与非功利的学习价值观结合起来，就带来了一种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特点和特征。这是我在这一年半的访问、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一点体会。

我们的创新模式是从学习到创新的二元模式。而以色列这个社会，更多是价值观和学习这两者共同带来了创新，是这样一个“三元和合”的学习跟创新的关系。这是这本书的核心观点。

犹太人安息日的启示

主持人：王石先生，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去以色列？

王石：还是学习。“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过时了。因为不同文化，现场去到那儿深入沉浸式非常重要。

我们过往的印象中，犹太人的代表形象是商人夏洛克，在钱方面非常在乎。而我想说在以色列一件感受恰恰相反的事——安息日。这一天以色列人是不工作的，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休息日，当然不能接触钱。我记得很清楚，去参加一次安息日的活动，他们热忱接待，并讲明了，“我们让你来，不仅让你感受犹太文化，还让你做一些公益。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捐一些钱做公益”。他们的货币叫谢克尔，我们一人准备200谢克尔，大约100 块钱人民币。吃完之后，我们就把钱卷成圈递过去了。没想到拉比（相当于神父）一看，“今天不接钱，你们把钱拿走”。

陈明键：后来我又送去了。

王石：更有意思的是，明键在安息日遇到一位长期在伦敦工作回来的以色列的大律师，他马上非常兴奋地掏出名片递过去了。律师犹豫了一下，把名片接下来，然后说“今天我的名片还不能给你”。就是在这一天他们是这样过生活的。

我们再讲一个发生在这个日子的故事，我觉得明键这本书的题目非常好——《创新，从提问开始》。我记得非常清楚，到希伯来一个大学教授的家里作客。他们家有两个小孩，小女孩比较大，大概上小学四五年级，另外一个小孩刚上学。很明显感觉到，两个小孩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和他们做教授的父亲是非常平等的。小女孩十一二岁，吵得面红耳赤，但是她爸爸绝对不会以父亲的名义讲这不对的，耐心回答她追问的问题没有厌烦。

我们总是研究犹太人怎么会做生意，犹太人怎么创新，而明键更多研究的是他们的教育方式。所以他将更多场景拉到儿童时期，从拜访各种幼儿园开始。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获得的体会，我感觉是非常深远的，虽然我没有参与这本书的创作。

主持人：谢谢王石主席和我们分享了发生在安息日的有趣故事。实际上我们今天在座几位都和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有诸多的渊源，我知道宋会长去以色列待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里面对以色列有什么印象？

宋志平：2019年我去以色列，先后去到希伯来大学、魏茨曼科学研究所，还去到了特拉维夫大学和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学院。

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希伯来大学，第一站安排我去爱因斯坦博物馆。我想象爱因斯坦博物馆一定是个非常富丽堂皇、有大理石装修的地方，结果他带我在一栋楼里走来走去，走到一个地方说到了。我一看说：“这就是博物馆吗？”希伯来大学85岁的老校长在这里做馆长，是一个老物理学家。他的书架上都是爱因斯坦捐的图书，同时还有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章，关键还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书稿。老校长拿出书稿翻开一页，是爱因斯坦写的相对论公式，说：“宋先生，你可以摸一摸。”我说：“这个能摸吗，这不是文物吗？”

所以那次去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学习、对以色列的创新深受感染。我在回来的飞机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为什么要去以色列？》，这是很多人，包括我女儿的疑问。以色列那儿到底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呢？明键这本书里就系统回答了这个问题。以色列的创新来源于它的学习，以色列的学习来源于它的教育，来源于它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我觉得这是根儿里的事。

日本人“买卖休”中的智慧

主持人：今天讨论的主题是这本书《创新，从提问开始》。它实际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创新，第二部分是讲如何做一个好的提问者，如何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我特别同意陈明键先生说的，不仅仅只是从学习到创新，而是背后有一个学习加上价值观共同推动创新。宋志平会长也明确提出，当我们提到创新，千万不要忘记背后一整套深度学习、协同创新的整体聚合效应。

说到学习、创新，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学校老师的事情，同时还是每一位家长的事情。所以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请问三位前辈老师，大家作为一个父亲的教育观是什么？

陈明键：我在这本书中讲到，在犹太的家庭学习环境中，父亲扮演什么角色。父亲根本不是一个裁判者，在犹太社会里面没有任何裁判的权威。“你是领导就听你的、你是家长就听你的”，这是不存在的。我们去过那么多家庭，参加过那么多次家庭的安息日晚餐，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学习的Party。Party的成分占20%，有一些仪式仪轨，每个人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在开始之前要唱歌，要点蜡烛，要去犹太会堂，回来要赞美妻子。然后开始，剩下的80%都是学习讨论。

犹太人的安息晚餐很有意思，他们把《妥拉》分成52个部分，一年里面52周每周讨论一个环节。新年第一周就讨论《创世纪》。今天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讨论这一章，是同频共振。在这个餐桌上父亲扮演什么角色呢？父亲扮演一个主持人的角色，构建话题，同时组织孩子们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去海法理工大学一位教授家里，他有五个孩子，他的任务是让老大说说、老二说说，最小的五岁的孩子也要说一说。

在家庭学习Party环境中，父亲就是一个学习进程的组织者，他绝对没有一种权威说你是对的、你是错的。今天中国父亲也在转型当中，可能像王主席、宋总小时候你们的父亲是一言九鼎，父权的权威是很强的，但今天可能就要跟孩子商量着来了。我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包括在以色列期间，我也有意向组织一下我们家里的学习Party，比如说就一个问题，“特朗普当选，你们怎么看？”有些时候是抽象的话题，比如，“好人为什么会倒霉？”有些时候是现实的话题。

主持人：王石先生作为一名父亲，自己的一个教育观是怎么样的？

王石：我当父亲，是年代比较久远以前的事了。我觉得对下一代，能让他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普通人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现在大家都内卷，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强的压力，更多是望女成凤、望子成龙。包括你提到冬奥会冠军谷爱凌，我觉得大家有点标准太高了。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特例，大家如果把这个特例当成教育的目标，我觉得成功是小概率的。更多应该让孩子们在社会中，按照自己的存在方式去存在，有多种选择。

这本书讲创新，而我刚才讲的是安息日。实际上就是你如何休息。我们一直说“休息才能更好地工作”，不是的，休息是你什么都不做，你才能自由地思想，真正地去畅想。在休息的时候讨论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谈生意，讨论任何东西都可以。实际上我觉得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放空。而中国人讲“买卖买卖”，货物轮转，不买就卖。咱们不说犹太人，就是日本人，也和我们不大一样。日本人是三个字，叫“买卖休”，还有一个“休”。买卖休，不好的时候就不做，这是“休”的一个意思。再一个“休”呢，就是“休息”，买卖再好也要休息，它才能起到一个调整的作用。宋总提到文化的类似性，我觉得日本很多商业经营之道，包括我特别欣赏的稻盛和夫，他们的很多经营思想，可能和犹太人更近似一些。

中国孩子为什么不会提问

宋志平：其实我是典型中国式父亲。一方面像王石主席刚才讲的，把爱给孩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地长大，同时也鼓励和要求他们认真地学习。我有一个女儿现在40岁，她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小男孩现在10岁了。我过去教育女儿，现在教育小外孙，都是鼓励应该把学习认真对待，因为小时候是学习的好时机。

过去我们工作忙，跟孩子们的交流不够，尤其类似以色列安息日家族讨论这种启发式的教育不够。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有优点，他会认真去学习，缺点就是不大会提问题。所以我们的孩子，读了研究生要写一个论文，不大会选题。我们的孩子们选题能力不够。往往对老师们出的题能写出好论文，但不知道什么是问题。我觉得这和我们的基础教育和我们的教育方式方法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实际上它会让我们很多家长改变对孩子教育的方法。不再是过去那样只关心他们健康成长，只督促他们的学习，而是让他们学会提问，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光影响年轻的爸爸妈妈，也可以影响姥姥姥爷怎么来完善我们对孩子的教育。

主持人：在这里也想请教三位前辈，大家对于学校教育有怎么样的期待？我们从家庭现在推到学校。

陈明键：我这本书运用了一个分析工具，就是学习科学。学习这件事情很古老，几千年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引入，就出现了一门交叉学科，叫做“学习科学”——如何学习是最有效率的。其中两个大的学习方法，一个是“教授主义”，教授很好，但是教授主义，好像在学习课里面不太受待见，就是灌输式、直线式、单向式的，做题，应知应会。后面发生一个叫“建构主义”，就是构建一种学习环境，使学习者进入一种深度的学习状态。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提问、群体争辩等这些方式。这种方式经过研究发现，会比纯粹教授主义的灌输的方式，带来的学习效果有很大的不同。

今天我国能出这么多世界五百强，我觉得应该不能说中国过去的学习模式，就是教授主义学习模式是失败的。没有教授主义培养出来的这么多的人力资源，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制造业大国这样一个地位。在中国，一条生产线一挥手，可能十万部手机出来了。这个东西在以色列是没有的。以色列生产线100个人，1个人一挥手，99个人提问了，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要朝左，不能朝右？他没有办法组织起这样大规模的制造来。但是今天应该说我们的人口红利到了一个边际的程度，制造业的优势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过去的“应知应会”、会做题、会记忆、会背诵，在新的时代里面可能要加上一个创新。就是创新的红利，可能不能仅仅从教授主义中得来，不能仅仅从应知应会和题海中得来，可能要加上创新这种新的思维的培育。这种培育和养成，可能就需要学习建构主义的这种学习方法。所以今天如何在学校里逐步为我们的学生构建出学习的情境和状态出来，可能也面临学习模式的转变。

中以两国教育各有利弊

宋志平：谈到教育的方式，我在以色列跟《创业的国度》作者索尔·辛格对话，提问：为什么以色列创新这么好，新加坡也很好但是创新不够？他说你看我们以色列人，10个人有12个观点，可以创新，但很难搞大工业。我说是因为你们国土小。他说也不完全是，是因为我们以色列单兵教练很厉害，但集体行动不行。而恰恰中国这种集体主义教育，可以做大产业。

中国教育中缺少鼓励提问的氛围，尤其学校里面老师在那儿一站，孩子们不能随便提问题，这也养成他不会提问。即使你让他提问，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久而久之也没有那种提问的思考方式。爱因斯坦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特长，只是比别人多一点好奇心而已。”有了好奇心他就提问，提问了应该得到鼓励。

刚才咱们讲中国式教育有优点，集体主义教育、认真学习、讲纪律等等，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压抑了孩子的好奇心，压抑了他们提问和创造力。所以《创新：从提问开始》，我觉得这个书名特别好，陈明键去以色列一年半，把以色列创新的密码搞清楚了。其实就是来给我们的家长们和老师们提醒，我们应该鼓励孩子们提问，不要打断他，更不要批评他、体罚他。老师和家长都要更大度一些，允许孩子们自由成长。

陈明键：我讲一个我的故事，我上高中的时候喜欢问问题。问一个，老师回答我了；第二个老师又回答我了。但是我问第三个问题的时候，老师说：“不许再问了，全班就你学得好，你都问了，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同学们怎么办？”我把问题带到以色列，问他们那些小学校长：“如果你们的同学持续问问题，耽误你教学进度怎么办？教育大纲教不完怎么办？”校长毫不犹豫地跟我说：“我们一定会让同学问完问题，哪怕耽误了教学大纲。”

我觉得一分为二地来说，这种提问式教学，确实给了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成长空间，但也确实会耽误整体的平均进度。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在全球学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果评价里面，它排得很靠后。在整个OECD 46个国家里面，它排34。它整体的平均数可能并不好，但是不妨碍它出大家，出顶尖的人才。而中国，要说全球的数学平均排名，中国可能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最顶尖的，比如拿诺贝尔奖的，它可能少。所以它各有优势，我们这种应知应会的教育照顾了绝大多数人，所以整个社会总体平均水平高；以色列是给个别天才留下了充分的空间。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