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是有军籍的民航义务工

《我们曾是有军籍的民航义务工》———作者：郎加明

我爱祖国的蓝天，

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白云为我铺大道，

东风送我飞向前。

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

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

在人世间，往往鲜为人知的“体验”，比广为人知的“了解”，更有魅力、意义和价值。

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收到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祝辞时，我都不禁心潮澎湃，激情燃烧，想起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民航义务工那与众不同但却鲜为人知的军旅生涯。

渤海之滨的民航新兵训练团

星月交辉，海风凛冽。

1969年12月14日深夜，一列始发于滹沱河畔的山西原平火车站的军用闷罐车，经大同、张家口、丰台、塘沽，到达位于渤海湾的天津张贵庄火车站。随即，故乡为山西代县和繁峙县身穿空军军装的全体新兵下车，立马换乘卡车前往警卫森严的天津张贵庄机场（今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这是时年18岁的我，自从11月29日接到《应征青年入伍通知书》后的第15天。

有知识，才会有前途！

有创新，才会有未来！

实际上，我作为一个县级重点中学“老三届”初中毕业的回乡知青，站在了拥有更多选择权的人生新赛道的起跑线上。

第二天14：00，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新兵团大会，在民航机械专科学校（今中国民航大学）礼堂举行。

大会由副团长张洪禄主持。首先，全体起立高唱《东方红》；接着，团长兼政委张维山（实际时任民航河北省局局长）宣布了3个连队的组织编成。尔后，老红军张维山团长和民航北京管理局刘崇福副局长，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

此时，我们这些来自山东青岛、泰安、宁阳、临沂和山西代县、繁峙等地，总计557名的男女新战士，方才逐渐了解和明白了：

第一，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1969年11月20日决定，中国民航已经“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成为空军的组成部分，各项制度按军队执行。”因此，我们是有空军军籍、服役期为4年的民航义务工。之前，中国民航曾于1969年4月招收一批义务工役制人员。今后，每年都将从全国各地征兵少量的义务工，亦即“民航兵”。

第二，民航总局下辖北京（华北）、上海（华东）、广州（中南）、沈阳（东北）、成都（西南）、兰州（西北）6大管理局，均为正军级单位。总局和各管理局，设立指挥部（配参谋长）、政治部（配主任）、后勤部（配部长、政委）。此外，还有航空学校、工厂、研究所、疗养院等。

第三，鉴于中国民航涉及国内外航班、专包机等特殊问题，因而，民航兵虽然穿空军军装和家人享受军属待遇，但除了参加重大活动、野营拉练、外调、院校培训、探亲、地方接兵等以外，平时不准佩戴所发的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结束之后，各连分别开会，调整和下达各排、各班的名单。其中，我所在的第一连连长为吕士诚（实际时任二总队直属航测中队副中队长），指导员李洪兴（二总队警卫连指导员），第三排排长陈仁华（后曾任中国航油福建分公司总经理），副排长路兴堂。

必须指出的是，1969年中苏关系高度紧张，3月在两国边境东段爆发珍宝岛之战，8月在两国边境西段发生铁列克提事件。此外，还不时传来美苏“核乌鸦”的鸣叫声。所以，一切为了祖国，“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我们是抱着上前线打仗的决心当兵的，万没想到，却当了同每月拿6元津贴费空军义务兵一样的民航义务工。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新兵团对我们正式进行军政训练、思想教育，以灌输和增强大家的军人意识、军人素质、保密观念，养成良好的纪律作风、礼仪举止、卫生习惯，并初步掌握空军特别是民航的综合情况和专业特点。

于是，驻扎在民航机械专科学校7号楼的我们，每天6：00起床，22：00熄灯，以连、排或班为基本单位，或在操场军事训练，或在课堂政治教育，或在宿舍集体讨论，全体干部战士朝气蓬勃，劲头十足。即使在休息时间，精力旺盛的我们，也往往从楼上眺望近处的空军高射炮阵地，到滑行道附近看飞机腾空蓝天，去体育场玩旋梯、浪桥、攀登架、单杠、双杠……

正是在这里，我熟悉和认识了井传义（后曾任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监察部副总经理）、顾纪元（后曾任Ameco维修分部党委书记）、赵广俊、王成锁、刘玉棠、李凡生、王云厚（后曾任中国民航华北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刘智辉、李虎晓（后曾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副总裁）、李文新（后曾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党委书记）、席其昌（后曾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副总经理）、耿二红、裴光亭、韩效福、游海生……

任何国家的城市、乡村、军队，都是3个不同的社会生态系统。为了打造民航铁军和提高部队素质，新兵团组织我们进行夜间紧急集合、急行军、吃忆苦思甜饭，参观劝业场老商业街、三条石老工业街等，以使大家尽快转变和适应崭新的工作环境。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45天的入伍教育结束了。

1970年1月26日，新兵团公布分配方案：有些战友分到民航第二飞行总队兼山西省局各机场；有些战友分到河北省局兼天津市局；有些战友分到内蒙古区局各机场；有些战友分到民航总局机关和京管局总部各单位。而我和杨眉才（后曾任中国航油华北公司安全技术处处长）等人，则分到民航北京管理局后勤部成立前的财供卫生处油料科。

从军报国，无悔青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就是在特殊时期的民航义务工的历史使命。

永别了，中国民航天津新兵训练团！

中国航油必将是朝阳产业

（郎加明同志，1970年1月于天津）

北京首都机场（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是全国最大的枢纽型航空港，是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总部所在地，也是中国海关、商品检验、边防检查、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等重点口岸。

1970年1月27日6：20，驻扎在客机坪东北边业务油库的15名民航义务工由班长黄安平（实际时任外场飞机加油小组组长）带领，正沿着飞机滑行道以北的沥青路出早操。

惟见不远处高大气派的候机楼（航站楼）灯火辉煌，而客机坪和停机坪上，则停满了伊尔-18、伊尔-14、里-2、安-2、运-5、子爵号、三叉戟、直-5、云雀Ⅲ等各型飞机，到处发动机轰鸣，照明灯闪烁，雷达旋转，塔台顶部的风向标随风飘动，加油车、牵引车、电源车、气源车、客梯车、加水车、保洁车、食品车、行李车、运货车、通勤车等往来穿梭，指挥车、消防车、急救车等值班待命……北京首都机场好一派繁忙景象。

由此，我开始了“多岗历练—基层主官—军事院校—基层主官—领导机关—基层主官—领导机关—民航院校—中层副职—央企高管—外国院校—央企高管”的职场之旅。

自1月27日起，我们每天列队穿越滑行道和停机坪，眼望进出候机楼和上下飞机的国内外旅客，步行20分钟前往滑油库上课，进行为期40天的航油专业和生产技术培训。

时至8：00，当大家在课堂坐下后，黄安平（湖南浏阳人）依次介绍了油库主任胡忠（河北迁安人），指导员田凤云（安徽亳州人），副主任姚元春（江苏江阴人），并对全体新兵点名：“杨眉才，马培江，赵义恩，靳德智，韩李季，周传义，高守财，郎加明……”其中，山东兵9名，山西兵6名，合计15人。

接着，胡主任、姚副主任、田指导员先后讲话。他们说：1949年12月，中央军委民航局决定成立北京航空站，并配备站长及油料员等工作人员。1958年3月，北京民航从西郊机场转到新建的首都机场。1965年10月，民航北京管理局设立财供卫生处及财务科、供应科、油料科、卫生科。目前，北京首都机场油库是个正连级的行政概念，实际上，是由外场飞机加油小组、业务油库、耗油库、滑油库、基地油库、油料化验室组成的，连同你们一共58人。总的讲，虽然原来许多人是飞行员、航校学员或复转军人，但本专业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中专生，特别是能干会干的内行人才太少啦。所以，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业务技术，干一行爱一行，决不可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呀！

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离不开航空运输和石油行业。从发展趋势来看，潜具多方优势的中国航油必将是朝阳产业。1955年参军的姚元春、1957年入伍的胡忠、黄安平和1959年参军的田凤云，都曾为空军航校学员。他们是我最早认识的中国航油人，也是我后来几十年干好领导工作的引路人。

之后，由担任教员的杨宗义、王德昌、杨玉林、朱冠成，主讲了世界石油史、中国化石能源分布、石油生成、石油构造、石油勘探、石油炼制，特别是航空油料和地面油料的“采购（时为调拨）—运输—储存—检测—销售（时为发油）—加注”等理论知识。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期间，由黄安平组织新战士乘车到各单位，参观飞机加油、汽车加油、铁路装卸油、管道输油、油罐储油、油料化验等操作技能，学习机器设备的仪表和油料计量的仪器，以使我们对石油产业链、供应链有一个清晰的总体认知。

自此，已在中学时研读过《十万个为什么》丛书的我，初步憬悟：只懂得石油是搞不好石油的，还需要经贸、科技和交通等学问。

1970年2月7日，云南普洱县（今宁洱县）发生6.2级大地震，可是，2月8日的北京首都机场跑道上却冻结了厚厚的冰层。由于管理局当年尚无大型涡轮吹扫冰雪机，为了保证1架伊尔—14专机次日清晨准时起飞前往昆明，只好出动600多人（主要是1969年4月和11月的两批民航义务工）人工除冰。于是，正在进行专业技术集中培训的我们，也被调来参战。

那天夜晚，东跑道的边界灯、中线灯全部打开，探照灯也不时晃动，战友们手拿所发的新铁锹、新铁镐或大竹扫把，忘我苦干，进行铲冰甲、凿冰甲和扫冰雪作业，到处是“叮叮当当”的声音，浑身汗水湿透了棉军装里的衬衣、衬裤……

黎明时分，寒风刺骨。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张瑞霭（后曾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来到现场，亲自检查工作进度和质量。当张局长看见我们通宵奋战，士气高昂，而跑道上的冰雪被彻底清除干净时，连续大声说：“同志们，辛苦了！”大家齐声高呼：“为人民服务！”

迎着东方欲晓的泛红曙光，全体干部战士胜利地笑了。

锁定创新，才能锁定未来

坐落于北京顺义县（今顺义区）境内的北京首都机场，是北京朝阳区的飞地。从空中鸟瞰，航空港北部为飞行工作区，南部为社会生活区。20世纪90年代之前，围绕这个温榆河东岸的几万居民区的，全部是梨园、葡萄园、桃园、苹果园。每到春夏之交，杨柳轻拂，百花绽放，蜂飞蝶舞，绿化环境优美极了。

而在这个生活区以东约350米的地方，沿着4号路从西北到东南，则矗立着相距2450米的耗油库和基地油库（今第二油库）。

不过很遗憾，1958年投产的耗油库和1962年投产的基地油库的环境建设太差了——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民航缺乏基建资金，所以，各个油库除办公房、油罐群、泵房、配电间、装卸油鹤管等周围浇筑有高标准的水泥地外，其道路由炉灰渣铺成，库区为黄土覆盖。一到夏秋两季，杂草、野树丛生，毒蛇乱窜，马蜂狂飞，大家只好时常头顶烈日割杂草或砍野树。讲实话，与《西游记》中猪八戒在高老庄干农活的情境差不多。

1970年3月7日，我和姚敬德、赵长法、马继芬、孟宪平、孙秀兰、陈焕昌、刘文田（其他7名新兵分到飞机加油小组），前来耗油库报到。

此刻，耗油库的最高领导者即组长高树岭，带领谭道法、黄乃隆、谢惠武（辽宁法库人，东北石油学院毕业，1965年参加工作，时任技术员）、王树山、尹玲、孙学昌，正站在大门口欢迎我们。此中，高树岭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谭道法、黄乃隆均原为空军飞行员。

那时候，耗油库作为多功能油库（含1座汽车加油站），日夜繁忙，既储存和发放RP-1航空煤油、RH-95/130航空汽油、RH-70航空汽油，也承担给各类汽车及机械设备加注车用汽油或柴油。

为使我们迅速掌握实际的业务技能，老高给每个民航义务工安排一个民航固定工当业务师傅。其中，比我早参加民航工作3年、年龄大3岁的孙学昌，便是我的第一位师傅。他带我值班，使用手摇泵、电动泵，教管路走向，开关阀门，操作配电柜、电动机，给英制和苏制大拖罐加油车灌注航空燃料，给汽车加油，早晚查库，填写表格和《值班日记》……

期间，管理局专门安排新兵们，于5月7日去乘坐北京至天津的伊尔-18型训练飞机，我第一次飞上了祖国蓝天。这在当时青年中是很牛的事情。

当年，空军将油料兵分为4个岗位：保管员、司泵员、化验员、统计员（其飞机加油则归机务人员）。因为此时民航油库的机电设备、工艺流程和控制系统还比较简单，且保管与司泵“两员合一”，所以，到一个月考核时，我们这经过“45天军政训练+40天技术培训+30天业务实习”的民航兵，便可参加新老组合的生产作业了。

不久，组长高树岭见我脑子比较灵光，打算盘快，又让我跟老孙学习计算各种油单和制作统计帐，并在6月10日接手统计员工作。于是，我很快就掌握了保管员、司泵员、统计员的基本技术业务。

岁月峥嵘，汗水鎏金。

1970年7月，民航北京管理局后勤部成立，原财供卫生处及油料科撤销；原属于总局和京管局双重领导的基地油库，正式划归首都机场油库管理。

同年8月，黄安平和我、陈焕昌、马继芬4人奉命调入基地油库，由黄安平担任组长主持全面工作。同时，首都机场油库主任胡忠、指导员田凤云和组长黄安平找我集体谈话：一是由我担任全机场油库统计员兼计量员；二是由我兼任基地油库食堂管理员；三是我要参加基地油库的保管和司泵工作。随即，他们指定黄进宝为我的第二位业务师傅。

黄进宝，河南杞县人，1955年入伍，中共党员，转业军人。我跟他学习装卸航油作业，管道输油，水塔打水，更换齿轮、轴承，以万用表检测避雷针，修理空压机，拆装呼吸阀，蹬三轮车去顺义县城和天竺公社（今临空经济区）、李桥公社（今李桥镇）采买蔬菜，用手摇电话机与张辛火车站联络，骑自行车到通县车务段了解铁路运输……

一个人真正的思想和意志并不是从学校或书本上得来的，而是在自己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之中产生的。

锁定创新，才能锁定未来！

通过分析全机场油库过往的案例、数据和资料，我得出一个结论：若要同时搞好油料统计、计量和食堂管理这3项工作，就必须设计出主次分明预防遗忘的《工作目标单》来。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创意纪念碑，也是我走上研究创新之路的1号里程碑。

算盘是中国最古老的计算器，珠算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看透问题，那才叫水平；做透事情，那才叫本领。有了以规律性、循环式为特征的《工作目标单》指挥，我便劳逸结合效率倍增了。

——每月25日，我拿着计量仪器骑车到各单位测油、盘库和检验单证，并打算盘计算各类油单和铁路油槽车运单，以形成台账和表格，准时上报后勤部供应处本月吞吐量、当前库存量和下月需求量。

——每月29日，我与伙食委员等一起，对食堂仓库的粮食、副食品盘点，并核准现金、饭票、粮票、肉票、鱼票、油票，以及布票、棉花票、工业券等，再由我这个“铁算盘”制成账目和表报公布。

野营拉练中的挎手枪警卫员

（后排右一为郎加明同志，1974年于重庆）

在我军历史上，千里野营拉练始创于1969年7月的北京卫戍区部队，到1970年11月全军各部队的野营拉练进入高潮阶段。

11月28日，由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所组织代号“松江支队”的野营拉练部队，遵照上级命令分为前后两批全副武装出动。

松江支队（第一批）支队长是袁桃园（实际时任第一飞行总队副总队长，后曾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总经理），政委魏兰生（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副支队长傅尚贵（管理局指挥部航行处处长），副支队长赵华堂（管理局后勤部供应处处长），副政委冯昭凯（管理局政治部保卫处处长），参谋长张岐（航空修理厂厂长，后曾任北京飞机维修基地党委书记）。支队部下设参谋组、政工组、后勤组，以及先遣队、收容队。全支队共5个连队，大约700多人。

其时，我和白堂文（领航室）、张广洪（气象台）、张凤喜（航材库）等6人，分别给各位支队首长当警卫员。在全支队出征仪式上，当我身穿上绿下蓝的空军军装，戴着红帽徽、红领章，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出现在队列前的时候，战友们无不投来羡慕的眼光。

在我这一生中，实际上曾有3次野营拉练：第一次，在中学时代参加1966年10月“城乡大游学”曾步行晋冀之间的太行山区；第三次，在大学时代参加1974年1月军校野营拉练曾穿行川渝地区的崇山峻岭。这一次，是跨越北京、河北、天津3个省市，历时16天，总行程500千米左右。

而我随卫的副支队长赵华堂，则分管后勤保障工作。他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曾任《晋察冀画报》印刷所所长，北京民航西郊机场油库主任，民航北京管理局财供卫生处第二处长。准确地讲，赵华堂是新中国航油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是华北地区航油事业的奠基者。

那时候，民航人员的集体伙食，分为空勤灶（飞行、乘务人员）；地勤灶（机务、航修、油料人员）；普通灶（其他干部、战士、职工）。因此，为了全体指战员的身体健康且不能在老百姓中造成负面影响，赵华堂与支队后勤组和各连副连长废寝忘食，千方百计地改善和平衡各类伙食人员的营养结构。

1970年冬季的各部队野营拉练，都是在“练思想、练作风、练战术、练技术”原则指导下，围绕“走、打、吃、住、藏”进行的。

人民军队是一首抒情诗，是一幅山水画。

根据作训计划和行军路线，松江支队在袁桃园支队长、魏兰生政委率领下，时而白日行军，时而夜间开拔，时而翻山越岭，时而卧雪打靶，时而演练攻防，时而集中整训……每天早晨出发和夜晚宿营，均是“两头不见天日”，即朝阳尚未升起、夕阳早已落下。

据我观察，野营拉练中最劳累、最辛苦的人，并不是背着背包、带着水壶和扛着武器的各连队指战员，更不是骑着摩托车的联络员或开着军车的收容队，而是背着电台和电话机的通讯排，背着行军锅的炊事班，背着药箱的卫生员。因为他们到达宿营地后才真正展开工作：收发电报，架设电话线，埋锅造饭，四处巡诊，等等。

“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没有一个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一切！”几乎每天中午，当我们走进村庄短暂休息和吃饭时，都会受到高呼口号的乡亲们的热烈欢迎；部队则回应：“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野营拉练的中心是“走”，即跋山涉水，顶风冒雪，苦练铁脚板。为了更接近实战，部队往往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平路走山路，常常累得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爬到高处的政工干部，就用打竹板或唱歌等鼓励：“谁英雄，谁好汉，行军路上比比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猎猎的红旗下，大家顿时忘记疲劳，加快了前进步伐。

一个人应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上。

解放军是所大学校。凭借支队部警卫员的特殊身份，我向参谋组学会了看懂军用地图和地形地貌，向政工组学会了策划标语口号和宣传鼓动，向首长们学习了一些航路、客货配载、高空云、电磁波、陀螺仪、集装箱等专业知识。可以说，这次野营拉练，让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才干。

1970年12月13日凌晨，在北京、河北、天津三地，历经摸爬滚打多重锻炼的松江支队，肩扛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以紧急集合、夜行军、急行军相结合方式，当一轮红日喷薄欲出时凯旋北京首都机场。

19岁执掌业务技术迷宫

（郎加明同志在外考察）

在1958年至1979年这22年间，北京首都机场油库包括但不限于耗油库、滑油库、基地油库、业务油库4个油库，而地处怀柔的218油库则叫后勤部储油库。

其中，位于首都机场中心区的滑油库，是全国民航唯一的特种油库，即航油界的“隐形冠军”。它的物流仓储业务版图，是既向驻场各单位、各外航供应飞机、汽车和机械滑油、滑脂和特种液，也向华北各机场和其它地区管理局发送航空滑油、滑脂。若仅从外表观察，滑油库并不起眼，但它很复杂：铁路专用线及装卸滑油设施；近160种油品的地上、地下库房；立式、卧式和室内、室外油罐群；航空滑油再生技术装置……

以滑油库室内的工艺设备为例，就有高空、平面和地下3大部分，其储油罐、热效罐、反应釜、搅拌槽、齿轮泵、电动机、离心泵、过滤器，以及输油、输汽、输水、输电等系统，纵横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个独特的专业环境，这是个精细的技术迷宫！

每个人“我的世界”，其半径是不一样的。

1971年5月24日，在北京首都机场油库50多人（除各单位值班者外）大会上，时年19岁的我被宣布担任滑油库组长（相当于特种油库主任）。之前，我于1971年4月10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已调来滑油库40余天。

这时候，全机场油库的领导者：主任胡忠，指导员田凤云，副主任赵传泗、景东友，总部就设在滑油库2间大平房（里间归4位领导办公、外间是我和滑油库人员办公）。各小组组长：外场飞机加油小组韩永利，耗油库高树岭，基地油库黄安平，滑油库郎加明，业务油库杨玉林，油料化验室王德昌。这个“4+6”阵营，就是全机场油库的核心管理层。

事实上，到1980年组建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后勤部油料处（办公地滑油库），1984年调整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油料处（建立核算体制），1988年改编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油料公司（建立经营体制），1990年成立中国航油北京公司（统辖华北地区），1992年更名中国航油华北公司（中国航油总公司6大公司之一），其老根基就是由北京首都机场油库发展来的各种资源。

当然，受限于民航总局的编制规定，其时只有4名全油库领导者属于连级干部，6名执掌独立单位的组长都不是正式干部。

挺有意思是，在我上任的第二天，便有嫉妒者散布：“郎加明是软棉花捏的！”“这个小白脸没真本事！”的确，中等身材、眉清目秀的我，像父亲郎茂德不胖不瘦，像母亲王琼细皮嫩肉，貌似白面书生，但他们不知道我的突出特点：“闯+创”，即“胆子大，点子多”。当组长，我是腰杆硬，底气足。因为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优异一直当干部的我，生性坚毅，最擅长的就是指挥和管理，有主见，有创见，敢于亮出自己的主张，善于拿出自己的办法。

一个人的创意与魄力成正比。作为兵头将尾的新组长，第三天上午，我召开有张恩华、黄乃隆、陈绍业、靳德智、施茂华共6人的团队会议，研究决定：将原来的“领导带着干”改革为“分工协同干”；把我干了11个月的统计兼计量工作移交江苏兵施茂华。

什么是领导者？我以为，领导者就是提供目标、方略和意志的人。这在20世纪70年代尤为重要。因为那时民航还没有油料工作条例和油料作业规程。

以创造性搞好重复性工作，便是我的思想方法之一。针对各方人士普遍外语交流难和滑油库体力劳动强的实际情况，通过十几天的边琢磨边画图，并请他人协助，意气风发的我迅速推出一些新创之举。

其一，策划设计特种油品展示台架和译文标签。与靳德智研究，对活塞螺旋桨式飞机、涡轮螺旋桨式飞机、涡轮风扇式飞机，以及直升飞机，所使用的中国、苏联或英国生产的仪器油、仪表脂、液压油、特种液等130多个品种，在制做新台架后，统一编码，摆放中英文、中俄文互译的用途标签，且标注公斤、克、升或磅、盎司、加仑等。

其二，发明设计多种机械设备起重或搬运东西。由我创意、谋划和设计，并征求陈绍业、张恩华、黄乃隆等意见，在航空修理厂焊工郝逸民帮助下，制造了气压发油装置、虾形起重器和自流发油铁架，在配制HH-8+HH-20航空滑油和甲醇水冷却液时，基本甩掉了原来劳累的位移重物和搬运油桶等体力重活。

你的贡献=有你之后-无你之前

基层单位是人的才华的真正考场。当滑油库有了这些简易、实用和有效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后，前来购买特种油脂的苏联航空、朝鲜航空、越南航空等办事处满意了，一总队、机务大队、航修厂、场务连等各单位高兴了，我们和汽车连司机王德才、王植发等去东郊火车站发货物和空军各仓库拉东西也轻松了。

另外，由于有时候全机场油库的4位领导忙不过来，我作为航油代表也去3号楼参加每日16:00的管理局讲评会，与飞行总队、航行、机务、通讯导航、气象、运输服务、航修、航材、场务、特种车辆等负责人一起，汇报当天安全生产情况，领受第二天国内外航班特别是专包机任务，从而使年轻的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在军事院校学习和成长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大门/来自网络）

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市，别称山城、雾都，是祖国大西南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和文化中心。

1972年秋天，正当重庆大街小巷桂树花飘香、夹竹桃盛开和黄桷树苍翠之际，我和来自陆海空三军的新学员，前来位于繁华闹市的渝中区长江2路174号的后勤工程学院报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创始于1961年11月6日，首任院长兼政委为开国少将丁先国，其后政委为开国少将张逊之。我们入学时，曾改称后勤高级专科学校（后恢复原名称），院长杨捷（1963年至1976年在任），政委崔怀之（1970年至1975年在任）。

那时候，学校下设一大队（军械系）；二大队（建筑系）；三大队（车船系）；四大队（油料系）；机关设有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在大操场西边，停着坦克、火炮、装甲车、雷达等教学装备。

根据部队培养人才计划，我被分配在油料系第16队，学习油料应用专业。该队学员104人——空军60名、海军40名、陆军4名，而我和饶大章（后曾任中国航油华东公司党委书记）、何清祥、刘振清4人，则是有空军军籍的民航兵。

第16队的党支部委员会，由蒋纪洪（书记，指导员）、许祥兴（副书记，队长）、韩自勃、邓耀祖（副队长）、秦元林（1区队长）、钱华荣（2区队长）、顾卫东（3区队长）、陈兴联（4区队长）、郎加明（战士学员）组成，负责研究决策学员队的重大事项。

其时，第16队和第17队，分驻一栋宿舍楼的一半。我具体被编在1区队1班，班长王介明，副班长李广智，全班13人（包括副区队长刘继武）同住一间大寝室。

我记得，油料应用专业的课程体系：有军事，政治，数学，化学（含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机械制图，力学，水力学，电工学，金工学，油品应用，油品分析，技术设备，油料勤务，油料储运，毕业实习等。

特别是1972年10月第16队组织全体学员，到红岩村、曾家岩、白公馆、渣滓洞参观，进行“红岩魂”精神教育；1974年1月，学院率领各大队干部、学员、战士，在川渝地区的崇山峻岭野营拉练……至今，我记忆犹新。

在新中国历史上，“工农兵学员”是特殊年代的大学生称呼。当时，全国大学的招生方式，为“推荐+考试”。只是，地方院校的招生对象是工厂、农村和军队的优秀青年；军事院校的招生对象是陆、海、空各部队的优秀军人。

然而，由于此前特殊运动中“先停课、后复课”的历史情况，造成了即使是军校的新学员，虽然有工作经验多的优势和强项，但也有文化程度低的劣势——少数人原是高中不同年级文化，多数人原是初中不同年级文化。

好在深入分析，便可发现：青春芳华的我们，除学习数学、物理（力学、水力学）、化学比较吃力外，对其他课程并无困难：一是我们基本为66届、67届或68届即“老三届”毕业生，文化底子还是坚实的；二是我们几乎都是参军几年的技术兵，等于“先实践教育、后理论教育”，远非零基础。这两点，与其他时空的其他生源是大有区别的。

挑灯看剑，教学相长。

军校是军官的摇篮。伴随着横跨1972年至1975年近三年每天的军号声，在各学科教员和各级首长的辛勤培育下，我们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且每年冬季不放寒假，早晨出操，白天上课，夜晚自习，在极简的生活中，首先重点攻克了基础课的知识堡垒，接着弄懂了专业课的技术原理，最终在跨区实习后“化蝶”大学毕业生。

就我而言，在后勤工程学院接受了理工科教育，更为后来去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经济学打下了良好基础。

2011年11月6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院50周年纪念日。刚从世界企业500强之一的中国航油集团公司退休的我，应邀回母校参加庆典活动。

这天上午，学院全体师生和官兵（含学员旅）齐集于彩旗飘扬、鼓乐喧天的运动场。在各方嘉宾、高级领导正陆续就座的主席台和观礼台，我激动地看到了当年的老师刘晋生（曾任院长）少将和董浚修、李著信、黄诗甫教授，虽然自己早就集体退役不穿军装了，但依旧郑重地向他们敬军礼并问好。

于此，我也见到了老同学陈国需教授（专业技术二级、文职一级）、张国民少将（原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大家十分高兴互致敬意。

9：00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院50周年庆祝大会开始。当鸣放礼炮、升国旗和领导讲话、阅兵式后，在八一军旗导引下24个方队（含外军学员）分列式进行时，坐在观礼台上的我，仿佛又看见从前的马晓明、刘洪奎、史双桥等走向实验室，薛清芳、王宁、刘树祥等进入教学楼，又想起曹仁海、周学斌等前往图书馆，王文清、左中南等打篮球。还有，我与刘继武在鹅岭公园畅谈打开世界创新之门的青春梦，跟徐建国去大坪剧场观赏川剧《卧虎令》……

薪火相传，基因不变。铁流滚滚，军歌嘹亮。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肩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

24岁“小诸侯”的创新之光

（郎加明同志著作之一）

“先以计划经济建立工业体系，后以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我认为，这是新中国经济崛起的根本方略。

近些年来，各电视台播映的纪录片《大三线》《永远的铁道兵》《红旗渠》《军工记忆》，电视剧《绝密543》《逐梦蓝天》《共和国血脉》《国家命运》《火红年华》等，便反映了这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情景。

就以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来说，1969年至1981年，通信和货运地址“北京6901信箱3分箱”，军车牌号“午8-04***”，我们每周工作6天，每天8:00上班和18:00下班，常常在星期日和节假日义务劳动。

1975年7月25日，北京东北部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正下着倾盆大雨。这时光，我坐在一辆嘎斯51型卡车驾驶室里，前去北京首都机场油库所辖的基地油库，出任这个全国民航卸油量和转输量均为第一、仓储量第二的油库组长，全面主持生产业务、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等事务。

不久，我又被任命为全机场油库技术员（行政23级干部），并补选为党支部委员。

此时，全机场油库共有117人，其党支部委员会，由田凤云（指导员，书记）、胡忠（主任，副书记）、景东友、杨玉林、高树岭（副主任）、廖福春（副指导员）、郎加明（双重职务）组成。各小组组长，外场飞机加油小组韩永利，耗油库孙学昌，滑油库靳德智，基地油库郎加明，油料化验室王德昌。

这样，时年24岁军校毕业的我，就进入首都机场油库领导班子。这是党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信任。

1962年至1980年，基地油库有4个2000立方米、6个1000立方米、4个100立方米的立式油罐，2个40立方米的卧式油罐，1条1500多米的铁路专用线，1排8根装卸油鹤管（无栈桥），负责接卸从各炼油厂来的航空油料，再用2条管道输送耗油库。

另外，基地油库还兼管民航总局设在此处的油料器材库，保管民航北京管理局的战备器材。

但关键是，当时该库远离航空港中心，交通不便，办公区和宿舍皆为平房，露天厕所，在铁丝网和壕沟以外是农田和沼泽地，其供水（打井水塔）、供暖（烧煤锅炉）与机场完全独立，供电、消防与机场相对独立。一到夜晚黄鼠狼、狐狸、猫头鹰活动，鬼火飘忽，有些胆子小的人值班查库时吓得发抖……

显然，担任这座总容量14400多立方米、总人数32人（不含警卫连），在其他部队属于团级但在民航仅为排级的油库总负责人，是个十分繁忙和充满挑战“小马拉大车”的苦差事。

那么，1975年7月至1977年7月，我是如何以简驭繁、纲举目张的呢？主要是“苦干”与“会干”相结合，采取了分类施策的领导方法。

第一类：创新性工作。经征求马培江、沈仁标（退伍后创办张家港顺艳针纺公司）意见，把2间旧库房改造为卸油前线化验室，从业务流程上缩短了化验油样时间；总结出卸油“三明确、四不卸”等经验；由我和朱冠成谋划绘图，黄进宝、高万海（后曾任中国航油内蒙古分公司总经理）等参加，创造防溢油自动报警器、油水气分离器等。

第二类：关键性工作。在副组长李学忠协助下，集中力量，依托机修车间，搞好油泵房、水泵房、锅炉房、真空罐间、油罐区、阀室、高低压配电间……这也是我后来当中国航油华北公司总经理时，推行创建“精安小区”（生产区）和“精美小区”（办公区）的最初实践。

第三类：基础性工作。每周组织业务学习、文化学习，以提高大家的综合素质；在卸油区建休息棚，以改善生产条件；种植蔬菜、黄豆、花生，修建菜窖，养猪，以增补人们的营养。同时，在小组之下设立作业班，积累业务技术资料。

第四类：例常性工作。以孟仁宗、陈留才、吴凤元等为骨干，多工位联合卸油作业，输油作业，回收废油再生，车床和钻床加工零件，设备维护，消防演习……

而最具高远意义的是，你搞成的创新性工作越多，关键性工作就越少；你搞成的基础性工作越多，例常性工作就越少。

两年来，我作为技术员，给全机场油库的许多人和外地实习者讲课培训，对一些单位进行指导。其中，如朱祖荣、李洪明、陆建清（后曾任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张宪林（后曾任民航总局财务司副司长）、彭振海（后曾任中国航油华北公司纪委书记）、黄长征、范玉坤、吕勇新、刘志超、曹锡山（后曾任中国航油津京管道运输公司总经理）、张广祥、陈远齐……都是有军籍的民航义务工。

此外，我曾与总后油料研究所陈承威、空后油料研究所盛于孝，作为部队技术代表，参加铁道部油罐车旋转喷射式清洗机鉴定会，黑龙江省仪器仪表和量具刃具鉴定会。

特别是当1976年11月初北京下“雨夹雪”突然降温，而将11月15日才供暖的管道凉水结冰时，我创意把整个供暖管网切割成几大段看作电路电阻，将几台电焊机联接视为变压器调节出加热管线电流，从而解决了卸油作业必需暖气保障的大难题。这与2008年1月南方雪灾输电线除冰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接兵：中国黑茶之乡的故事

（郎加明同志著作之一）

1976年12月3日，民航北京管理局召开新兵团成立大会。会议由指挥部参谋长王光才（后曾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主持，副局长马连奎、副政委马枚讲话，政治部主任陈阵、后勤部部长石信忠出席会议。

会议宣布：新兵团团长吕凤昌，政委郭智，副团长汪万华；下辖5个连队，前往湖南、辽宁、上海、北京、山东接新兵。

其中，第一连连长张兆兴（后曾任中国航油华北公司计划处处长），指导员艾殿宝，全连干部17人，我任一排排长。第一连的接兵目标，是湖南安化、桑植、常德、澧县。

随后，经集训，汪副团长和张连长、艾指导员在长沙“兵分三路”，带队分赴目的地。12月8日，我和辛道庆、孙洪增、田龙宝、杨祥富，跟张兆兴乘汽车到达安化县城，迅速与安化县武装部对接。

出乎意料，湖南大县安化，不仅下设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而且县与公社之间设区，如中砥区、小淹区、江南区、梅城区、仙溪区等。所以，张连长分工每人负责一个区的接兵工作。

12月10日，下着潇潇细雨。我从县城穿过镇东桥奔赴码头，乘小木船前去资江南岸的中砥区黄沙坪镇（1995年划并东坪镇），受到区武装部部长卢锡加和征兵办伍耘的热烈欢迎。

40来岁精明强干的卢部长，介绍了中砥区4个公社和1个镇的征兵工作，已完成广泛宣传、自愿报名、初步筛查，将进入上站体检、到家访问和政治审查。过两天，第42军接兵干部也要来中砥区。

然后，老卢请青春洋溢的小伍领我入驻不远处的区招待所，并利用空闲时间陪我进行一些社会调查。

前濒资江、后靠辰山的黄沙坪，是中国黑茶之乡安化县古往今来的货物集散中心。我行走于青石板铺路约二三百米长的古茶市街道上，但见各家各户的房屋与房屋相连，两侧多是小青瓦盖顶的2层小木楼，有的倚江而修，有的枕壁而建，其内檐出廊很短，一看就是从前的老店铺或作坊院。此外，也有马头墙、吊脚楼。

自驱力+预见力=胜利权

认知力+原创力=成功权

人生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老实说，我有幸住在竹林掩映、芭蕉摇曳的古商埠，简直是苍天有眼！

——正是在这里，我悟出了自1974年还在重庆上军校时已认识到运用“两”或“三”可于科技领域创新，也能在经济、军事、工业、贸易、文化等各行各业创新，从而到1985年在巴黎考察时喷涌“智慧之芯”即“根创新”的“极”的核心概念，后又于1989年在长沙研讨会发表包括“金三极思维法”，以及原极、对极、合极和极间、极链、极圈的《创新与智力》论文……

——正是在这里，我从浇灌稻田的木制龙骨水车，顿悟历史上某些西方人来华动机隐含搜寻“原型”。你瞧：他们发明的发动机气缸、车床、鼓风机、播种机、钢丝绳、卷扬机，与中国的风箱活塞、旋床、扇车、耧车、麻绳、辘轳是何其相似！只不过，欧美人正确选择主要用化石能源、实验室、金属材料，去冶炼和研制工具、仪器、机械、桥梁、物品等。

——正是在这里，我由当地人对清末民初的晋陕甘闽粤等省茶商来湘的回忆，联想起祖上行商江南和漠北的故事，萌发了也研究晋商的念头，最终于2013年在《新晋商》杂志发表《晋商驼道》论文，揭示中国对外贸易有3大古商道，即丝绸之路（西北）、晋商驼道（中部）、茶马古道（西南），于2016年在《山西日报》发表《百里寺庙带：山西的文化旅游宝藏》。

事实上，近代西方列强就是以“工业化+贸易+创新+标准化”为支持的坚船利炮，打败当时仍处于农耕社会的旧中国的。

作为一个立志研究创新思维、创意和创新方法的人，作为晋商世家的后代，我永远难忘丝绸之路、晋商驼道（万里茶路）、茶马古道三大古商道交汇的安化县！特向伍耘、卢锡加致谢！

自12月15日起，我每天步行各公社检查政审和进行家访；12月21日，我与其他接兵干部到安化县城汇报工作；12月26日，我从黄沙坪镇撤返东坪镇；12月27日，各区新战士前往安化县城集中；12月31日，湖南安化、桑植、澧县、常德4县170名男女新兵乘客船抵达长沙。

其中，我所领导的队伍，有姚社初、吴友军、陈加强、王善岩、贺云华、李大丰、何初开、陈远齐、谌荣和、王建安、林科全……后来，这些民航兵，许多人成了经营、管理或技术的顶梁柱。而经过多年军旅历练后于1993年下海创业的姚社初，则成为横跨广告业、酒店业、通用航空业和茶旅文康业等的著名企业家。

青春的花季，生命的年轮。

1977年元旦，集结了陆海空各部队新兵们的长沙火车站人山人海。按照湖南省军区与铁路局的运兵方案，中国民航新兵团第一连登上了由蒸汽机车牵引的黑皮闷罐车……

1月3日，在汪副团长和张连长、艾指导员率领下，经过两天两夜的远程运输，新兵们安全抵达北京丰台火车站。

随即，我们又投入对来自各地新战士的军政训练和思想教育中，直至1977年2月8日方才完成这次接兵和集训任务。

坚决攻克写作与创作的难关

（郎加明同志著作之一）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

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机关，设在首都机场14号楼和16号楼。在14号楼办公者，有局长、政委和副局长、副政委；有指挥部（司令部）及大多数处室（有些部门在3号楼）。在16号楼办公者，有政治部及6个处；有后勤部财务处、航材处、修建处、供应处、卫生处（装备处、物资处在另地）。

在这两栋位于东边的2层青砖楼房对面，是国际招待所和国内招待所，而不远处即航站楼，以及看电影、听报告或打篮球的八一广场。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里是民航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地和驻外办事处的管理机关，也是首都机场风景秀丽的中心区。

后来，中国民航华北管理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中国航油华北公司、北京飞机维修工程公司等，都是从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这个大综合体分衍出来的。

而我，有幸于1977年至1980年和1983年至1984年合计4年半时间，曾在军队建制时期的后勤部、指挥部与地方体制的管理局整顿改革办公室工作，从而获得向各领域有头脑、有经验的精英人才学习的好机会。

1977年7月27日，我和宋洪军（航材库）奉命前来后勤部报到。根据部长石信忠（正师级）、政委杨义武（正师级）代表党委布置的任务，由我当组长，宋洪军、何以林（后增）参加，开始对各单位在1971年、1976年和1961年等事件中的悬案的清查与复查工作。

不久，我被任命为政治干事（行政22级干部）。源于后勤部无办公室和政治处的编制，我与陈世昌、石秀英、云静和霍西生、许剑钧、李仁才由部首长直接领导。

通过浩繁的查阅档案和寻找线索，我们摆正“事实、逻辑、政策”的关系，迅速形成“调查当先，证据为王”和“成熟一批，上报一批”的办案思路。

就这么，我们锁定目标，逐一突破，乘火车，乘飞机，乘汽车，几乎跑遍半个中国。经过近两年奋战（包括我被政治部借调出差），在完成任务后，老何和小宋回原单位，我也转入处理日常信访工作了。

有鉴于自1978年12月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航线越来越多，民航总局于1979年7月至1980年12月，先后决定开展“安全服务大检查”和“假如我是旅客货主”等活动。于是，我被抽调在京管局“安全、正常、服务”办公室工作。

最初，这个设在指挥部的临时机构主任为吕胜（时任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科科长），后来是霍玉祥（时任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其成员，先后有赵震、贺文、李广胜、邓先荣、刘福泉、安金林、王清海等。他们都是来自各部门的能人和强者。

就这样，跟着局长徐柏龄，我曾与夏炎、刘德、梁荣、鲁信、邓先荣，去设在太原、长治、邯郸的第二飞行总队检查；跟着副参谋长夏炎，我曾和郝兴华、林修、李振乐，到乌兰浩特、通辽、海拉尔航站检查……

（左为郎加明同志，1980年3月于北京）

日升月降，寒来暑往。

坦率讲，我自1977年7月被调入管理局机关且升任连级干部后，确实比在最基层单位当主要领导轻松得多：白天上班有空可到机场图书馆借阅书刊；工间休息可去绿岛花园散步；每周一次可到八一广场看电影；遇上空政歌舞团来演出则可去观赏节目……

然而，我从1979年8月起却恐慌起来了——因为民航北京管理局是个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上万人大单位，不仅在局、部和处3级领导干部中许多人是有一定文化的老红军、老八路，即使在参谋、秘书、干事、助理员里“会干、会讲、会写”的皆大有人在。反观自己，一旦动笔起草文稿，就有力不从心、聱牙佶屈之感。

因此，我便向吕胜、邓先荣（后曾任中国民航华北管理局副局长）、常肃铭（后曾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党委书记）等学习，下死工夫钻研文件写作、论文写作、书籍写作的秘笈，掌握炼字、炼词、炼句、炼意的窍门，特别是策划主题、结构、布局、元素、系统、意蕴等本领。

执笔创作是比学习知识难得多的事情。其中，1980年2月民航总局副政委兼京管局政委孙树峰（后调任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点评我起草的简报《他们竟敢野蛮装卸货物》时，所讲的“书生一支笔，可抵百万兵”的道理，让我彻底明晰了“只有坚决攻克写作与创作的难关，才能实现打开创新之门的青春梦”的路径。这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历和阅历，才可真正发挥作用。

实际上，到1979年12月至1980年12月，我作为“五大笔杆”之一，已进入民航北京管理局的核心写作圈。

写作是创意的显影剂，创新是事业的雕塑师。

后来，我能够上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中共中央党校、新加坡国立大学深造，能够出版《创新的奥秘》、《创新驱动世界》、《创新点亮世界》3部著作，以及发表有关经济建设、企业管理、科技创新、国际贸易、晋商文化等几十篇文章，是绝对离不开1977年至1980年和1983年至1984年这4年半在管理局机关工作时，各位老首长、老同事对我的培养、教诲和帮助的。

活分活值制激发超级生产力

（中国航油特种车辆/来自网络）

从世界经济的视野来看，民航运输属于服务贸易。

1980年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民航总局不再由空军代管的通知》。从此，中国民航由军队建制改革为地方体制。

同年12月，我前往新扩建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最北端的民航北京管理局后勤部油料处第一油库，就任这个科技现代化单位的党支部书记、第二主任，直到1983年2月上调民航北京管理局整顿改革办公室（后主持工作）。

这时候，油料处牵头副处长陈文懋（后曾任生产保证部党委书记），副处长谢惠武，协理员姚元春（后曾任中国航油华北公司副总经理）。下辖：第一油库，第二油库，第三油库（即218油库），滑油库，中心化验室，驻锦西代表室。

到1981年6月，第一油库主任胡忠（后曾任中国航油华北公司总经理），副主任黄安平、李三海、周占堆。各分支管理者：飞机加油分队韩永利、李富刚，油车分队郭栓柱，北库孙学昌（后曾任中国航油华北公司副总经理）、杨眉才，南库胡锦河，修理组史连贵……总人数110多名（含干部11人），总容积9080立方米（由第二、三油库管道供油），总车数32辆（含拖罐和管道加油车）。

（郎加明同志，1982年4月于辽宁大连）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折期。

那时候，经济特区，包产到户，自由市场，喇叭裤，个体户，乡镇企业，物资倒爷，霹雳舞，西方电影，伤痕文学，出国潮……都是雨后春笋般的新生事物。

就我和胡忠主政的油库而言：这里既有如侯振录、田峰、王立山、秦卫民、郭志勇、武建平、张树德等固定工，也有像王根立（后曾任华北公司总经理助理）、杨坤（后曾任北京运行部副总经理）、吴友军、宋世林、聂坤海、武晓国、赵振英、吴旭日等民航兵，还有其他转业军人和新老职工。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当时，在基层第一线最棘手的是：第一，1980年元旦投产的新供油管网和业务油库，仍处于技术故障频发的运营初期；第二，大批吃苦能干的义务工将退出现役，而从北京招收的城市户口新工人上岗不久。

7月11日清晨，我手持报话机，去客机坪检查飞机加油作业。只见波音—707、波音—747、三叉戟、伊尔-62、双水獭、安—24等，或装卸货物，或腾飞蓝天……再看T1航站楼下的航油业务室里，在体制转换与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光靠上班考勤制和百分评奖金法，调度员石铁军、王文喜已很难派遣某些人干活了。

透过现象抓本质。通过10来天的冥思苦想，尤其受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和运动员“赛跑竞争”的启迪，我借鉴工厂定额管理、农村记工分红等办法，研析各类飞机加油数量、难易、远近等因素，终于创意“活分活值制”。经征求群众意见，党支部研究决定，自8月1日起施行。即：

各人每月奖金=全员奖金总值÷单位分数总额×自己所挣总分

自此，一个人每月给飞机加油所得奖金，不仅代表贡献的多少，而且意味声誉的好坏，真正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

于是，每当调度员接到飞机要求加油的电话后，大家争先恐后出动，且在进出港高峰时谁也不愿意去吃饭……这样，分数高者千方百计保持记录，分数低者奋起直追，甚至非得领导干预才行。

无疑，透明竞争、奖勤罚懒的活分活值制，有效解决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矛盾，激发了超级生产力。这是机制创新的力量！这是氛围创新的力量！

1984年9月，民航北京管理局撤销生产保证部，重组油料处领导班子：处长谢惠武（后曾任中国航油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田凤云（后曾任中国民航局工会主席），副处长郎加明（后曾任中航油股份公司董事总经理）。1985年4月，油料处把老第一油库“一分为二”：组建航空加油站、新第一油库。从此，以活分活值制为核心软实力的航空加油站，登上了历史舞台。

飞机加油是中国航油市场营销的组成部分。商场如战场，拼的就是品牌竞争体系。时至21世纪，尽管各地航空加油部的奖金制改称绩效工资分配制，人工调度方式改成智能派工系统，但这是升级版，不是换马甲。因为他们激励职工干劲的方法，依然是活分活值制的原理。当然，这是后话。

1981年12月17日夜晚，北京火车站灯光闪耀，人声鼎沸，各部队欢送退伍军人的干部们齐集站台。此刻，我作为基层代表之一，与空中交通管制、运输服务、飞机维修、生产保障等单位领导，来为民航北京管理局最后一批退役老兵送行。

在中国历史上，有空军军籍的民航义务工，是特殊年代的特殊军人。这包括1969年2批、1970年1批和1972年至1979年各1批，总共10批兵。

望着徐徐开动的绿皮客车，作为在1969年至1981年最完整地亲历了民航义务工全史的人，时年30岁的我，鼻翼发酸，泪眼朦胧……自然，被留下的义务工集体转业为固定工，被送别的民航兵则退伍返回苏、辽、冀、津、湘、黑、沪等家乡。

但是，我坚信：在中国经济建设和贸易发展的星辰大海中，将永远传扬这些革命军人及他们后人的故事。

青春万岁！

创新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