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识别60年︱技术扩张与禁令之外，一系列问题仍待解答

澎湃新闻记者李麑

1960年代，旧金山湾区的帕洛阿尔托尚未因硅谷闻名。当地一家名为“全景研究”（Panoramic Research）的公司正在进行一项古怪实验，教计算机认识人脸。研究员们拍下人的脸部特写，在照片上标记出五官、发际线之间的距离，再通过人工将这些数字输入计算机。

最初，全景公司只有一间小办公室，电脑是从邻居家租来的，为了节约租金，他们通常在夜间进行实验。Woody Bledsoe是全景公司的创始人，他需要为研究项目寻找资助。

1963年他在给投资人的一封信中称，计划先建立10个人的人脸数据库，面对一张未知者的照片，计算机可以与已有数据进行比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数据库可以增加到数千人”。《连线》杂志曾回溯六十年前人脸识别技术的初期历史，Bledsoe后来获得了资助，其中一个资助方是美国情报部门。

Woody Bledsoe，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1970年，大阪世博会，还在京都大学读博士的金出武雄（Takeo Kanade）设计了一套装置。观众在镜头前坐上3秒钟，等待面部扫描，计算机会将他/她的眼睛、脸颊大小和五官比例与当时的名流对比。作为比对基准的名人大约有5个，约翰·肯尼迪、温斯顿·丘吉尔、玛丽莲·梦露，扫描后，屏幕会显示测评结果，“您拥有一张梦露同款脸型”。

这台装置在世博会上大获成功，金出武雄在一次演讲中回忆，约有数千人进行了扫描。他的教授有些遗憾，未能将所有的数据保留形成数据库。1977年，金出武雄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Computer Recognition of Human Faces。

人脸识别60年︱技术扩张与禁令之外，一系列问题仍待解答

1970年大阪世博会上大获欢迎的人脸扫描仪装置，右侧示意图，一名东亚老年男性被判定为“丘吉尔同款脸型”。图片来源：金出武雄演讲视频截图。

人脸识别60年︱技术扩张与禁令之外，一系列问题仍待解答

金出武雄1973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封面。图片来源：Amazon

初期探索之后，技术在1980和1990年代有了突破。通过新技术，人们可以从图像中定位人脸，并提取其面部特征，不再需要手动测量、录入数据，自动识别人脸成为可能。

接着是技术的迅速扩张。从60年前只有10张人脸的数据库起步，如今人脸识别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从机场、海关甚至居住小区的身份验证，到匹配了人脸识别摄像头的“智能灯柱”，从设计软件中的照片标记功能，到智能手机、支付程序。一些国家已经将人脸信息纳入电子公民身份体系，比如印度的Adahaah计划、新加坡的Sin Pass。

它还被应用于警务安监，甚至商家的精准广告营销——人脸被作为一种连接个体信息的标识符，与姓名、电话、家庭住址、消费习惯、行踪轨迹互通，在个人无感知的情况下进行“用户画像”。

比如美国连锁药店Rite Aid曾悄悄在全美200多家商店中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希望减少偷盗案件。摄像头会拍下顾客面部信息，并与数据库中有过犯罪前科的人进行特征比对，一旦发现可疑者，系统会对店员发出警报，店员可以决定是否要求客户离开。

2018年，连锁便利店7-11宣布，在泰国的1.1万家门店中采用人脸识别和行为分析技术，分析店内流量，向顾客精准推送广告，甚至测量顾客在店内浏览商品时的情绪波动。

但人脸识别的准确性有多高？近些年，算法的歧视性被反复讨论，看似中立的技术似乎对某些群体更加公平。

2018年，公民团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进行了一项测试，使用2.5万张公开的嫌犯被捕照片建立数据库，接着使用亚马逊的Rekognition软件，对参众两院的535名议员进行识别。测试发现，28名国会议员被误判为嫌疑犯。值得注意的是，被误判者中，绝大多数是有色人种。

人脸识别60年︱技术扩张与禁令之外，一系列问题仍待解答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测试，引发人们对人脸识别技术歧视的担忧。图片来源：ACLU官网。

其他的担忧还包括，谁有权采集我的面部信息？不同于数字密码，人脸具有唯一性，数据泄露的风险性有多高？

“人们需要去弄清楚，这项技术究竟会带来哪些便利，又存在哪些风险”，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沈茂祯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1998年他刚入行时，学界和业界的探索仍聚焦于技术本身，技术的伦理与边界是近些年技术扩张的另一面。

2019年5月14日，美国旧金山市通过了一项禁令，禁止政府购买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随后，麻省的萨默维尔市和加州奥克兰都相继出台禁令，禁止用于警察安监，奥克兰给出的理由是，人脸识别的准确性存疑，可能具有侵入性，且缺乏标准。

波士顿也发布了禁用法令，波士顿的任何市政机构不得获取、保留、持有、使用人脸监控系统，或通过此类系统获得数据，也不得与第三方合作，绕开条例。

最近加入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则扩大了禁用的范围，除了禁止市政部门使用，还禁止私人公司在公共场所使用这项技术，这也与波特兰多元的人口结构有关。

2019年，中国也出现了“人脸识别第一案”。杭州野生动物园升级系统，原本通过指纹入园的年卡用户必须改为通过人脸识别入园，且没有替代性选择，被消费者起诉。

2020年10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在中国人大网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并向社会征集意见，截止日期为11月19日。草案提出，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个人身份特征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目的，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纸禁令并不意味着人脸信息得到了充分保护，我们需要严格规范其使用范围”，华东政法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富平教授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围绕人脸信息的“数据生命全周期”，从数据采集、使用、存储到删除，需要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之上设置更具针对性的规范。

我们将与国内外的技术探索者、行业观察者、法学专家对话，探讨并追问以下问题：

· 如何衡量人脸识别技术的准确性？它对谁“更准确”？

· 现有的研究聚焦种族歧视，还有哪些人群同样受到了“歧视”？

· “同意”意味着什么？

· 个人对于自己的面部信息具有控制权吗？

· 不一揽子授权就无法使用App，这种“同意”是否形同虚设？

· 我的数据去哪儿了，存在何处，是否销毁，我能看得到吗？如何提高透明度？

·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等机构正试图对算法的准确性提出行业标准，这种机制有效吗？

· 对识别结果进行“人工干预”，效果如何？

· 当个人对识别结果或决策有异议时，有申辩的渠道和空间吗？

· 法律应该限定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