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几年前和朋友一起去了趟敦煌。
经过漫长的行程终于到达了敦煌--一个宁静而安详的小城。
当我看到敦煌莫高窟时，当时的心情无法言表。
我久久的徘徊在莫高窟外，感受着它的古朴与苍凉。感受着它受到的欺凌与侮辱。
即使经历了肆虐的荒漠风沙、强盗的贪婪、时光的沧海桑田、依然不能磨灭敦煌的博大与精深。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讲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时说：“敦，大也。煌，盛也。”
《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春秋时，此地因“地产好瓜”而得名瓜州。战国时属于大月氏国。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析酒泉郡置敦煌郡，辖敦煌县、龙勒县、效谷县、广至县、渊泉县、冥安县等6个县，郡治敦煌。是为敦煌设治之始。敦煌郡据有阳关、玉门关，与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并称河西四郡。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连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敦煌成为商旅必经的丝路重镇和通往西方的3条线路的交汇点，并以此奠定了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公元400年，北凉晋昌太守唐瑶联合敦煌、酒泉、凉兴、建康、祁连、晋昌六郡，推举当时任北凉敦煌太守的李郲为凉公，建西凉国，定都敦煌。5年后迁都酒泉。
唐代安史之乱后，河西防御空虚，世居青藏高原的吐蕃人乘机占领河西走廊，建中二年(781)攻陷沙州。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率领沙州汉人，联络居住在沙州的粟特人和退浑人等，驱逐吐蕃守将，收复沙州。接着乘胜东进，攻克瓜州，以沙州、瓜州为根据地，积极治兵修甲，壮大军力。从850年开始，张议潮率军向吐蕃贵族发起大规模进攻，一连攻克伊州(今新疆哈密)、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兰州(今甘肃兰州)、鄯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贵德)、河州(今甘肃临夏)、岷州(今甘肃岷县)。851年11月，唐王朝在沙州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全权负责河西地区军事、行政和财政。咸通二年(861)攻克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咸通七年(866)冬攻克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接着挥师东进，与吐蕃大战于州(今陕西彬县)、宁州(今甘肃宁县)，吐蕃被迫退出河陇。至此，断绝100余年的东西交通又畅通无阻。
11世纪初，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开始兴起，逐步强大。公元1028年取胜甘肃回鹘，继而攻陷瓜州、沙州，称霸河西。于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朝。当时，形成了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局面。在西夏统治敦煌的一百多年间，由于重视经济发展，使敦煌保持着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水平。西夏统治者崇信佛教，不排斥汉文化，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至今，莫高窟和榆林窟保存着大量丰富而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即在西夏统治时期（公元1036年）封藏于莫高窟第17窟内。
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造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
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
1900年6月17日，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旋即进入天津租界，与义和团展开激战……，软弱的清政府望风而逃，国弱民贱的中华民族值此生死存亡之秋，有谁还会留意到敦煌——那个远悬于塞外的孤城？可是，外国人却盯上了它，盯上了它所涵纳的无数宝藏，可惜这些人，是不带枪炮的掠夺者，是邪恶程度丝毫不逊于八国联军的文化殖民者，他们掀开覆盖于新疆的那层薄薄黄沙，件件珍宝悉数呈现眼前，他们将之全部掠夺殆尽后，依旧填充不满贪婪的欲壑，他们又将凶狠的目光投向了甘肃，投向了敦煌，投向了莫高窟。
莫高窟带着它那数不清的财富，寂寞地陷在荒沙大漠中，它被政府遗忘了，甚至被当地的居民遗忘了。它像一只正在静静地吃着青草的小羊，对一切邪恶和毁灭茫然无知，毫不意识到狼群正向它步步进逼。
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道士——王圆篆被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他是当时的莫高窟的看守者，无意中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千古罪人。王圆篆，湖北麻城人，年少时逃避灾荒，四处奔波，后来流落到西北，在酒泉的巡防军中当过一名士卒，退伍后出家，修炼成一名道士。1898年他云游到莫高窟，安顿下来，并发誓要在莫高窟建一座道教的太清宫，并筹划将几个洞窟打通，改建为一座道观太清宫。也许就是为了他的这个“理想”，加上他的无知，藏经洞的无数珍宝才会被那些狼狠狠夺去。
藏经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称。此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开凿，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约在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们，考虑到战争的灾难，于是就把寺院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全部封存在此洞里，然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掩人耳目。后因僧徒出逃战争之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洞窟甬道被风沙淤塞，竟因此幽闭近800年。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园篆，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秘室始现于世，并谓之"藏经洞"。
藏经洞出土了敦煌遗书中最大宗文献，是研究起自东汉、中经两晋、北魏、西魏、梁朝、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下至元朝、涵盖各朝代文明的重要资料。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敦煌遗书以汉文最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成为研究这些古代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它又具有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敦煌遗书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尚有更多材料，犹如明珠还埋于砂砾之中，有待识者发现和考证。
就好比街上捡废纸的不识得名画名帖一般，王圆篆对这些无价之宝的价值浑然不知。一群高智商的歹徒蜂拥而至，无能的王圆篆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斯坦因（MarcAurelStein1862-1943）
提到敦煌，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一个叫斯坦因的人。有人把他誉为伟大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也有人说他是丝绸之路上的盗贼和魔鬼。评价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给斯坦因的一生赋予了传奇色彩。
斯坦因1862年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犹太教徒，可是为了儿子的前程，却让他专门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他们认为，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是开启犹太居住区之门的钥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儿子开辟自由之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们精心的选择的确很有远见，这对斯坦因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斯坦因10岁时就被送到德国上学，在学校里学会了德语、英语，还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他在莱比锡和维世纳上大学时又学会了梵文和波斯语，21岁时取得了大学博士学位。由此可见，他在学生时代就已表现出非凡的才华。25岁时他独身一人来到印度、克什米尔地区，从此开始探险、测绘和考古事业。他是以一个地理学家为开端，进而成一名世人注目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
斯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1907年3月。这是他第二次中亚腹地探险活动。当时，他不仅在莫高窟看到了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而且采用各种手段，尤以“唐僧之陡”为名，骗取道士王圆箓的信任，以极少的白银，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大量的写经、文书和艺术品。当他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以500两白银的捐献，从王圆箓手中换去570部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箓专门收集的，均为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但又被斯坦因卷运到了英国。
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
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始就学于巴黎大学，主修英语。继入国立东方语言学校(Eco1eNationaledesLanguesOrientaleVivantes)，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曾从法国汉学家E．E沙婉(1865—1918)等人学习。1899年成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后改为河内法国远东学院)的资助生。在北京期间曾参与使馆区镇压义和团起义的活动。1900年返河内任远东学院教授。此后五年，潜心汉籍目录版本之检索及南海史地研究。所著论文陆续发表于河内远东学报(BEFEO，1901年创刊)，成绩为汉学界所注意。这是其汉学研究发韧时期。1905年，斯坦因（SirAurelstein）中亚考古新发现的消息传人欧洲后，伯希和受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和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的委派，进行中亚考察。1906年8月底到达中国新疆喀什，直到1908年5月，对新疆的喀什地区和库车图木舒克的脱库孜萨来以及甘肃的敦煌石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在一些地区进行了盗掘。
伯希和与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三人于1908年7月到达敦煌。他漂亮的中国话迷住了王道士。8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惊得呆若木鸡”，遂决定检查一下整个书库。他用整整3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紧张而有条不紊地翻看了所有写本和绘画的每一张纸片，将卷子分为两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和王道士秘密会谈，最后仅以500两白银为代价，骗走了6600卷精品中的珍贵文物，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其它类3900卷，装满十辆车后偷运回法国，与查尔斯.努埃特在莫高窟拍摄的数百幅黑白照片，现皆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他只完成了一次考古任务，却有出人意料的收获。在众多的盗窃者中以斯坦因盗窃的数量最多，而以伯希和盗窃的价值最高。
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
大谷光瑞伯爵是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在已经提及的各国考察、探险队中，只有一衣带水的日本的这一支探险队中有佛教徒，他们在财政方面的基础则是近一千万日本信徒施舍的财物，因此大谷探险队的活动近似于私人性质，而不象其它各支均是由政府机构资助。大谷光瑞是京都西本愿寺第21谷光尊的长子，是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1900年被派往欧洲考察宗教，见到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中亚探险的成果，决定利用回程途中前往中亚探险，从而揭开了日本考察中国西北的序幕。
第一次探险（1902－1904）由大谷光瑞率领随行人员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等人，自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浩罕，进入喀什噶尔。途中大谷光瑞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急忙赶回国。另外两名队员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前往和田、库车、吐鲁番等地考察，经西安回国。
第二次探险（1908－1909）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二人前往，主要发掘吐鲁番、楼兰、库车等地。这次考察活动是收获最大的一次，《新西域记》有详细记录。在吐鲁番与楼兰有重大发现，著名的《李柏文书》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发现于楼兰的。其间还得到斯文·赫定在日本提供的考察信息的帮助。
第三次探险（1910－1912、1911一1914）是在前二次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派橘瑞超随大谷光瑞游览了欧洲各国，先后会见了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勒柯克等著名的西域中亚探险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各种有关中亚西域的最新情况和知识，为以后的考察活动作充分准备。
1910年8月橘瑞超从伦敦前往吐鲁番、楼兰、和田等地发掘，1911年中国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形势发生较大的变化。大谷光瑞也长时间没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了，很是着急，便决定于同年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经上海、武汉、兰州，于1911年10月5日到达敦煌，首先拍摄了洞窟。在敦煌期间，吉川一方面派人，并向新疆各地打电报寻找橘瑞超，一方面又在敦煌进行盗宝活动，在敦煌先后得到了一些写经、文书并骗取了几尊彩塑。
此时橘瑞超也正由新疆的若羌装扮成维吾尔人向敦煌进发，在路上碰到了一位从敦煌回来的维族人，知道了一个日本人在敦煌正在寻找另一个在罗布泊一带的日本人的消息，并带有书信，橘瑞超看到信后知道正是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找他的消息。于是橘瑞超便急忙向敦煌赶去，于1912年1月26日到达敦煌，与在那里的吉川会合。在敦煌他们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那里买到一些敦煌写本。1912年，王道士将自己私下藏匿的部分文物卖给了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两人在敦煌活动了一些时间，由于此时藏经洞早已是一个空洞，加上大谷光瑞又一再要他们回国，同时他们二人的工作作风与习惯、个性等均不是十分合作，因此分道行动。吉川前往吐鲁番，橘瑞超前往安西。在安西橘瑞超又收到国内的电报，要求他马上中止活动回国，于是他只好回头，赶上吉川一起经哈密到吐鲁番，吉川决定在吐鲁番继续发掘，橘瑞超则前往乌鲁木齐，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吉川继续在吐鲁番工作，到1913年2月离开吐鲁番，经焉蓍到库车，调查了库木吐拉、苏巴什等地后，又西进喀什，南下和阗，北上伊梨，最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酒泉等地，于1914年5月至北京回国，从而结束了日本大谷光瑞三次的中国西北考察活动。
日本大谷探险队的三次中亚考察活动，与其它各国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俄登堡等考察团不同，大谷探险队的人员构成本身不是学者，更是对考古学一窍不通，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也过于广泛，他们所发掘的东西由于没有很好的记录，也不是科学发掘所得，加上很大程度上是以盗宝为目的进行的，因此资料意义与价值大大降低，对古迹古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三次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主要存放在神户郊外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部分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后改称京都帝室博物馆、恩赐京都博物馆，今为京都国立博物馆）。1912年11月曾在二乐庄举办收集品展览。1915年将所得精品，影印刊布在《西域考古图谱》中。1914年大谷光瑞辞掉宗主职位，大谷收集品随之分散，一部分随二乐庄卖给久原房之助，久原将这批收集品寄赠给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藏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寄存在京都博物馆的部分，现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部分收集品在1915年至1916年之间运到旅顺，后寄存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曾编有简目，与探险队员的部分日记一起，发表在《新西域记》中。此外，又有大量收集品运回日本京都。1948年大谷光瑞去世后，在西本愿寺发现从大连运回的两个装有收集品的木箱，后捐赠龙谷大学图书馆。留在旅顺的部分大多仍保存在旅顺博物馆。其中敦煌写本六百余件，于1954年调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
十月革命时，500余名白俄士兵被关押在莫高窟，他们将疯狂的情绪全部发泄在洞中的壁画和雕塑上，将这些国宝恣意毁坏。
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问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还有大量写经卷本，至少还有六朝和唐宗写本数千件，便急不可待地报告给学部，请学部发电报给陕甘总督毛实君，托他将劫余敦煌卷子购送学部，并亲自拟好了电文上呈学部。学者的大义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他终于说服了学部左丞乔树楠，并由他代写电文，命令陕甘都督毛实君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的古物，严禁外国人购买。学部还拨款库银3000两，交给敦煌县令陈藩尽量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把封存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古物全部解送到北京。罗振玉是敦煌遗书碰到的第一位恩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厄运已经结束。
押送进京的任务交给了新疆巡抚何彦升押运，押解差官是江西人傅某，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并没有把藏经洞文献收拾干净，而且沿途又遗失了不少。袋装的敦煌遗书被搬了出来。带着厚厚尘土扔在大车上。连木箱也没有，只用草席捆扎遮盖，有力的大手把堆满车上的文献刹紧。
王道士瘦小的身影呆在一旁，看上去不知所措。其实王道士好像早就料到这一点，在官府清点之前，他早把一些比较好的写本转移收藏起来。就在这些卷子被封存在藏经洞那段时间里，他早做过手脚，把许多珍贵的写本都盗取出来了。这两个被他称做“转经桶”的大木桶，就是他巧妙藏匿写本的地方。后来，英国人斯坦因再一次从王道士手里买到了大量写本。还有一部分在1911～1912年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买走，总数也有数百卷。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没有经过考古学的训练，从他们在新疆盗掘古墓的行径来看，也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得到敦煌写本后，既没有编目，也没有马上放入博物馆保存，以致后来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在。俄国人鄂登堡的收获更是惊人，一次弄走古写本3000件以上。从敦煌到兰州那些大大小小官员们从来没拿藏经洞当回事，王道士才敢如此胆大包天。民国初年，甘肃和新疆一带，经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这种古老珍奇的写本，其散失之严重可以想见！直到民国８年1919年，甘肃政府有了耳闻，又命令敦煌当局查找流失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边居然还埋藏着94捆！中国的文化就这样被无知荒唐地虐待着！
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恶运还远没有结束
虽然藏经洞宝藏在它被发现后的第９年，当时的清政府终于完全接管了。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劫掠后剩下的，但毕竟还有8000多件，数量还颇为可观。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这些藏品竟会经历怎样一个苦难旅程。学部的调令由刚刚调任的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负责。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查点剩余经卷，送达兰州。在王道士管理藏经洞的时候，藏品的流出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发生的，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一些情况。现在，北京的命令和兰州的执行，使得藏经洞有价值不菲的宝藏成了公开的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藏品为目标的游击战广泛展开。从敦煌到北京，变成了一条掠夺敦煌藏经的战线。
当这辆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门口时，便开始了被偷窃的痛苦的历程。沿途一路，大小官府如同层层关卡。官员们和经手人雁过拔毛，不断把手伸进这“运宝”的车中。他们根本不懂这宝物指何而言，只知道它们价值连城而决不放过机会捞一把罢了。文物，在纯正的文化人的眼里是精神财富；在无知而贪婪人的眼里只是一种变相的黄金。
运载经卷的大车离开藏经洞，首先到达敦煌县城。押送的人把车子停在官衙门外，大家入内吃饭。在室内大吃大喝的同时，门外的人就从大车上抽取经卷。押送的人对于门外发生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负责招待押送官的人与门外抽取卷子的人实际上就是同伙。从敦煌，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到兰州，兰州以后再到定西，一路都有经卷丢失，盗窃的人多采用类似的手法。
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地方官宦、名士、乡绅，各有所得。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敦煌为官者乃至甘肃的为官者，甚至于行伍出身的军人，也无不以得到敦煌经卷为快慰。实际上，多少人参与这一路的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成了永远的谜。
然而，最厉害的一关，要算主管此事的新疆巡抚何彦升。
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押运官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一同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出来。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总共约八千多件。
何家藏品后来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北，另一部分文书，后来以8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这便是敦煌文化悲剧中一个最黑暗、最丑恶的细节了！
就这样，这批敦煌遗书的劫数才算到头。在大车把这些劫后仅存运进京师图书馆时，总卷数为8697号。仅仅是它出土时的五分之一！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佛经，那些具有无限深广的社会经济意义与极其丰富的世俗生活内容的文书，差不多都被伯希和与斯坦因运走了。就连这些佛经也被清朝的官员们撕裂得首尾不全，伤痕累累，这是一个民族最为黑暗的一页，也是我们的耻辱史上自己写上的一笔。
在清政府运走藏经洞文物时，有专银支配，当时也答应给王道士一些银钱，作为修补佛窟之费，但是王道士迟迟没有等到这笔款子的到来，心中也一直挂念着此事，在等待没有希望的时候，于是决定上书朝廷催款，书有《催募经款草丹》。只可惜，他不知道1911年之后清政府早已下台，同时他可不知道当初给他的银两早已被腐败的官员们挥霍掉了，那有他的份。不过他的催款书也一直没有发出去，估计他也无处投寄，只好搁置书箱。上世纪四十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在三清宫下寺的一木箱子中发现了王道士当年的草丹，为梅红纸墨书，现藏敦煌研究院。
全文如下：
湖北省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禄，敬叩，伏俯叩恳天恩活佛宝台座下。
敬禀者：兹有甘肃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坏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折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叁拾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异日覆蒙天恩赐银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二万有余。缘为经款，叩请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
文化大盗——华尔纳
一战前各国在中国西北的探险与考察活动盛极一时，由于战争而中断，使得中国西北暂时得以片刻的宁静，列强所划破的裂痕也得到自然的治疗，但是心灵深处的伤痛是要等到很久以后才更加痛疼。一战的硝烟刚过，因为战争而一跃成为西方列强大国的美国，虽然错过之前的中亚探险，此时再也坐不住了。于是，1923年便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和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福，再加上翻译员王秘书和四辆简陋的双轮马车，组成了第一次中国西北的美国远征队——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
华尔纳（LangdonWarner，1881-1955），美国探险家。19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拉斐尔·庞泼莱的地质学和考古远征队的成员，到过俄属中亚细亚。1906年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10年又在朝鲜和日本调查佛教美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修养，1913年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华尔纳也曾前往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堡等地参观过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科兹洛夫等人盗取的中国西北的文物，并与一些当时西域美术方面著名的中国美术专家和汉学家有过接触与交往，也读过他们的书，使他对中国西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他的专业关系，以及他曾来中国北京商谈美国人在中国建立考古学校事宜，因此这一切促使他特别想到中国西北进行实地考察的愿望。而当时美国的一些博物馆也正在物色人物，准备前往中国西北从事古物搜集，当然华尔纳成了最佳人选。
1923年7月，华尔纳一行到达北京，找了一个叫王近仁的翻译，并由于政治原因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为他们在中国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考察团首先由北京到西安，然后才正式开始考察，第一个目的地是黑城遗址，即额济纳，早在此前俄国人科兹洛夫已来过此地，并有大量的发掘，得到了大量十分珍贵的文物，包括在一个塔内发现的古写本图书馆。因此华纳的考察收获不大。于是前往敦煌，中途杰恩因为身体原因返回北京。1924年1月华尔纳到敦煌莫高窟之后，藏经洞中的国之重宝早已瓜分得一干二净，因此藏经洞与他倒没什么干系，在经过参观考察之后决定进行壁画剥离和彩塑的搬迁方式，进行文物盗劫。为了顺利进行工作，华尔纳给了当时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一些礼物之后，王道士同意他揭取壁画，后来华尔纳又以70两银子的价钱从王道士处得到了328窟盛唐的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一身，现存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当时他用特制的胶布，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的唐代壁画精品壁画26块。他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这种方式极其简单、原始、拙劣而粗暴，导致壁画受到摧残，今天走进一些洞窟仍感是触目惊心。华尔纳在敦煌盗割剥离的壁画，由于保护技术的失败，完全破碎，人为地造成破坏。另外，还购得敦煌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当时由于气温寒冷，不利于胶水的使用，加上他也缺乏助手，便在剥取了壁画之后，于1924年4月返回兰州，经北京回国。其旅行记录为《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莫高窟的伤，还有我们的心伤却永远无法弥合
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约为50000件，我们留在国内的仅为15000件，流散在海外的为35000件。其中：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2000件；英国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队建设3700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6000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发所12000件；日本大谷大学、龙谷大学等10000件；其它的分散在美国、芬兰、瑞典、奥地利、土耳其、韩国等地。藏经油绘画作品1000余件主要在印度、英国和法国。敦煌壁画26平方米，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敦煌雕塑4尊，分别在美国和日本。这些都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流徙海外。
张大千
张大千，汉族（1899—1983）出生于四川省内江的一个艺术世家，12岁时已经能画出较好的山水花鸟画，1914年继二哥张善孖之后东渡日本在京都学习印染，其间“格致兼攻”不废国画。1919年从日本返回上海，拜师名家曾熙、李瑞门下，学习诗文、书法。绘画承袭清代四僧、四王、梅清、金农、华喦等的艺术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中国山水画的“南张北溥”两家之一，1933年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41年有感于四川广元等地的唐代造像毁于公路建设，因此率子张心智、婿萧建初并邀请著名画家谢稚柳等数人西行至敦煌，探寻莫高窟。通过对国外资料、国内报道与敦煌石窟的对比观察，遍及莫高窟400多个洞窟，给309个洞窟作了编号。遍卖所藏明清字画，筹备开支，组织人力铲沙清窟，制办画具，招请画师等。
在近三年的时间中，临摹壁画200多幅，其中小者数尺，大者数丈纸摹本及20多幅用绢摹绘的壁画，和榆林窟壁画摹本10余幅（现存于四川省博物馆）。在帮助常书鸿先生筹建起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于1943年秋末返回四川成都，借居于昭觉寺整理所临摹的壁画，并于1944年分别在成都、重庆等地举办敦煌艺术展。1950年应邀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个展，其中亦有敦煌壁画的临摹品。继此在日本、阿根廷、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及地区举办画展频得好评。晚年绘画风格突变，山水画以青绿泼墨为主，气势宏大，山水、人物画得敦煌壁画之心法，用谢稚柳先生的话说：“大千的人物画本来画的很好，自到敦煌后，他认为唐代的人物画，那种豪迈而雍容的气度是最高的艺术。所以当他临摹了大量壁画之后，他自己的人物画风，已完全舍去了原有的格调。他后期的人物画格，正是从此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出版有《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画集》。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同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
1944年2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直属中央教育部，常书鸿任所长，共招聘员工18名，李浴、史岩、董希文、苏莹辉、潘絜兹等先后赴莫高窟工作。在工作、生活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他们开始对敦煌石窟进行保护和研究、临摹壁画等。他们是莫高窟人的先驱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我国敦煌学研究事业铺就了一块基石。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5年6月曾一度被撤消，在专家学者的呼吁下，1946年5月得以恢复，改隶中央研究院，1948年从属教育部。
常书鸿
1904年4月6日，常书鸿——这位几乎在20世纪闻名全球的艺术大师、敦煌艺术的坚决捍卫者，诞生在了秀丽的西子湖畔．常书鸿先生早年就读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学染织,他不沉迷与西湖温柔美妙的四季风景,却醉心于西欧美术。1927年，他怀着鸿冥之志，远渡重洋去法国，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和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3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了赴巴黎深造的法国国家奖学金。
1932年秋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原法国皇家美术学院），在古典主义大师劳伦斯画室学习。在校期间4次参加里昂春季沙龙展，入选作品12部，3次获金奖，2次获银奖，2次获荣誉奖。1935年常先生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展出50多幅作品。40年代又在重庆举办画展，徐悲鸿先生为画展写的前言上称常书鸿先生为“艺坛之雄”，“展出作品‘类皆精品’”。应该说常书鸿先生的油画作品的功力，代表了他们那一代艺术家所取得的杰出水品。1936年常先生回国后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教授，国立艺专校务委员，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等职务。1944年创建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我国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与敦煌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常先生在巴黎的成功，掩饰不住这位东方游子献身中华民族艺术的赤子之情。一天，他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边驻足浏览，无意中发现了一部由1907年伯希和在中国敦煌石窟中拍摄的图片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他十分惊异，爱不释手。接着，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大量被掠夺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幅唐代绢画，他深深感到：“拿远古的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我们敦煌石窟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更显出隽永先进的技术水平，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因为等待他的是“蕴藏着千百年前敦煌民族艺术的宝库”。在塞纳河畔与敦煌文物的邂逅，彻底改变了常书鸿先生的生命轨迹。他放弃了巴黎优裕的生活，来到大漠深处的莫高窟，把一生献给了敦煌艺术。中国因此少了一位绘画大师，敦煌则多了一位守护之神。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五十多年，在日本被称为中国的“人间国宝”。季羡林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常先生：“筚路蓝缕，厥功致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黄永玉先生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常书鸿当年在政协开会，每次讲的就是敦煌，以至朋友们有句笑言，叫做“书鸿讲话万里长，先是巴黎后敦煌”。当年年轻的常书鸿，在巴黎读到了敦煌，便一个人万里归来，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敦煌，因为伟大的敦煌正在离我们远去，而敦煌艺术理应有更长久的生命。
1942年，洛阳龙门浮雕《皇后礼佛图》被奸商盗卖，围绕这件事件，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呼吁要加强文物保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尤其是对敦煌石窟历次被劫掠和破坏，向国民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筹备和成立。回国数年的常书鸿先生，才得以有了敦煌之行。这年冬天，他只身前往兰州，担任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并主持制定了研究所的各项筹备工作。1943年初，常书鸿先生一行六人由兰州动身，“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奉献一生的敦煌之行。”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心情非常激动，犹如步入仙境，深深的拜倒在精美绝伦的古代艺术的脚下。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法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按常书鸿先生自己的话说：“从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无尽的长夜，望眼欲穿的乡愁。还有曾经共同奋斗的同事的不断离去后，给坚持在这里的人们留下的忧愁和思念。最让常书鸿先生悲怆欲绝的是，他的妻子陈芝秀因受不了敦煌的艰苦生活，抛夫弃子悄然离去。就在这个最严峻的时刻，常先生怀着保护艺术宝库的强烈责任感，毅然留了下来。他想起了当时去敦煌时三位友人的赠言。梁思成说：“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徐悲鸿说：“要学习玄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把敦煌民族艺术宝窟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张大千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此时，他又想到第254窟中《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的壁画。挚友的殷切希望，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精神，使他更加坚定了信念。“几年的艰苦岁月，这些洞窟中留下了我们辛勤的汗水，而这些艺术珍品也在艰苦环境中给了我们欢乐和欣慰。”“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我思前想后，我决不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古人多。”这首打油诗，就是常书鸿先生当时的心灵写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以及“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精神，始终激励着常老，成了他工作不息的鞭策。
常先生在人生的探索中，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历史使命感。他清醒地选择了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脉络，学习继承它，在学习借鉴西方艺术精华之际，从一个“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奉者成为一个“为人类而艺术”的严肃的艺术家。为了保护、学习、继承、弘扬中华民族艺术瑰宝，舍弃优厚的教授生活，拼搏一生，构成了常书鸿先生的人生价值观。
常老曾动情的说：“到敦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上加难。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有过不少出使西域的人物，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便是著名的两个。我当然不能和他们相比，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为保护和研究举世罕见的敦煌石窟这个民族艺术宝库一辈子在那里干下去。”
常先生是杭州人，二十三岁时远赴法国求学，至终乡音不改。先生晚年时竟然提出：“我已老而不死，但以后死也要死到敦煌。如果死在北京，骨灰还是要送回敦煌。”没想到这一席话竟真成了常老魂系敦煌的遗愿。常老没有提出要落叶归根，正如常沙娜先生所说：“他是把敦煌作为维系他生命所在的“故乡”来看待的。”
在常书鸿先生的故居中，一方土炕，一盏油灯，两张简陋的书桌，几把残破的板凳，一架掏进墙壁的土书架，简单的炊具……这些就是常老的全部家当。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从巴黎的花花世界来到这荒凉的大漠戈壁，为侍奉敦煌艺术，无私奉献，甘做苦行僧。这一切，没有超凡的艺术胸襟真是难以想象和承受。原来文弱书生竟也可历练成如此铁骨铮铮。
“敦煌是许多人非常向往的地方，也是许多人非常害怕的地方。说向往，特别是艺术家，这里有千年延续不断的古代艺术精品，说害怕，敦煌地处大漠，更可怕的是那里的寂寞。对于“寂寞”，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由寂寞产生的枯燥和无味是难以忍受的，更不用说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在寂寞之中了；也有些人认为寂寞是一种精神财富，只有甘于寂寞的人才能诱发出潜在的力量，去思考许多问题，争取在人的一生中走出一段段辉煌的历程；常先生正是属于后一种人。先生常说：“人活着，就要有点精神，我的许多精神就是来源于敦煌的寂寞。”艰苦奋斗同样是敦煌的精神。敦煌的艰苦工作和艰苦生活是人所共知的，有苦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对待它：是逃避还是面对现实，是苦中求乐还是跌到在苦海中。当然这并不是人的本性；但是敦煌人确实在改变人性的同时，代代相传至今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孜孜不倦的追求着、奉献着。”。几代敦煌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人生信条：“进了莫高窟，就是敦煌人”后来，这句话更升华为：“生为敦煌人，死为敦煌魂！”是常书鸿先生用自己的人生带出了这样一批又一批甘愿奉献的队伍。
段文杰
段文杰，四川绵阳人，擅长中国画、石窟艺术研究。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历任敦煌艺术研究美术组组长、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甘肃分会副主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敦煌彩塑艺术》、《敦煌壁画概述》、《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等。临摹敦煌壁画384幅，在国内外多次展出。撰写论文数十篇。出版有《段文杰敦煌艺术研究文集》、《段文杰敦煌壁画临摹集》等。
1945年，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在重庆展出，点燃了段文杰胸中追求敦煌艺术的圣火，他辞别新婚不久的妻子，踏上了如同当年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征途，这一去便是五十个春秋。
初到敦煌的数十年，他被敦煌莫高窟精美绝伦的壁画所折服，秉烛面壁，寒暑孤灯，临摹敦煌壁画代表作和专题资料380多幅，约140多平方米。而这些并没有使段文杰满足，"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说法时时刺痛着他的心，作为一个中国敦煌学的研究者，不改变这种局面将是一种遗憾甚至耻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来了一股强劲的春风，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敦煌研究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院长。此时，他对敦煌艺术研究改变了以往仅限于壁画临摹的被动局面，转向了以学术研究和科学保护为重点的新的发展时期。
在他的精心组织和大力倡导下，敦煌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保护阶段，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90年10月8日，盛况空前的第二届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暨藏经洞发现90周年纪念会在敦煌莫高窟隆重召开，来自我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专家207人出席了大会。其中敦煌研究院27人，这次会议发布论文97篇，其中中国学者发表74篇，仅敦煌研究院专家、学者就发表19篇，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敦煌学者，特别是敦煌研究院专家、学者对敦煌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敦煌学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中国。在这里面，段文杰关于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敦煌壁画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专题论文，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博得国内外学者的赞赏。在他的奋斗和全国敦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在敦煌学研究上的落后局面不但彻底结束，而且跃居世界前列。
樊锦诗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一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形，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见识了大城市的繁华与江南的旖旎，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到戈壁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1962年，经学校安排，我和3名同学曾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毕业时，研究所去学校协商要人，我们4个实习生全要。学校当时只答应给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个因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当时《人民文学》有一篇作品，叫《祁连山下》，写的就是常书鸿。我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他留法，喝的洋墨水，回来当教授，他居然把教授放弃了，把大城市生活放弃了，去保护这么一份遗产。我又看了精美的壁画，所以我有了深深的印象。”
实习结束时，她是拖着病躯回到北京的，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回忆起当年的这一举动，樊锦诗哈哈一笑：“那还有啥可说的呢？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女大学生，碰上一个思想纯粹的年代，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扛起铺盖卷儿，义无返顾地上路。”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之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首先交通就很不便利，樊锦诗清晰地记得当初他们从敦煌到莫高窟的情景，他们在敦煌东大桥花了好大工夫才拦截一辆过路车，让其顺路捎带一截。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本来以为，敦煌那么漂亮一个地方，肯定是窗明几净，那些专家们肯定都很气派。结果都穿着一身干部服，洗得淡淡的，一个一个都跟土老帽似的。”樊锦诗很坦诚：“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当时我只是名个子不高，敏感而细腻的女孩子。”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的时候，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她平静下来后，又想，反正还年轻，还能在这里呆一辈子？有机会再调出去不迟嘛。
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的执着以及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常书鸿、段文杰先生已经在这里呆了漫长的20多年，无法想像，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又是什么力量，把研究所的其他五六十名职工吸引到了这里？”
3年后，“文革”开始，整个“文革”期间不可能谈调动的事情。“文革”后，岁月倏忽，人已中年。这时候，要走的话纯粹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但女人又是异常感性的，“十几年磨合，我早已习惯了大西北，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护石窟当成了一份终生的事业。”因为丈夫支持，她留下了，直到青丝变成华发。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在学校谈的恋爱，她笑着回忆道：“在当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挺酷的。”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我先生妥协。”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应该说是我先生下的决心。他一直希望我到大城市去，起码是为了孩子，受教育也是去大城市好，但是他可能也看出来了，我粘粘糊糊没走，是因为我实在喜欢这里。”
那时的彭金章在武汉大学也创了一番事业，创办了一个专业，还负责系里的一些工作。“可是最后他把这些全都丢了，大概也是为了我吧。”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我先生是少有的好丈夫！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她认为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走了，肯定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彭金章回忆说，“大儿子出生在1968年底，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就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用品，什么奶嘴、奶瓶、奶粉，什么小孩衣服、尿布等。我的母亲，从河北农村，准备了红枣、小米，鸡蛋等等，很多东西，也到了武汉，等着她过来呢。”
可是，樊锦诗却因为工作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个屁股什么都没穿。
过完产假后，樊锦诗照常上班，孩子没人照顾，就把他锁在屋子里。“屎尿什么的都弄在一起了，有时嘴上都抹着屎，他妈妈回来以后，还在那里笑呢。”彭金章说。
他们有两个孩子，老二小时候生活在河北农村，5岁时，樊锦诗把他接到敦煌，两年后又把他送到上海的姐姐家。但孩子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在亲戚家并不适应。她只好把孩子送到武汉，后来孩子又随父亲到了兰州。由于从小缺乏母爱，又内向倔强，这让他在兰州一中始终与同学没法好好相处。樊锦诗时常在心里念叨：“对不起呀，孩子们，妈妈守着莫高窟，你们只能守着孤独。”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在我身上是很重，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
她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现在的敦煌，连种蔬菜的农民都会感觉到旅游的重要性。”敦煌市旅游局局长龚瑛强调旅游业已经深刻触及到了敦煌的每个角落。而樊锦诗与敦煌市民“希望游客越多越好”的想法恰恰相反。
樊锦诗非常矛盾，“我觉得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我们应该给大家服务好，给他们看。可是这些洞窟最少600年，最多有1600年，而且这些壁画是用泥巴在石头上涂的，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说它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樊锦诗的担心是有确凿根据的。“我们找到同样地方1908年的照片和2002年的照片进行对比，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就觉得担心，本来很清晰的但现在有点模糊，有的地方就起斑驳了。”这给她一个警示：敦煌在不知不觉中老去。
研究院曾做过测验，检测数据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会加速壁画产生酥碱、变色、霉菌等多种病害。文物保护越做越难，樊锦诗经常会踯躅在一个个精美的洞窟外，不停地问自己：究竟怎么样才能保护好莫高窟？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多功能、具有国际水准的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樊锦诗认为，“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提案，就是为了在保护的前提下实现最合理的有续利用。”敦煌莫高窟目前还使用传统的由讲解员直接带游客进入洞窟参观的导游方式，这给本已十分脆弱的壁画、彩塑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将由影视演播厅、洞窟虚拟漫游厅、展示陈列厅等设施组成，在未进入洞窟之前，游客首先可以直接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到敦煌莫高窟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地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了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为了汇融着千年文明的492个洞窟，樊锦诗的一生活得像一张拉满的弓。她永远有操不完的心。人才引进，学术交流，设施建设，人事统筹等等让她一刻也不得闲。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着。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是非常的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吞咽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大大满足了。
樊锦诗是个渴望平凡与温馨的女人，内心深处有着单纯的梦想，在交际场上，她往往左支右绌。“不怕你见笑，以前，我连搓手指这个动作表示给人送钱都不知道，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叫处世哲学，人情练达即文章。”
为了莫高窟及其研究机构的发展，她在激烈的心理碰撞中，逼着自己学会“适应”。如今，她不仅知道“搓手指”这个动作的含义，还懂得了抓大放小、能屈能伸。她无奈地请客吃饭，陪自己讨厌的人聊天。她说，这样做必须以对莫高窟有益无害为前提。
她这41年，一直回味咀嚼着一种令人热血沸腾的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于莫高窟里跃动着的震撼人心的民族创造力和自信心，来自于一个人和一项事业长期血脉相连患难与共的情怀，更来自于莫高窟的先期守护者常书鸿、段文杰等一大批赤胆忠心的学者、艺术家鞠躬尽瘁的榜样力量。在大漠边陲，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精神呵护下，从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满目疮痍的敦煌莫高窟，度过了安稳幸福的60年。今天，它早已巍峨耸立，游人如织。
在这60年的守护中，一个坚持了41年的女学者，也将拖着她疲倦的身躯，走向幕后。在僻远恶劣的大西北度过了青春年华，她打算退休后叶落归根，重回故乡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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