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华人到了第五代

“多元化”，是华人脱口而出的吉隆坡关键词。拥有造城传说的华人在吉隆坡生活到第五代，仍无法找到公共空间和城市个性。

正是晌午。吴德芳开着奔驰S300来到几里地外的威记小炒饭店。

一道客家炸肉，一条石斑鱼，一份炒蛋，外加一份白饭，这就是这位62岁的马来西亚“金钻王”宴请宾客的一顿便餐。“这客家菜正宗实惠，老板又熟，我常来。”

吴德芳是多美金钻珠宝机构的创办人兼董事主席，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六甲，属于大马第二代华人。他先后被封为“拿督”和“丹斯里”，这是马来西亚对商界或政界要人的特别封赐。

27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马来人占六成，是第一大民族，掌控大马政治，华人近三成，是最大的外来民族，掌控大马经济，印度人等为第三大民族。

在吉隆坡，有300万华人，吴德芳不过是其中苦难成长与艰难创业的一分子。

叶亚来造城

“没有叶亚来，就没有吉隆坡”，作为“吉隆坡王”、大马城邦的造城者，叶亚来的传奇被广为传颂。

叶亚来，生于1837年，广东惠阳淡水人，他只读过两年私塾，17岁也就是1854年（清咸丰四年），他揣了18个铜钱跑到马来西亚，先后当过矿工、店员、厨师、小贩，甚至保镖。

1857年，87名华工驾着小船，沿马来半岛西海岸溯巴生河而上，在巴生河与鹅麦河的汇合处，发现“锡米”——锡矿砂。这以后，马来西亚依靠锡矿业和橡胶业蓬勃发展，英殖民政府大量引进华工，有的则被“卖猪仔”到南洋做苦力。

“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有史料如此记载。

“其实早在汉朝，华人就开始来马来西亚，唐宋年间更盛，只是多数来了又回，因为中国人有句古话：落叶归根。”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华总）副会长黄汉良说。

“那时采矿都是帮派，今天来看有点接近黑社会，叶亚来就是一个帮派领袖。”《星洲日报》副总编辑郑丁贤说，来马来西亚的福建人控制了渔业和交通，广东客家人控制了商业。

到1869年，32岁的叶亚来出人头地，被当地苏丹册封为华人“甲必丹”，统管“泥泞的河口”吉隆坡的行政事务及锡矿厂。但他仕途并不顺利，经华工采矿，慢慢有了码头、商店和街区的吉隆坡小镇，因为当地土侯争夺矿税而内战频仍，1870年至1873年间，吉隆坡两次失守三度被焚，矿井倒塌、店铺遭劫、民居被焚、人心思散。

叶亚来向雪兰莪当局筹措低息贷款，恢复锡矿生产，并安装蒸汽动力抽水机，提高锡矿开采率，随后又增添采矿工具、维修作坊、采石场、砖瓦厂及锡矿码头、货船等配套设施。但1881年的1月，吉隆坡发了大火，220多间房屋被烧，12月发大水，90多间新建商店和住宅被冲垮。10年里，吉隆坡首富、行政长官叶亚来像只忙碌的蚂蚁一样一次次为重建而努力。

吴德芳与叶亚来的经历极其相似——光着脚丫上小学，骑着单车卖菜上完初中，开金饰店，同样遭遇过令其产业倒闭的大火，也遇上过股东拉走人马另起炉灶的困境，然而，华人身上普遍具有的坚韧与对恶劣环境的适应力，最终让他闯过难关，开创出一个金钻王国。福建有句俗话说得好：“十个离乡背井者，六个生存，三个身亡，一个回乡。”

叶亚来在48岁那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但他一直是华人心目中的“吉隆坡王”和开埠功臣，今天，细心的人会发现吉隆坡有一条“叶亚来街”。

但是，直到1957年，马来半岛摆脱了葡萄牙、荷兰及英国先后数百年的统治，在当地约定俗成的人民等级划分仍是这样的：享有“Ketuanan”（主权）地位的是马来人；次等的“pedatangasing”（外来者）是华人及印度人。大马华人的身份逐渐从“移民”变成“居民”和“公民”。

“到现在，大马华人已经到了第五代，第一代华人还有少许，大概八十多岁了，大部分人是第二代、第三代。”黄汉良说，华人最早来大马开矿、办橡胶园、从事海外贸易，有相当一部分华人还成为手工业者，如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等。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之后，华人朝工商服务业转型，办银行、搞金融、开餐馆、做旅游。

从1970年起，由于马政府实施马来民族和原住民优先的“新经济政策”，规定公司资本组成马来人为30%，非马来人(主要是印度人和华人)只能占40%,外国资本不能超过30%,以实现“种族经济平衡”。到今天，华人在银行业仅存大众和丰隆两家银行，但约80%的马来西亚中小企业仍为华人主导，“华人掌握经济”或“华人都是头家、有钱佬”成为许多人的固有印象。

一座城与一群人

在吉隆坡，你很容易在电视上看到粤语台里的港台片，很容易在报摊买到华文报纸，也很容易在双子塔撞见自称在“云顶”赌场失手、向你讨要路费的“大陆游客”。

当然，你也很容易会在饭局上看到，华人因为印度人在一旁用手抓饭而心存芥蒂，起身挪到另一个位置。华人的后裔多能说一口流利的马来语、英语、粤语，但他们的普通话并不太好，有时连中文名字都很难写全。

但是，这一切已经难能可贵，因为马来西亚是海外华文教育做得最好的地方。在这里，有1280所华文小学，60所华文独立中学，3所华文大专院校，它们的背后，是马来西亚华人华团通过100多年的抗争与坚持的文化硕果。有研究者认为：“不夸张地说，190年来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完全是一部华人伤心史与抗争史，是一部中华语文曲而求生的心史。”

1981年的“小学新课程事件”即可佐证。当时，马当局以新课程为名，规定除语文外的所有小学课本均必须用马来文编写；规定音乐课必须50%是马来歌曲，另外50%是马来歌曲翻译的华文歌，因而引发华人社会的强烈抗争。

“多元化”，是黄汉良、吴德芳、郑丁贤脱口而出的吉隆坡关键词，一是族群多元。二是信仰多元，回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并存。三是语言多元，英语、马来语、普通话、粤语、客家话、闽南话共生。黄汉良说，汇丰银行当时准备在中国内地开26间分行，结果26名经理都是从马来西亚请过去的，这26华人经理又懂英文又会汉语。四是美食多元。“二十四小时都有各式各样的美食，马来本土菜、中国菜、越南菜、缅甸菜、印尼菜、菲律宾菜应有尽有，大马华人出国一个星期都想回来，为什么呢？因为怀念这里的美食，这边很多的小吃。”吴德芳说。

吉隆坡是座“堵城”，每天在路上堵一两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如果遇上下雨则更头疼，因为这里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辆车，有的家庭几乎人手一辆。原因是马来西亚买车可以零首付，而且汽油便宜，再加上城市公交系统不够发达，想在郊区住宅与市区公司间自由穿梭，就只能买车代步。“如果你问10个吉隆坡人，有9个人会告诉你，他最讨厌的是吉隆坡的交通。”郑丁贤说。

据不完全统计，印尼约有1000万，马来西亚约有七八百万，泰国约有2000万，新加坡约270万。在泰国，你很难分辨出谁是华人，因为他们民族融合度极高，通过不断的通婚混血，华人表征不再明显。但在马来西亚，华人更多是与华人或印度人结婚，因为一个较大的障碍是，马来人多信回教，回教规定，通婚者必须皈依回教并改名，而且只能食用清真食物，一旦离婚，也只能与回教徒再婚。

在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表达利益诉求的三个主要渠道是华人社团、华文报纸和华文学校，华人的选票在政党竞争中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华文报在马来西亚的角色，可能跟在内地和台湾是纯媒体不一样。我们扮演了很多的社会角色，比如文化传承，灌输整个族群、民族的价值观，把华人团结起来。”郑丁贤说，《星洲日报》目前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纸，日发行量达40万份，报社有1200人，有近80%都是华人雇员。

“在旧中国，从商者不可得到的权贵社会地位，在海外反而成为成功的主要途径。商→富→贵→权，成为新的成功。”马来西亚华文报的一篇报道分析道，大马华人以家庭利益为精神依据，华商也以家庭营业为主，家庭成为企业的根本资金与管理单位，成功商人多出身家族企业的“学徒”制度。

“不可靠”外人的家庭传承，使得很多华人企业不能永续经营，转售或被收购成为逃不过的“宿命”，“分家”、“内斗”、“富不过三代”成为家道中落的致命伤。

郑丁贤的苦恼在于，吉隆坡缺乏公共空间，很少公园和图书馆，没有文艺中心：“这座城市的人民没有办法去到一个同样的地方进行交流和对话，从而没有办法塑造出城市的个性。”此外，性在马来西亚一直是一个禁忌，许多根本和性扯不上关系的时尚杂志，如果出现几张现代艺术照或电影插图，模特的隐私部位很可能会被审查机构用粗大的黑笔涂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