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一个工业体系？你得想想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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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一个工业体系？你得想想是这样的吗

这个标题来自记者和青年导演雷磊的一段对话。他是这个专题中，《智族GQ》采访对象中的一位。今年，由他一个人制作的实验长片《动物方言》，入围了FIRST青年影展。

1905年，《定军山》在北京前门大观楼放映，被认为是中国电影诞生的标志。此后的一百多年间，电影逐渐成为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既由此间的人们所创造，也记录着此间人们的悲喜。

2019年，中国电影却发生了更多的变化，对未来的影响尚难以考察。没有人能够明确指定未来的方向，但我们相信一个朴素的道理，未来一定由人来创造。

今年夏天，《智族GQ》集中采访了7位青年导演，他们入围了今年FIRST 青年影展，作品尚不为公众熟知，但开始成长为这个行业的新生力量。

7位导演当中，有3个人采用独立制作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长片，有4位没有受过专业的电影教育。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尽相同，最终都在有限的现实里，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

青年导演的生态不仅呈现在“野”，还有独立。对那些还没有进入电影工业体系的创作者来说，这种“独立”是他们创作里的困局，也是给电影带来新东西的方式。这些青年导演的困惑多过经验，还很难说日后成长的方向。但他们身上的这股野性，是来自底部的生长力量。

❶

6月29号，我去导演徐磊家采访。聊了几个小时后，采访就变成了他问我：“我还不知道，下一个我是拍几十万的东西？还是如果找到几百万，要去做那个东西？你觉得呢？”

“我不能指导你啊。”我有点慌。

这是我第六个采访对象。徐磊1982年生人，2004年还在国企上班时听说了北京电影学院，对这个行业起了心思，努力了十一年都没进入“主流圈子”，去年自己花钱拍了一部长片《平原上的夏洛克》。

一直到现在，他也没弄明白电影行业是怎么运作的，采访那天跟我交换了不少各自听来的信息。我的样本主要来自前五位采访对象，比如《第一次的离别》的导演王丽娜，唯一一个声称找投资不困难的人：“在电影节上拿奖，奖金也是一种投资方收回成本的方式。”徐磊说：“我听到的就不是。First出来的电影，我关注的很不错的片子也都没回本。上不了院线她怎么回本啊？”

我又讲《离秋》导演汪崎的事。他拍短片就入围了柏林电影节，长片是蒙特利尔电影节上的最佳处女作，找钱还是一样难，现在对找投资和靠电影生活都不抱希望。徐磊问我：“那靠什么来支撑这个局面？”

我只能说自己知道的：“有人拍广告赚钱。我觉得你这种电影，不存在作者电影的忧虑，看着它就像有市场。” 的确如此。连我都知道有投资方要找他了，去另一个导演黄梓家采访的时候，他告诉说自己的出品方让他从First的入围导演群里加上徐磊的微信，推给公司。

一个月前，我在First青年影展的组委会看片。电影节的片单作者性强，连续看片绝不是一种消遣。放到《平原上的夏洛克》时，我已经在放映室的沙发上躺倒，几分钟之后就坐起来了——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部荒诞喜剧，让我想起宁浩的《疯狂的石头》。

电影讲华北平原上的两个农村老头，因为哥们儿出车祸，肇事司机逃逸，两人进城追凶。老头把自家盖房的钱拿出来，垫付哥们儿的手术费用，凶手最终也不确定有没有找到。他们应付这一连串事件的方式只有一种：麻木。

❷

“茫然无觉，但是又特别有力量。”徐磊总结道。既是说剧中人，也能说是他自己的经历。

从国企辞职后，他拍过婚庆，租个索尼DV现学用法。还有意识地让自己多用不同型号的机器，拉片看《我盛大的希腊婚礼》。“跟拍婚庆的老板一说（拉片的事），人家都惊呆了，潜台词是这傻X。”但他觉得挺好，拍上了。

29岁把自己逛荡进剧组，做摄影助理。那是2010年，胶片和数字电影正在迭代，他的主要工作是搬箱子。其他助理十八九岁，调侃他“快30了还干这个”。杀青了他请场务吃饭，让别人有活儿叫上自己。徐磊还读过为期一个月的编导班；去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租房，蹭了四、五年课。

进展是有的，当摄影助理半年之后，他成了摄影师。总结经验，徐磊认为主要原因是行业不规范：朋友认识一个要转行做导演的人，片子是讲足球的，他特别爱踢球，跟导演聊了半天，成了摄影师。他给电视台栏目剧做摄影师，边拍边骂剧本太差，对方让他试试，他一个月写了五集。

2015年，一个原本跟着他工作的小兄弟，突然决定回老家自己拍电影。过了一年，电影不仅成功拍出来，还在电影节上放了，这件事给他的震动很大。那时候，徐磊在写自己的第一个院线电影剧本《素人特工》，还在试图通过进入电影的工业体系，实现当导演的目的。

但剧本写完，还是没有进展，连原来找他拍广告的客户也因为停工太久流失了。他决定用做编剧赚的几十万，拍自己的电影。

电影是一个工业体系？你得想想是这样的吗

徐磊，1982年生，河北人，本科专业为工商管理，毕业后曾就职于某国企。近年来编导纪录片、短片、广告多部，长片处女作《平原上的夏洛克》获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WIP单元优秀项目奖。

“徐皓峰有一句话叫失位者得先机。很多电影学院的年轻人，我看他们毕业短片非常有才华，但毕业好几年，也没见着有片子出来。我现在大概明白了，因为他有机会，（反而）在资本的规则里头会反复绕弯路。剧本的阶段你可能晃荡好几年，很多人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就颓了。”他这么给我总结。

创作过程总体顺利：4月份写剧本，8月底杀青。非职业演员阵容，他的爸爸演男一号。剧组没设服装组，他每晚自己洗衣服。

电影拍出来，还是没出路。他请客吃饭，求视频网站的人来看片，没人来。转机是他用几个片段，投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创投项目，得了优秀项目奖。电影公司的人轮流坐下来跟他聊合作：“一个人坐下一会，下一个人来了说您得走了，到我们了。”

他觉得电影节挺好，“把该‘这样’的事给‘这样’过来了”。

我问：“导演您觉得自己进入电影行业了吗？”

徐磊略微有点拿不准：“我觉得应该算是进入了吧？我去北京电影节创投，加了一百多个制片人的微信。”

其实片子如果黄了，他的困惑反而少：“挣一两年钱再拍一个，我也没觉得那个难，拿几十万，现在县城的一个中产都能拿得出来。我那些县城的朋友，每家都有几百万存款。但是你往后走，要想上院线就难了。”

事情是在他找到制片公司后发现的。徐磊觉得自己可以对几十万负责，聊的时候挺有把握：“完全按照我的意思去做，赔了我给你补上。”

发行公司进来，他才知道电影的宣发费用可能高达几百万——钱是自己补不上的。问题回到了我们刚刚探讨的部分：算上发行，一部电影的投资量级变了，导演想按自己的意思做作品，怎么才能让投资方收回成本？那天我们没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❸

“你有没有想过，多数年轻导演是拿不到奖的？”我问王丽娜。

其时我们正在乌鲁木齐机场，她要飞去西班牙参加电影节。王丽娜愣了一下——她可能真没想过。这句话之前，她告诉我，从某种意义上，在电影节拿奖，奖金也是一种投资方收回成本的方式。然后说，现在很多青年导演没有坚持自己创作，“挺遗憾”。

从去年到今年，她带着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第一次的离别》参加了太多的电影节，在柏林电影节拿了新生代单元评审团最佳影片，在东京电影节拿了亚洲未来单元的最佳影片，然后是上海、香港、伊朗、加拿大、意大利，日程表里还排着西班牙、耶路撒冷、波兰、美国和西宁。

怎么给自己的电影找钱，找到钱后怎么处理资方和自己的关系，这是青年导演的普遍问题。在这次采访中，王丽娜是唯一一个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焦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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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娜，1987年生，新疆沙雅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第一次的离别》是她的第一部长片，获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评审团最佳影片、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等奖项。

《第一次的离别》是发生在家乡新疆沙雅的故事，讲几个维族孩子成长里经历的告别。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她26岁，起因是研究生毕业，她给自己规划了一部追踪10年的纪录片。一年之后，她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红旗的孩子》，素材被大象纪录看中，决定出资让她拍一部故事片。她组织了一个6人的摄制组，用两年时间拍出了这部处女作。

拍摄的过程也不紧不慢。记忆中的馕坑没有了，就在杏树下重新建。不知道怎样的视觉效果更好，就把设想中的三种方案全拍出来。打馕的大娘自家羊跑了，拍摄就再等一天。

“不能委屈自己，不能委屈作品”，王丽娜这么说。她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妈妈替自己写作业，爸爸带着她和哥哥读诗。语文课上偷看《卖火柴的小女孩》，被老师发现了，她边哭边给同学们讲了一遍故事，老师夸她讲得好，奖励她一个苹果。

6月21号那天，我们到一片死去的胡杨林里拍摄，要先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库车，再开上几个小时的车。拍摄的阵仗很大，十几个民族乐手和电影里的三个孩子都赶来了。

塔里木下雨了，魔鬼林的沙地一片泥泞。大人愁眉不展的时候，电影里的主角艾萨、凯丽、艾力乃孜到胡杨林里乱走。他们旋转雨伞，让水洒下来。又把伞架在一起，变成一个小小的圆顶。他们带上了我，几个人到伞下挤着，每人伸出一只手固定伞的结构。这时候艾萨说：“我们跳舞吧”。

电影里，艾萨的母亲患病，不仅丧失了语言功能，还常常会离家出走，这部分故事来自他真实的生活。王丽娜做调研的时候读到了艾萨写妈妈的一篇作文，让她决定拍下这个故事。

我是妈妈从外星空把我带来的

虽然她生了病

我可以和她用眼睛交流

她的爱就像泉水一样滋润着我

我爱妈妈，就像爱我自己的生命

❹

我在导演黄梓家的餐桌边打开手机连wifi，可选取网络的一溜“CMCC-XX”里，有一个账号的名字是：BerlinaleLoser（柏林电影节失败者）。

我问他进入这个行业顺利吗，黄梓说：“我从来没进入过。”

他的第一部长片《慕伶，一鸣，伟明》，在剧本阶段就入选过FIRST 创投会。制作中投片，又得了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的大奖，还是平遥电影节发展中项目最佳导演。等到电影杀青，又在后期阶段找到了投资。

“我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工业的体系）。又缩回来了，回到了独立制片的状态。”他解释道。

黄梓头发花白，其实他是这次采访中最年轻的导演。青春期和妈妈关系不好，他选择出国读书。伯克利修读电影毕业，他又去NYU新加坡分校进修，读了一年电影制作就退学了：学校里每个人都在考虑电影节，他觉得他们不是喜欢电影来学习，而为了进入到工业流程。黄梓不喜欢，觉得离开这个体系自己一样可以做电影。他2013年回国，直到5年后才有机会再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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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梓，1988年生，广州人，201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在纽约大学艺术学院进修电影制作课程，一年后休学。2018年，他编剧导演的第一部长片《慕伶，一鸣，伟明》，获平遥国际电影节WIP单元最佳导演奖。

回国第二年，他的父亲得癌症去世，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长片剧本，参加创投找到了制片公司。耗了两年，双方因“理念不合”结束了合作关系。

他接受了家人的出资，这本来是黄梓不愿意的：之前几年，他没有工作，吃住在家里。外公看报纸的时候，会在招聘板块里圈出会计的工作给他看。

筹备拍摄时，制片人在旅行社上班，只有周末过来帮忙；广州的场景就在自己家附近，是他焦虑时散步的地方；电影进入后期制作，一开始的几版由他自己剪辑。

电影还没杀青，他用8分钟的长镜头参加了香港的创投项目，获奖拿到10万元奖金。“参加创投就是为了钱，”他告诉我：“（对于一个）都不肯上街吃饭的人，这10万块是靠自己能力赚的。”

我想起”BerlinaleLoser“，和他退学的原因，问他，第一部电影在柏林没有入围，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拍电影不是为了电影节。”黄梓说，“但是你没办法回避它。因为你也在这个体系里面，就要按照它的规则来玩。”

现在，《慕伶，一鸣，伟明》进入了规则当中。电影后期阶段，他找到了投资，还拥有了海外发行公司。黄梓的期待是必须让电影上映：“不上院线，我负债累累。”

❺

我问导演雷磊：你如何进入“实验动画”的语境？他讲起自己第一次去动画节，不知道怎么理解非叙事单元的动画，试着用创作来回答这个问题。

“实验的价值是什么，这个也不需要我多说。”他总结道。

“你还是多说一下，我需要。”我说。

采访雷磊前，无法和他对话是我最担心的事。做出这部长片之前，他的身份是实验动画导演，艺术家，不在电影领域创作。《动物方言》是First复审评委会议上的重点讨论对象，评委为了影片归类而争论，他们关心这是剧情片、纪录片还是实验电影。

我的问题是看不懂。电影是章节式的，一个女声讲述自己的私人回忆，梦幻和现实难以分辨。让我印象深刻的画面包括中国盆景的图片上的人体拼贴画，和久久停留在屏幕上的楼梯转角和游泳池老照片。实验是我最陌生的电影形式，68分钟的观影过程里，我绞尽脑汁想找到影像与声音的逻辑关系。

雷磊很愿意为我解释这类问题，在他看来，“实验”的价值是为“工业”提供营养。他用洛杉矶举例，越是像这样工业体系发达的地方，越会让实验的传统一直存在于城市里。

雷磊在加州艺术学院的实验动画专业有一份教职工作，每年有一半时间在美国度过。他戴一幅黑框眼镜，自己看上去还像个小男孩。我们在他北京的工作室里做采访，是东四胡同的大杂院里的一间小屋。窗外有块能打一把遮阳伞的空当，街坊的晾衣绳上挂着毛巾和婴儿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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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磊，1985年生，江西南昌人，2009年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硕士，曾获渥太华国际动画节最佳动画短片奖、荷兰国际动画节最佳非叙事短片奖等，第91届奥斯卡动画单元评委。2018年起，任教于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实验动画专业。2019年，第一部电影长片《动物方言》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单元。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雷磊开始尝试做动画片，最初的偶像是宫崎骏和今敏。后来接触到独立动画，既酷，又费解。他用创作的方式，解答了自己的疑问。

雷磊最初靠荷尔蒙和反叛创作，他反抗程式化的东西，觉得教科书教的都不对，要用自己的一套东西去电影节。他做到了，又意识到这变成了另一个模式，所以在创作中不断“杀死这个雷磊”。

我给他讲《动物方言》的观影感受：“我用尽全力想找到电影里声音、画面和章节之间的逻辑”。这导致我看的时候一直进入不了到片子的语境，但寻找的过程里，自己编排出一套逻辑来理解它。雷磊觉得挺好，然后告诉我，《动物方言》没有脚本，“free style”。

他的思考和探索是艺术家式的：杜尚把小便池搬到美术馆，没有做任何新的东西，只是通过创造了新的关系，就能让小便池产生新的价值。《动物方言》里，雷磊通过编排老照片的观看顺序，重组老磁带里的音乐，再配上他母亲的声音讲述，完成了这种对“新”的创造。

他还提到了黑盒子和白盒子的关系。黑盒子是电影院，白盒子是美术馆。“（电影院）是一个黑盒子，电影导演的工作是在盒子上打一个小孔，让光线进来，让shadow（影像）出现。电影的最终目的，不是制作一个工业化的产品，而是你要隐藏一个东西，让大家只看到shadow，如何理解，如何描述，如何表达，权利都是观众的。”

这时我想，如果这部片子放在白盒子里，我就看得懂。但这可能也是一种规训的结果，生活经验告诉我在展览馆里该看什么、电影院里该看什么。再进一步，如果采访前把雷磊当成观念艺术家而不是电影导演，我也知道对话应该怎么进行。

《动物方言》没有投资，全部由雷磊一个人完成。这是反叛，也是一种可能性的实践。“年轻导演找钱，找人投资。我一分钱也没有，不照样做出来了嘛。”

但他并不全然认为这就是一种孤勇，“这也是无奈的办法。如果我有足够的project，可以用别的办法达到这种效果。”

他告诉我，在电影节他看过很多年轻人一个人做电影，“因为不像中国有这么多热钱，他们就干，18岁就干一个长片去戛纳。我觉得这也不是多了不起的事，这也是一种常态。”

❻

2015年，汪崎的长片《初一》在蒙特利尔电影节得了最佳处女作长片奖。晚上吃饭，评委跟他聊天，问：你知道自己做这个作品肯定会赢的吧？汪崎以为他是客气，心里困惑。

这之前三年，他的短片《操场》入围柏林电影节青年单元，让他几乎有点看不起这个行业。短片是他花两个周末拍的，那时他还没来得及认真对待电影。

更早之前，他高中学习不好，读了艺术类专业。去伦敦艺术大学面试，老师问：你为什么要做电影？他讲了自己想拍的题材，也是他的成长经历：旅日华人第二代，在东京郊区东亚聚居地长大，在日本被当做二等公民对待……然后得到了入学的机会。

之后，他终于对电影节的规则有所了解，明白边缘的身份、敏感的题材都是加分项。从英国毕业后，汪崎考虑过读研、做记者、开餐馆……总之电影不是必选项。回到上海，他做翻译、拍广告，直到现在，他平时仍在做日语翻译，导演身份不算全职，以后也会继续做其他工作。

他只是记得拍《操场》的时候，心里有种很明确的感觉，有点像大学面试时回答的问题，下意识的，难以总结。他特地在笔记本上把这种感觉记了下来，从那时开始，他觉得做电影和其他的事不同。

6月20号午夜两点，我们坐在外滩的长椅上聊天。他高大，肩膀很宽，白T恤和短裤搭配高帮球鞋，是典型的都市青年。我们用“您”称呼彼此，我猜是他久居日本留下的痕迹。他中文流畅，口吻诚恳，说话的时候不时点头。

电影是一个工业体系？你得想想是这样的吗

汪崎，1987年生，上海人，在日本长大，2010年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电影制作专业。2015年，凭作品《初一》获得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长片奖。2018年，与著名制片人市山尚三合作电影《离秋》。

那时，汪崎已经拍出了他的第三部长片《离秋》，和贾樟柯、北野武的制片人市山尚三合作。故事讲90年代在日本，一个中国人的孩子的成长。他的父母为了是否回国发展而争吵，唯一的亲情来自前来探望的爷爷。这是汪崎自己的经历。

我问他，作者的意识是从《离秋》开始的吗？

汪崎说是在拍完《离秋》之后，“真的喜欢电影就是这一两年”。他的第四部电影马上就要开机了。拍到这部，汪崎才第一次明确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回想大学面试的问题，他知道自己的每一部片子都在表达那个直觉——身份认同，文化归属——这是他创作的母题。

他更喜欢用讲故事的形式拍电影，对所谓的诗电影不感冒，对杨德昌和塔卡夫斯基也没有特别喜欢，因此招致过影迷的质疑：“汪导，你到底懂不懂电影？”

他也羡慕主流电影圈的人，可以靠电影过日子，“有明星，电影是大家都知道的，票房一个比一个好”，但也觉得自己很难和这个圈子发生关系。

作者，商业，两头不沾，他似乎又回到了那个生活在东京郊区的中国小孩的模样。

❼

导演顾晓刚给自己规划了10年的创作计划。从呈现家乡富阳生活的《春江水暖》开始，完成三部曲长卷电影《千里江东图》。

《春江水暖》是顾晓刚的第一部剧情片，他的爸妈经营餐馆，因为拆迁提前进入了养老生活。他最初想拍家人的故事，电影就叫《顾家饭店》。筹备长片之前，顾晓刚离开家乡去了北京两年，在栗宪庭电影学校和北京电影学院进修。

两年间，富阳从一个县级市变成了杭州的一个区。G20峰会之后，向一线城市发展。为电影做调研时，他察觉到整个城市的巨变。这让他把母题扩大，想要构建一幅当下时代的市井生活画卷。

他把这部电影划归为面向观众的艺术作品，并拿《清明上河图》做类比。“《清明上河图》除了艺术价值，最重要还有文献价值——你能看到那个时期的所有的人物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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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刚，1988年生，杭州富阳人，2012年毕业于浙江理工大学服装设计与营销专业。2015年，纪录片《种植人生》获第9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2019年，首部剧情长片《春江水暖》入围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

和其他人相比，导演翟义祥更关注社会题材。2013年，翟义祥26岁，他在这年国庆节辞了职，回老家筹备第一部长片《还俗》。电影讲得是一个和尚还俗的故事，灵感来自毕业生进入社会受的冲击，算是对自己经历的回应。

拍电影的愿望是高中开始的。学校里有一个同学自杀，他拿着机器闯进封锁线，假装自己是记者，让校方特别紧张。那时，翟义祥觉得“这玩意儿就有点像武器”。

拍的时候无知无畏，21天拍完了30多个场景，做电影的难处是从后期开始的：片子剪了一年多，之前还在上班时，他从北京的地下室、隔断房、次卧一路住到主卧，现在拍完片回来又退回了次卧。他把公积金取出来，维持生活。

2014年，翟义祥带着片子去南京参加中国独立影像展，那是他心里的殿堂。台下的超级影迷和台上创作者互动，晚上一起喝酒玩儿，这是他之后一直怀念的氛围。后来，片子被推荐到First青年影展，拿到了最佳艺术贡献奖。那年和他一起拿奖的几部电影都上映了，他有了期待，希望电影能和观众见面。即使不上映，把片子卖给视频网站，起码也能缓解生活压力。但这部电影最终无法和观众见面。

翟义祥感觉，《还俗》制作的几年中，也是中国电影环境发生变化的几年。

拍完《还俗》，翟义祥有了长期合作的制片公司，还找到了第二部长片的题材，灵感来自于一则有关少女性侵的新闻。他觉得，新闻变成了网络上肤浅的人云亦云，报道经常反转，让人看不清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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