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郁飞的坎坷人生与旧日藏书（九）

作者 | 究究谢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我很早就想跟已移居美国多年的郁刚先生联系，向他了解郁飞在美国时期的生活。在收到《中国富阳郁家影集》后，我看到影集上有郁刚的联系方式，就冒昧申请加他为微信好友，给出的理由是想将第一版影集中未收入的郁飞浙大学籍证明书、郁达夫烈士证书和烈属证等图片发给他。实际上这些图片完全可以请郁沙转发，但我还是希望能直接了解有关情况。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发现郁刚批准了我的申请。我连忙将照片给他发了过去，并简单地作了一下自我介绍。

郁刚得知我在写文章介绍他伯伯，就请我给他链接。我直接将本文前七部分的汇总修订版发给他。在第八部分贴出后，又将孔网链接也给了他。郁刚回复我说：“这一篇还没有看。上次寄来的Word文档，洋洋洒洒四万多字，写得很精彩，许多事情我也是从未听说过，很受教育。我们学理工出身的，善于抓线索和事实，作推理。在先生的文章里充分体现出来了。很是佩服。”我当然很高兴能得到郁刚的认可，不然怎么好意思请他提供郁飞在美国的信息呢？我向他道了谢，并表示因文中涉及人、事繁多，担心写错或表述不妥，请他务必多多批评指正。我还告诉他：郁飞先生历经坎坷，才情未得到充分施展，知道详情的人很少，而且有些文章中还存在不少错讹之处，所以我才起意写这篇长文，希望予世人以启迪，让悲剧不重演或少重演。他对此也表示认同，说郁飞是郁家比较惨的一个，并感叹“时代可以造英雄，也可以毁一代人”。郁刚接着说：“我在美国同他见面以来，他都是老年痴呆，认不出我。早年他在美国的时候，特别是工作的时候，我不在美国东部地区，所以没有往来。”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其所能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或谈了自己的看法。本部分的内容不少就得益于他的帮助，在此要向他致以深深的谢意。

郁沙对父亲出国后的情况为何了解如此之少？郁飞先生的藏书怎么会在他出国多年后流入二手书市场？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前面已经写过，郁飞先生在1960年被诬犯有“企图投敌叛国罪”入狱后，为了不连累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主动提出了离婚。郁沙、郁真兄弟俩初中刚好赶上“文革”，就没有继续上学了。父亲在狱中时，他们写信、寄东西，从精神到物质，尽力给他提供帮助和安慰。当郁飞在1977年终于可以外出跑平反申诉时，郁沙已经招工到矿山当司机，又因基础不够未参加高考，后来长期留在山里工作。

*郁飞、王永庆夫妇（杭州，1988年）

郁飞进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工作后不久，经母亲王映霞牵线，开始与丧偶的杭州第四医院骨科护士长王永庆女士交往。二人于1980年结婚，了却了老母亲一桩心事。郁沙告诉我：“1980年深秋，兄妹三人到南方旅行，在杭州就住在王阿姨糰子巷家里，她当时对我们挺热情的，还请了一位青年厨师做了一桌菜给我们接风。”郁飞把他们弟兄俩领到出版社，逢人便介绍说：“这是我的两个儿子！”郁沙和李丽光是1983年底结婚的，1984年初到杭州蜜月旅行时，就住在父亲位于朝晖四区的新家里。郁飞陪他们去了老家富阳，还和伯父郁天民一家在老宅门前照了一张合影。照片中右一是郁飞，右三右四为郁沙夫妇，左一、左二是郁天民夫妇，另外两位是天民最小的孩子郁峻峰和郁力。

郁沙夫妇与父亲、伯父在老宅合影（1984年）

郁真在西安土生土长，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从小到大没离开过。郁沙则是生在新疆，一岁多到西安，18岁又离开去插队，然后招工进矿山上班，30年后才回城。郁飞觉得山里发展空间有限，因此在郁沙结婚后，曾为他谋求外面的发展机会。郁沙告诉我：“父亲说别人都在城里，只有我在山里上班，就想把我们夫妇调到杭州去，并把一套小房子粉刷后留给我们。这个承诺最终没能兑现，因为父亲不想托关系、找门子，不擅此道。”在这方面，郁沙算是得了父亲的真传。他向我提起过，郁黎民的儿子邹诚表哥为人活络，和郁美兰、郁风两位姑妈联系频繁，南北正式走动他也有首功。郁沙自己去北京和南京就从来没想过去叨扰人家，所以到现在手里也没一幅姑父黄苗子的书法作品，只能在西安大唐芙蓉园紫云楼看看先生的题款。

郁飞同时签赠给两个儿子的唯一一本书

调杭之事黄了后，郁飞又在1986年夏天，提出想让郁沙去香港闯荡。由叔叔郁大亚作担保，还有两个人给找房子、找工作。大亚叔寄来了担保信，郁沙也去县公安局询问了办手续流程。可是夫人怕郁沙去香港后把她扔在内地不管，哭了好几天，最后只好放弃。郁飞对此自然是不太高兴，但考虑到当时郁沙结婚不久，情有可原，就想过几年再找机会。郁沙说：“到了1991年秋天，父亲得知在新加坡认识的林先生在厦门开工厂，就向林先生提出让我赴厦门打工，林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说人先来厦门，具体干什么再说。当年9月中旬，我与父亲乘飞机抵达厦门。父亲在厦门住了一晚就回杭州了。我在厦门集美制衣厂进了画稿室，帮忙复印（手写）衣服图样。当年中秋，林先生夫妇来厦门住了几天，在集美海上餐厅分三批把全体员工宴请了一遍。林先生在厦门有两个人帮他管理，一是新加坡过来的谢彩虹女士，还有一位集美当地的助手。并从新加坡请了四五个小姐专门设计图样。制衣厂有六百多名女工，住在延平楼二楼三楼，一楼是生产车间。集美制衣厂是来料加工，做晚礼服，价格不菲。因订单多，女工经常加班，主要做手工珠绣。管理和技术人员加我只有九名男生，我和当地雇的保安住值班室。每晚下班后，我和保安坐在二楼走廊，边喝小酒，边欣赏跨海大桥夜景，常常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在厦门待了四十天，夫人从陕西追来了。谢彩虹希望我们留下帮忙（可让我夫人当保管员，他们很需要自己人管仓库），还答应给我们租房子，孩子也可以带来上学。但丽光考虑较多，觉得打工没有国企有保障，最终还是决定走。父亲听说我们要回陕西，从杭州打电话来阻止，并为此很生气。1992年赴美前，他也没来看我们，从此再无联系。”郁沙认为父亲肯定觉得他目光短浅，离不开小家，让他很失望！

郁沙后来在谈到近年的生活时还告诉我：“我这人生性懒惰，信马由缰，一把年纪也没远大志向了。”其实，郁沙虽然仅有初中学历，但这么多年来，一直努力通过自学完善和充实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确实也过得充实和丰富多彩，前文已经大致写过。这里我想多提一下的是，他还坚持笔耕，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从富阳老家和厦门回去后，他都写了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郁沙有个笔名叫文旭，是从爷爷郁达夫和奶奶王映霞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郁达夫原名郁文，而王映霞因为原名知道的人太多，解放后改名王旭），他在孔网的书摊也用了这个名字。郁沙在陕西渭南市作协刊物《西岳》2008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游记九章》，含北京漫笔三篇，厦门游记三篇，西北游记三篇（兰州、银川、青铜峡）。他母亲牟萃真还在上面欣然题字“沙儿习作 1908年6月15日妈妈喜读”。郁沙说：“1908年是慈禧和光绪龙驭宾天那年，问题是老母亲最后也没发现早了一个世纪。母亲生前几度说过让我把所写文章编成集子，我心里有数，量大够，质不优，勉强出本书，卖不出去，只能送人，人家留不留还是另一回事呢。”

《西岳》文章

有意思的是，郁沙的儿子郁聪也喜欢旅游和舞文弄墨，不知是否达夫先生强悍的基因起作用的结果。（李杭育在为郁黎民《我这一生》作序时写道：“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是，郁达夫的遗传基因太强大了，无论他哪位夫人生的儿女，乃至孙儿辈的，个个长相都像极了他本人。”）2012年秋，郁聪去厦门拍结婚照时，还带着父母20多年前拍的照片故地重游，在同样的地点留影。这事被厦门《海峡导报》记者得知，稍做采访后写了篇特写。他们不知道的是，郁聪乃郁达夫最年长的曾孙。前几天，郁沙发了两篇郁聪的游记给我，还说：“一字都没让我改。我俩同行云南，回来我一字没写，他倒写了三五篇，发表在报刊上。”

《海峡导报》特写

回过头继续来谈郁飞先生吧。1992年2月，他随同富阳郁达夫研究学会访问了新加坡。他参加了新加坡文艺协会和《联合早报》为他们举行的座谈会，会见了当年和郁达夫一起共事或流亡过的老朋友，寻访了旧日生活和流连过的一些地方，包括他和父亲当年居住过的中峇鲁忠保路65号三楼，以及郁达夫亲笔题写店招的“星洲书店”。郁飞堂姐郁风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三联，1996年）中，就收入了他故地重游时的一张合影。上个星期，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的师兄，也特地抽空去这个寓所看了一下，发现那些殖民地住宅还保持着80年前的原貌，并已成为新加坡历史文化遗产，实属幸运！郁飞在1996年从美国返回富阳参加郁达夫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时，碰见了新加坡从事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的柯冰蓉女士。他告诉柯女士，对1992年的新加坡之行稍有不满，因为“行动受人约束，不能任意访友”。他想寻访的人主要有两位。一位是从前住中峇路三楼前房的胡昌耀（胡文虎的侄子、《星洲日报》当年的社长）和如夫人生的男孩，名叫阿锦（拼音），曾是他的每日玩伴，至今犹念念不忘儿时情。另一位就是郁达夫当年的红颜知己李晓音。当柯女士重提旧话时，68岁的郁飞先生“甜甜地沉醉在回忆中”，说他体会到了“为父的左右为难，后悔当年不曾鼓励父亲与李之结合。他表示李曾给他无限温馨，渴望有日相会”。

非常巧的是，写到此处时，我刚好收到新加坡凌荣添博士（《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5月25日刊登的那篇《丽的呼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李晓音生平补正》作者、李晓音儿子张良华好友）的一封电子邮件。春节前，他读了本文的“七之中”后，曾给我写信说：“你的大作对郁达夫和李晓音在星洲那三年的叙述，饶有兴味。我得益不少。Felicia Zhang 和张良华笔下意见完全相反，我也诧异。待会儿我电邮张良华，问问为何兄妹二人，竟有不同意見。如果张良华有何回应，我再回覆你。”他这次的邮件给我带来了新的消息：“我向张良华查询，得到有下列结语：1.张良华认为: 事件的当事人多已逝去，难以确说。（……）2.李晓音2015 年7月在香港仙游。她在1918年出生。香港殡仪惯例，死者积闰加天地人三岁，合成百岁，福寿全归。她在1973年离开中国（大陆），定居香港。此后优游香港澳洲两地，安享晚年。”

左二为郁飞，右一为富阳郁达夫研究学会会长蒋增福（1992年）

郁达夫当年寓所的现貌

我们前面提到过，王永庆有两个女儿，大的叫林岚，小的叫林洪。她和郁飞结婚后，林洪曾改名郁梦云，因此郁飞的藏书中有少量书上还签有“郁梦云”的名字。我看到，在郁刚领衔编制的《中国富阳郁家家谱》上，她们姐妹俩的名字已改成了郁岚和郁洪（为叙述方便，本文中仍用她们的原名）。林岚后来和青田籍同学陈加钢结婚，并移民美国。1992年晚些时候，在郁飞从新加坡访问归来后不久，林岚也为他们夫妇办好了移民纽约的申请。据陈加钢在《郁达夫长子郁飞的动荡人生》中介绍：“身体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的郁飞最初在曼哈顿唐人街的华策会找了份看门的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在一位老友的催促下，申请市政府的工作，结果被儿童局录用，负责各类儿童收养案件。到了1998年，由于身体每况愈下，他只好放弃了工作，专心在家休养，接受老伴王永庆的悉心照料。”文中还说，在去世前的十多年里，郁飞深受帕金森综合症以及中风等病症的影响，在病床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实际上后面十年左右，郁飞先生已罹患老年痴呆症，认不出人来，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郁刚先生告诉我：“他晚年的生活，还多亏了王永庆的照顾。我同他在美国见面的几次，他都不说话。王永庆给他解释，这是郁云的儿子。没有反应。他靠护工生活，护工每天来，都是政府出的钱。而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待遇，是因为他在纽约市儿童局工作了足够年数，可以享受福利。当然他在这儿工作做的是很低级别的事，不可能有满足感。可以理解。但是因祸得福，不风光，却可以安度晚年。他去世时，正好我回到了美国，参加了他的葬礼。”

带有郁梦云签名的郁飞藏书

郁飞去美国后，就没有再和郁沙兄弟俩联系过。关于父亲的一些零星消息，他们都是从其他亲友口中得知的。郁沙说：“出国后，父亲和国内亲友都不联系了，基本上就与父母之邦断舍离了，很多事情不由他的。他在纽约找的工作是反虐待儿童委员会之类机构，他英文不成问题。听说他有段时间很想回杭州，但夫人不同意，只能待在美国。据说最后十年都痴呆了，很可怜的。”我跟他提了一句：陈子善先生认为他父亲去美国失策。郁沙很表赞同：“本来在这边刚打开局面，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一出去，没有合适的环境和土壤，就像漂在水面的浮萍，没了根，也就没什么成果了！”在美国读书时，我们留学生都比较认同这样一种说法：“美国是儿童的天堂，老人的地狱”。因此，我也很为郁飞先生惋惜，觉得他如果一直呆在国内，抛开翻译不说，光是撰写回忆录和开展郁达夫研究，就可成果斐然。在我看来，让才华横溢的郁飞先生去看大门或处理儿童局事务，实在无异于派千里马去拉磨！另外，照我这个医学外行推想，人若一直从事有成就感、有创造力的活动，应该也不会那么容易老年痴呆，就像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像滚动的石头不生苔！

*郁飞夫妇和部分在美亲人（纽约，2006年）

（上图，中间坐轮椅者为郁飞，身后是夫人王永庆、大哥郁兴民夫妇，左一为郁刚，左三为陈加钢）

我在查找资料时，发现《新民晚报》2004年11月18日登了一篇旷德林写的《忆王载昌老师》（http://zuaa.zju.edu.cn/publication/article?id=7408），浙大校友会转载时在后面加了个编者按：“王载昌1925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市，1949年在浙江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1950年分配到晋元中学任教。在1957开展的整风运动中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经历种种磨难，终得平反，后到浙江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现为退休教师。现已82岁高龄的他，时常想念起与他有过几十年通信经历的同学郁飞先生，他知道郁飞先生在美国定居，可又不知道他具体在何处？他极希望能联系上郁飞先生，以了却此生对故友的怀念。”王载昌老师后来应该是没有如愿，他如果还在世也已近百岁高龄了。

姜德明先生也纳闷过，后来不知为什么郁飞又全家移居美国。姜德明打听过他的消息，说是工作很难找，常常失业在家。前些年一位女同学到纽约看过郁飞，想不到他有点痴呆了。姜先生想不通：“在我的印象中，郁飞总是那么单纯、热情、潇洒，怎么会痴呆呢？”我想，如果郁飞先生留在国内，就算因以前牢狱生活副作用在晚年凸显，真的中风或老年痴呆了，按照他曾任省政协委员的身份，退休之后生病住院得到的治疗和照顾，应该也不会比在美国差多少吧。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设想，他具体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想法我并不掌握。郁沙在《一息尚存要读书》结尾时说：“其实，我知道父亲原本是想落叶归根终老西子湖畔的。只因继母全家移居美国而他不得不跟随前往。我想，在这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涯中，父亲是否常常在梦中思念故土和亲人？在那物质丰富、科技发达的大洋彼岸，强烈的思乡之情，又会给心灵带来几多空虚和惆怅？父亲那颗飘荡的灵魂最终未能回归故土，海天相隔，我只能遥祭心香一瓣，祝愿老人家在异国的天堂里安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开导劝慰郁沙：就像您因夫人“拖后腿”，而没能去香港或厦门发展一样，就像达夫先生因儿子反对，而没有和李晓音女士结婚并随英军撤往爪哇一样，您父亲随夫人去大洋彼岸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又何尝没有其必然性？

郁飞夫妇与王海龙（纽约）

现任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人类学者王海龙先生，是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副会长、《哥大与现代中国》等书的作者。他跟旅居纽约的郁飞先生一家有过较多交往，还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写过《魂在天外的郁达夫》和《郁达夫父子与<瞬息京华>》等文章，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举行的纪念郁达夫诞辰120周年研讨会上也作过发言。他在文章中为我们描绘过郁飞先生在纽约生活的片段，可资参考，这里抄录一下：“时光流转，郁飞在上世纪末又飘洋过海来到了纽约。儿行千里母担忧，即使那时的郁飞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母亲王映霞尚健在，她亦常常书信往来关心郁飞的海外生活。王映霞时已年近90岁，其书信字迹仍然娟秀美丽、文静娴若，无愧于当年女才子之名，读之使人景行仰止。郁飞晚年在纽约市政府工作，生活安逸。忆及旧事他曾有过感伤。他喟叹自己一生曾经出国两度，一次自己年纪太小，世事未谙加上战火连天，二次则自己已太老，无限关山，身在大洋而心在故土，无尽沧桑也只能是‘天凉好个秋’。上苍有情，郁飞先生得享幸福晚年。郁飞和妻子王永庆皆是温存而厚道的老人，他们多次无偿提供宝贵信息并邀至其家，使笔者得以亲炙文物史料和权威信息。走笔至此，我犹忘不了郁飞先生那温存而略带羞涩的眼神，那敏感多情如郁达夫，恬静和顾盼中又酷肖其母王映霞的神态。”文章中有一张王海龙与郁飞夫妇的合影，拍摄时间不详，应该是2000年左右在郁飞家里拍的。有意思的是，我发现照片上的王海龙竟然跟留学美国时期的我长得很像，而我那几年也在美国。

前文提到过，郁真八十年代下海自办小钢厂，刚开始效益还可以，后来随着陕钢破产，他的厂子也不行了。郁真来杭州借的几万元钱，也因经济困难，未能及时还上。郁刚说：“林洪他们那时贸易搞得好，条件好，也想搞好关系，愿意借钱给郁真，可以理解。郁真也是一路不顺利！”王永庆后来说钱不用还了，等郁真有钱了给郁沙一半就好。这种事本来可以放桌面上说清楚的，甚至可以当成是父亲对儿子事业的支持或投资。可惜双方就此断绝了来往，彼此的误会也难免越积越深。郁沙还跟我提及，郁真在读《郁达夫长子郁飞的动荡人生》这篇文章时，读到“眼看着郁飞被批斗，与他结婚两年的妻子也弃他而去，回到了老家西安，并将两个孩子也带走”这句话，很生气，要郁沙撰文反驳。郁沙说一句话的事，不值得，太没必要了。

1996年富阳纪念大会（前排左三为郁飞）

1996年，在富阳举行了郁达夫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暨郁达夫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身在美国的郁飞夫妇应邀参加了大会，他们带回老家的是林洪和林岚，而没有通知郁沙兄弟俩，也没有和他们联系。郁沙他们是从2006年才开始参加有关活动的。《郁黎民文存》里刚好收入了一封郁黎民1997年写的《给飞弟的信》，谈及了有关情况：“去年在富阳的会见，使我高兴，也使我担忧，我发现你不但外貌比过去衰老，你的健谈，你的爽朗都离你去了，记得在你离富阳的前一夜，我想去和你谈谈，敲了半天门你才起床开门，那时还不到八点啊！这也是你过去所没有过的。飞弟，你的旺盛的精力好像没有了，是生活的压力使你变了，还是回国后的心情不好之故呢？……大姐夫妇（郁风、黄苗子）将于今年去日本等地开画展后回国定居，他们也感到老年人病多，在国外生病医药费太贵，我想这是大姐一个明智的选择。……一家人在国外，盼善自珍摄，强饭加衣，保重为要。”由这封充满关心忧虑的书信可知，那时郁飞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了警报，其心境心态的变化应该与在国外工作缺乏成就感以及跟郁沙兄弟俩关系不佳有些关系吧。当然，郁黎民并不了解郁飞已能享受美国政府的退休福利，求医问药有人买单，并无太大经济负担——虽然这是以多年无满足感的工作换来的。

《郁黎民文存》还附录了一篇新加坡柯冰蓉女士1997年写作的《郁达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对1996年底参加纪念大会的情况进行了特写式的报道，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记录。文章里面有一部分写到了对郁飞的访谈：“郁飞乐观、开朗，大概有乃母（王映霞）之风。他并不识笔者，但一听由新加坡来，就显得雀跃，说自己曾是半个新加坡人。讨教联系处，其女在卡片上写下纽约法拉盛华埠，他已移居该处三年，平日像美国老人一样，当义工，照顾小孩过日子。住过美国，民主意识开了窍，他对一九九二年新加坡之行，稍有不满，行动受人约束，不能任意访友。……老人家的怀旧情特浓，他笑语老人有‘三执拗’，即：哭无泪，笑有泪；记得旧事，不记得近事；喜欢孙子，不喜欢儿子。”最后的这句“三执拗”，出自郁飞之口，颇耐人寻味。我觉得，这其中可能既透漏出他对自己坎坷身世的感慨，也充满着对自己脑力衰退（老年痴呆前兆）的无奈，还隐含了对两个儿子的不满。

*1996年富阳纪念大会（从右到左：郁飞、郁黎民、铃木正夫、林洪）

郁沙告诉我：他父亲说过，想把两个小孙子办出去，后来也没了下文。我实话实说：就算有下文，你们自己还舍不得也不放心让孩子去美国吧。郁沙说：“他们一出国，生怕我们再提移民申请，拖累他们，一点都不敢联系。而且关系已经僵了，连电话也没打过。”后来，郁飞在杭州的房子和藏书被处理掉，也没跟郁沙他们通过气。郁沙一直以为，是晚几年移民出去的林洪，在出国前处理掉的。我问过卖郁飞藏书给我的书老板，也请教过收购了郁飞藏书最精华部分的蓝灯书局，得到的回答是：藏书是在美国经商的林岚回国时处理的，时间好像是在郁飞去世前两年左右。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藏书被出售时郁飞先生已经老年痴呆多年了，处理方式未必符合他的本意。郁刚读了这篇文章的前七部分后表示：“我也觉得奇怪，郁飞在国内的藏书怎么会流失。”郁飞的藏书就这样被处理，甚至都没有留一本给郁沙兄弟俩作个纪念，这是很可惜也很令人遗憾的事。不过，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买到其中的一百多本，才会起念写作这篇文章，去挖掘郁飞先生的生平故事。

我问郁沙知不知道，他父亲有没有留下如何处置财产的遗嘱。郁沙说：“有没有遗嘱只有王阿姨她们知道。我想，如果父亲临走前是清醒的，他想起我们兄弟俩心里也是不平静的。”郁刚估计郁飞是没有留下遗嘱的，因为他的神志早就不清楚了。郁飞先生为偿父债呕心沥血翻译的《瞬息京华》，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再版，应该也是由于两家矛盾未能调和的缘故吧。最令人痛心的是，郁飞先生于2014年6月21日在纽约市皇后区一家医院去世后，郁沙兄弟俩竟然没收到通知，还是从邹诚那儿得到的噩耗。郁沙说：“别说父亲去世她们不通知，就是通知了，也来不及办理签证等等一系列手续。”我觉得，能不能去参加葬礼是一回事，通不通知是另一回事。郁刚先生也认为，不通知郁沙他们是不对的，怎么说他们都是他的亲儿子！所有这一切显然更增加了郁飞先生人生的悲剧色彩。我写这些内容丝毫没有要激发矛盾或偏袒某一方的意思，反而企盼这篇文章会有助于双方减少误解、修复关系，让郁飞先生在天之灵真正地得到安息。郁刚提醒我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要小心两边不讨好。我告诉郁刚，从我跟郁沙这段时间的交往来看，他还是相当老练和顾全大局的，有他为本文严格把关是我的幸运，但我仍然担心本部分内容会不会写得有失客观。因此，我很希望能得到更多来自美国方面的资料。若有幸与王永庆女士母女联系上，获得她们亲自提供的信息和观点，我愿随时纠正和补充，让本文变得更加准确全面。

郁沙夫妇与孙女（富阳，2006年）

林牧先生在自传中说：“我之所以要在我的回忆录中写几位‘右派’朋友，是因为我幸免于难，他们却受到大苦大难，我心有不安。同时，*** 已经被整死了；郁飞在美国患老年痴呆症不能说话了。我如果不写出来，谁知道他们呢？”我觉得对于郁飞，他是有些多虑了，像我这样一个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好事之徒”，不是也在一个月时间里综合各方信息，为郁飞的坎坷人生与旧日藏书整理出了一篇五万多字的文章吗？本文虽然还很粗糙浅陋，破土之功和抛砖引玉的作用应该还是会有的吧。接下来我准备对全文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完善和雕琢。贴在这里多方征求意见的是原始版本，里面难免存在各种问题。为了文责自负，希望转载者能注明出处，需要修改变动时请先与我（究究谢@孔夫子旧书网）取得联系。在此我要再次对郁沙、郁刚和为本文提供了无私帮助的其他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一再后推、改到差点放弃的结局篇终于写完了，感恩大家长时间的等待与支持，也欢迎各位读者朋友不吝批评指正。

【2021年2月25日凌晨于杭州瓢饮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