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女权主义斗争简史

“Forget for a time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which a dying custom and a faulty judgment bestows upon a selfish husband, and learn to think in terms of your duties as fathers. The destiny of millions of Chinese girls is in your hands. Deal with them as you would like your daughters to be dealt with.”

Shirin Fozdar 1954

生活在2019年，新加坡的女性可以随时获得世界一流的医疗服务，至少可以接受10年的世界一流水平教育。有和男性一样平等的机会可以在本地或全球范围内工作，且收入大致相同。女性们被鼓励晋升。有干净安全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不论结婚或离婚，她们的权益都受到新加坡宪法的保护。

回望历史，1945年日占结束后，新加坡女性受到二战政治意识的鼓舞，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能力。他们亲眼目睹了日军威逼英军的惨败，白人殖民主义至高无上的神话粉碎了。受到伊丽莎白·蔡伊（Elizabeth Choy）等战争女英雄的鼓舞，与性别有关的禁忌逐渐消失。妇女开始为战争后的恢复工作做出贡献。

她们在殖民地政府设立的feeding centres提供志愿者服务，为成千上万的贫困儿童提供食物。一些人建立了新加坡第一个计划生育协会，他们主张一个家庭所生的子女不应超过其有能力喂养和教育的人数。妇女甚至试图在工厂设立托儿所，她们积极地寻找能够解决工作与家庭生活平衡难题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同时，女性们尝试通过建立各种团体来重塑自己的身份：校友会（南洋女校友），娱乐团体（女子体育俱乐部），宗教团体（马来妇女福利协会），职业团体（新加坡护士协会），互助团体（广东妇女互助协会）等。

在政治方面，妇女的声音也越来越被人听到。1949年，Robert Eu和Amy Laycock入选市政委员会，1951年，Elizabeth Choy和Vilasini Menon进入立法委员会。在战后的欢欣鼓舞中，一个名叫新加坡妇女理事会（下文简称SCW）的协会脱颖而出。其愿景是争取妇女团结，并在种族，语言，国籍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争取女性权利。回顾新加坡女权运动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新加坡妇女理事会唤醒了新加坡的女性，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女性也可以大有作为。

1961年，《妇女宪章》通过。新加坡妇女权益首次得到法律保护。其中包括确认一夫一妻制作为婚姻制度唯一形式。现在，很难相信这种基本的女性尊严居然花费了近十年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

1985年，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成立，和SCW一道，这两个组织是新加坡妇女权利的主要倡导者和捍卫者，负责研究当地立法并针对各领域妇女问题进行研究。

新加坡女权主义者的声音在此期间持续上升并继续活跃着。Kanwaljit Soin曾经担任新加坡国会议员，任职期间她曾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限制家暴的法案，尽管最后没有通过，但围绕这一法案的活动使得家暴问题得到了人们的关注。新加坡女权运动份子Braema Mathi，呼吁提高对妓女的保护，加强色情业管理和监督。此外还有家庭法律律师Anamah Tan，Constance Singam，Claire Chiang等女性，为保护女性权益，提升女性地位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Braema Mathi

新加坡丰富的资源极大地促进了本地NGO的发展，包括很多支持妇女和女童权益的组织比如Beautiful People，Humanitarian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Emancipasia，Daughters of Tomorrow，Women on a Mission等。

现在，“妇女慈善事业”正在成为热门。现在许多基金会都是由新加坡女性领导，例如陈展团基金会，曹基金会，新加坡社区基金会和科莫基金会等。女性慈善家通常更关注教育，社会企业和艺术等领域。而相比男性慈善家，她们通常更为低调，其名字很少出现在大学建筑或医院大楼上，因而也更少被人熟知。

最近国内外女性事件频发，一些给人希望，但更多的是让人心碎。在新加坡女权主义发展历史中，那些为女性权益斗争的名字，没有一个被掩盖，被消失，被污名。何时我们才能如此书写一篇我们的女权简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