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关愚谦的最后时刻

去年11月21日，旅德华人学者关愚谦先生默默地走了。

老关一向身体健朗，86岁，走起路来还像年轻人一样步履矫健。据他自己说，体检都查不出毛病。他的性格也极好，开朗、热情、乐观、豪爽，同时因为家族有长寿基因，他有充足的理由自信人生100年。

所以，他的离去，几乎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个意外的消息。

凤凰卫视邱震海发文惊呼：关愚谦走了，这怎么可能？不久前还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他晒出自己和夫人海珮春躺在自家的床上欣赏窗外风景的照片，那种悠闲自得的情态，怎能让人和一位即将离世的重病患者联系起来？

这照片我也看到。而且，因为偶然听到他癌症复发的传闻，我也曾以微信问候，时间就在半个月之前。然而他以语音回复我说：

“我们现在柏林，一切都好，只是觉得有点累，需要休息。你们都好吧，咱们保持联系。”

于是我不再相信那传闻。可是谁能想到这竟是真的！

关愚谦先生在上海图书馆演讲（2010年）

一

2016年8月初，老关因为连续三天尿中带血，被夫人海珮春送进汉堡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很快被确诊为膀胱癌，医生认为需要尽快将膀胱整体切除，以防癌细胞扩散。手术时间被排定在几天之后的8月8日。

手术前一天，清晨老关便如约住进医院，中午开始做手术准备，吃下了清肠胃的泻药，只等挨那一刀了。但此时他心里颇为不安，因为对于手术的过程和后果一无所知，他觉得不踏实，需要和主刀医生面谈一次。但是左等右等，主刀医生一直不露面，傍晚6点多，来了一个助理医生，向他说明手术方案。听了这方案他有些吃惊，因为医生说手术后，他因为失去了膀胱，需要终生在体外带着一个尿袋收集尿液。体内的两肾和体外的尿袋之间，需要用一根塑胶管连接，这只塑胶管每3个月要更换一次。

他立刻意识到，终生带着尿袋，会严重影响社交，这对他很重要，因为他是很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更重要的是，换塑胶管等于是动一次小手术，每三个月换一次，如果他再活10年，就要做40次手术？这是多么可怕！何况，如此一来，他还怎么出国，怎么旅游，怎么回中国居住？

他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他需要的是有质量的生活，而不是苟且。

他急急和珮春商量，当晚9点，两人从医院逃回家中。他们决定采用自然疗法，这方面珮春有足够的经验。珮春学过西医和中医，且有行医执照。

于是，老关说“我成了我老婆的临床实验品”。每日在珮春的悉心照料下，坚持食疗、体疗、心疗三法，一切皆泰然处之，内心里抱定战胜病魔的决心。

10月初，有朋友介绍欧洲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柏林夏洛特医院的米勒教授为他诊病。检查后，米勒教授认为他膀胱内肿瘤较小，虽然仍需手术，但膀胱不必整个切除，只切1/3即可。这样，手术的后果就不再可怕，什么塑胶管和尿袋都不需要了。

但是老关夫妇听说肿瘤很小，认为是自然疗法生效了。仅仅不到两个月，肿瘤缩小了一半以上，这给他们很大鼓舞。他们想，看来这一刀是真的可以躲过了。

因而他们再次拒绝了手术，仍然回家自疗。

12月11日，我在北京参加一次朋友聚会，见到从德国归来的青年作曲家王珏。此时我刚刚看到老关在《欧洲时报》上发表的文章，称赞王珏作曲的一支乐曲在几天前举办的德国G20峰会开幕式上演奏大获成功，被称为“天人合一”的大手笔。忙问王珏，此行是否见过老关，他身体如何？

王珏说，老关在柏林陪了他3天，与他一同观看演出，一同出游，一点不见病态。老关自己说，他不久前患了癌症，但是目前已经痊愈。

刚刚4个月，竟然会有这样的奇迹？我立刻致信询问老关，这是真的吗？你是用什么方法创造奇迹的？

老关回复说，的确，他最近在医院反复检查过两次，医生还是原来的医生，仪器还是原来的仪器，但不仅再也找不到癌肿，而且连癌细胞也不见了！他信里说：

“我的方法是自然疗法。三疗：一是食疗，纯吃素，连鸡蛋黄油都不碰。现在已完全恢复正常，但还是尽量吃素，红肉绝对不吃；二是心疗，一定要天天开心，不要自找气受；三是理疗。每天散歩至少三刻钟以上，一定要坚持。关于食疗，网上查看，内容丰富。”

两个月后，老关夫妇来北京。这时我亲眼看到老关依旧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和过去不同的是，无肉不欢的他已经完全改吃素食。

珮春喜欢北京东安市场楼上的一间饺子店，以前我们常常在那里聚餐。这一次照旧，只不过点的饺子都是素馅的。后来他们再次来京，还特地约我们到王府井锡拉胡同一间素食馆子里会面。

他们夫妇俩的人情味很重，每次到京，总是带些“手信儿”作为礼品，早先大多是德国的巧克力之类，但自老关生病以后，“手信”都变成了药品、保健品，什么葡萄籽、软骨素之类都有，特别是一种超浓缩的碳酸氢钠片（小苏打片），剂量是国内常见的小苏打片的6倍。珮春说，欧洲人推崇碱性疗法，认为碱性食品可以抑制癌细胞生长。老关病后一直吃这种药，很可能他的癌细胞消失，与小苏打有关。她希望我们也能用来预防癌症。

这真是有些神奇的故事。

我在关愚谦先生上海寓所（2009年）

二

生病以后，老关一直乐观自信，他甚至说自己信命，早有“半仙”的人物给他算过命，说他的阳寿超过他活了100岁的父亲。但是患病仍然给他带来了一种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他开始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假如自己很快离开这个世界，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做完？

他这一辈子，活得够精彩了：经历过人生磨难，创造过世间传奇，有美丽、善良、贤惠且富有才华的妻子为伴，夫唱妇随成就一番文化事业。作为教授，他培养出上千名学生，桃李满天下；作为学者、作家，他用中、德、英、意文出版了26本著作，其中有的著作在欧洲产生极大影响；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主持欧洲华人协会，广交中外文化名流，长期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德国的报刊开专栏，自己也名扬天下，至少有七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对他做过专文介绍。

关于他自己的经历，他此时已经写过两本书。第一本题为《浪》，副题是“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内容主要是介绍自己的前半生，特别是他在“文革”期间，偷用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公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逃亡国外的故事。

这本书他也以《在同一个天空下》为书名在德国出版，长时间以来都是亚马逊书城的五星级畅销书。

另一本书题为《情》，副题是“德国情话”，主要讲他只身一人到达德国后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中艰难地生存下来，开始新的人生的过程。他出乎意料地进入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和汉堡大学的教职，又遇到了美丽的德国姑娘海珮春，与她经历了浪漫曲折的爱情，最后两人以共同的志向走到了一起，成为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书中把家国情、爱情、亲情、友情融为一体，写出了一系列感人的故事。

《浪》出版座谈会（2001年，香港）

但是他的故事并没写完。他早就想好了要写自己的《人生三部曲》，《浪》和《情》只是之一和之二，第三部虽已着手，但尚未完稿。

他还有许多史料需要留下来，许多故事需要记下来。

例如，他和德国总统施密特成为朋友，他对施密特进行过多次访谈，并收集了许多相关的资料。他曾对我说，自己完全可以写一本《施密特与中国》，但是这些他在以前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及；

再如，他曾经与基辛格交谈，探讨中美关系，曾经采访过波兰总统瓦文萨、保加利亚总统热列夫等一些国家政要，虽然当时曾经写过访谈文章，但是背后的故事还不为人知；

还有，作为欧洲华人学会的发起创办人之一，他曾长期担任会长，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三十年来，他在霍英东基金会的支持下，在欧洲巴黎、柏林、日内瓦、维也纳、里昂、汉堡等各大城市，多次主办了中西学术文化研讨会和中国文化节等大型活动，为中欧文化交流做过重要贡献。这些他过去也很少说起；

特别是他与海内外文化界名流的交往，那更是一段佳话。自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打开国门以后，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到访德国，几乎没有不到老关家做客的。他的家汉堡银河街24号，被人认为是中国文化中心，老关和珮春夫妇忙前跑后，张张罗罗，为大家提供了许多帮助。他不仅热心服务，而且对他们进行访谈和对话。他告诉我，光是这些作家、艺术家的访谈录音带，他就保存了100多盘。可惜多年来没有时间整理，这可真是一笔财富呢。比如赵丹、艾青、刘海粟等谈论自己的艺术人生，这样的史料在今天简直不可多得。

由此，老关与许多作家、艺术家结下深厚友谊。事实上，和他聊天时，你若提起一大群现代名家，他可能会漫不经心地告诉你，这些人都是他的老朋友。开始我曾担心他是不是夸口，但是验证一下马上知道此言非虚：当年我在三联书店出版他夫人海珮春的回忆录《德国媳妇中国家》时，想找几个名家联袂宣传，我随手打了几个电话，分别给王蒙、冯骥才、刘再复、铁凝、王安忆，他们一听关愚谦的名字，都二话不说，同意在珮春的书封底上写一段推荐语。

老关也曾给我看过一本小相册，那里面清一色是画家、书法家赠给他字画的照片。从宋庆龄、郭沫若开始，到刘海粟、黄永玉、范曾、吴祖光等等，名家云集，作品争奇斗艳。整整一本，令我惊叹。他说这些都是名家们主动赠送的，每一幅背后都有趣闻，他曾经想为了这些字画写一本书，题目就叫《愚谦藏宝》。

所有这些，都是久积在他心中的故事。可写的太多了。但是最紧要的，还是完成《人生三部曲》。

病中的他不敢耽误，一直在紧张地写作，又用了半年时间，终于将回忆录的第三本定稿，大约30万字。

我和关愚谦夫妇在香港合影（2015年）

书名叫什么？前两本是《浪》和《情》，第三本只能是一个字。这件事让他颇费神思。他回中国，每到一地，必向朋友征求书名。因为我是当编辑的，他总是格外重视我的想法。头一次谈及此事，我略一思索，给出的建议是一个“路”字。我说：“‘路’，作书名可以有三个意思：一，海外生活之路；二，中德文化交流之路，向德国介绍中国，对中国介绍德国；三，个人心路，华发苍颜情依旧。”

老关低头略一沉吟，对我说，你再想想吧。看来是不满意。

又过了几个月，他再次来北京，和我一起吃素餐。当时稿子已经同时交给北京的东方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了，但是书名还未定，他问我，书名他想就叫做《命》，如何？

他说他相信命运，他的命硬，命好。从“叛逃”出国而能被祖国重新认可和接纳，到流浪德国而能成为大学教授、学者，一直到最近的奇迹：患膀胱癌后逃离手术台，疾病却不治而愈。这不都是命吗？

我不赞成，说书名与其叫做《命》，不如叫做《缘》。“命”这个字太消极，有“宿命”的含义，好像他的一切都是等来的。而“缘”是可以积极、主动建构的关系，也是可以改造命运的关系。你这一生，还不是处处主动地广结善缘吗？大的方面，你在中欧、中德文化交流上为双方结缘，小的方面，你与珮春的佳缘，你与众多朋友的良缘，不正是你精彩人生的证明吗？

香港三联版《缘》封面

我一番话，说得坐在老关旁边的关迪谦老先生连连点头。他是老关的大哥，也是老编辑，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委的《前线》杂志主编。

可是老关仍然望着我沉思不语。我想，他是想用一个字给自己一生做总结，不能不慎重。

不过后来老关告诉我，他采纳了我的意见。书名是《缘》，他又加了一个副题：“人生就要活得精彩”。

三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老关优先考虑的三件事是：《人生三部曲》的完成、旅游、会友。

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世界这么大，这么美，还有许多地方没去过，他想多看看，再看看。

于是他一边进行着“三疗”，一边和珮春踏上旅途。一年中，他们去了很多国家，不仅到巴黎去看宫殿，到维也纳去听新年音乐会，而且还去了大洋彼岸的美洲，从墨西哥到古巴，再到哥伦比亚。一路上，老关以极大的兴致，沿途以微信相册作连续报道。接着他们又乘坐邮轮去北极旅行。老关在微信里一连9天发表《北极日记》。从日记中，你可以感觉到他在贪婪地欣赏、深深地依恋着这个美丽的世界，同时，你也能了解到在茫茫的苍天下，在皑皑的冰雪中，他仍然关注着社会，思考着人生诸多问题。

他明白，他这一生，活得有滋有味，活得自信满足，倚重的是海内外的朋友。在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来日无多的时候，他更是迫切地希望和各地的朋友相聚。所以他的旅游，有时也是为了会友。

这两年，他几次回到中国，到过香港、上海，也来北京，每到一地都邀集大批朋友团聚。一起吃饭，聊天，每每其乐融融，大家尽兴而归。这些朋友，可谓旧雨新知济济一堂，上至耄耋老人，下至青年学子，大家都“老关”、“老关”地称呼他，似乎都把他当做自己的“哥们儿”。因为我本人也经常跻身于其中，所以我总能直观感受到老关带给人们的快乐和亲切感。他豪爽、坦率的性格，他幽默、风趣的个性，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富有睿智的思想，都使他成为一个众人喜爱的老人，无论走到哪里，周围都有粉丝。

关愚谦夫妇一同签名售书（2010年，上海）

在老关的朋友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就是他的老同事。老关1968年出走德国前，在一个被称为“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政府机关工作。那里的同事，都是他青年时代的伙伴。80年代以后，老关获准从德国归来探亲，他又和“和大”的老同事们恢复了联系。此后再来北京，他总要请老同事吃一餐饭，叙叙旧。

但是，这批人中有一位老同事，自1968年以后，半个世纪始终未与老关见面。她就是著名学者、美国问题专家资中筠先生。

老关对资先生是格外重视的。他说当年，资先生是他们那批年轻人里最拔尖的人才。当时在“和大”，资先生为领导人做口译，而关愚谦则在办公室，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园寺公一等常驻中国的外宾提供服务，他们有过大约6年的同事关系。

老关知道我和资先生熟悉，有一次曾问我，你和资先生谈起过我吗？她怎么评价我？

我回答，她说过你在“文革”初期也曾经活跃过，参加过“造反”。评价你只说你俄文不错，也懂英文，现在大概德文也学好了。没说过别的。

老关听了不语，从他的眼神里，我感觉他似有心事。

后来我听资先生说，就在老关最后到北京会友的时候，他租下和平饭店的总统套房，把“和大”的老同事一起请去，吃饭，饮茶，聊天。这一次，他特意请资中筠先生参加。

席间，聊的都是当年旧事。忽然资先生问老关，你“文革”时为什么会给我贴大字报？

老关承认这是头脑发热所做的荒唐事。

资先生认可了他的解释。这对老关，可谓相逢一笑解心结。

老关非常享受这样的朋友聚会。从2017年11月到2018年2月，他和珮春一直在上海、北京、香港、新加坡，不停地和朋友聚餐、聚会，开心地畅谈，爽朗地大笑。3月2日，他从香港发信给我，说3月9日到北京，一定要见面！“见面”两个字后面还打了惊叹号。

然而这一次见面，我因与其他安排冲突，竟然错过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错过就是永远。

几天后老关回到汉堡体检，意外发现膀胱癌复发。医生建议，还是要动手术。5月，膀胱被部分切除，手术成功，老关恢复得也很快。但是不知为何，他体内总有感染，时时发低烧。到了9月，开始高烧不退。注射许多抗生素，效果不佳。

这一次发病，老关有不详的预感，但他极其冷静。3月底，他曾发信给香港三联的编辑李安，说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希望《缘》能快一点出版。此外，他未对其他人谈论自己的病情。包括我的询问，他也含糊其辞地搪塞。

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病情很快就恶化了。10月份刚刚从汉堡出院，11月份又进入柏林的医院。这次是因为走路不稳，且日益严重。检查后医生发现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整个脊椎。

此时老关肯定意识到，这是他最后的时刻了。但他已经可以从容、坦然地面对那一刻。因为《人生三部曲》已经出版，他也去了想去的地方，见了想见的朋友，心灵得到许多安慰。此刻，他反思人生，觉得自己一辈子“行善事，结善缘”，“这辈子没有白活”。他从无害人之心，没有做过亏心事，无愧于中国和德国两个国家，足以心安。

去世的前三天，儿子关新从上海飞到柏林，来送他最后一程。他获得极大满足，兴奋地与儿子热聊。两人甚至长时间讨论中美关系问题。

关愚谦先生追悼会在汉堡一间教堂隆重举行

去世的前一天中午，他的主治医生前来看望。问他，“你感觉还好吧？”他点点头。医生说，“咱们天堂见。”

老关明白，他需要向世界告别了。于是，他带着对天堂的憧憬，平静地睡去了。

我想，在那最后的一刻，老关对于珮春，对于他的亲人和友人，仍会有许多的不舍，但是对于自己的人生，他既没有悔恨和哀怨，也没有遗憾。（2019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