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圆梦」房改启动，实现居者有其屋

【历史瞬间】

住房改革 吹响号角

2021年6月，当新北京人小潘张罗着给即将交付的新房添置家具时，他很难想象父辈曾经历过的“筒子楼”时代。

缺房，曾是城镇居民家庭的真实写照。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6.7平方米，有人形容“遍地茅草屋、到处棚户房”。而到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39.8平方米。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中国住房制度的改革。

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决定从1988年起，用三五年时间，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把住房制度改革推开。

这份编号“国发【1988】11号”的文件，吹响了住房商品化的号角。

1988年3月10日北京日报一版报道住房制度改革消息。

房改启动

实现居者有其屋

“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住房金融，健全住房公积金，完善住房供应体制，至今，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仍面临深化改革的要求。”回忆起多年前的那段改革岁月，年过七旬的苗乐如仍觉历历在目。曾任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主任、现为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誉副会长的他，参与了北京房改的全程。

时钟倒回到43年前。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历史性决策，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那年年底，走在北京大街上的年轻人开始用喇叭裤取代绿军装，心中涌动着对未来的向往。

也是这一年，酝酿着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肇始。面对近一半城镇居民家庭缺房或无房的现状，1978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里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的潜力不小。

卖出一套房子就是胜利

“这是从很实际的角度来谈住房问题，因为那时最大的背景就是城里人缺房，大批职工等着单位分房。”苗乐如说，这段指示也揭示了住房改革的初衷：让城镇居民有房住。

怎么改？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从1979年到1988年，西安、南宁、柳州、烟台等地先后开展了以建房全价出售给个人、“个人支付房价1/3，单位补贴2/3”售房、提租补贴等探索。

考虑到各地情况不一，房改的主动权交给了地方，因地制宜。作为首都，北京的住房制度改革启动于1988年底。1989年，北京市政府决定选择市六建公司、市百货大楼、北京重型机械厂、吉普汽车有限公司、中国旅行社等11家单位，进行“不搞提租补贴、但给工龄优惠”的售房试点。

“卖出一套房子就是伟大的胜利。”当年《工人日报》报道，两个多月的时间，市六建公司便有503户职工“尝鲜”，青年炊事员刘振江以4875元的优惠价买下了套一居室。

“为什么不搞提租补贴？这是从北京实际出发的。”苗乐如说，和其他城市相比，北京房改最复杂之处在于如何实现中央在京单位和地方的统一，而这两类单位背后涉及的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新建住房绝大多数是中央在京单位，如果选择提租补贴模式，就相当于把中央在京单位建房的资金给北京市全体居民发补贴，这在两级财政体制下行不通。为此，北京调整了思路，将补贴变为购房优惠，把已有公房按优惠价卖给职工，单位再拿收回的钱建房，去解决没房职工的居住问题。

持续40多年福利分房结束

让百姓自己掏钱买房，价格怎么定？这是争议的焦点。苗乐如说，他们用三年时间做了系统研究。首先是研究了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赞比亚等13个低收入国家居民家庭住房消费支出的比例，发现这13个与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居民家庭住房支出平均为8.6%。其次，考察了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发现房价一般是普通家庭年收入的3到6倍。第三，也考察了食品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与居民住房支出的关系，发现随着家庭食品支出的占比下降，住房支出的占比会相应提高。

“最终，我们认为理想的房价收入比是5倍，即假设一个家庭拿出年收入的1/5，25年就能买下一套房子，也不影响正常生活。”据此，北京测定购房标准价为350多元/平方米，优惠价最低120元/平方米。

三年试点后，1992年7月1日，经国务院改革领导小组批复，《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施行，北京房改进入全面推开阶段。

住房改革在全国推行中也非一帆风顺，比如，有房职工和无房职工如何公平分配？困难企业从哪找钱？商品化的推进比预想中慢。

直到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至此，持续40多年的福利分房宣告结束，“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的“三字诀”终将淡出人们的生活。

房住不炒实现“住有所居”

如何评价房改？直至今天，仍有人在讨论房价时会提到这个问题。苗乐如看来，住房制度改革确立了以市场机制分配资源的基础地位，实现了住房供给和分配制度的根本性转变，为城镇住房建设注入了巨大活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作为一项改革，当年的房改方案很难避免时代的局限性，如对房改后爆发出来的购买力认识不足，表现在当下就是热点城市过高的商品房价格。”苗乐如说，因此才需要通过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来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住房问题，一头连着民生保障，一头连接经济发展。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明确，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房住不炒”，就是表明房地产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住有所居”，让住房回归其居住属性。

就在北京，如今，年轻人除了可以购买商品房、限竞房、共有产权房外，还能租住人才公租房、集体土地租赁房、蓝领公寓，选择日益多元化。努力踮起脚尖买套房，已经不是有梦想的年轻人的唯一选择。美好的安居时代正走来。

位于大兴区榆垡镇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人才公租房。

【记者手记】

1998年普通人走进售楼处

原首创董事长刘晓光曾说：“从1987年以后，中国就有些房地产开发的概念了，但还不是正式的进入房地产大开发年代。那个时候最早是一些商业网点，后来开始有些住宅。”

1987年12月1日，深圳土地拍卖。44家开发商举牌竞投一块面积仅有8858平方米的土地，底价200万元的地块，17分钟后以525万元的价格成交。这黄金17分钟，也正式拉开了住房商品化时代的大幕。

当然，住房商品化概念真正深入人心，转折点还是在1998年。

“1997年之前，多数人还在等单位福利分房，愿意出钱买新建商品房的，通常是明星或外企白领。”曾在顺义区的商品楼盘城市花园当过销售员的高韦说起那段日子，最深的印象就是“房等人”，新楼盘一个月能卖出20套房就能排得上销售冠军。

1998年，普通购房人开始走进售楼处。高韦记得，当年来买房的都是为了自住，最关心户型和质量，所以售楼员讲得最多的也是户型和材料，比如中空玻璃怎么回事，外保温是怎么做的，“就像半个工程师。”

也是在1998年，中国建设银行率先在北京推出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允许购房人按照“首付三成、贷款10年”的政策申请按揭贷款。不过，在“今天花明天的钱”的消费习惯还没走入千家万户的年代，只有勇敢的一小撮人才敢负债买房，用市民张女士的话说：“每月背着1000来块的贷款，觉得好像随时天都会塌掉。”而20多年后的今天，贷款买房已经被所有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