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学术快闪：“移民史溯源”纪实

任慈，何芳，伍斌，游天龙

【任慈按】：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发起的全新形式的“学术快闪”活动，意在集合研究会的前辈先贤、知名学者、骨干力量、青年学人等一起为推动中国学术进步增益，通过邀约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学者开展跨学科、跨国别对话，活跃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学术共同体氛围，增进不同学术体的交流，互相认识并了解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和理论方法，以为己用。第二期学术快闪活动为——移民史溯源：移民史的“源与流”“点与面”，主持人为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慈，特邀了何芳（上海纽约大学博士后）、伍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游天龙（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三位学者共同探讨美国移民史、美国亚裔移民史、中国美国移民史研究的源流脉络、发展变化。

移民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甚至可以说从未中断过。近300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兴起扩展、全球化联系的密切、科技与交通通讯方式的革新，移民的类型、动因、规模、影响也变得越发复杂化、多样化。移民成为“冲击主权、挑战治理、关涉人权”的复杂问题，与大众生活、国家治理、国际政治紧密相关。移民对于美国有着特殊意义。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参与创造了美利坚文明，美国也借移民问题实现了国家建构。诚如梁茂信教授所言，研究美国历史如果不研究移民，那么美国的文明是不完整的，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一直以来，美国学界的移民史研究与不同族裔、特别是少数族裔追求公平正义的自我觉醒和社会运动，相伴而生、相辅相成。以奥斯卡·汉德林为代表的早期移民史学家的相关研究，让美国史不再仅局限于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们的历史。此后，在民权运动中，亚裔移民史研究创生，把被主流社会称之为“永远的外国人”的边缘群体纳入美国史的书写。移民史研究的专业化、学科化，不仅填补了美国史相关研究的空白，也启发大家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再思考——谁是美国人？谁应该纳入美国史的书写？移民之于美国意味着什么？等等。

移民史研究无疑是一个庞大的问题，无论是从时空地理角度来看，还是考虑到其与经济、文化、政治、外交、环境、城市、医疗疾病等重要问题的密切关联。移民史研究的发展也非孤立的，也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之间有着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启发、乃至相互竞争的复杂关系。美国移民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从同化论、到多元文化主义、再到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转向，既归因于时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也是不同学科的方法观念相交融的产物。

如今在美国，移民和族裔史研究早已成为美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研究队伍庞大、成果不胜枚举，族裔和移民研究中心遍布北美大地。对比之下，受时代和资源条件所限，国内的美国移民史研究一度陷入漫长的停滞。在先学们早期研究的基础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移民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无法忽视的是仍存有许多不足。希望国内移民史研究可博采众长、集众人之力，继往开来。希望通过三位学者的精彩短文，可以对大家思考美国和中国的移民史研究从何而来、为何研究、意义何在、未来会走向何处，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何芳：简述美国亚裔移民史学史的发展脉络和研究展望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史本身也是一部移民史。当下面对美国国内反移民的声音，有人会说，除了土著印第安人（Native American），我们都是移民。但研究表明，即使是这些所谓的“原住民”，也是通过当年还未被海水淹没的白令海峡迁徙到北美大陆的。美国的移民史和种族史、族裔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现在常常讲非裔、亚裔、拉美裔、印第安人的历史都是美国移民史的一部份，美国历史上核心问题之一的奴隶制也是一种强制性的移民。而在美国占大多数的白人同样也是通过移民来到美国，所以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少数族裔的移民历史，白人研究（Whiteness Studies­）也包括对于欧洲移民的研究。比如马修·弗莱·雅各布斯在《不同肤色的白人性》（Mathew Frye Jacobson, Whiteness of Different Color: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Alchemy of Ra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里面就讲到：二十世纪之交来到美国的东南欧移民以及犹太移民都不是被当成白人看待的，有一个慢慢被种族化变“白”的过程，所以“白人”的概念也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构建。今天我主要侧重要讲的是美国的亚裔移民尤其是美国华人史的发展，以及当下的一些研究动态。

亚裔美国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兴起于美国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年代。受到民权运动和黑人等少数族裔权利运动的影响，亚裔学生提出应当让美国亚裔自身的历史走进大学课堂。与此同时，美国史学界出现了新的史学流派——新社会史，要求拓宽传统史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对妇女、工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等社会边缘群体给以特别关注, 倡导书写“从下往上”的历史。因此，亚裔美国史的发展一开始就是跨学科的、带有政治运动的色彩，与新社会史紧密结合、致力于发掘新史料。在新社会史影响下的美国华人移民史注重美国华人自己的声音，关注华人与白人之间的族际关系, 但是往往强化了华人与白人之间压迫和被压迫的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有一些华人社会史也带有“同化论”的影子, 强调华人移民的美国性特征（Americanness）。这其实是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话语的一种回应。这里的主流话语，我指的是华人难以真正被同化，是“永远的外国人”，有着旅居者的心态。因此一些相关的著作倾向于强调华人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在美国被同化的程度，他们对美国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愿望。这些著作存在的问题在解释美国华人经历时，淡化了美国华人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华人的联系，忽略了他们经历中跨国的和与全球联结的方方面面，把华人简单地描述为种族歧视的被动受害者。亚裔历史的书写也基本上存在类似的发展态势和问题。

随着90年代左右移民跨国主义理论的兴起, 美国史的书写也出现了全球史和跨国史的转向。美国的早期移民史主要表现为跨大西洋史，美国华人历史则主要是跨太平洋史。下面对几个概念做一下界定：

世界史（World History）主要是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来分析西方文明的兴衰及其非西方世界的一个回应。

国际（关系）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主要关注国际关系，将民族国家或者国族国家作为分析的工具，研究国家机构、政府和国际冲突。

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下的移民研究，更多地着眼于移民与社区，关注相互的联结和相互的依赖（interconnections and interdependence），致力于挑战美国中心和国家中心的研究方法，因为美国中心和国家中心的研究方法往往从国家的边界来定义移民的身份和文化，将移民视作单向的迁移。

近年来许多美国的学者也对“跨国”（transnational）和“跨太平洋”（trans-pacific）做了区分，更多是为了将去民族国家中心的努力更向前推进一步，同时也并非是否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然而这些都不是僵化的概念，我们仍要根据具体的史料和自己解释的框架来做一个定义，而且这也是学者们一直在不断的探讨的一个方向。在全球的、跨国、跨地区的视野下，学者们探讨美国华人迁移的模式和途径, 在海外的生存、适应及发展, 与祖籍国的联系、身份认同的建构等问题。到了2000年左右，就有不少的这方面的成果涌现。亚当·麦克考温在 《华人移民网络和文化交流：秘鲁、芝加哥和夏威夷 1900-1936年》（Adam 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and Hawaii 1900-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中，从全球史和华人散居（diaspora）史的视野关注了芝加哥、夏威夷和秘鲁三地的华人移民在贸易、人员流动、文化、社会组织和机构等等方面形成的全球的网络式联结。他认为以移民居住国的民族国家视角进行分析，其局限性在于无法完整地呈现出华人移民作为全球现象的这一过程及由此形成的全球网络。

同时，大多学者将跨国主义与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 探讨美国华人的跨国家庭、婚姻和跨国社区的形成和发展。如美国华人学者赵小建、刘海铭、徐元音和陈勇使用了包括美国华人社区内部中文资料、中国出版的资料等中英文史料，力求还原深受太平洋两岸社会环境与历史变迁影响下的普通华人移民的生命轨迹与华人社区的跨国模式。一些代表性的著作有：赵小建的《重建家园》关注了美国华人史较少研究的时间段，1940到1965年的美国华人家庭和社区转型（Xiaojian Zhao, Remaking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Family, and Community, 1940-1965,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徐元音的《梦金山梦家乡》则是关注了广东台山人的跨国社区（Madeline Yuan-yin Hsu,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陈勇在《华人的旧金山》中认为，如果我们不将美国华人在排华时期的身份认同放在跨太平洋的视角下理解，而是只关注美国对这些华人的影响，我们将难以理解当时华人身份认同形成的原因（Yong Chen,Chinese San Francisco, 1850-1943: A Trans-Pacific Communi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一些学者运用对比较视角研究，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乔治·安东尼·佩弗在其著作《假如他们不把妇女带来——排华之前的华人妇女移民史》，探讨了1875年美国《佩奇法案》及其实施对华人女性移民和华人社区性别比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作者对比分析了美国大陆、夏威夷、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的对华移民政策，发现对华妇女移民政策较为宽松的夏威夷和新加坡等地的华人社区的性别比例逐渐平衡，因而得出是严苛的移民法律而非中国的传统文化严重制约了中国妇女到美国的正常流动（George Anthony Peffer, 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此外，罗纳德·高木在《他们也来了：赴夏威夷和美国大陆的中国和日本女性移民》一文中，详细地梳理和比较了中国和日本女性移民到夏威夷和美国大陆的情况，分析了她们的经历之所以存在差异的原因 (Ronald Takaki, “They Also Came: The Migr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Women to Hawaii and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Chinese America: History & Perspectives, 1990)。

整体而言，现在美国亚裔、华裔移民历史的书写还是深受跨国、跨地区和全球、比较的解释框架和理论的影响，社会史仍然是研究的重心，同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上也有了新的拓展。

1、与美国西部史、全球殖民史之间的对话。多年前，艾明如教授在文章中提出，建议将美国西部看作太平洋区域的一部分来理解其中的殖民关系，引入了“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概念，提出19世纪的美国加州与其他英国定居者殖民地（如澳大利亚和南非）存在相似性 (Mae M. Ngai, “Western History and the Pacific World,” The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43, No. 3, 2012) 。

2、对中国香港地区的关注。香港大学伊丽莎白·津恩指出华人移民不是从中国的侨乡到美国的单一的、线性的过程，而是多向的（multidirectional），强调香港在中国移民到美国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当时从广东出发赴美的移民大多是通过香港，这一过程同样也塑造了香港（Elizabeth Sinn, Pacific Crossing :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3、关注美墨和美加边境。李漪涟教授的《守卫美国的国门》是研究排华法案实施的经典之作。此书不仅关注了排华法案如何促成了美国由一个自由移民国家到守门（gatekeeping）国家的转变，而且探讨了美国的排华法案及其帝国主义势力对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华人移民政策带来的深远影响（Erica Lee, 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连结：美加边境的形成》（Kornel Chang,Pacific Connections: The Making of the U.S.-Canadian Borderlan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3、与拉美史、西半球史的对话，代表作有：Jason Oliver Chang, Chino: Anti-Chinese Racism in Mexico, 1880-1940,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7。

4、与太平洋岛国居民史（Pacific Islander history）以及太平洋岛国史（Oceania history）的结合，这里面也涉及到环境史的内容。代表著作有：Gary Y. Okihiro, American History Unbound: America’s Past Through the Lens of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

这些著作都向我们展示了学者们进一步深化全球史和跨国史视角下的美国华人移民史书写的努力。除了这些著作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我最后再补充下未来可能的一些研究的方向：

1、城市史和环境史可以与美国华人移民史的研究结合。比如目前关于在旧金山、纽约、奥克兰、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城市的华人的研究主要是社区研究，尚未深入地分析华人对这些城市的影响，城市建筑、空间与华人生活的交织互动，以及华人对美国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美国移民史学者夏黎在研究中关注了华人移民遭遇的住房种族隔离问题。提到“种族隔离”，大家往往想到非裔的经历，而这本书中就讲到美国历史第一个种族隔离的社区是旧金山的中国城，此项研究促进了华人移民史与美国的城市史的结合（Charlotte Brooks, Alien Neighbors, Foreign Friends: Asian Americans, Hous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2、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切入，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华人妇女史从80年代起成果就不断涌现，社会性别作为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的要素之一也被运用在相关的著作中。代表作有：Judy Yung, 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Xiaolan Bao,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Sky: Chinese Women Garment Workers in New York City, 1948-92，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Karen J. Leong,The China Mystique: Pearl S. Buck, Anna May Wong, Mayling Soo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Orient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在众多的成果中，中国台湾学者王秀惠的《种族歧视与性别——二战前美国大陆男性华人之经历》（台北：台湾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6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着重揭示了社会性别与种族的互动，如何塑造了二战前美国本土的华人男性的经历，以及华人男性特质与白人的男子气概的交织建构及其中存在的权力关系。这本书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思考就是男性史并非是男性中心视角的历史，从社会性别视角对于华人男性经历的探讨，可以弥补长期以来美国华人史研究中对妇女史的偏重而造成的男性史研究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动妇女史和男性史的交叉研究成果，呈现华人男性特质和华人女性气质塑造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关系，有助于社会性别理论的进一步开拓。

另外，目前关注美国华人历史上的性少数人群（LGBTQ群体）和性向或者性存在（sexuality）的著作还是较少。代表作有：Judy Tzu-Chun Wu, Doctor Mom Chung of the Fair-Haired Bastards: The Life of a Wartime Celebr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3、“回流”的移民（return migration）不仅是美国移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其他移民研究关注的一个方向。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移民只是单向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忽略了回流的移民及移民来源国的动态。目前在美国华人史中，对这一问题研究有突出贡献的是夏黎的《出美国记》。这本书关注了1901—1949年间美国出生的华人离开美国到中国谋生的情况（Charlotte Brooks, American Exodus,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s in China, 1901–194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4、少数族裔间的关系是目前美国史学界在不断推进和有强烈需求的一个方向，主要致力于探讨华人与黑人、印第安人或者拉美裔之间的族际关系，比较种族化（comparative racialization）的理论和视角将有助于这一方面史学研究的深化并反过来促进相关的理论研究。

会议截屏。

伍斌：中国国内美国移民史研究的状况

我今天要本来打算讲三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是谈谈国内美国移民史研究的状况，第二个问题是粗略地谈谈美国的移民史研究状况，第三个问题我是想就国内美国移民史研究将来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思考。但是鉴于时间关系，我打算，可能也只能谈谈第一个问题。

即便是只谈论一个问题，事实上也非常复杂、牵涉内容也特别多，需要一篇很长文章的体量才能说清楚。所以今天我也只能非常概要地讲一讲国内美国移民史研究这个问题，如有不妥指出还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正。

关于国内美国移民史研究的概况，我在差不多十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所分析的很多特点和问题在将近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

移民及其后裔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我想无需多言。虽然美国并非是由移民组成的唯一国度，但无论是移民的规模，还是组成移民的种族、族裔、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对社会影响之巨大都鲜有可匹者。由于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使得移民史研究在整个美国史中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移民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奥斯卡·韩德林（Oscar Handlin）在他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著作《拔根者》（The Uprooted）的开篇就不无感慨的提到，“当我打算写一本美国移民史史，发现美国史就是一部移民史”。这种表述虽不无夸张，但也反应了移民史在美国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近年来，国内的美国移民史研究取得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同时也揭开了进一步研究的新方法、新领域。

一、移民史研究概况

早在民国时期，国内就有学者关注美国移民问题。留美学者、民族学家吴泽霖的《东方人在美国所处之地位》及法学家丘汉平的《美国排华之过去及现在》， 主要阐述了华人在美国遭受排斥的历史与现实，二文堪称国内学者研究美国移民问题的开山之作。丁则民先生1952年出版的《美国排华史》，则是新中国第一部美国移民史论著，对美国排华的“罪行”进行了揭露，时代痕迹明显。

当然，美国移民史作为国内美国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其真正起步并呈延续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美国移民史的相关论文，皆属于宽泛论题下的宏大叙事。如黄安年的《外来移民与美国的发展》、丁则民的《百年来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邓蜀生的《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等。对这一时期美国移民史的研究，需要辩证地看。一方面在今天看来，无论是论文选题、资料厚度，或是论点的说服力度都稍显不足。不过在当时国内美国史学界初入正轨的学术背景下，受时代和资料所限，这些文章已属凤毛麟角的出彩之论。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讲，在当时美国史蹒跚起步的时期，作为其分支的移民史研究也不宜从精专的课题做起，在这种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宏大论题便具有一种“铺路石”的功用。就此而言，先学们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容置疑。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华裔移民史的研究对整个领域研究水平的提升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其研究成果占当时国内美国移民史的半壁江山。研究的论题集中于华人在美国铁路建设和经济开发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社会的排华问题，其结论包括华人在美国铁路建设、西部开发与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美国对华人的歧视、排斥与不公待遇。学者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往往包含着浓烈的民族情感，其间既有客观的史实，也有对美国的不满与控诉。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这时期国内的美国移民史研究已经超出了单一学者范畴，初步形成多点开花的局面。

90年代是国内美国移民史研究的迅速延伸期，成果较以前明显增加。出版了一些比较有分量的著作，如邓蜀生先生的《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梁茂信老师所著《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戴超武老师的《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1849—1996）》等著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出版美国移民史相关专著超过20部，发表的论文也在300篇以上，单从数字上看，作为国内美国史研究一个相对“冷门”的分支，着实颇为可观。著作方面比较重要的包括邓蜀生先生的《世代悲欢“美国梦”》，钱皓老师的《美国西裔移民研究》，黄安年先生的《沉默的道钉——建设北美铁路的华工》，姬虹老师的《美国新移民研究：1965年至今》，林广老师的《移民与纽约城市发展研究》，李爱慧老师的《文化的移植与适应——东欧犹太移民的美国化之路》，梁茂信老师的《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欧阳贞诚老师的《美国外来移民的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影响》，潮龙起老师的《移民、秩序与权势：美国华侨堂会史研究》及《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等。

不过，这一时期真正称得上“繁荣”的当属美国的华裔移民研究，无论是论著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跃上了新高度。其研究概况足可单独成文。限于时间，这里就不赘述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很多美国华人的相关研究被引入国内，如赵小建老师的《重建家园：动荡中的美国华人社会（1940—1965）》，陈勇老师的《华人的旧金山：一个跨太平洋族群的故事（1850—1943）》，艾明如老师的《幸运之家》和李漪莲老师的《亚裔美国的创生》。当然，此前也有一些重要华人研究成果被引入国内，比如周敏老师的重要著作——《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不过，在21世纪之前的相关译介总体数量不多，而且周敏老师是社会学家。

二、研究特点

（一）时代性特点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余年，偏左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学术研究。尽管此时国门已然敞开，经济逐渐走向开放，但在学术上的“开放”则因受思想惯性的影响而显得步履蹒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中美关系长期处于冷战的敌对状态，学术交流几不存在、国内各研究机构史料建设近乎于空白。其次，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末，频繁的政治运动干扰了髙校与研究机构的教研秩序。到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尚未形成一种自觉的规范，无论是注释的运用、还是文章的结构安排和学术思想的阐发，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失范问题。最后，学者在研究中的立论表现出明显的偏颇。90年代是美国移民史研究的过渡期，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创新性不断加强。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美国移民史研究在原有广度的基础上持续深化，研究成果的学术性进一步凸显。这表现在论著的研究性有所加强，出现了一些基于第一手资料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二）选题取向特点

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以宏观为主逐渐向微观发展。这种趋势既是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与资料的丰富密不可分。不过，我觉得当下国内学界对微观研究似乎还有所误解。有些人将微观研究与碎片化相提并论，这事实上是一种误解。碎片化研究往往选取一些缺乏学术价值的历史片段，来进行缺乏关联性的研究；而有价值的微观研究则不同，它旨在以小见大，选取历史的重要节点，在历史语境下发掘其与更广泛历史节点的关联，通过丰富的微观研究进而拼凑出相对整体和立体的历史图景。

其次，由“学以致用”转向“学以致用”与“学以致知”并举。“学以致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过分注重“学以致用”往往会对学术的客观性造成冲击，形成偏颇甚至错误的历史认知。只有正确的历史知识才能真正为现实服务，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就这个意义而言“学以致知”就显得更加重要，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尤其是在当前中美相对紧张的关系之下，严谨且严肃的历史知识更为可贵。

最后，一贯高度重视对华裔移民的研究。这是由我们的民族情感所决定的。目前国内的美国华裔移民研究经过40余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对相当细致问题的研究中，在国内美国移民族裔群体的研究中独秀于林，无论是方法上或是资料运用上都引领学界。但对其他移民族裔群体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较大的几个群体，如犹太移民、西裔移民等，而且多为总体研究，难以深入。可见，国内学界对美国华裔以外的移民群体研究的重视不足。事实上，仅仅关注华裔移民难以实现对华裔移民进行细致透彻的考察。众所周知，华裔群体并非美国社会的孤岛，而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是与其他族裔相交融的。只有对其他移民进行同样深人的研究，而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方能对华裔移民群体在美国文化适应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共性与差异性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从而达到提升对美国华人史整体研究的水平。

此外，国内的美国移民史研究还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自改革开放之初，丁则民先生奠基美国移民史研究以来，东北师范大学至今仍是国内美国移民史研究的重镇之一。在美国华裔移民的研究中，地域性特征体现得更为鲜明，其研究中心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其中以暨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最有影响。这种地域上集中分布的特征主要得益于地理上的优势。一方面中国的海外移民包括去往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东南沿海，即使移往东南亚的移民也有相当一部分二次移民到美国，因而具有感情上的牵绊；另一方面，在这一区域移民迁出地的原始资料相对容易获得，这对历史研究至关重要。此外华中师范大学的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的亚太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也时有相关成果问世。

三、研究中的不足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美国移民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但若与美国学界在同领域的研究进行对比，研究中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一）对“二战”前美国移民史研究严重不足。近年来，对早期美国移民的研究，只有在通史类著作或其他专题中有旁及，专论不多，仅有少数学者进行了“游击式”研究。所谓“游击式”研究是指这些学者并不专门研究早期移民而是出于一时学术兴趣而作。此外对19世纪美国历史上的两次移民潮我们也缺乏系统而深人的研究。

（二）从美国视角考察外部移民；以移民政策为研究重点。在研究非华裔移民群体时，侧重从美国的角度去看移民。如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就业及其他方面、美国对移民的影响，而缺乏从移民的角度去研究移民史的成果。事实上，欧洲人移民北美是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性人口流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欧洲各国和亚洲各国之间的跨国移民一起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潮。

对“移民”一词的理解我们也多局限于外来移民，而对内部移民，即美国内部的人流动一直缺乏关注。梁茂信老师的《都市化时代》一书是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研究美国城市的重要著作之一，不过这类研究仍然太少。事实上，美国大规模的西进移民还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基于微观问题之上的专题考察仍然匮乏。

目前，研究重点集中在美国移民的政策层面，而对移民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却言之甚少。国内的美国移民史研究尚有大量研究欠充分或未涉及的领域，如就业结构、族间通婚、移民族裔团体间的关系、身份认同、文化同化、移民与环境、移民的情感与心理、移民与母国互动等，这类问题都需要深入的研究，方能对美国移民史、甚至美国文化和美利坚民族性格有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对这一问题没有透彻的了解也很难理解美国移民政策变迁的真正动因。

（三）以宽泛的总体研究为主，精深的专题研究与宏观的理论架构相对缺乏。无论是对单个移民群体还是某一时期的移民群体，或是对美国总的移民族裔研究， 学界都存在着普遍的宽泛现象。尽管这些年来对原始资料的运用有较大幅度的改善，但步伐略显迟缓。就国内美国移民史学界而言，要建构某种理论无疑是异常困难的，但是我们仍可以保持对与美国移民史相关理论的敏感度，比如我们可以从大西洋体系、太平洋体系、帝国体系、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经济全球化、政治国际化等理论体系中获得启发。

（四）从与国内美国史其他分支的横向对比来看，移民史的研究发展略显迟缓。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本应使得移民史研究成为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然而事实情况却差强人意。与“后起之秀”美国城市史相比，移民史的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或成果都略显“消瘦”，在资料建设和解释视角上也大为逊色。环境史、医疗疾病史等新兴领域也充满朝气，锐气十足。至于国内的美国移民史与政治史、外交史之间的差距则更大。看来国内的美国移民史研究如要取得与其重要性相称的学术地位，还需集众人之力走过漫漫长路。

游天龙：美国移民史学和移民社会学的百年交织

任慈老师邀请我的时候我虽然答应的很爽快，但我其实是诚惶诚恐的，因为我并不是专业的移民史学家，移民史对我来说更多起到的是工具、方法、或者二手资料。不过我原来在纽约亚裔律师协会法律评论做编辑的时候，曾经编辑过魁北克大学历史学教授格雷格·罗宾逊（Greg Robinson）的一篇围绕日裔公民权的诉讼案的论文，为了这篇论文扒过档案，所以也算是在实操层面略有涉足。今天我主要是和大家分享美国移民史和美国移民社会科学之间的互动，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启迪、甚至相互竞争的。

我们社会学和移民史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相爱相杀”，至今得有一百年历史了。

最初，两者的融合并不是在学术界，而是在政策界。1907年，为出台限制性移民政策提供必要数据支撑，美国国会成立“迪林厄姆委员会”（Dillingham Commission）。该委员会在1911年发布了多达41卷本的报告，试图证明东南欧移民对美国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应该减少来自这些地区的移民。其对移民的职业、居住状况、教育和组织情况的描述，就很符合社会学的方法路径；报告又包括移民的历史和移民来源国的历史情况，这就带有历史学的浓重色彩。

而现代意义上的美国移民史的诞生其实是对20世纪初本土主义、反移民思潮的一种学术性应激反应。当时移民被视为一种问题，自然也有反对声音，于是采用实证方法进行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学术群体由此出现。

在社会学领域，先是芝加哥大学的两名社会学家威廉·托马斯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出版了五卷本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将移民，也就是波兰移民，置于当时的主流范式——社会变化、现代化的视角下去分析，探讨人口增长、农业商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对波兰农民的组织、去组织、再组织的影响（William Thomas, Florian Znanieck,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1918）。这套书也是后来美国族裔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启了关于“同化”的讨论，而“同化”是移民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重头戏。

紧接着，芝加哥学派就出了一系列的移民研究的专著。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 威廉·伯吉斯（William Burgess）等人在我国社会学史上被看做是社区研究的先驱，但这些社区其实都是移民社区。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等经典研究也在很早之前就已翻译并引入国内。虽然这些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肯定不是历史学的路数，但他们具备了历史学的视角，通过对较长时段的“演变发展”（developmental）进行分析，来阐述他们移民社会学的论点。

而几乎同时，美国的第一代移民社会史学家开始关注欧洲移民的人生体验（lived experience）、态度和价值观。这些人中很多都是移民及其后代。所以他们试图把祖先的经历更好的结合到美国历史之中。现在我们会觉得西进运动、美国历次选举、诸多大战都有移民的贡献和身影，但在第一代移民社会史学家所处的时代，美国史还仅限于盎格鲁—撒克逊国父们的历史，并没有包括大迁徙时代的欧洲移民们。

在20世纪50年代，这两股学术脉络合流。哈佛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把移民人生体验、态度和价值观被放到现代化的范式之中去理解，1951年推出了《拔根者》（The Uprooted），荣获普利策奖。但这个合流却存在削足适履的成分，比如说汉德林没有接受移民到了新国家再组织的观点，以及重新塑造新的认同、构建新的社区，他认为这些再组织的行为更像是受了精神创伤的人采取的防御性质的措施，就像那时候人们会认为唐人街其实是华人躲避主流社会歧视迫害的庇护所一样。所以在书中他就只接受了威廉·托马斯等人理论的前三分之二，认为欧洲的农民从他们既有的组织中脱嵌，然后进入去组织化的混乱状况，然后被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所重塑、融入了新的国家——美国。

汉德林既促成了这个合流，也让这个不完全的合流带有瑕疵和缺陷。因为他把所有的欧洲移民看做是一个同质化的、扁平化的、面目模糊的整体，而忽视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欧洲移民的巨大差别。此外，他又过于强调社会结构性力量，低估了移民自己在做出移民决定以及组建新的社会文化空间上的主体性。然而，在大洋彼岸，欧洲的移民史学者也主张19世纪的大迁徙并不是欧洲无地农民被资本主义裹挟的流动，而是他们有意识的，处于实用和理性的目的去追逐机遇而产生的流动。欧洲学者们在研究中扬弃了美国中心论的视角，采用了更国际化的视角，这一支细流后来在八九十年代发展成了跨国主义视角。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史开始转向自下而上的视角，过去关注的观点、态度、价值观都是精英行动者的，但在这一时期移民史家开始更多的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认为普通人的力量才是重要历史事件背后的推动力量。这一派的出发点显然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所以各种受到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所启迪的社会科学新领域的思想，开始被社会史学界，特别是移民史学界所采用，比如女性主义、劳工研究、都市、社区研究等等，而这也标志着移民史学界和移民社会学界本身一样，开始变得“碎片化”。

这些新社科理论和移民史的融合也为移民史从跨大西洋移民流动到来源更广泛的移民流动研究，比如亚裔移民研究，提供了可能。之前，移民史学界是非常轻视亚裔移民群体的，认为亚裔移民史是美国移民史上短暂而奇怪的插曲。但亚裔移民在美国的历史既不短暂，也不奇怪。事实证明，亚裔移民如今是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群体。在六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国民权运动时期，包括亚裔在内的移民都动员起来为种族平等而抗争，亚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研究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而最早的、如今也最成熟的亚裔美国研究的分支就是亚裔移民史和亚裔文化研究这两块。

在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中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为首的历史社会学学派的出现，或者说复兴，也更加自如的、正当地参与到史学研究中来。相比于当时移民史学界仅仅关注19世纪的大迁徙、仅仅关注个别族裔群体，历史社会学家试图从更长的历史跨度、更大的全局视野、以及更结构化的理解去分析移民流动的根本性问题，比如蒂利本人就在1978年提出长距离人口流动的三个要素：工作机会在地理分布上的变化、区域性人口自然增长差异导致的人口不平衡，以及民族国家的行为和政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因石油危机导致经济滞胀的欧美各国，纷纷强化了二战后曾一度搁置的移民管控政策。配合蒂利等人“把国家带回来”的学术旨趣，移民史学界和整个移民研究界开始一道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身上。

这一时期的移民史学界，随着整个社科学界的交叉性转向——也即是我前面提及的种族、性别、阶级——而开始决绝的扬弃“同化论”。“同化论”的隐藏议程，其实是要构建一个美利坚民族大团结，而这一时期的移民史学界则致力于“找回那些没有被历史所书写的族群”。且更重要的是，后1965移民法时代，美国快速出现大量的新族群，打破了美国黑白二元社会，配合民权运动时代的历史大背景，新族群比过去几代的移民，尤其是白人移民，更具有民族荣誉感，并不愿意轻易的完全融入这个新社会，甚至自称“无法同化的族群”（unmeltable ethnicities）。所以这自然给移民研究界带来挑战，因为这些新移民，他们没有融入Americans，也即是中产阶级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基督新教徒的主流，而是选择融入了Ethnics，在美国少数族裔社区中过的心安理得。这种被社会现实打脸的景况，也让移民史学界拓展出了新的两个理论：一个是“新同化论”，移民选择与美国少数族裔同化也是一种同化；另一种则是走上了“多元文化主义”道路，发展美国多元主义（American Pluralism），将白人移民视为“white ethnics”，此理论也即是俗称的“沙拉盘”。

在多元主义的道路上，学者们越分越细，因为他们会觉得比如越南裔的经验不能用亚裔来概括，波多黎各人的经验不能笼统的说是西语裔。与此同时，文化研究也被引入，移民史学家开始强调同一族裔、同一国族里面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同人群的移民体验的差异。而反过来，过去被视为主流的对欧洲移民历史的研究也被重新放在族裔研究、文化研究的视角下审视，出现了“白人性”（whiteness）的移民史学研究。

而在移民输出国这端，当然这时候主要是欧洲，其实也包括我国的华人华侨研究界，在70年代开始加入美国的移民史学界的讨论。他们自带全球主义视角，在80年代开始，随着当时通讯技术、交通工具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的加速，迅速把美国的移民史学界推出了过去国家主义视角所垄断的范畴，这带来了观念层面的多重变化。美国学者意识到美国不是19世纪、20世纪国际移民浪潮中唯一的移民输入国，甚至都未必一直是最重要的移民输入国。比较移民史研究、移民全球史研究开始初露端倪。美国移民史学家也开始前往移民输出国去掌握一手资料，探究大量人口流出对当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造成的影响，并发现了循环式流动的移民，这从最根本层面击碎了所谓的“同化论”，为接下来人类学家提出的跨国主义、弹性公民等概念奠定了史学基础。

进入21世纪，移民史学界就开始了各种转向，有文化转向的，有地方转向的，有全球转向的，有跨国转向的，有重新捡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典研究进行再探讨的，不一而足，但暂时没有太多颠覆性的转变，但我认为，随着全球化的退潮、各国开始限制、打压、迫害移民，本土和移民群体的矛盾的尖锐化，移民问题成为各国政坛的核心问题，新的比较大的范式转移自然会随着整个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出现的。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