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会不会彻底倒向美国?李显龙访美对“亚太关系”作出表态
在近期俄乌冲突、国内疫情每日登上热搜吸引我们几乎所有关注目光的同时,海外一个非同寻常的外交动作也在同步进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从3月26日起,将对美国实施长达8天的访问,中途将举行“拜李会”,重点探讨亚太地区关系及俄乌问题。
3月30日,李显龙正式访问白宫,在这次访问中李显龙明确表示“新加坡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要知道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新加坡在第一时间跟随美国宣布了“对俄制裁”,现在又对美进行长达8天的访问并作出如此表态,这种种情况实在令人诧异——难道新加坡放弃了以前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和中立立场,要全面倒向美国了么?
第一部分:新加坡的“大国平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外交策略?
说起新加坡的“大国平衡术”,就不得不谈起一个人,新加坡国父、前任总理李光耀。
1965年新加坡独立,彼时新加坡一无矿产资源,二地窄人多,甚至连淡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
加之当时的国际形势极其复杂,正处于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而新加坡又处在高度敏感的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上。
国家如何发展?新加坡的安全如何保障?
这两个问题成为摆在李光耀面前的首要现实命题。
在这种前提下,催生出了新加坡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均衡外交”政策。
新加坡国父,前总理李光耀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刚刚独立时,李光耀不无感慨地告诉国民:
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只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中。
新加坡独立时,英国已准备将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军撤回,届时马六甲海峡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都将变成势力真空。
当时新中国建立不过10余年,实力并不强,因此新加坡人研判后认为,英军撤走后能将势力延伸进入这一地区的,必然是美苏两大超级大国。
由于新加坡本身具有强烈的“西方殖民地血统”,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更倾向于引入美国来填补马六甲海峡这一战略要地的力量真空,正是由于这个前提,奠定了新加坡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亲美倾向。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新美之间开始密切合作,这不仅让新加坡在经济层面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同时国家安全也庇护在美国的羽翼下,一举解决了前文所述的“新加坡国家安全与发展”两大问题。
新加坡独立后的建设初期
但在成为美国马前卒与苏联对抗的同时,新加坡也认识到,如果单一依靠美国,美国的力量很可能会在马六甲地区无休止地增长下去,并最终影响到新加坡本身的独立性,这一点是李光耀及新加坡的政治家们不愿看到的,李光耀对此曾表示:
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必须主要是经济上的影响而不是军事上的影响,在军事上的影响必须是刚刚强大到足以与俄国人相抗衡的程度———否则就会起窒息作用了。(《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为平衡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新加坡由此开始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策略,苏联作为“阵营对立”的一方,新加坡自然不会考虑。
就在此时,亚太地区另一个大国,同时也是李氏家族的祖籍地——中国,进入了李光耀的视野。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由于历史原因,新加坡与中国之间几乎没有往来,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李光耀才于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在这次访华期间,李光耀明确谈到:
中国越是强大,中国同美苏的力量就更加平衡,新加坡就更安全。(《李光耀回忆录》,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
很显然,此时的新加坡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自这次访问后,中新关系急剧升温。
在苏联解体前,李光耀先后于1980年、1985年、1988年来华访问,与中方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成为中国的重要投资和经贸伙伴,而在中新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李光耀也与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建立起了深厚的私人友谊。
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家独大,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此时的新加坡开始逐步加强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1992年,美国将菲律宾苏比克的海军基地后期司令部迁往新加坡;
1998年,新加坡和美国达成协议,允许美国航母使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
2000年,新加坡首次参加了美国与泰国联合举行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
在新加坡竭力“抱美国大腿”的同时,另一边也在不断加强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在1976——2020年的约45年间,新加坡在中美之间可谓是左右逢源。
在政治上,新加坡与中美之间的良好关系令其可以得到世界大国的持续关注,大国注视的目光,让新家坡在国际事务上无疑具有更多的话语权。
在经济上,新加坡则享受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使其快速步入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安全上,新加坡得到了美国的所谓“保护”,这也是新加坡对美国长期依赖最重要的原因,没有之一。
这便是新加坡“大国平衡术”下的“以小制大”策略。
新加坡
由于获得的好处太大,所以这45年来,新加坡将“大国平衡”的外交理念贯彻到了极致,并将其作为本国最重要的“生存原则”之一,可以说当作了基本国策来执行。
但这世界终究不是一成不变的,自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逐步走下坡路,此时的新加坡作为中美关系线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其“大国平衡”战略立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如今中美关系再定义的前提下,新加坡又将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第二部分:中国崛起后,中美关系的再定义令新加坡“大国平衡术”陷入困境
进入21世纪,中国综合国力快速增长,“东升西降”成为世界形势发展的重要趋势,地区格局乃至全球秩序发生历史性变化。
新加坡方面应该说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转变。
2019年8月18日,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演讲时讲到,如果中美无法建立互信,世界将继续分化,新加坡的经济也将因此长期受累。
李显龙此言并非空穴来风,受特朗普发起的一系列打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影响,新加坡的经济活动大幅萎缩。在新冠疫情尚未爆发的2019年,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率就已经下降到了仅0.7%,创下10年来的最低水平。
对于新加坡而言,中美两国是其最重要的两大经济贸易伙伴,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否良性发展,对新加坡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近些年来中美关系的波动,令新加坡感受到了深切的寒意。
从2017年开始,李显龙总理就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指出亚洲地区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一定是建立在稳定的中美关系基础之上。
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对中美关系的态度还是以“促和”为主的,同时也在继续践行着自李光耀时期定下的“大国平衡”外交策略。
李显龙总理
但在2020年底美国大选之后,新加坡的态度发生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在2020年美国大选之前,特朗普的政策显然并不受新加坡待见,前文已经讲了,特朗普执政期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连创新低,这时的美新关系并不算好,相反由于新加坡与中国经济合作日益密切,因此态度上更加偏向中国一些。
但在大选之后,拜登入主白宫,美国重新拾起了“盟友外交”那一套,新加坡见美国终于“回归正轨”,在亲美政策的强大惯性之下,态度上又开始向美国逐步靠拢。
这其中有2个标志性事件。
一是新加坡防疫政策的彻底转向。
在2020年疫情出现之初,新加坡一直采取的是严格的“清零”政策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长期将病例保持在个位数最多两位数,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但在执行“清零”政策1年多后的2021年6月,新加坡突然转变防疫思路,提出打造“对新冠更具适应性国家”的目标,新加坡的防疫方针由此大幅转向走向了“共存”路线。
这一变化可以说是极其突然的,其中若说没有美国的影响,估计谁都不信。
时间一晃过了大半年,在今年3月26日李显龙总理访问美国前两天的3月24日,新加坡再次宣布将大幅放宽一系列防疫措施,简化出入境流程,李显龙发表“迈入新阶段”的电视讲话,他在电视讲话中谈到:
在考虑了所有因素后,我们现在已准备好迈向与新冠肺炎病毒共存的决定性一步。
话说得很委婉,但并不能掩盖新加坡在防疫政策上进一步向西方靠拢的本质。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新加坡紧随美国向俄罗斯发起“制裁”。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发起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随后的2月28日,新加坡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当时新加坡外长维文表示,将在银行和金融等方面对俄罗斯实施“适当的制裁和限制”,并对可能被用于俄乌冲突的物品实行出口管制。
我们要注意到,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第一个决定对俄“制裁”的国家,事实上这一决定与整个东盟的立场并不一致。
因为在2月26日,新加坡决定“制裁”的前两天,东盟才刚刚呼吁俄乌双方缓和冲突,开展对话。
而这次李显龙访美,在访问白宫时又再次强调:
新加坡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可见在俄乌问题上,新加坡确实是颇为坚决地站到了美国一边。
目前的新加坡,在疫情防控、俄乌冲突等问题上可以说与美国保持着步调一致,那么在涉及新加坡切身利益的“亚太关系”上,新加坡又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
这一次访美,李显龙总理同样表述了对“亚太关系”的看法。
李显龙谈到,亚太地区同样也存在着潜在冲突点和有争议问题,相关国家需要通过一切努力,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并表示“新方将尽最大努力在此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李显龙的这番表态,事实上是告诉外界,新加坡依旧愿意在中美之间发挥“平衡”作用。
但今时情况已非往昔,过往新加坡可以在中美之间游刃有余地搞“平衡术”,那是基于中国综合实力远远不及美国的前提下。
如今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中美双方本身就在趋于“平衡”,亚太地区新的地区均势也正在形成,这其中究竟有多少让新加坡腾挪回旋的空间,实在值得怀疑。
在未来,新加坡其实已经很难“两头下注”,以其体量更不可能“选边站队”彻底倒向某一方,在这种前提下新加坡在将来如何做出外交策略上的调整,非常考验现在新加坡执政者的智慧和担当。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新加坡的核心外交政策,一定是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动——将来小国再想在大国之间搞“以小制大”已不太可能,谨慎务实才是常态。
部分参考文献:
《新加坡的“大国平衡”战略》,国防科大人文社科学院,2012;
《小国大外交——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的形成与演变》,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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