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人文交流中的汉学典籍与研究——访英国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艾超世

艾超世（Charles Alexander Aylmer），英国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1953年10月生于伦敦，本科就读于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中国学专业，1977年获学士学位。1977年至1979年，被选为首批英中交流学生留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1979年至1980年，曾任伦敦中央百科大学语言学院客座汉语讲师。1980年再入剑桥，师从英国著名汉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教授，主攻中国古文字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0年至1986年担任剑桥大学东方学系汉语教研室研究员及中国学导师。1986年至今担任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兼任东方学系中国学导师。

　　代表作有《中国古文字学入门》（Origins of the Chinese Script: An introduction to Sino-palaeography,1981）、《唐诗三百首电子索引》《毛泽东诗词四十二首电子索引》《翟理斯回忆录》（Memoirs of H. A. Giles）、《威妥玛爵士与剑桥大学汉学百年》（Sir Thomas Wade and the Centenary of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1888—1988））等。

　　2020年1月29日下午两点半，我在剑桥大学访学期间，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墨菲陪我去大学图书馆。在一楼办理完读者借书卡，墨菲又陪我去找中文部的艾超世主任。艾超世，这位77级的北大校友对我很是客气，落座之后，询问了我剑桥之行的科研任务，然后，坐在他那“图书围城”的办公室里，为我讲述了剑桥大学的中文馆藏、藏书轶事以及著名汉学家的故事。他情怀幽远，如行云流水般的讲述，颇有燕园论道的神采。之后，艾主任又亲自把我送到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手稿室查阅资料。

　　常年在图书馆工作的艾超世先生，渐渐地就变成了移动的双脚图书馆。与他聊天，听他娓娓道来，你就真的明白何谓凡有所学皆成性格（You are what you read）。令我惊讶的是，提及他的北大时光，尽管时光荏苒，一晃44年已逝，但他对一塔湖图的印象依然清晰如昨，对那些老友旧事依然如数家珍。这不能不让人感慨：这位自感上辈子就是中国人的艾超世，这辈子也把自己过成了中国人的样子。超世，超凡脱俗，因着爱，成了中国文化的域外守卫者和传承者，也成了中英交流的忠诚使者。

　　汉字引路 好似故乡

　　孙继成：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教育背景，又因何与汉语、与中国结缘？大学期间都有哪些汉语教授教过您？

　　艾超世：我从小就喜欢语言学习，在学校就学过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希腊语等。11岁时，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了汉字，发现汉字与众不同，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父亲是古典文学学者，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之前，家里没有任何人接触过汉语。后来，我到了中国，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个国家，好似自己上辈子就是个中国人，感觉自己回到了老家，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对此，我自己也无法解释，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似曾相识”吧。

　　后来，我进入剑桥大学学习，选择了汉语的古文字学专业，师从崔瑞德教授。崔教授本人没有去过中国大陆，仅去过一次台湾；尽管他教授汉语，可以阅读中文书，但自己不会说中文。主攻秦汉研究的鲁惟一（Michael Loewe，1922— ）老师教我们文言文，但他自己也不太说中文。我来图书馆工作时，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教授早已退休，但我知道他曾致力于中国南方的方言研究，比如福建、台湾等地的语言及风俗研究。在早期的一代汉学家中，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和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都会说中国南方的很多方言。

　　大学毕业后，作为首批英中交换留学生项目中的一员，我于1977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历史系学习中国历史与考古。在北大就读时，我根据自己姓名Charles Aylmer的发音起了个中文名字——艾超世，希望自己能够活得超凡脱俗一点。

　　孙继成：北大留学时光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记忆？对当时的中国有何印象？

　　艾超世：我1977年到北大读书时，正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第一年，地震的影响还在继续，大家当时还都住在防震棚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记得197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那些热闹场面。那次国庆庆典，至今令人怀念，因为那是中国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国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北大留学时，一般上午有课，下午和晚上就可以自由安排，我几乎天天都会去图书馆学习，在那里读了很多书。我学的是中国古文字学，对甲骨文很感兴趣，在北大识认了不少甲骨文。

　　孙继成：您在北大访学时，是否认识美国教授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ter，1887—1987）先生？

　　艾超世：温德老师祖籍法国，长在美国，也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后来又留学法国和意大利，并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1923年，经留学芝加哥大学的中国诗人闻一多的举荐来到中国，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英文、法文和西方文学，并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可谓是中国历史的见证人。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时，温德先生转教北京大学，在朗润园生活了35年，活成了教坛的百年传奇。

　　温德老师是我在北大时最为熟悉的老师，他喜欢种花，喜爱西方古典音乐。只要下午没课或晚上得空，我都会去找温德老师聊天，当时温德老师的头脑还是清晰的。我对中国的很多知识与了解都得益于我们多次的深谈，尤其是夜谈。温德先生说过，他自己写过好多本日记，记录了自己在华的工作见闻和朋友往来。可惜的是，这些日记都未能保留下来。温德曾写信给自己的母校沃巴什学院（Wabash College），说他是当时最年长的校友，由此吸引了来自其母校的伯特·斯特恩（Bert Stern）教授来北大采访他，并打算为他写一本传记。但斯德恩教授自己不懂汉语，他搜集素材的范围有限，书中错误难免。温德本人热衷于教学，自己的著述较少。

　　孙继成：斯特恩教授为温德立传的书已经出版，其中文版《温德先生》已于201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艾超世：太好了，我得空找来英文版看看。杨绛曾说过，温德先生爱中国，爱中国的文化，爱中国的人民。他的很多好友都是知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另外，《吴宓日记》中也多次提及过温德先生。我很高兴你也知道温德先生，这是我离开北大后首次与人再谈温德老师。

　坐拥书城 精挑细荐

　　孙继成：据说剑桥大学图书馆目前的镇馆之宝，就有不少甲骨文馆藏？您能简要介绍一下它们的来龙去脉吗？

　　艾超世：是的。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的800余片甲骨都是1952年由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1854—1952）先生遗赠的，也成了剑桥大学图书馆迄今所藏的最古老的文物。

　　金璋先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驻华外交官，也是著名的早期甲骨收藏家和研究者。1874年，他被派到中国从事外交工作，1908年退休返回英国，曾做过英国驻天津领事馆的总领事。在华期间及退休之后，他不惜重金购买甲骨，并专注于甲骨文研究。1908年至1913年间，金璋一共收购了1013片甲骨，其中真品有600余片。他一生著述丰富，与甲骨文研究相关的就有49篇论文和3篇书评（分别评论了《殷墟卜辞》《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甲骨卜辞七集》三种甲骨著录书）。此外，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的金璋档案中，还有10余万字与甲骨文研究有关的手稿资料，包括甲骨刻辞的释读、甲骨文字的考释、商王世系和高祖称谓、商代的家谱、天象、动物、占卜及占卜用语、数字等。

　　孙继成：金璋是通过什么渠道收购的这些甲骨？甲骨上的文字是如何著录的？

　　艾超世：1908年至1913年间，在美国驻山东潍县的传教士方法敛（Rev. Frank Herring Chalfant, D. D.，1862—1914）博士和伦敦大学艺术学院考古学教授叶慈（W. P. Yetts，1878—1957）先生的帮助下，金璋从中国收购了上述甲骨。这批甲骨的摹本主要著录在《金璋所藏甲骨卜辞》中，拓本主要著录在《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另外，少量的金璋所藏甲骨还著录在《海外甲骨录遗》《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两书中。

　　方法敛牧师是美国最早的甲骨收藏家和研究者，他很早就开始了甲骨的收藏与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曾被誉为“西方人士中研究殷墟卜辞第一人”。叶慈教授在伦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考古学，门下比较有名的中国学生就有夏鼐（1910—1985）、吴金鼎（1901—1948）、曾昭燏（1909—1964）等人。

　　1999年12月22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剑桥大学时，我还专门向江主席和来访客人展示过这些镇馆之宝——甲骨。我认为，这些都是英中文化交流中的高光时刻。北大留学深造结束后，我就返回了剑桥，选择到剑桥大学工作，也多是受到这一镇馆之宝的吸引。

　　孙继成：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汉语文献馆藏情况。

　　艾超世：剑桥大学图书馆建馆已有600余年，藏书800多万册，拥有的中文藏书多达315万种。中文部所藏的文献包括商代甲骨、宋元明及清代各类版刻书籍，各种抄本、绘画、拓本以及其他文物，其中珍品颇多。

　　这里收藏最早的中文书籍是莱顿大学托马斯·厄彭尼乌斯（Thomas Erpenius，1584—1624）所藏的一本医书残本，1632年由白金汉公爵（George Villers， Duke of Buckingham， 1592—1628）赠送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这部书就是明版《丹溪心法》的零册，随后图书馆又收藏了他的一些零散的中文书籍。

　　首次收藏大量中文书籍是来自剑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威妥玛爵士的捐赠，共计4304册。威妥玛曾居中国长达40年之久，其中担任英国驻北京公使10年。退休后，他担任了剑桥大学的首任汉学教授。他搜集的藏书不仅有许多参考书，还有大量清代朝廷礼仪、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有关材料，其中不乏善本与孤本，如清初抄本《明实录》、清抄本满文《养正图解》、明刊孤本《异域图志》以及非常稀见的太平天国出版物等。其后，他又补充了1300多册。

　　威妥玛的上述图书捐赠均由其继任者、第二位汉语教授H. A.翟理斯整理编目，名为《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录》及续编，先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馆藏的太平天国史料就来自翟理斯的个人捐献。当时翟理斯作为英国使臣被派往中国，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他亲历其中，利用工作之便，用心收集了很多记录当时历史的重要文献。另外，剑桥大学图书馆还收藏了原属骆任廷（又译骆檄，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1858—1937）爵士、阿拉巴德（Ernest Alabaster，1872—1950）先生、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教授和哈隆教授等人的书籍，还藏有全套《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3000种，藏有大英图书馆、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分藏敦煌中文文书的全套微型胶卷。

　　二战结束后，剑桥大学图书馆才开始加大了中文著作的收集，其中大量的中文图书多是中国赠送的礼物。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套大型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共计5000册，原为清朝皇帝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赠给伦敦中国协会的礼物，该会转存我馆收藏。

　　1949年，哈隆教授专程去中国，用英国政府的特批款项购买了1万余册中文书籍。随后，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也收到了中国馈赠的大量图书，后也转交大学图书馆收藏。

　　整体说来，在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学、艺术的书籍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近年来，中文部搜集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政治等方面的文献资料有所提升。目前，中文部还订购了1000多种中文期刊。

　　剑桥大学图书馆收到的慷慨馈赠或遗赠一直源源不断。比如1986年，中国政府赠送书籍4468册。再如1988年，中国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赠送一套《摛藻堂景印四库全书荟要》，共计500册。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捐赠了逾20万本中文电子书籍，使得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成为收藏中文电子书籍最多的外国图书馆。至此，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因其藏书范围之广、收藏质量之高而稳居全球前列。

　　因为身在图书馆工作，我与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联系较为密切，每年为中文部从中国大陆购进大量学术著作和期刊。中国重要的政界与学界人物访问剑桥大学时，一般都会参观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我有幸常给来访的中国客人做馆藏介绍与校园导游。

　　目前，我还负责完善图书馆中可供检索浏览的中国丛书目录，还主持了中文部数字图书馆的项目。我们试图将中文部所藏的重要汉语文献资料进行数字化，以便世界上更多的读者检索。

　馆藏珍品 群星灿烂

　　孙继成：剑桥大学涉及汉学图书的都有哪些机构？

　　艾超世：作为欧洲暨英国汉学研究中心之一，剑桥大学有着海量的汉学文献资料库藏。涉及汉学图书的机构主要有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图书馆、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菲茨威廉博物馆以及剑桥大学相关院系图书馆。其中以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为核心。

　　值得说明的是，李约瑟研究所下属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与菲茨威廉博物馆都是各自独立的，并不隶属于剑桥大学，但它们仍是剑桥汉学文献的两大资料库。菲茨威廉博物馆藏有少量的中国古籍和较多的历史考古实物，如中国玉器与青铜器。而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汉学藏书，其内容多涉及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各个方面，前期主要是以李约瑟个人的资料库为主，还有他收集的各类剪报和珍贵手稿。李约瑟研究所还不定期出版《李约瑟研究所通讯》，自1987年1月刊出第一期以来，至1999年7月，共出刊18期。

　　孙继成：在管理汉语藏书的过程中，您有过哪些独特的发现？

　　艾超世：在晚清中国人的海外旅行诗文中，我曾看到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中的有关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也就是1906年，剑桥大学给载泽颁发过名誉学位。我对此很感兴趣，就译出了载泽日记的全文，对照着《剑桥大学报道》（Cambridge University Reporter）的官方记录，明确证实了载泽与汪大燮得到的法学博士学位是不必交费的，也是更为纯粹的荣誉学位；这类学位主要颁发给外国名流。书海泛舟，偶有发现，心中颇多兴致。

　　孙继成：我看过您写的《威妥玛爵士与剑桥大学汉学百年》，您是如何发现他捐书时所附的那封信的？

　　艾超世：这封信是在筹备威妥玛担任汉学教授的百年庆典时偶然发现的。我有幸在档案馆中找到了未曾发表的这封信的原件。它大体反映了当年英格兰的汉学现状，介绍了汉语教授设立的前因后果，富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于是，连同其他两封关联信件，我们一并做了整理与展出。这两份关联的信件分别写于1886年5月17日、10月6日。1888年4月21日是威妥玛担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的日子。在此之前，他就有心给剑桥大学捐赠自己的藏书。在捐赠藏书时，他曾于1886年10月11日致信剑桥大学副校长，对自己的藏书捐献作了具体说明，并希望自己这封信能够被校方记录在案，以消弭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与质疑。后来，这封信被他的后任汉学教授翟理斯收藏在威妥玛捐书书目的编目前言里。

　　担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时，威妥玛已年近七十。在华多年的威妥玛深刻地意识到文化外交的重要性，也体会到语言培训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帮助英国驻华公馆的学生译员学习汉语，他还编写了汉语学习手册。威妥玛说，他收集汉语文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翻译能够更加准确，因为好的译文需要参考大量的当地汉学文献。另外，威妥玛的重要贡献还体现在他独创的威妥玛拼音法上，这一拼音法在西方得以长期使用。威妥玛说，自己收集来的图书，费事费钱，可谓来之不易。

　　1877年，威妥玛在英国度假时，就有人告知他剑桥大学有意设立汉学教授的信息。他自己也希望能够入选。但这一汉学教授席位没有薪水可领，也没有相关资金支持。1878年，威妥玛再次回到北京之前，他在自己的遗嘱中就表明了要把自己的藏书捐献给剑桥大学这一意愿。

　　孙继成：您也编过第二任汉学教授翟理斯的回忆文章，您如何评价翟理斯的学术贡献？

　　艾超世：翟理斯是剑桥大学的第二任汉学教授，也是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创始人之一。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衍生于古罗马语言体系，在中国现代拼音出现以前，它一直是中国普通话的音标体系。

　　翟理斯在中国从事外交活动长达25年，同时也致力于向英国人宣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他出版了60本书和小册子，还写了大量的期刊文章和书评，非常多产。翟理斯撰写的《华英字典》已成经典，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涉猎了中国诗歌、散文、哲学、宗教等。除了这些学术活动，他还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演说家。

　　翟理斯于1867年2月2日通过了激烈的竞争，成了英国驻华使馆的学生译员。在华供职25年，先后在中国多地任职，1893年10月10日辞职回国。他在外交部没有得到更大的升迁，主要原因在于他不善与人交际。在一定程度上，这与他的外交政策和职责是相违背的，由此遭到了来自英国国内的批评。外交职场的坎坷反而使他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足够的精力来进行中国学研究，进而成了一位著名的汉学家。

　　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的教职自威妥玛去世后一度空缺。1897年12月3日，翟理斯被选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当时剑桥大学也没有其他汉学家，翟理斯的学生为数不多，他很享受自己成为威妥玛藏书的管理人，开始大量阅读并发表文章和著述。他于1932年退休，1935年2月13日去世，享年90岁。在翻译方面，翟理斯的选材较为传统，比如《三字经》《佛国记》《庄子》等。最为著名的作品就是他选译了《中国文学荟萃》，还有《聊斋志异选译》等。在诗歌翻译中，翟理斯用了押韵的方法；在散文翻译中，翟理斯会做些省译，备受诟病。另外，翟理斯对其他学者的无情批评，也使他树敌较多。

剑桥汉学 中英桥梁

　　孙继成：剑桥大学的汉学研究有何特色？

　　艾超世：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也被称为“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由此可见，剑桥大学汉学研究的内涵，主要是汉语语言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这从上述历任汉学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上可以得到证实。

　　孙继成：您认为剑桥大学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有哪些？其汉学未来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艾超世：剑桥大学汉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威妥玛的汉字罗马拼音系统，这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另外，还有崔瑞德与哈佛大学汉学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共同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历史研究丛书《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这是一套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汉学系列研究著作，105位中国历史研究者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荷兰、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作者的国籍构成中，除了英美汉学家之外，还有十多名中国港台学者和外籍华裔学者。

　　如果要说未来发展的特点，我认为，剑桥大学的汉学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孙继成：回看您40多年的工作经历，您对自己的人生，对中国的发展有何感触？

　　艾超世：过去41年来，我一直都从事着中文图书的收集和管理工作。这是我个人的专业和爱好，我深爱着这份职业，这也是我个人在英中人文交流中所作的一点贡献。我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尽最大努力去收集中文图书，以便让更多的英国人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

　　中国的巨变令世人瞩目。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北大读书时，推开窗户往西看，天晴时，我可以看到香山，一眼望去，窗外的美景就是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现在再看北大周围，满眼都是高楼大厦。有时候，我从电视上看到的北京街景，已经让我难以辨认其本来的历史样貌了。过去40多年中国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这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始终未变的还是中国人自强不息、忘我奉献的精神，这一精神已经渗入中国人的血液里。现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全球范围内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可以说基本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50年代的伟大企盼：“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很明显，新中国7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孕育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英国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学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继成

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