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前，在非洲修铁路的中国人｜佳作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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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坦、赞三国工人一起劳动

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兄弟国家，援建了坦赞铁路，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援外项目，几万中国人在遥远的非洲度过了几年难忘的岁月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396期

全文约7442字，细读大约需要19分钟

几乎在国内所有相关报道中，东起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全长1860.5公里的坦赞铁路都得到赞美之声。

这条由中国政府于1970年10月承建、并于1976年7月全线完工的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更因沿线地形复杂、线路需跨越裂谷带而闻名于世。

援建坦赞铁路，从最初的勘探到最后竣工，整整花了十年，实际造价也一增再增。中国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64名中国员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那段时间也正是中国经济极其困难的时期，中国人民为修筑这条铁路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时光流逝，在70年代“闭关锁国”时期走出国门的中国工人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思想到异国他乡、又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对于这些，国内媒体一直鲜见报道。

本刊特约记者在成都有幸遇到了当年曾参加援建坦赞铁路的部分中国员工，他们是铁道部原中铁二局机械厂厂长唐玉海、政工干部陈述焕、汽车司机季永林、机修工刘德贵、张宗荣，听他们回忆起那一幕幕往事。

坦赞铁路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始发站。车站是以北京站和大连站为原型设计的

幸福的“学习班”

采访时，季永林告诉记者，那时，别说去非洲，如果成都街头出现一位面孔和肤色迥异的人，立即会引起大家围观。

正是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走出国门，去非洲援建坦赞铁路，对于参加者来说是一件重之又重的“政治任务”。季永林告诉记者，当年参加援建坦赞铁路，首先要“根红苗正”，中铁二局机械厂青年员工多，家庭出身多为没有“历史问题”，申请的多，被批准的也多。

申请被批准后，接下来要组队到北京“学习”。地点是铁道部旁的一个叫“北蜂窝”的地方。记者采访的上述五人并不是同一批，所以进入“学习班”的时间也稍有差异，但学习内容是一样的——“毛泽东思想”、国际主义”、“共产主义风格”，间或插讲有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相关内容。

接受采访的几位师傅告诉记者，那时的人思想极为单纯，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做。陈述焕拿给记者一本当年的政工日记，记者看到了他工工整整写着这样的诗句：“主席挥手指航向、远渡重洋来坦赞。雄文四卷随身带、主席教导记心上。胸怀朝阳干革命、重（注：这是陈第二次赴坦）返坦赞斗志昂。早日修通友谊路、彻底埋葬帝修反。”

陈述焕说这是当年大家普遍的心态，只是因自己是政工干部而写在本子上而已。正是带着这样的思想，所以在学习时，大家都极其认真。刘德贵则插话说，学习热情高涨，除了思想一致外，每位出国人员都有400元的服装费。刘德贵当时是三级工，每月工资42元。他告诉记者，当领到相当于几乎一年工资的服装费时，他做梦都不相信是真的，身边有人悄悄想少做两件衣服，然后把钱积攒起来，但随后大家发现这种想法不可能实现，发下来的钱最后又都统一交到制作成衣的服装店。每人涤卡和的确良成衣各一套，外加衬衣大衣若干，外加帆布箱和帆布包各一个。

除了服装费带来的惊喜，大家刚到北京第一天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竟然有馍吃，这还不算，还有白饭。晚餐时，一道红烧肉上来，让所有人都兴奋得睡不着觉，而且在整个学习班期间，隔三差五就有肉吃，以后最后学习班结束了，大家都恋恋不舍，希望能再多学习几天。

据记者了解，70年代初期的四川成都地区，也还是存在吃不饱饭现象的。城里还好一些，每月能供应半斤清油（菜籽油）和一斤肉。那时，只有一些“干部”和少数家庭能吃上真正的红油（辣椒油），而一般大众家中所谓的红油，都是用凉水泡的海椒。穿的就更糟了，补丁摞补丁根本就不算什么，连城里很多小娃都是衣不蔽体。更不用说农村了。

采访中，老人们都说，那时是出了政治问题才“办班”，没想到在北京的“办班”竟是如此让人欢乐，很多人私下里就说，真希望这样的“班”，能永远办下去。

不过据老人们回忆，不同批次“学习”的长短也不一样，最短是一个月，最长是将近两个月，越早去，时间越长，越晚去，时间越短。上级也是越“办”越有经验。

修路工人当年的学习和工作笔记

五位老人中，刘德贵最早出国。1970年9月29日，他在广州黄浦码头登船，船名为“明华”号（另几位老人说乘坐的是“耀华”或也是带“华”的轮船），记者在老人迄今依旧保留着的船票上看到用油笔写着76房间A床的字样。

明华轮是中国政府从法国购买的性能比较好的一艘客轮，和其他几艘“华”字轮一样，都是穿梭在达累斯萨拉姆和广州之间，去时载运援建工人（那时没有“员工”一说）、工程机械及中国的轻工物资，回程的乘客一般是到期归国人员。

从广州黄浦码头登船是傍晚，大家都小声说，一会要经过香港，这也是政工干部陈述焕最紧张的时刻，他生怕一不留神船上就窜上来一个“敌特分子”。

在刘德贵的记忆中，开船已经是晚上，经过香港时，更是很晚了，船又离得远，根本就看不见高楼大厦，只能远眺那里的夜色斑斓霓虹闪烁。

虽然看不见香港的“外貌”，但老人们都说，自打出生记事起，还没见过那么亮的灯光。

工人在坦赞铁路卡沙玛地段铺轨

万里海路奇遇记

船行一夜，即到南海。

季永林告诉记者，在南海，和一艘日本油轮擦身而过，唯一的感觉是，那艘船真是太大了。

季永林说：“明华轮的船员告诉的，才知道那是日本船，第一个印象就是日本的石油看来都是从国外买来的。”当他看到日本船员在甲板上骑自行车玩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刚刚结束，真正的紧张又随之降临——美国飞机来了。

当时越战正酣，美军到哪儿，航空母舰必然会开向哪里，而航空母舰所到之处，方圆数千公里都是其势力范围。这次，航空母舰到了南海及北部湾一带，美国飞机从航空母舰飞到明华轮上空只需十几分钟。

几位老人都说当时并不十分清楚这些战争背景，只是知道，美国和中国是敌人，在中国人眼里，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美国战斗机飞得非常低，低到刘德贵连飞行员都看得清请楚楚。不同批次出国的季永林也清楚记得这件事。

三天后，明华轮停靠新加坡。

从海平面渐入眼帘一直到轮船泊靠新加坡码头，几乎所有援建工人都依靠在甲板栏杆上，他们紧张、兴奋，又不能把这样的表情太露于言表，只好带着谨慎的眼光审视着这座在他们眼中已经是极其现代化的都市。

张宗荣从北京出发后，到达广州，住在南方大厦，那楼高得已经让他发呆了。但从广州出来后，经过香港时，虽然夜色斑斓，看不清楚楼宇，但也依稀觉得很高，可和新加坡简直就没法比了。

“船还没进港，海边的公路上都是小汽车，女的都是高跟鞋、裙子，花枝招展，简直把大家都看呆了，没人待在房间，都扶在栏杆上看。自小到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车，人还会这么穿衣服。”张宗荣告诉记者，“这里的婆娘（女人）还穿裙子，很短的裙子，一双白白的小腿裸露出来，很多人都脸红，想看，又不敢多看，不看，又想看……”

轮船停靠新加坡，是为了补充给养和给船加油加淡水。援建工人不能上岸，但他们也非常满足，几乎都倚栏眺望，每个人都目不暇接。

让工人们目瞪口呆的是，码头上那些工人都是华人，工作时穿着和国内差不多，都是工作服，但人家一下班，就不一样了，脱去油渍的工装，马上换上笔挺的西服，皮鞋都是锃铮光瓦亮的，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开小车或者骑摩托回家。

其实过马六甲海峡时，有些景象也是让人瞠目结舌。季永林和船长说话稍多一些，马六甲海峡狭长，岸边距船相对较近，船长经常用望远镜指挥，岸边也经常有快速驶过的小艇，船长不时用望远镜观望。船长曾把望远镜递给季永林看，季永林看到快艇上只是有些女人和孩子。船长告诉季永林，那是外国船长把家属接到船上团聚，船长边说，边自言自语道：你看人家过那日子……话刚一出口，忽觉不对，赶忙闭嘴。

一些华侨登上了明华轮，抬着半扇猪肉等慰问品。人家高高兴兴上船，主动热情打招呼，全船竟没有一个工人回应，都木头人一样站着，即使是四目相碰，也快速移开。

在新加坡停留一般都没超过24小时，轮船再次起锚开往下一站，就是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字样的坦赞铁路

坦桑尼亚工作生活点滴

达累斯萨拉姆没有深水码头，明华轮不能靠港，所以大家都是通过小船接驳上岸，然后，直接被大巴车接至目的地。

机修工刘德贵、张宗荣先是在蒙古拉大修厂，后转至姆比亚汽车修理厂，季永林是在姆宁巴五机队当司机，陈述焕先后在姆宁巴和基姆贝五机队二分队，唐玉海是机械厂厂长。

五人中，只有陈述焕有些特殊——他是为数不多的两次到坦桑尼亚援建的人。第一次，1972年在基姆贝当电机钳工，两年后短暂回国休整。1974年第二次到姆巴宁，这一次，他已经不是钳工，而是成了“脱产”干部，并负责“招工”——招收坦桑尼亚当地工人，工人从进入工厂到最后辞职或解雇离开，所有的“人事变更”全都由他操持。正因如此，他的很多回忆是别人不曾经历过的。

采访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在坦桑尼亚第一次吃早饭。每位老人回忆时，都会提到一个细节——有人悄悄偷藏食物。

和在北京“办班”时相比，在坦桑尼亚的伙食又上了几个档次，早餐种类丰富，除了白米粥，还有各色点心，面点师是从北京—河内国际快车上专门调过来的。除了让人目不暇接的餐点，最令人心动的是竟然有牛奶。

“那时刚出国，第一次吃得这么好。和现在比，那就是九牛一毛了，小早餐店可能都不如，但那时不一样，别说吃，那种类丰富得让人看都看傻眼了。有的人心眼比较多，就偷偷把鸡蛋和一些面点藏起来，带回宿舍去。”刘德贵告诉记者。

季永林说：“这一幕被大师傅看见了，他马上高声喊道，别忙拿回去，以后天天都会这样，有的是，天天吃。那人不好意思了，又把偷藏起来的食品拿出来。”

听到大师傅说以后天天都能吃馍、白饭和肉，还能喝奶，大家从食堂出来后就说，这不是天天过年吗！

刘德贵还回忆起一个细节：在坦桑尼亚第一次吃海参时，所有援建工人都不认识，觉得是一条虫子在盘子里，有人还把“虫子”夹出来丢到一边，后来经大师傅指点，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从来没见过的海参，于是人人又变成了饕餮客。

原中铁二局机械厂厂长唐玉海告诉记者，从开始申请报名到办班直至出国，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工资和待遇。在北蜂窝“办班”时，附近的居民看到这些穿工作服的，都非常羡慕地说，挣“双份工资”的来了。陈述焕、季永林、刘德贵、张宗荣都告诉记者，从出国一直到非洲，就从来没想过什么工资和待遇——脑子里根本没那个概念。

不过，一位不愿具名的老人告诉记者，其实，没一个人不想问工资的事情，只是不好意思也是不敢问，担心问工资，领导不让去，也担心被批判“利润挂帅”。家里都是老婆娃儿一大帮，不想工资，那是假的！

时隔44年，经几位老人认真回忆，记者了解到，像刘德贵这样的三级工（中铁二局出国援建以三级工居多），每月拿的先令折合人民币是42元，每月还有折合人民币的50元生活费，加起来是92元人民币。陈述焕告诉记者，工厂后来雇佣当地人，每月工资是300——350先令，折合人民币是103元左右。这些，还不包括每年的28天探亲假、一个月的安家费及辞职或清退后必保的“找工作费”和周末加班费（当地人当时每周就工作五天），而中国工人每周依旧是工作六天，周日加班没有任何费用，完全无偿。

坦赞铁路沿途地形复杂多变，不仅河流纵横，而且所经之处基本都是丛林密境，热季又长，无形中给施工增加了很多困难。虽然国内高层一个劲指示要加强机械化施工，但无奈设备原始落后，多数时间不得不依靠人海战术，一共约5.6万人次的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分批出国参加援建。高峰时期，在工程现场的中国员工高达1.6万人。

在同一时期，美国和意大利也在帮助坦桑尼亚修建一条公路，其中一段和正在修筑的坦赞铁路并行。

美国的挖沟机从这边开到那边，土往这边一扬，一条沟就出来了，非常快。这是陈述焕的记忆。

季永林则说：“咱们带过去的‘解放’和‘黄河’跟人家的车子一比，完全就不行了。‘解放’车在高速路上跑还不到一百，就东扭西歪要解体散花了一样。‘黄河’，方向盘没液压助力，搬动非常费力，拉得还不多，只有8吨，而一辆意大利的菲亚特，载重40吨。”

卡车能力不足也给刘德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黄河’的传动轴经常发生断裂事故，厂长让搞革新，那把菲亚特的传动轴拆下来一看，人家那东西并不是很粗，但就是有劲儿。厂长说把咱那加粗，但还是不行，是材质本身就不行。厂长后来也知道了，那不是革新的事儿。”

采访中，记者多次问老人们，工作之余做什么，是否可以上街？陈述焕告诉记者，当年援建时期，只要工厂设在哪里，很快，周围就会出现赌场和红灯区，雇佣的当地人无法管理。但对中国工人的要求是，出门必须三人同行。中国工人所住之处，都围起来，下班后，工人要么打篮球、下棋，要么学毛著。当地紫檀木材质很好，有手艺佼佼者，把原木切割后打磨成象棋，非常耐用，现在还能使用，也有打磨成台灯座带回国的。

再就是种菜，养猪、养牛，猪肉和牛奶就是这么来。出国人员中，有专事农副业生产的，这也是援建工人伙食上了一个台阶的重要原因。当时国内“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斗争正酣，农民仅有的一小块“自留地”都要割掉，而一旦迈出国门，不限制“小生产者”，肚子马上就不再挨饿。

工人们业余也会看电影，不过都是国内的“样板戏”，其中以《红灯记》放映次数居多，其次是《红旗渠》和《学大寨》。不仅自己人看，连附近的黑人兄弟也跑来看。

看的次数多了，黑人兄弟倒是看出点“门道”。季永林回忆说，他那个徒弟就常常问得他瞠目结舌——比如，李玉和的家是一栋独立平房，进门就是厅，再往里就是房间，有两到三间房。但从《红旗渠》等其他几部电影看，似乎中国居住条件不是很好，徒弟就问，这是中国哪个年代？

《红灯记》里李玉和是唯一有固定职业的人，但他一人打工养活一家三口，似乎日子过得还不错，这是怎么做到的？最不能理解的是李玉和穿白衬衣、呢子夹克加呢子大衣，你们现在还穿打补丁的衣服。看了《红旗渠》和《学大寨》后，感觉你们是不是现在更穷？

既然整部《红灯记》都是围绕抢夺“密电码”来进行，还死了那么多人，其实很简单，换一下密码就可以了，而且，这是战场上的一个常态，敌我双方为了这么一个东西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也不可能吧？

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援建工人的回答是，中国人住房很好。领导用命令自己工人的方式回答第二个问题：今后谁再为节省服装带回家而再穿带补丁的衣服，一律处分。最后一个密电码问题，无人能答，也无人敢答。

1976年，赞比亚鲁西瓦西湖畔的少年儿童欢迎坦赞铁路的列车通到他们的家乡

归国前的兴奋和回家后的失落

1975年10月22日，铁路全线开始试运营。1976年7月23日，正式通车。从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10个年头。

在援建坦赞铁路的过程中，方毅曾多次前往坦桑尼亚视察。

“方毅非常关心我们工人，也知道我们很辛苦。记得有一次中午吃饭，我们买了一瓶茅台酒拿上桌，方毅马上说‘你们就那么点钱，以后省点花，回国的时候，给家里带点东西……’”这一细节，陈述焕迄今还记忆深刻。

陈述焕还回忆说，方毅最后一次去坦桑尼亚时，铁路已经基本建成，很多工人已经回国。

每位老人都告诉记者，无论是工作期限届满轮换回国，还是铁路开通后最后的撤离，都说不说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在黑人兄弟眼中，这些正值大好年龄的中国人，竟能两年不回家，和自己的妻子、子女长期隔绝，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974年9月18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等官员视察坦赞铁路谦比西河大桥

似乎也是念及职工的辛苦付出，厂长特批每个人可以用马口铁打制一只铁箱，便于带东西回家。

记者亲眼见到这只上个世纪70年代由工人自己手工打制的铁皮箱子，马口铁是英国进口的，经历了40年的风风雨雨，依旧不生锈，不腐蚀，照样在使用。

刘德贵告诉记者，对于大多车工、钳工出身的工人来说，造个铁皮箱子，简直是小菜一碟，领导发话没几天，每个人都有一只精美的铁皮箱子。

箱子有了，再往里面装满回家的丰盛物品：白糖、花生、上海产的“的确良”、涤卡，产地都是中国。当地商店中还有上海产“永久”、天津产“飞鸽”牌自行车，折合人民币90元一辆，不用凭票，敞开供应，应有尽有。

除此之外，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是每个人的回家必备品。这些东西，当时国内几乎是无法购买得到，或者需要“凭票”购买，而找票本身就是件麻烦事。

临回国前，终于可以去当地商场转转，商品琳琅满目，以欧洲货居多，来自中国的多为上海货。大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国内这些买不到，原来都在这里啊！

陈述焕告诉记者，国内轻工物资在坦桑尼亚卖掉换成先令后，再给当地工人发工资，但洋货在这里也很便宜，一块“劳力士”，折合人民币200元，天津产的海鸥照相机，国内300元，这里竟然只要150元，就那个价钱，对于百姓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他第二次去时，咬牙买了一台飞利浦录音机，回来走在街头，就像现在有人开劳斯莱斯一样，后面跟一群人，寄卖行看见，马上开价——1000元！

归国了，回家了。还是那条船，还是那条路线，还是在新加坡停靠，还是走马六甲海峡，还是在广州黄埔码头上岸。不同的是，在南海，不知因为是回国还是中美关系出现“松动”，没有了美国军用侦察机飞临头顶。

铁路系统员工出国援建，又集体回国，几个因素加在一起，铁路部门特地加挂了车厢，成为回乡“专列”。

列车抵达成都，中铁二局职工穿着统一制服出站，领导讲话后，七百多天未相见的妻子们只是走上前，接过自己丈夫带回的包裹和铁皮箱。久别的夫妻别说没有接吻、拥抱，连简单的握手都不曾发生。望着别离两年的丈夫，妻子们虽然没有喃喃的柔情蜜语，但表情中还是夹带着欢喜，她们都明白一点，男人箱子里带回的，是家里最近一段时间内餐桌上丰盛的食品。

这些，就是幸福！

修路工人当年的学习和工作笔记

时至今日，刘德贵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能赞助他们重回非洲，44年过去了，那条遥远的铁路依然不时在他脑海盘旋。他很想知道，自己当年修建的铁路现在运转如何，那些黑人工友过得怎么样。

他想念那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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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396期

文 / 特约撰稿 刘小童 发自四川成都

编辑 / 白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