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4日 星期日

新加坡郑永年:香港必须二次回归

前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日前发文探讨香港问题。现摘录主要观点如下:

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罕见。而且抗议运动趋向于“死磕”,并出现暴力化,令人感到震惊。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到了不可收场的地步?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一、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但治理香港的不是中国。基于“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不在中国手中。

中国为了维持一国两制,把大量好处输送给香港,以期维持香港繁荣。但经济上的好处,对香港的治理没有产生实质影响。而实质性的维护主权,如“23条”立法等,则以失败告终。

二、既然不是中国在治理香港,那是特区政府在治理吗?也不是!

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方面,通过“建制派”,特区政府只有不到一半的控制权。司法方面,特区政府完全无法着力。

整个司法系统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至于行政系统本身,也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由于特首的产生和政党没有必然联系。在无政党支持的情况下,特首不得不依靠公务员体系。这使得行政难以中立。

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会政治化,且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体系就有很多人公开向特首施压。

由于没有坚实的政党支持,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这些年有通过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

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

三、既然香港不是中国治理,不是特区政府治理,那是港人在治理吗?显然也不是!

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

更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这个过程本身有很大问题。

一是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

二是抗议演变成暴力,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形成“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

四、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香港是国际化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香港都有强大的存在。

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强调英国的角色,九七回归,香港只是从英国的一个“直接殖民地”变为“间接殖民地”。因为回归后,香港什么都没变。

尤其在制度上,没有任何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而主权回归只是象征性的。

在香港成为“间接殖民地”后,既得利益者只坐收渔翁之利,却不用负任何责任。

“法治”是香港的制度本质,但也是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最有效的工具。

全盘保留下来“法治”体系,已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做任何改变的最有效阻力。

五、必须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二战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有完全保留原来制度的,但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也有的进行“去殖民化”,结果有好有坏。

简单粗暴废除所有制度遗产的,不仅影响和西方的关系,由于新制度一时难以建立,往往制约了自身发展。

对此,新加坡的经验最为典型。新加坡对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的去殖民化,在保留积极的遗产同时,去除其消极面。

就“法治”而言,没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它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新加坡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鲜明对比。香港照单全收原“法治”体系,它能有效保护原殖民者的利益,但是能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吗?能体现“港人治港”的精神吗?

六、必须改变治权不在港人手里的局面

对香港的统治精英而言,理论上香港繁荣符合他们的利益。但因为制度设计有缺陷,这些人只追求利益,却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往往是“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

对此大陆就算明白,但基于“一国两制”也很难改变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港人本身有这个能力。

但现实刚好相反。一些港人不想改变。他们只强调“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令特区政府夹在“一国”与“两制”中间无能为力。

殖民地式的教育在回归后也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以前香港的民主运动还有“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反中。

更糟糕的是,今天抗议者的主体就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

香港产生今天这样“权力真空”并不奇怪。特区政府不仅受制于来自内部的各种制约,更受制于外国势力通过“法治”给予的制约。导致特区政府软弱不堪,处于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

经过此次长期激烈的抗议运动,香港的诸多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即使那些隐藏在背后的,人们对它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这不等于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香港问题的有效解决,仍然取决于回答“谁主香港”的问题。在不存在一个有效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不会出现稳定的局面,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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