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立：永远的德业之师

—— 他开创了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之先河

—— 他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给予思考

2021年4月10日，在北京天寿陵园，著名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先生的骨灰下葬，一个长期思考中国哲学和文化向何处去的大脑与这个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别。一年之前，身在新加坡的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樊浩收到学生徐嘉的微信：方克立老师2020年4月21日22点19分去世。

方克立既懂马克思，又懂孔子，是论著如珠玑、执中国哲学科学之牛耳的哲学大师。有人问他，心里最服膺的是什么。方克立说：“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社会科学之魂。”对他而言，“马魂”早已贯穿于学术血脉之中，并始终不渝。

做学问不追求“高髻细腰”

“平”者，心平而不气盛；“实”者，实在而不虚妄。唯心平，方能物来顺应；唯实在，始能取信于人。“平实”的学风和文风渗入方克立的骨髓，造就了他不张扬而沉潜、不偏激而平正、不狭促而涵容的大家风骨。

方克立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是组织史学界名家考证出“越王勾践剑”的著名历史学家方壮猷。1938年6月28日，方克立诞于湖南省十四都思古堂，这里曾是湘中耆儒赵启霖的旧居。或许是在这种“磁场”的指引下，使他与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化结缘了。

尽管方克立家学条件优越，但他的父亲却并不希望子继父业，而是鼓励他从事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科学。真正让方克立最后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

高中毕业时，方克立本打定心思报考理工科大学，但有一天班主任对他很严肃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提前招生，你文理科基础都较好，最适合学哲学，学校已决定推荐你报考。于是他便赶紧复习了几天历史、地理就上了考场，结果在统考前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方克立便在此机缘之下开始了哲学生涯。

在方克立之后的为文治学中，相较于那种天才的火花闪现，他更看重“平实”两字。方克立说：“我从一些前辈的学风和文风中常能感受到‘平实’二字，平实不是平庸，从平实中能看到他们高尚的人格和深邃的思想。这可能是一条切近而致远的成才道路。”

“平”者，心平而不气盛；“实”者，实在而不虚妄。唯心平，方能物来顺应；唯实在，始能取信于人。

他曾不止一次地用著名史学家韩儒林先生讲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教育学生，这对学生的“才握笔管，便讲词章”肤泛文风来说，是可以“药之”的。“平实”的学风和文风渗入方克立的骨髓，造就了他不张扬而沉潜、不偏激而平正、不狭促而涵容的大家风骨。

在中国哲学史界，有几个颇具特色的学派，比如上海的“冯契学派”，武汉的“珞珈学派”，北京的“人大学派”，等等。其中，方克立属于“人大学派”，因为该派的开创者是方克立的恩师石峻先生。

方克立自居为“石门弟子”，与石峻先生的来往信件中的抬头也以“石公吾师”称呼。但严格说起来，大学时方克立并未听到石峻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这也成了他的一大憾事。

但他学生时代的遗憾参加工作不久就得以弥补。毕业后，方克立留在中哲史教研室给石峻先生做助教，这使他有机会系统地听石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方克立曾回忆说：“石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深邃，一部中国哲学史都在他的心中，讲授起来挥洒自如，要简能简，要繁能繁。”

两人开始结缘，得从一盘苦瓜肉圆说起。文革期间，方克立被安排去调查了解石峻先生的政治历史情况，方法是直接交谈。方克立对老一辈知识分子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执着精神深深服膺。之后，两人的往来变得更加密切，除了经常一起散步讨论学术问题，石峻先生还经常为方克立下厨做一道家乡的苦瓜肉圆。方克立一直记得做法：“把苦瓜洗净切成寸段，挖掉中间的瓜瓤，塞进调味好的肉末，放在蒸锅里蒸熟，吃起来清香可口。湖南人爱吃苦瓜，这是家乡的一个传统菜。”

方克立和石峻都是湖南人，在这样清苦的岁月，家乡的味道给了他们最大的慰藉。

章太炎在《复仇是非论》中曾写道：“趋势之疾沦为骨髓，相率崇效，与高髻细腰之见相去有几？”如时尚界一窝蜂地追求高髻细腰一般，学术界亦有趋势之病，这是方克立最为厌恶的。

他不肯曲学阿世的治学态度正是深受另一位导师任继愈的影响。大学后期，方克立的兴趣点转向了中国哲学，曾就《周易》经传关系撰文批评过冯友兰和任继愈的一些观点。在当时看来，一个未出校门的晚辈后生公然批评学术耆儒显得“不知天高地厚”。然而，这位“望之也严，即之也温”任继愈先生却并不恼怒，反而对这样一篇“不知天高地厚”的文章大加赞赏，并对方克立大加提携。

1978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术讨论会上，任继愈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著名论断，一石激起千层浪，论断一抛出立刻引来批评无数，并在学术界引发了长久的争鸣。面对种种质疑，任继愈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观点。正是这场论战让方克立为任继愈“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特立独行、坚持真理的精神深深折服，养成了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和作风。

如果说石峻和任继愈对方克立更多的是治学和人生态度方面影响的话，那么张岱年对方克立的影响则主要是在学术思想的惺惺相契。

在学生时代，一本署名“宇同”的《中国哲学大纲》像一枚闪耀的钥匙打开了方克立的哲学之门，书中对中国哲学问题、概念、范畴梳理清晰，引据翔实。他曾把此书当作工具书来使用。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所写，只因“右派”问题而不能署真名。

方克立与张岱年有所接触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大陆正兴起“文化热”，“儒学复兴”“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哲学启蒙”四派思想激荡冲撞。此时，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一面旗帜，这也成为方克立在诸多流派中最为心契和服膺的文化观点。晚年的方克立接着张岱年往下讲，将“综合创新”拓展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

1999年5月，在张岱年90大寿之际，方克立曾致信祝贺。张岱年6月1日复信说：“关于文化问题，鄙见与您的见解，完全一致，可谓志同道合，我晚年又得一同调和知音，实属莫大的荣幸！”

立乎其大，超乎其上

方克立一生的学术目标，就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文化的精华相结合，让中国哲学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这是他学术研究的旨趣所在，也是他的全部学术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1962年3月16日，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方克立用笔名“方蠡”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一文，批评李景春等学者在《周易》研究中经传不分，混淆了《易经》和《易传》思想的不同的时代性。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学术讨论，《哲学研究》还特设“关于研究《周易》的方法论的讨论”专栏，进而又扩大为“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专栏。

从那时起，方克立便开始追寻哲学研究里的灵魂，学问里的“道”。

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方克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体认始于少年时代，印象来源于书架上那些被父亲用密密麻麻的记号和批语批注的马列经典著作，这可以比作他哲学人生中懵懂的“初恋”。青年时代，他对哲学的沉思玄想和人生的咸苦经验相伴随，在出入中西各家哲学学说之后，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爱”，那便是将马克思主义认作解决时代课题的真理，奉为人生信仰的圭臬。

自“五四”以降，思想界中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此消彼长、对立互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港台和海外新儒家的“反哺”下，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儒家”，纷纷举起复兴儒学的旗帜，有人甚至提出“重建儒教”“儒化中国”的主张。与此同时，很多学者为了标榜自己思想独立，有意讳言马克思主义。方克立却始终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学术生命的宗旨和方向。

他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坦然陈辞：“正如有些真诚的儒者是把儒学当作自己的‘生命的学问’一样，对于我和许多与我同辈的大陆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早已成为我们‘生命的学问’，成为我们观察、处理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我们人生信仰的归趋和奉以行止的生活实践原则。”

方克立一生的学术目标，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文化的精华相结合，让中国哲学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这是他学术研究的旨趣所在，也是他全部学术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在治学方向的选择上，方克立继承了老一辈学者学贵自得、不肯苟同的独立精神，对自己选定的学术方向矢志不渝，以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推动了整个学科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和张岱年、汤一介等学者共同倡导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范畴热”。他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也被称为第一部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专著。几年后，方克立又率先提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与中山大学的李锦全先生一道，主持并领导了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引发了长达十余年的“新儒学研究热”，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宏观审视，方克立又率先提出了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张岱年所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并将其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创新，综合继承”四句话，成为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理论共识。

如何解决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者的关系问题，如何实现“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一直是方克立思考和研究的重心。显然，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解决这个三者关系问题，于是他在新世纪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的新范式迅即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一文化范式突破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以开放的胸襟、平正的心态，确立了“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它有利于破除“道不同而不相谋”的门户之见，有利于“坐集千古之智”“融会百家之长”，在各派思潮的对立互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为中国哲学和文化走向现代化探寻出了一条切实可行之路。

治学与育人：天平的两端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30周年的报告会上，已经卸任研究生院院长的方克立以“我把自己主要定位于一名老师”为题，为青年学子作了主题报告。对于教师这个身份，方克立向来珍视。治学与育人，如方克立人生天平上的两端，都不曾偏废。

方克立曾说：“我一生的主要工作就是当教师。‘聚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教师的天职，也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就我个人来说，要给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排位的话，还是要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

方克立真正走上讲台，是1978年到1979年间的事。当时，他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还只是一名助教。但因为教研室的两位同事被抽去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哲学系的专业课教学任务都落在方克立身上。那一学年，他全身心投入教学，连续授课150学时，给1976级工农兵学员完整讲了一遍中国哲学通史。这样历时一年之久的“单科独进”的工作量，在全国各大院校哲学史教学中都是罕见的。

“文革”后首次开设中国哲学史课，没有合适的教材，方克立就自编讲义，边写边讲、边讲边写。每个礼拜都要写出一讲来，从先秦一直讲到孙中山，教案累积下来就有42个笔记本。时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的温公颐先生曾一语论定：“克立同志的教学准备充分，功力深厚，特重哲学范畴的剖析，细腻深刻，理论性强。这是一门非常成功的专业课。”1980年1月7日，《南开大学报》专门刊登了方克立讲课的照片，还发表了题为《这样的教学，我们最欢迎》的文章。

驹马如驶，忽焉岁秋。从1973年，方克立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1994年调离后依然在南开指导博士生直到2011年，他为南开哲学学科整整奉献了三十八个春秋。在一次访谈中，他回忆道：“我在南开的工作，主要是建设和发展中国哲学学科”。这是南开工作三十八载方克立给自己交上的答卷。

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科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中国哲学课程开设和研究生培养也逐渐步入正轨。南开大学在1982年建立了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点，1986年建立了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而在这两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上，方克立的努力居功至伟。

说起南开中国哲学博士点的建立，其申报过程还经历了一番曲折。按照国家规定，一个专业必须有三位或三位以上教授才能申报博士点。而南开大学哲学系除了方克立外，只有年迈的温公颐教授符合条件，不得已他又请了历史系的刘泽华教授、天津市社科院的卢育三研究员（兼职教授），才把队伍“凑”齐，最终申报成功。

博士点申报成功后，这个队伍中的另外三位教授都只能作为“后盾”，招收培养研究生和所有课程开设、论文指导的工作都落在方克立一人身上。多年来他为这个学科的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呕心沥血，倾注了全力。

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真正的哲学不是创作书而是创作人。”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方克立也一直恪守“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育人原则。他认为，师者不应仅是传道授业的教书匠，更应是学生的精神导师。而对哲学专业学生的培养来说，更应该强调学行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作为“为己之学”“成德之教”的中国哲学精髓。

方克立与南开学生们苦乐与共地长期相处，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模式。他从不以师长自居，而是真诚地希望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学生回忆，那时没有电话，方克立有事就亲自跑到宿舍去通知他们，或谈各种问题，平时也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

1984年，方克立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得到一张自行车票的奖励，他却把这张票送给自己的研究生。几十年过去了，方克立依然关心着每个学生的成长和事业上的发展，无论是找工作、评职称、申报课题、发表论文、著作写序或生活上的困难，方克立都尽可能地给予帮助，甚至对他们的子女和学生都关爱有加，所以许多学生对方克立都怀着一种亦师亦父的真挚感情。方克立的学生大多成为了高校的哲学专业教师，其中不乏许多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也有的在行政岗位上担任要职。

“学而优则仕”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向来左右着历代文人成长通道和人生轨迹，但方克立只喜欢“埋头故纸堆中”，无意于“加官进爵”。然而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1994年他接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各项工作正处在低谷。方克立一上任，经费困难问题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学校只有8台计算机，连办公用的复印纸都买不起。连续三年国家拨经费不足300万元，扣除教师工资和公务费后已所剩无几，离退休老干部长期报销不了医药费。社科院的研究生一项奖学金都没有，有的学生吃饭都相当困难。

为使研究生院在经济上翻身，方克立向主管部门申请，向海内外各方贤达求助，抓院内办学实体和服务部门创收，使研究生院的面貌大为改观：把研究生院从90年代初的低谷中带出来，现在已发展到900名在校研究生的规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与方克立交往过的人，总会有这样的感受：轻轻而亲切的话语，不疾不徐的语速，总是微笑与人交谈，透逸出一种长者的慈祥，然而仔细回味，却是一位哲学家的仁慈，示范演绎的是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

做中国传统学问，不仅要治学，更要做人。中国哲学是“为己之学”，而不仅仅是“口耳之学”。方克立的一生正是体现这一点。

哲人其萎，何其令人感伤。但方克立去世时，疫情未平，门下学生以挽词承寄哀思：

知鉴中西开体用

行安家国告心魂

作者：本报记者 刘博智 通讯员 卢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