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的前世今生，海派旗袍为什么会成为民国的“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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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是华人女性的传统服装 ，是中国的国粹，也是大中华圈文化趋同的标志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现总理李显龙父子的夫人都以旗袍为礼服，以此彰显其华裔的血统；越南官方认为其传统服饰“奥黛”源自于中国旗袍，且认为AO DAI的中译名就是指旗袍。

一，旗袍的豆蔻年华及其大文化背景

旗袍，其来源的争论很多，一说发軔于努尔哈赤时期八旗的服饰，男女衣饰皆叫“旗装”或“旗服”，满语称之为“衣介”，本文认可这种说法。

后来，男式“旗装”随着清朝的崩溃，直接被反清怒涛所吞没，没有在未来的湖面上，溅起一丝丝的涟漪。

女式“旗装”虽有女真的古板繁缛，但其华丽的底子，恰能顺应近代服饰艺术的思潮，可资改良的余地也颇多。

女式“旗装”经岁月的反复涤荡、变化万千后，又不离高贵温婉、华丽内敛的中华文化宗旨（尊卑等级和中庸正和），故深得华人女子的大力拥趸。由此便逃脱了被“团灭”的命运，渐渐得脱颖而出，并长期在全球时装界中呈一枝独秀之状。

旗袍成型发展的豆蔻年华，不在现代，而是在民国时期，也即变身为“海派旗袍”的那一刻。这是“旗装”能生存下来，且日后飞黄腾达的关键。

在那个略带纸黄椽旧的年代，其体制本身就处于专制集权转向疑似民主的混沌变革时期。矛盾处处可见、又处处看似融合得体；战火丛生，时时夺人性命，却又对各种离经叛道的文化、艺术及思想的表达，存有分外的宽宥和容忍。

民国真是个奇妙的时代。

在中华帝国其漫长的团结开拓、卓尔不凡的集权履历上，其文化领域相当神奇地出现了2次短暂的“百家争鸣”的黄金间歇时期，即春秋战国和清末民初这两个小周期（相对于2千多年集权制的历史）。

在西周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定鼎的混沌时期，思想界已从“庶子不议”的禁锢状态，走向活跃的“朝野横议”的时期。

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提供优越的条件开门纳士。这个时期，是统治阶级与思想文化界惺惺相惜的最好时期，同时也令人文艺术、社会思想、军事战略、自然科学、思辩逻辑等学说有了长足的进步。

“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了，出现了各思想代表人物纷纷创办私塾，用以传授本派的思想文化理念。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时期里，思想文化界并不需要依附在统治者的身上，方能生存发展，而是处在“双向选择”的良性互动之中。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典型的例子。

由诸子创立发展起来的社会、艺术、科学思想学派，荟萃有上百种学说，其中声名显赫的是儒、道、法、墨、阴阳、纵横家等思想。一众封建王国的各行其是，反而为学术思想的爆发，提供了转寰的空间。

经过长期的中央集权制运行后，辛亥革命爆发了。

孙中山建立了临时政府，后被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所接手，各省也纷纷搞起“独立王国”。各执政力量相继粉墨登台，今天谈和，明天开打，整个国家陷于极度动荡之中。

没有一个地方军阀，能对这个原先铁板一块的国家有绝对的控制权。于是，国家的四分五裂，又客观上给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宽容的大文化背景。

但需提请注意的是，在这两个稍显放纵的黄金小间歇中，政权的散乱或集权的崩溃，并不必然导致中华文化这条澎湃的长江因之断流。文化图腾恢宏的调节功能，并没有象俗世政权那么脆弱，她只是长期从地上绵延龙行后，短暂地穿入到地下一小段，并在暗处手拿把攥着中华民族统一的流向和复兴的路线图。

正如赶路赶久了，躺一小会儿，休息，休息，不行么？

谁叫中华民族是聪明又勤奋的民族呢！

女式旗装，当属“万恶”的前清文化遗产的一部份，但适时改良后的旗袍运气确实不错。辛亥革命后，不仅未重蹈男式旗装之覆辙。根据民国18年颁行的《国民制服条例》，竟被政府尊崇推至为女性“国服”的无上地位。

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山装”同期也膺获男性“国服”的荣光。中山装源自日本校服（诘襟服）的改版。诘襟（“がくらん”）即汉字之“学兰”，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凡从西方输入日本的物事，均冠以“兰”字作为标识，以示与本土特产有所区别。“学兰服”即为学生所穿的，由西人传入日本之服饰。

所以，所谓的“中山装”，只不过是将辗转日本的西方服装改版后，凭着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声望和对辛亥革命的卓越贡献，设计、定型并推广的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

不过，中山装在民国和新中国建国之后，风头却一时无俩，甚至盖过一度被认为是剥削阶级的象征，因而被打压了20年之久的旗袍。

从文化历史角度来看，中山装的DNA显然与旗袍的文化基因没法比。

旗袍虽比“汉服”的历史蹙短了许多，但她至少是起于满族，属于中华民族的服饰范畴；而中山装其实连同属大中华圈里的东洋服饰也不是。溯及源头，它就是西洋服饰，实与中华文化无关，显然无法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之。

到了现代，根据1983年国务院的外事规定，“旗袍”被规定为女性外交人员的礼服，地位有所下降；但中宣部在2011年推出了纪录片《国服旗袍》，算是在国家的宣传层面给予旗袍“国服”的待遇。

不过，这与旗袍在民国时期“国服”的法定地位相比，还是有毫厘之差的。

衣饰除了满足穿著保暖之外，还会透析出当时的生产水平、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所以说，“衣饰”是文化传承极其重要的载体。

极其到什么程度呢？

“衣冠南渡”知道吧，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经济、文化中心的三次大迁移，最终才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命运和复兴走向。

在西晋的“永嘉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北宋的“靖康之难”中，大汉民族在付出尸山枕籍的惨痛代价后，帝国的人口、经济、文化才完成了艰难的迁移和曲折的复兴过程。

这些都直接记以"衣冠南渡"之名，而铭于汗青史册之中；另外中国还有被外邦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

最终，帝国的经济灵魂以“衣冠”的名义，从中原跋涉到江南，完成了堪称宏伟壮举的政治和经济在地理层面上的分野，从而达成“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互为战略纵深的合理布局。

二，旗袍汉服之争的不解之迷

旗服的历史不长，四百多岁而已。就岁月的厚重来看，是无法仰望起于周朝，承于秦朝的“汉服”之项背的。

但奇怪的是，生于瓮牖绳枢、偏门陋户的满族渔猎服饰文化，却后发先至，将主流大汉民族的服饰文化超车，并一举将以“交领右衽”为荣（衣服前襟左右相交，衣襟一定是向右掩去的，这是汉服文化的重大特征。华夏风习讲究阴阳尊卑，"交领左衽"，一指蛮夷的装束，又指死者之装束，古时很忌讳的）的“汉服”挤出在生活圈之外，并进一步占据了大汉女人衣橱中的主流阵地。在世界服饰的高峰论坛里，高贵温婉的旗袍，亦是愈发出落得楚楚可怜、顾盼生辉。

温婉如玉的侧面，是“汉服”苍老的喟叹和莫名的淡出；

高贵冷艳的背后，是满清入关时，对汉人粗暴血腥的“剃发易服”之举。

确实，汉服爱好者如贸然衣着“汉服”招摇过市，不管在国内境外，都会受到好奇的“围观或错认”（被错认为日本的国服“和服”）；而妙龄女郎穿着“旗袍”出街入巷，无论是彳亍行止，一番男同胞如影相随的“欣赏或掉睛”，还真是免不了的。

1960年版的《辞海》，对“旗袍”的释义是，“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绿。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并改良为:直领，右斜襟开口，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边开衩，袖口收小。”

凤冠霞帔、也曾雍容华贵过的汉服，在近现代中国女人的生活中忧伤的淡出；道行数千年的主流服饰文化，拼不过区区数百年的支流服饰文化，且竟致落败，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不解之谜。

说是不解之谜，有一个直接原因还是有解的。那就是汉服在明末的断代，与满清“剃发易服”的粗暴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但历经几千年汉服文化的传承，怎么就被区区一个朝代，对主流文化的部份倒行逆施给终结了呢？

在汉服的传承方面，汉文化的韧性，体现在哪里？不解！

根据维基百科的显示，旗袍在辛亥革命举旗前后，清廷虽僵未死，时民间排满炽烈，满洲妇女因为性命关系，大都改穿汉人服饰。

旗袍的肇始——女式旗装首次陷入了困顿凋敝之中。但之前，因应满清入鼎中原之久，女式旗装的地位应有大幅上升。猜测其已有充裕的格局，来应对外力的强击。

解铃还须系铃人，挽救女式旗装的，竟然还是击溃旗装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了更快推翻腐朽的晚清政权，彻底摆脱封建礼制对民众的禁锢，革命当局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比之于前清之洋务派、维新派显得更为宽容大度。如此一来，西风东渐之象更加快了进入华埠的速度，上海依地势水运之便，成为容纳改版后的旗装——旗袍的再生地。

由于东西文化相杀相合，历近百年，又因中华文化包容力强大如斯。西方强悍的工业产能和出色的设计思想，与中国末世王朝遗产之一的旗装一结合，依托中华文化的“汇天下之物事，为吾朝所役用”之风习优势，旗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结果，也算水到渠成。

清人魏源在著《海国图志》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说得好呀！他说出了利用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韧性，以抵消大清与西方在技术上差距的玄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技术，再以此反制西方侵略理论的第一人。

尽管他的想法，在大清朝没能得以完美的实现，但在鸦片战争后，他在治国和国际关系方面上的警醒，已让清末时期在迷惘中痛苦摸索救国道路的先行者，吃下了一颗“战略定心丸”，让代代中华儿女在复兴中华之路上，走得越来越有劲了。

为啥？因为我们对自己有信心了呗。

套用一句投资界的金玉良言，“信心远比黄金更重要！”

体现在服饰方面，是旗装古旧的程序在民国上海，得到了中西方服装“码农”首次的联手改写。找到生存缝隙的“海派旗袍”，以绚丽沉敛、卓尔不群的中西合壁的设计，霎时横空出世，抢先风行于中国经济的启明星——上海的街衢里弄。

记住这个伟大的时期，20世纪20到40年代！

这不仅是为了海派旗袍，更是为了我们各种的软实力得到了渐渐地救赎，我们的各种信心，在未来得到了相继地释放。

愿秋水长天护佑我锦绣中华！

三，海派旗袍的风情

品完文史，且饮风月。说完了旗袍文化的前世今生和大文化背景，下面来些轻松点的、文艺范的文字。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吟罢柳永才气盈盈的幽幽一叹，我们是不是该克制一下空灵的忧伤，去撩一下图片中美眉身上这件美美的海派旗袍呢？

旗袍的风情，在于她的温婉是隐盈在中国女性骨子里的。唯有东方女性之身材高挑、蜂腰削背、轻盈俊俏者，方能著出旗袍仙袂欲飘的娉婷袅娜来；西方女性虽有颀长的身材，盖因虎背熊腰者多，是无法穿出小家碧玉的冰清玉润来的。

旗袍的另一种风情，在于她的高贵是逆溯于儒家礼制中的。唯有中华文化之温良恭让、气质如华、诗书满腹者，方能析出旗袍与生俱来的风华内敛来；没有中华文化华美的基因传承，西方女郎即便有名门望族的身份，盖因热辣洋溢者众，也是无法穿出大家闺秀的端庄优雅来的。

旗袍的第三种风情，在于女人以曼妙的旗袍为工具，撬开了五千年父系社会权力的坚冰。五千年！比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历史，还要长三千年，这是个难如补天、振聋发聩的壮举。

这种壮举，放在柔柔似水的旗袍文化上，极像一贯只会赋“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或书以“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词人李清照，突然一下子写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壮美言辞一样令人目瞪口呆。

但“剑雄品评”认为，这仍然是一种“女儿”心态所表露的别样风情，且不认为这是好汉李逵所写的“决心书”。

清人曹雪芹说过，“女人是水做的骨肉”；

记得东晋的葛洪也曾佛性禅心地说过，“金以刚折，水以柔成”；

南宋的罗大经回答得更是斩钉截铁，“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可见，女人有“女子报仇，五千年不晚”的超强韧性和超大冗余。

瞠目结舌之余，“剑雄品评”实在是觉得惹不起天下的女人。于是，赶紧抓住“38妇女节”的尾巴，熬油点灯了七八天，写了这篇长文，长篇累牍地赞美衣中尤物的“旗袍”，想拍拍女人们的马屁，以求在万一做错了什么时，不会被女人发起来自“远古”的报复。

原来，自汉代后，汉族女性被男性压迫得只能穿"上衣下裳"的衣饰，即俗称"两截衣"。“袍服长衫”几乎是男性或高等级男性的专利，"两截衣"也就成为礼制对女性压迫的象征。

有历来教化婚前女子的圭臬——《女儿经》为证，

"为葚事 两截衣 女人不与丈夫齐

百凡事体须卑顺 不得司晨啼母鸡 "

而“旗袍”是不是应归于“长衫”之类的范畴呢？依礼制当然是，说旗袍是女式长衫一点没有问题，而且即使到了清末民初，长衫仍是等级较高的男人，或男人的性别标志服饰。

记得鲁迅在《孔乙己》一文中写道，“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又譬如，”我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字字句句仍令“剑雄品评”记忆犹新。

所以，在民国的上海，接触到西方“男女平等”思潮的封建女性，其中的思想解放者，对海派旗袍产生了疯狂的追求。实际上她们真正追求的是，女服要更偏重“男装化、男性化”，以便用这种最隐晦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与男人一较短长。

这对久苦于礼制约束的女性来说，是宣示女性独立和解放的好时机，而改版的女式旗装恰恰刚好踩在这个点上。

民国时流行时装的高峰论坛，早已由苏州搬到上海。上海又是西方文化技术登陆的桥头堡，也是中西方思想文化交锋的第一战场。

海派旗袍的制作在不断的西化，如采用荷叶领、西式翻领、荷时袖，或用左右开襟的双襟等制作剪裁方式。令海派旗袍与西方服饰有审美趋同的迹象。

而这些衣饰裁剪和结构上的改变，都是在上海完成的。海派旗袍这些崭新的变化，令所有民国新女性痴迷，这使旗袍成为接受中西合壁服饰艺术的民国新女性首选的服饰。

民国的上海女人因为身处亚洲时尚的中心，更懂得如何展示旗袍的风情万种。而对这种曼妙风情的理解，通常都是小时候打开妈妈的衣柜，边摩挲着悬挂的旗袍，边想象着穿著旗袍的兴奋中接受启蒙的。

宋美龄对旗袍的钟爱，是众所周知的。她的旗袍数，永远要比她的衣橱容量要多很多；许多在上海滩大红大紫的影星，如阮玲玉、胡蝶也是到了非旗袍不穿，非海派不喜的“发烧友”阶段。

一直都非常喜欢叶倾城对旗袍张弛有度、浓烈内敛的褒美。其中妙笔生花的片段，让“剑雄品评”对她的文字顿生敬意，“灯火初上，着一袭旗袍香风细细在城市的陌陌红尘里，毫不夸张的面料，却有蝴蝶的色彩和构图；婉约到极点的式样，却分明说着无比大胆的春光。沉静而又魅惑，古典隐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阕花间词。”

奔放热烈、含蓄优雅，是旗袍摄魂夺魄的风姿，亦是中国女性温柔贤良、负重坚忍的品性。

“旗袍才女”张爱玲曾说过，“就是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是的，自海派旗袍诞生以来，多少深情脉脉的女子都醉倒在“ 束身旗袍，流苏披肩”的蛊惑面前。

旗袍在光影摇曳的陈年旧梦里，积攒了岁月积淀成的风韵，有了中西合璧猝然投下的影子，它之所以被誉为民国女“国服”，端庄大方、高雅含蓄、风情万种之外，其背后之中国女性地位的冉冉升起，恐怕是个逃不过的命题。

“好马配好鞍，佳人著丽衫”，没有了中国女性在民国时期对“平等民主”的不懈追求。旗袍不过还是前清时代繁文缛节、高傲古板的女式旗服。那么，她与男式旗服一起被“团灭”的命运，将是不可避免的。

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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