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演讲：用文字收拢时代速度的缰绳

来新加坡参加文学节前，我向《联合早报》的张曦娜女士询问，这次活动是否有演讲环节？她回复说有（我心想要是没有多好呀，相当于上学时成功逃过一课），并且告诉我这届文学节的主题是——时代速度，文字温度，让我围绕它备稿。

这个主题八个字，但涵盖面太广了。也就是说，它是连绵的群山，望不到边际，可我作为参与者，也只能进山，找到熟悉的风景，谈点个人创作体会。也许它只是群山中一个不起眼的山头， 或是山间一条无名的小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山河，是我的脚丈量过的，用心印证过的，带有我的体温。

速度和温度，虽然都有个“度”字，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先说速度，按照词典解释，它是表示物体运动的快慢程度；而温度，是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速率和温标，无疑是物体的外化形式，是我们能够记录到的。而文字的温度，因为出自人体，靠的是心灵捕捉，我们在谈文字温度时，显然与记录其他物体的温度、标尺不同。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似乎很多事物都在竞赛，不由自主地进入跑道。竞赛自然产生了速度。最快的速度应该是什么呢？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人眼里，高速度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经济学家眼里，GDP 的涨幅就是完美速度；在探索宇宙的人眼里， 火箭的速度是最震撼人的；在铁路设计者心目中，列车在铁轨上稳健地每一次提升时速，是最激动人心的。可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耕牛被拖拉机取代，自行车被摩托车打入冷宫，那么拖拉机和摩托车的速度，在这些人眼里，就是高速。这如同人们看待日子，对它的快慢，感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在生活节奏快的都市白领眼里，因繁忙而感觉一天很短，时间总是不够用；而在遥远的乡村，能够过闲适日子的人眼里，日升月落，就像唱京剧， 一板一眼，一天太长了。所以速度进入人类生活轨道后，就不是绝对速度了。

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消耗地球资源，我们的物质生活获得极大丰富和便利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冰盖快速缩小，大气臭氧层中臭氧含量逐日减少，地球上物种消失的速度超过科学家预测，各类化工物质的过量排放，让我们与星空成了隔世情人。信息的发达，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我们的文学作品，可能永远少了一些诗意人物，比如乡村邮差，比如以手工劳作之美而著称的木匠、铁匠、人工割麦者和淘金者，专办红白喜事的阴阳先生等。

在发展过程中，现代和文明，本该是铁轨的双轨，共同负载时代的高速列车，可这两条轨道，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对称，甚至扭曲变形。所以我们生活的列车，在人类日渐膨胀的欲望中， 并不是一路凯歌高奏的，越来越多的站台出现了迷失者。盲目向前，让人疲惫空虚，灵魂无所依托，快速度并没有带来与之同步的愉悦度。这个时候，文学作品以它独立不羁的气质，加入到做时代速度减速阀的行列中——回望我们的足迹，反思我们发展中的过激行为，从各个不同角度，拾取我们不该遗忘的事物，让灵魂有所皈依。文学比时代慢半拍的天性，让它成为收获过的大地之上一个安然的拾穗者，自觉地承担了去沙取金的使命。

那就结合我的个人创作，来谈谈与此话题相关的一些作品吧。

我出生在中国最北的村庄，中俄界河黑龙江，就在村中静静流过。由于地处偏远，每年有半年是飘雪的日子，我感受的大自然风寒，自然比别人要多。我发表的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 就是回望式的作品。小说中那个中俄边境的小村庄，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寒风凛冽的长冬，泥泞的春天，绚烂的夏日，苍凉的秋日，是作品变幻的幕布，而在幕布前穿行的人，莫不有着这样那样的隐秘伤痛——从前苏联逃过来的白俄老奶奶，在伪满时为日本人淘过金的姥爷，以及在“文革”阴云中被扭曲的人。我初登文坛，演绎的这曲故地“童话”，弥漫着伤怀之气，为我日后的写作奠定了基调，也为回望式作品的出现，拉开了序幕。这以后三十年出版的作品中，长篇《树下》《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短篇《逝川》《亲亲土豆》《雾月牛栏》《清水洗尘》《一坛猪油》《采浆果的人》；中篇《日落碗窑》《秧歌》《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晚安玫瑰》等，都与回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向下看的姿态，回望的眼光，使我的写作一直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它愿意在历史的幽谷徜徉，拾取往日阳光；它也愿意将浮夸的泡沫荡去，使其相对清澈。我想通过三篇小说，展开来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粗浅认识。

写作三十多年，我发表的五百多万字小说作品中，我留意了一下，长篇中篇短篇的比例相对是均衡的，也就是说，这几种小说的长度，在我的写作历程中，从未在哪个阶段缺失，它们是齐头并进向前发展的，所以各选一篇来解读。

先从短篇小说《采浆果的人》入手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 对金钱的过度崇拜，是人类脚步开始出现踉跄的一大因由。最早感受到金钱对一个村庄的腐蚀的，是我听到的一个故事。我的故乡生长有各类野生浆果，比如都柿（蓝莓），雅格达（红豆越橘） ， 因为它们富含花青素，对健康非常有益，所以在市场上成为新宠。 每到秋天，收购野生浆果的人就来了。这些收购商付给采山人的是现金，因而很吸引人。野生浆果没有成本投入，只需付出辛劳，加上那么一点运气，就可以给家庭增加额外收入。所以一到秋天，那些以种地为生的人，不顾自己辛劳耕耘了几个月的庄稼， 把秋收置于脑后，带着采摘浆果的工具，去了深山。北国的冬天说来就来，昨天还是秋阳朗照，一夜之间，天就可能变脸了，降下滔天大雪。有一年农人们疯狂地采浆果的时候，无情的大雪来了，将他们未及收获的农作物，无情掩埋了。这个事件促使我写出《采浆果的人》，在小说中，我塑造了一对智障兄妹大鲁二鲁（我童年生活的山村，确有这样一对智障兄妹，他们非常善良勤劳） ， 小说中的大鲁二鲁尊重父母遗训，也就是农事古训，春天要去田地播种，秋天不忘了收获归仓，这样一年衣食无忧。大鲁二鲁将春种秋收的朴素原则，视为生活的最高原则，所以外乡人来收购野生浆果时，他们不为眼前利益所诱惑，按部就班地秋收，将萝卜、 土豆、白菜等越冬蔬菜，一样样地收回家中。大雪突袭时，只有他们收完了庄稼，而村庄其他人都傻了眼，因为他们一年的收成， 被大雪化为泡影了。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聪明人在追逐金钱时， 舍本逐末，沦为傻子；而看似痴呆的，却是生活中真正的聪明人。 结尾我写到二鲁在大雪过后，戴了一串鲜红的项链出来，这项链是用刺玫果穿成的，这种野果通常生长在地头的草丛中，看来大鲁二鲁在收获间隙，也采了浆果，并为它做了最美的镶嵌。

接下来要谈到的一部中篇小说《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是我十年前发表的作品，那正是中国铁路高速发展时期，一次次的列车提速，带来了经济繁荣，也给出行人带来了便利。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也就是说，一些偏远之地的小站，比如四等五等的小站（它们多是村镇所在地），在提速过程中，它们被时代列车甩下来了，列车不再停靠，呼啸着一跃而过。生活在这种地方的人，出行就颇为周折，要驱车去更大的站，比如县城等，才能搭上外出的列车。

小说故事的主要内核，源自一个真实故事。我故乡的一个警察，在腊月忙年的时候，抓到一个贼。贼窜入一户有钱人家的仓房，偷了一袋面，一条肉。北方的冬天一来就是半年，所以我们那儿，家家都在户外搭建了仓房，作为天然冰箱。鸡鸭鱼肉这样的年货，都是放在仓房中的，吃时拿到屋子解冻。贼去的那家仓房， 有很多年货，但他偷的东西很少，警察审讯他时，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家里实在太穷，所以只偷了面和肉，想在过年时能像别人家一样，包顿饺子吃，他以为有钱人家不在意丢这点东西，没想到他们报案了，而且案发后他很快就落网了。后来才知道，不是因为警察神勇，是这贼太没经验了，极北的雪地就像干净的白纸，将他作案的足迹清晰地呈供给警方，警察循着足迹就锁定了他。警察自然不相信这个贼所说的一切，去了他家，结果令警察大吃一惊，这家确实穷得快揭不开锅了，警察动了恻隐之心，自掏腰包买了大米和豆油，送到他家，把这个贼放了。

我在小说中，用这个真实故事做了主要线索，然后将故事发展下去——警察的善良之举，让贼无地自容，他发誓不再干偷盗的事情，洗心革面，冲动之下，剁下了自己右手的三根手指以表决心。警察对这个贼的莽撞之举又怜又恨，催促他接指。当地并不太懂行的医生给贼做了断指再植手术，结果发现不行，警察便催促他去哈尔滨做二次手术。我们知道断指再植，如果时间耽搁过久，再高超的医生也回天乏术。因为开往哈尔滨的列车提速了， 在这个小站不再停了，而连降的大雪又封锁了陆路交通，公路阻断，他不能乘坐汽车就近去列车停靠站搭上火车，所以警察动了让快车在这个小站停一下的念头。他去联系车站的信号员，信号员跟机务段沟通后未被允许，一筹莫展之际，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她就是小说中的云娘，一个信奉神灵的鄂伦春老妪。她是个孤老婆子，陪伴她的是一条叫嘎乌( 鄂伦春语，“撑杆”之意) 的老狗。

我将故事放在腊八的日子，在民间传说中，腊八是佛祖释迦牟尼成道日，被称为“法宝节”，人们喜欢在这一天食粥，所以这天有喝腊八粥的习俗。故事的场景就很自然地放在了火车站旁的一家小店，顺吉客店，南来北往者聚集之地。腊八节的晚上， 顺吉客店准备了肉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警察、云娘、剁掉了手指的贼、车站信号员，以及一对提着一条鲜活红鱼，要搭乘列车去山东威海，赶在儿子忌日时（他们的儿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 给儿子结阴婚的夫妇，渐次在这里登场。

在构思这篇小说时，我就想这列已不被允许在这个小站停下的快速列车，在腊八节的夜晚，一定要停下。怎么让它停？这是考验作者的问题。于是我让带着神偶口袋的云娘出场，她身后有个真正的神灵，就是叫嘎乌的那条狗。它在山林陪伴主人多年， 已是老眼昏花，风烛残年了。我写嘎乌在列车没提速前，每天晚上在固定时刻，从山脚出发，穿越车站的铁轨，到顺吉客店接喝过酒的云娘回家。嘎乌病了好几个月，并不知道列车提速了，但腊八节的这天，久已不来顺吉客店的云娘，一如从前地来喝酒了， 各路想让列车停留一刻的人也纷纷登场，在大家绝望之际，嘎乌按照以往时刻，突然来客店接喝酒的主人回家，结果耳聋的它在穿越铁轨时，被提速后的列车撞个正着，嘎乌殒命之际，列车停了下来，那对赶着为儿子操办阴婚的夫妻，如愿踏上列车。我在小说中，没让那个自残的贼踏上那趟列车，因为他已有勇气接受残缺的人生了，他把断指投进客店火炉，当柴烧了。结尾我是让云娘背着死去的嘎乌，在夜色中蹒跚回家。

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这样，在飞驰的高速列车下，有我们该停顿片刻拾取的人类神话，有该体恤和关爱的生灵，有穿越生死和时空的大爱。我给这个四等小站所在的镇子，命名为布基兰， 它是鄂伦春语，意思是神衣上喇叭状的饰物，是祈福用的。

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名为《布基兰》，我参加了首映， 影片基本的调子是对的，风景足够震撼，但投资方考虑到商业元素，加了一些情节，总体不够和谐，有些遗憾。

讲过了短篇和中篇，大家自然期待我今天要讲的长篇，是哪一部了。如果说我在这个话题的短篇中篇的选本上，略有踌躇的话，那么在长篇的选择上，是没有犹疑的，它一定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的，就是它，我二零零五年出版的作品。我在小说中写了鄂温克族使鹿部落近百年的风云。

这个部落目前只有两百多人，与他们饲养的驯鹿相依为伴， 在我故乡大兴安岭的山林中迁徙游走。他们信奉萨满教，喜食生肉，住在移动的希愣柱里，日月是他们的灯盏，溪流就是他们永不枯竭的自来水水源。大兴安岭林木茂盛，是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木材基地，林木经过半个世纪的砍伐和自然灾害，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所以政府及时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禁止采伐，让林木休养生息。

我所描写的部落，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面临着转型。政府的考虑似乎无可指责，为保护森林，让他们过上更舒适的日子， 在山林外造屋，让他们搬迁下山，居有定所。他们用上了煤气灶、 自来水，享受较好的医疗，而且政府为他们饲养的驯鹿，盖了鹿圈。但是他们下山定居后，无论是驯鹿还是部族的人，都遇到了生存问题，驯鹿不吃培植的草料，人们不喜欢睡在看不见星星的屋子里，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双重的水土不服，促使他们和驯鹿又回归森林。

我去采访这个部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们对死亡的态度（他们平均寿命只在五十岁上下），无比坦然和超然，在与大自然同生共息的岁月中，他们把自己看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像一棵树或一朵花一样。他们相信死后会复生，不惧生命在尘世凋谢，当然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他们已不像过去那样猎杀野生动物，也去山外买牛肉等肉食带到山上，对大自然的索取少之又少，而且极富大爱。比如我小说中写到的女萨满，在实际生活中，她确实是每救一个人，就会死一个自己的孩子，但她从未放弃过救人，她也因此失去了几个自己的孩子。还有，他们喜欢歌唱，能即兴编词，当然他们用的是鄂温克语，一种能说但没有文字记录的语言。这些现实人物触动着我，转化为小说人物——那里有不顾个人安危的萨满，有走出森林后又回归的民族画家，有为鄂温克语言造字的人，等等等等，可以说我是想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从他们身上看我们将遗失的文明，而那又应该是我们倾情拥抱的。

其实对待这样的我们人类文明的活化石，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着该怎样更好对待的问题，发达国家也如此。写作这部长篇的动因之一，就是二零零三年，我在澳大利亚访问了一个月。我在北部的达尔文市见到的土著，刺痛了我，他们进城后，成了政府需要赈济和拯救的一族，他们离开生活领地，在达尔文市消沉地泡在酒馆，或是在街头卖艺，他们那种颓废的精神状态，令我难过。 我想他们如果还生活在过去生活的领地，是自己土地的主人，没有来到灯红酒绿的都市，也许就不会迷失。

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二零零五年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时经历的，当然那时我已完成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有一次主办方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们，游览密西西比河。日程上说我们将参观印第安人的遗址，对此我无比期待。记得那天寻访遗址，走在林木茂盛的山间，我以为所到的遗址一定有着印第安人的生活印记，哪怕是一件原始武器，一个褪色的生活器物也好，可是我失望了。我们最终看到的遗址，只是一座山下遗留下来的一些石片。印第安人的生活印记，早已是昨日长风，消失在山谷里了。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也就是我的这部长篇，当我写作它时， 走出山林定居的鄂温克山民，开始渐次回归了，现在政府已给他们提供了更为人性的生存方式，他们依然可以和驯鹿生活在深山里，不定期下山补充给养。我侧面了解到，一些猎民点成为旅游热点，他们的经济状况开始改善。

二零一二年我在参加伦敦书展时，参加了一场与英国作家的对谈。主持人问我为什么会想到写《额尔古纳河右岸》，我想一部作品诞生的因素有很多，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的。但我采取了最简单明了的回答，我打量着主持人穿的鞋子，打量着与我对谈的英国作家穿的鞋子，又看了看自己的鞋子，我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穿的鞋子，很可能是同一品牌的，但是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部落的人，他们生活在大森林中，他们穿的鞋子，是自己打制的，是那种朴拙而美丽的鹿皮靴子。我觉得这样的靴子留下的足迹，值得一个小说家去追踪，更值得人类铭记。”这段话依然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

在我眼里，破坏自然，远离自然，无视人类历史进程中我们不该遗忘的文明，就是跟万千生灵告别，人类会不知不觉被孤立起来，我们的心灵会走向黑夜。

二零一八年过世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二零一零年接受采访时预言，地球将在二六零零年前毁灭，他说人类已步入越来越危险的时期，我们已经历了多次事关生死的时刻。由于一天天掠夺地球资源，人类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应该考虑移民火星或其他星球。这些论断，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灾难是冷面杀手，它的降临通常是悄无声息的。

但我对地球上智慧的人类还是抱有信心，因为人类已经从历史上的各类战争、重大传染性疾病、应对生态危机等泥泞中跋涉而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要我们还有慈心和爱心，有反躬自省的勇气，有科学的发展理念，那么我们头顶的阴霾，不会挥之不去。文学在这个过程中能做什么？我们在座的应该对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不陌生，对蕾切尔·卡森女士的《寂静的春天》 不陌生，对前苏联的艾特玛托夫的《死刑台》不陌生，这些作品通常被划归到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的行列。它们从不同侧面，指出了我们面临的问题，自然危机、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提醒我们摆脱贪婪，免于灾难。这些作品，无疑是这个趋向的典范文本。

近些年玄幻穿越类小说格外受宠，中国的穿越小说，穿越过去时，很多是回到汉唐时期，而穿越未来时，常常是外星系。其实这也反向证明了作家们对复杂现实是有深入思索的，他们看似以逃逸的方式，进入另一块文学区域，其实表达的还是对现实世界的忧虑。因为没有哪个时空是尘埃不染的。

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文学还有比我今天谈的话题更为普遍的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如果作品都是一个倾向和调子的，那也是悲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学在全球化过程中， 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小众，所以不断有人宣告文学死了，可纵观这些年的文学发展，它依然顽强活着，哪怕活在角落。我曾说过，只要人类存在，我们对万事万物还渴望着表达的话，文学依然是最佳途径，不会消亡。

再回到开篇的题目上吧，用文字收拢时代速度的缰绳，其实这也只是一种形容，或是一种希冀。单纯的文字本身，是没有温度和情感的，可作家将文字组织起来，当文字变成文学的时候， 它就有非凡的气韵了，能与人的心灵世界沟通，安抚着尘世的我们。茶后诵读一首诗或散文，夜晚读几页动人的小说，依然会给奔波劳碌的我们，带来艺术的享受。所以说文学在这个时代，因为是开启心灵之门的一把隐秘钥匙，依然不可或缺。

我说以文字收拢时代速度的缰绳，并没有拉历史倒车的企图。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世界，是每一个人心中都呼唤的。我只是想说，我们以文字收拢一下时代速度的缰绳，就不会因过松，而纵容它脱缰；也不会因过紧，使它裹足不前。我希望我们手握的缰绳张弛有度、不疾不徐，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优雅的步伐。在这个旅程上，选择文学，无比美好。

（本文系迟子建于二零一八年五月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