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操作新加坡

夹缝中发展

两万多年后，银河帝国表面上仍然一派繁荣，但实际上由于保守僵化，走上了盛极而衰的道路。

即便如此，银河帝国并没有几个人预见到这一点，只有发明了“心理史学”的哈里·谢顿有所察觉。他说服帝国让众多学者编辑一本包含全人类知识的《银河百科全书》，以便让人类依靠书中的知识，把帝国衰落后的黑暗期从几万年缩短到1000年左右。

他的学者们来到了银河边缘的端点星，开始了“基地”计划，即以端点星作为基地复兴银河人类文明。

50年后，帝国的权威在银河边缘的边疆区域衰落，边疆区的各省内部出现独立王国，端点星也被它附近出现的四个独立王国威胁。端点星市长发动政变做到大权独揽，然后用巧妙的办法挑拨四个王国的关系，成功地解决了这次危机，史称“第一次谢顿危机”。

他用的办法是，宣称自己拥有先进技术，并让四个王国都知道这一点，慑于其他三个王国的压力，这四个王国里任何一个都不敢先动手。

随后他将唯一的优势“先进技术”发挥到了极致，主导了对四个技术落后的王国的技术输出。他的技术输出是包装在宗教外衣之下的，让四个王国的人对来自端点星的“传教士”产生迷信，将端点星视为圣地，在“宗教”的指挥下运用技术做治疗疾病、维修飞船等维持现代化社会运转的事情。

端点星因此在周边四王国中建立起了巨大的威望，并在30年后面对其中一个王国的侵略威胁时，成功策反了该王国的民众和军队，推翻了王国好战的统治者。

这是史称“第二次谢顿危机”的化解。随后，端点星在作为银河人类文明复兴的基地道路上大踏步向前。

以上是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其系列小说《基地》中的情节，为了让这位带领端点星走出危机的市长更生动，他还为这位笔下人物编了一些格言，比如“光明正大是会得到报答的——特别是当你拥有一个精明谨慎的名声时”。

这样一位在大国间闪转腾挪的市长，和他的格言，总让人想起李光耀。

李光耀正是在重大危机面前领导新加坡的。

新加坡有点像端点星：空间小，人口少，缺乏资源，周边国家充满敌意。更差的境遇是，它没有对周边国家的明显技术优势。

一段在国内流传的心灵鸡汤，说“1972年，新加坡旅游局给总理李光耀打了一份报告，大意是说，我们新加坡不像埃及有金字塔；不像日本有富士山；不像夏威夷有十几米高的海浪。我们除了一年四季直射的阳光，什么名胜古迹都没有。要发展旅游事业，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李光耀回复道，有阳光就足够了”。

这段话的真假难以考证，但新加坡确实被打造成了一座环境怡人的花园城市，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这个故事倒是抓住了李光耀的一个优点：他能把任何一点点有利条件放大，想办法克服危机。

优质经济发展环境

李光耀晚年的很多想法在《李光耀：新加坡的硬道理》里有所展现。在书中，他对新加坡制造业的定位是长期依靠跨国公司。

做出这样判断的原因很简单，新加坡面积狭小、人口很少、资源也不丰富，只靠自己是很难与中国或印度这样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竞争的。新加坡需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发挥自己的特长。

新加坡的一大优势是扼守两大洋咽喉，紧邻人口超过20亿的巨大市场。但即便是这地利也是和邻国共享的，新加坡还需要做得比邻国更好。

在基础设施方面，新加坡是世界级的海港和航空港，通信将基础设施也相当完善，互联网普及率极高。

在软环境方面，新加坡法制完善，在体制廉洁，公信力、可信度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律的完善程度等软性指标上，无论是邻国还是更大的经济体都难以和新加坡相比。

新加坡鼓励商业活动，在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高居第二位，仅次于新西兰。在新加坡开办企业只需两道手续，耗时仅仅一天半。

新加坡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政策，所得税税率为17%，个人所得税税率为0%-22%。税率不算低，但由于新加坡与其他国家缔结了大量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避免了对这些国家的人双重征税，也就鼓励外国人人来新加坡就业或创业。

还有部分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到新加坡更低的所得税率和量身打造的引进外资条件，部分中资在新加坡企业都可以享受10%的低税率。这也代表新加坡开放程度很高。

新加坡经济的开放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坚持推行自由港政策，与美、日、加、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能做到自由通航、自由贸易、货物资金自由进出、集装箱公司的收费优惠待遇、符合要求企业免收港口使用费，而且新加坡所有出口产品免关税，除了部分产品外的绝大多数进口产品也免关税，这些都刺激新加坡成为世界知名的中转港口。

完善的法律体系、适宜经济发展的开放环境、高效的政府、优越的地理位置、面向数十亿人的大市场、全英语教育，这些优势条件才是新加坡从这一地区脱颖而出的关键。

新加坡的开放程度很高，以至于有些本地人抱怨政府没有给本地制造业和跨国企业一样的支持。李光耀则不这么认为，他举了美国的例子，称美国制造业企业也并未向政府要支持；马来西亚一些制造业部门闭关锁国，却一事无成。

他对本国中小企业的期望或许能从这段话里看出来：“通过做好跨国公司的供应商，这些中小企业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到时候胡跨国公司走向海外，它们也得跟着。它们生产跨国公司不愿做的中间产品，那就是它们学习的，也是它们成长的地方，跨国公司激发了这些中小企业的制造能力”

李光耀还提到，如果深圳在新加坡对面马来半岛最南端的柔佛新山，那么新加坡大概会考虑要不要加入它。他也看到了在深圳的迅猛发展面前，香港的竞争力相对下滑，也明智地知道融合而非对抗才是更好的选择。不知道香港人民有没有人知道这番话。

可惜马来西亚现在还难有崛起一个深圳的可能，所以新加坡的优势还能继续保持下去。

积极挖掘人才

李光耀提到了新加坡制造业要依靠跨国公司而且在很多行业上并没有竞争力，这听起来似乎很令人沮丧，但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李光耀选择的是扬长避短，这样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也能发展得很好。

李光耀做出这种判断的一大原因是，新加坡太缺乏人才了。

他知道创新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但是新加坡人口少，难以涌现足够多的人才搞制造业方面的创新。“我们的能人在哪？在中小企业吗？不，中小企业只能招揽二三流的人才，一流人才不会为他们工作的”。

也正如李光耀所说的那样，台湾这样两千多万人的经济体，也难以培育出自己的强大的跨国公司；韩国五千多万人，拼尽全力形成了三星这样立足世界的大型跨国公司；新加坡人口六百万都不到，又怎么可能形成举世闻名的跨国公司呢？他提到，把新加坡航空私有化，也不会找到合适的公司做好接盘侠，能够做到不赔钱。

新加坡的很大一部分人才，又从事金融行业或作律师、医生等脱离实体的服务型工作，收入更高也更体面。

“我曾和飞利浦研发部的主管谈过……他非常坦诚地说，如果你计划做研究，你必须有这样的精神：高度集中，决心突破，直到你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你要不停地挖掘、挖掘，决不放弃。你遇见过这样的新加坡人吗？他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叔伯都从事金融业，与他们相比，他挣钱更多吗？如果是医生和律师，他们会说：‘你是搞研发的，那是什么工作？’你能抗衡辉瑞制药、默克公司和葛兰素史克公司吗？你能击败他们在全球成千上万的研发人员吗？”

制造业岗位尚且会因为不够吸引新加坡人而乏人问津，就更不用提吸引力更差的其他更累、显得更不体面的工作了。

于是新加坡只能从外国引进移民。李光耀强调，这些外国人并不是抢了新加坡人的工作，而是做了新加坡人没法做或不愿意做的工作，“新加坡人说在服务业找不到工作——那是瞎说，他们不想在零售行业工作，也不想去酒店铺床，而想要简单清闲的工作。有两万个职位空缺，但他们并不想做。有很多建筑工作，但他们想等房子盖好、屋顶装上后，进去做些安装电气设备和下水管道的活儿。”

新加坡人口数量少，生育率低下，因此通过外来移民来维持人口规模是很重要的。李光耀的这段话也能给很多发达国家以启示：当民众抱怨外来移民抢走了他们工作的时候，事实真相真是如此吗？很多外来移民做的，只不过是当地人不屑于做，不愿意做的工作，把这些岗位空出来，当地人就会去做吗？

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领导者来说，新加坡没得选择，只能一边接纳移民一边试图做好融合工作。有的选择的国家，可不能一边排斥移民，一边接受他们的服务。

顽固的基因决定论

当然李先生也并不是全然光辉，他坚持相信基因决定论是一个大黑点。我们在《新加坡需要一尊神》里就曾提到过这一点。

他在以前还是认为人人平等的，但早年的经历改变了他的认知，让他偏向基因决定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民行动党曾在新加坡南部群岛扶贫，想教会岛民山羊养殖，并购置了山羊分配给当地人，结果用不了多久，这些山羊就消失了——很可能直接被岛民吃掉了。

李光耀认识的医生是这样分析的：岛民因为长期内部通婚，基因库萎缩，这可能威胁到了他们的脑部结构。这件事让李光耀相信，智力受基因遗传影响很大，而扩大多样性能避免基因库萎缩的问题。

有时这种基因决定论还和李光耀的危机意识交融在一起，他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中国人）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

而新加坡的人口规模也不大，为了尽可能地诞生优秀的后代，李光耀认为最好还是选择性通婚和生育，从而获取尽可能好的基因。

正如我们在《新加坡需要一尊神》里提到的那样，新加坡颁布过和遗传相关的政策，鼓励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育龄夫妇生育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并规定其子女享有优先入学和进入重点中学的权利，同时鼓励家庭收入少和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少生，并为此采取措施，如颁布绝育奖鼓励实行绝育手术。

然而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后来这种“优化遗传”的政策还是被新加坡的反对党推动废除了。

想来李光耀有他的难处，以新加坡的人口规模，想要选拔优秀人才，也就只能一边优化生育，一边引进移民扩大基因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