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中文系毕业的老教授讲述：四十多年前学外语的奇葩故事

学英文（讲述人：孙玫，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

1997年我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6月，飞往台北参加中研院文哲所举办的明清戏曲国际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来台湾。会后一位台湾学者好奇我为何是中文系出身，却在之前有好几篇英文论文发表？问我是不是大陆的中文系特别重视英文教学？

特别重视英文教学？！我哑然失笑。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才能向她说清楚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学英文的那些奇事……

1968年秋，中学终于复课了。年级改称“连”，班级改称“排”，小组则改称“班”。

当时也有英语课，也学26个字母，只是每次配合课文教上几个字母，等教完之后再一并汇总。一天教到了U、V、W，突然，班上的一捣蛋分子大声喊了起来：“咦～喂～打我喽”，同学们听了哈哈大笑，老师则是哭笑不得，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天底下就有这样的奇才，读起书来连半窍都不通，但搞怪却是才华横溢。某天，老师教到了Saturday(星期六)这词，这家伙的灵感又来了，大喊道：“杀头的！”(扬州话没有翘舌音，“杀”又是入声字，短促急收藏，因而“杀头的”发音和Saturday十分相似)这一下，班上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又过了一阵子，北方边境有情况，全国深挖洞准备打仗，教学也要配合战备。英文课上，老师就改教我们军事用语：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云云。二十多年后，我在夏威夷大学读博。一次和美国同学闲聊，说到了这事。老美闻之，哈哈大笑，言道，假如他们真的打进了中国，能听懂你们的英文？！他们说的不是英语耶……

1977年恢复高考。所幸，那年不考外语，否则真不知有多少当今的国之栋梁(在下除外)彼时会被挡在了大学门外。

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的第一次英文课，摸底测验，我得了5分——只能写出26个字母。而班上有些同学的英文则非常棒，结果可以免修。当年教我们的英文老师来自公共英语教研室。她告诉我们她原来的专业是俄文，英文是她的二外。彼时根本没有什么电化教学设备之类，有的是每天学校的高音大喇叭，播放《英语900句》。无论春夏秋冬，也不管刮风下雨，总有一拨又一拨的年轻大学生站在室外跟着大喇叭一句一句地念英文。

当时的英文课是四十多人的大班。课本用的是南大在“文革”结束前自编的公共英语教材。还有几本油印的补充教材，其中有英文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列宁在伦敦》，等等。

当年，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视学习英文，每天都要从非常珍贵的学习时间里优先挤出两三个小时去伺候/捣鼓它。并非是想出国！那会儿就是做梦也梦不到后来自己能有机会先到英国后到美国去学习。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只有极少数的公费生出国留学——绝大多数是学理工的，至于文科生基本上都是外语专业的。对于我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中文系学生而言，出国留学就像是登天上月亮，连想都不用去想。

那时我之所以努力学习英文，其实也就是想考研究生。考研要考两门公共课，一是政治，二是外语。学外语必须要花水磨的功夫，长流水，不断线，持久战。后来，大四时考研，同班同学中还真有人就因为英文差了两分而没能考上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程先生都为之叹息。不过，这位仁兄虽未能进入学界，但早已是风生水起。

虽然并不是想出国，当时我却非常注意自己朗读英文的发音。因为我从大一的《语言学概论》课中得到印象：语音是语言的基础，语音不准会给学习外语造成障碍。此外，也得益于自己的一点悟性。我们宿舍有一位同学读英文就有很重的乡音，这妨碍了他记忆单词。为此，他很苦恼；而我也就具体地感知到，发音不准，是不利于记忆英文单词的。

功夫不负苦心人，考研时，英文终于没有拖我的后腿；但是，初到北京时，我还是个不能开口说英文的“哑巴”。如何才能够开口呢？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我的专业是戏曲表演导演历史及理论，这就需要经常到剧场去观摩各种演出。看京剧不时会看到一些老外。那种一来一大帮子的大都是旅行社安排的观光客，他们经常是不看完，到了中场休息就抽签(走人)。但是也有一些散兵游勇的老外，这种人看戏就并非只瞧个热闹，他们休息时还会到台口去转悠、东看西瞧。看到这种情况，我便主动上前搭讪，逮到机会，便把事前用英文背下来的戏曲常识、剧情梗概之类，一股脑倒给他/她。对方也知道我是想练英文，但不反感，因为他/她对我所说的内容多少还是有些兴趣的。于是，愣是靠着这种厚脸皮，“哑巴”才开口说了话，铁树开花(1970年代中期有一首歌曲，歌唱针灸疗法使得聋哑人开口说话，“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哈。

到了19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势头已经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出国留学大潮也随之澎湃而起。1986年冬，我获得入选第一届中英友好奖学金访问学者的机会，按照规定到成都参加英语集训，然后就地参加雅思考试(之前只知道托福)。虽说是强化训练，但师资、教材和教法都不敢恭维。考试在即，一个个压力山大。大家经常被五花八门的多重选择题搞得昏头昏脑，苦不堪言。

某日，模拟考试结束，聚在一起闲聊。有人感叹，什么时候咱们中国也发达了，老外们都争着来中国留学，都要学中文，让他们尝尝具有中国特色的多重选择题！

苦中作乐，说笑之间，一位先出了一题。虽说是学理工的，但唐诗的底子还真不错﹕

欲穷千里目，更上 ____ 楼。

(A) 一层(B) 二层(C) 三层(D) N层

另一位立即跟进，也是学理工的﹕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____。 。

(A) 亲人(B) 情人(C) 友人(D) 故人

再一位随口接道﹕“那法国来的留学生﹐十有八九会选(B)。”众人开怀大笑……（孙玫，江苏扬州人。少年时曾习京剧。夏威夷大学戏剧学博士，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任教。）

学日语（讲述人：黄仕忠，杭州大学中文系1978级）

1978年入大学不久，外语分班，有英语测试，分出快、慢班。但这与我无关，因为我选了日语。

我在1972年上的初中。初中时老师也教过英语，但只上了一两节课，就停了。高中时再没学。也没有教汉语拼音，但26个字母却是认全了的。那时很多人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豪。

我初中在新山学校，当时是“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有很多人远道而来，参观取经。其中有从省城下放来的大知识分子。比我低一年级的郭润涛，就在那时见过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是偷偷去看的，“我记得他穿着大衣，戴着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一样，一直坐在新祠堂的大厅上写东西。”新山学校是郭姓为主的新山大队办的，润涛是本村人，才有这样的机会，令我好生羡慕。但这样的“先进单位”，也只教了一节课英语，就没了。后来在“白米湾五七中学”读高中，半农半读，大半时间是采茶叶、护茶山，没开英语课。当时的说法，十分理直气壮：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做中国人！

1977年恢复高考，不考英语；1978年加了英语，但只作参考，不计总分。我参加了考试，想着反正就是勾勾画画，总不能交白卷吧。结果我得了五分，看，这不还是有基础的嘛。

不过要在大学里进英语班，不免心虚。所以毫不犹豫报了日语班。没想到，正是这选择，让我之后的求学道路十分顺畅。

其实也是认真思考过的：学英语没什么用，英美是“敌国”，不可能去的，也不会与老外接触；听说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很深，有许多书，将来也许有机会读；口语是不必要的，太浪费时间，能阅读就可以了。——这也代表了当时一名普通大学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日语班是小班，大约二十人，年龄相差很大。何一枫、金树良等是老三届，学过俄语，是重头再学。大多数人日语都是零基础。老师姓何，是杭大俄语专业出身，一直教公共外语，因为取消了俄语课，才改教日语；日语原是她读大学时的副修课。

我们用的是这本教材。

当时没有正规教材，用的是“上海市业余外语广播讲座”版《日语》。日语里有许多汉词，一看就认识，读音也像是从中国南方音变过去的，听起来与浙江东阳人话差不多，难怪叫做“东阳（洋）鬼子”。

虽说都是从零开始，但几节课下来，差距就拉开了。老大哥们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二岁，我们这帮小毛头，则是十六岁到十八岁，大家跟着读两遍，就都记住了，但我们到第二课及第N课也还记得清清楚楚，老大哥们则记了又忘。何老师为人很温和，尽量平衡照顾大同学，小同学们就越发轻松了。

广播教材太简单，我得给自己加码。课文就在上课时搞掂，平时则读别的。那时没有日语教材可买，即使有，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这还是因为七七年恢复高考，为适合新形势而组织编写的，我就把校图书馆能查到的都借来读过。记得有一种理科版，天津出的，有很多理工科专业术语，我就只读课文，专业词汇就跳过去算了。这些教材有一个特点，内容都是讲中国的，要么是中国人写的文章，要么是日本人写中国的事情，似乎是为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当翻译之用，并无为去日本生活而学的意思。文中夹杂大量中文译词，索然无味，读着还拗口，记还是不记，常让人为难。

那时尝试过许多单词记忆方法。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早上醒来，先回忆一遍。凡是能回忆起来的，就基本上记住了。也不多背，此后主要借助大量的课文阅读，凡是再次出现并能回忆起意思的单词，经过两次复验，加深记忆，就能真正掌握了。后来读心理学著作，发现这符合心理记忆的原理，所以研究生时仍继续使用，似乎从来没觉得记单词是一件难事。

我也买了这本书。

自动加码后，日语课变得更加简单，进度太慢，听得让人直想睡觉。但班上人少，何老师在讲课中提出问题时，又经常先看我的反应，我也不能真的睡觉，于是学樊诗序同学用左手写字。

很快，所有日语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语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时“新日本语”教材只出版了前两册，三、四册只有油印本，但比图书馆的那些好多了。稍后，则有一些日汉对照的小册子出版，我买过一册《两分铜币》（黑岛传治著，吴俗夫注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月）。

1979年，杭州大学中文系同学与日本来华学生稻畑耕一郎。稻畑拱着手，像个小炉匠。作者黄仕忠在后排右二。

大约1979年的冬天，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到杭大访问学习，有一天，一班的同学把他约来宿舍见面，二班就只有我去了。记得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了他许多问题。有人问他会不会开汽车，他说不会，而且他穿的是一双布鞋，一副书生模样，大约并不能跟上日本年轻人的潮流。20多年后，我们在早稻田再见面时，他已经是头发斑白了。

三年级时，见到七七级同学在复习考研究生，我像是忽然开窍，对呀，我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啊！分析一下“形势”：专业课不难，难的是外语和政治。英语全国统一出题，据说极难；日语是小语种，各校自己出题，相对容易。政治课嘛，每堂课都认真听讲，考个及格应当没问题。这么一盘算，颇有胜算。

结果不出所料，我顺利考上了，而且总分很高，因为日语考了89分！那时为照顾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考生，外语降到45分，还是有人上不了线。我选学日语，只考笔试，真是小菜一碟。后来考博，升职称，外语也不需费神，可谓占尽便宜。

读研究生之后，何老师继续教我们日语。我成为她的“得意学生”之一。之后又换成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口语很地道，让我的日语听力有较大的提升。

但当时并不会想到，我后来居然有了去日本的机会！2001年4月到2002年3月，我赴日访学，得以遍访日本各公私图书馆，调查、著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后来又多次访日，编成《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其中得意之处，是以往多见日本学者为中国所藏文献编目，我却是为日本所藏文献编了目录。这些都是后话了。（黄仕忠，浙江诸暨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