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新加坡就差点被骗50万,诈骗犯对我精神控制近一月
口述 / 李佩文 采访整理 / 程靖
编辑 / 漆菲
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愈演愈烈,手段层出不穷,身在海外的国人与华人也深受其苦。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今年发布过至少6次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使馆公告称,已接到来自当地中国人尤其留学生的求助。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今年以来已至少6次发布相关提醒。
在新加坡生活的马来西亚华人李佩文(化名)也差一点“中招”。今年4月底,她赴新加坡工作,不久后便遭遇冒充中国公检法的电话诈骗。诈骗犯通过与她的交流接触,为她“制定”了个性化的诈骗“剧本”,她也在对方的精神操控中步步深陷。直到对方向她索要10万新币(约合48万元人民币),远超出其能力范围,她只能向亲友借钱。最终在男友的提醒下,李佩文识破了这场骗局。
和那些遭遇钱财损失的受害人相比,李佩文是幸运的。今年1月以来,新加坡有至少231人遭遇假冒中国公安的电诈案件,损失超过2500万美元(约合1.21亿元人民币)。新加坡警方透露,2021年报告的同类诈骗案比前一年激增70%,达到752起。
新加坡
李佩文告诉“全球报姐”,从骗局中脱身后,她将这段经历告诉身边亲友,却被不少人取笑。但她得知,受害人中不乏高学历人士,甚至有经商50多年的人,连养老钱都被骗走。她希望通过自己的遭遇提醒更多在新加坡的华人以及中国人。以下是她的口述:
从“防疫电话”到“跨国洗钱”
我是今年4月底来到新加坡的。在办电话卡后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一个以“+65”开头的号码打来的电话。一个语音提示对我说,“这里是新加坡卫生部,我们发现你的身边有新冠确诊病例,你是密切接触者,收到电话后请回复。英文请按1,中文请按2。”
我本着做一个良好市民的想法,就根据语音指引选了2。对面的官员问我,“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几个回合后,对方直接挂断电话。当时我有点疑惑,为什么卫生部官员这么没有礼貌?但很快就忘了这件事。
一周后的5月5日,我再次接到“卫生部”打来的电话。我想他们应该是有急事找我,就再次通过按“2”接通了中文语音。对方问我,你接种过几剂新冠疫苗?我如实回答。随后他询问了我的姓名、证件号码等个人信息。
我猜想,政府可能会让我居家隔离。但这位“工作人员”却说,“除了确定你的密接情况、疫苗接种信息外,还有一件事情要知会你——我们发现你在中国从事非法活动。你在中国开了一张电话卡,通过这张卡散播了很多有关新加坡政府防疫不力的假消息。你对新加坡政府的虚假宣传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伪造的“调查名单”上写有李佩文的详细个人信息。
这句话吓了我一跳,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对方说,我只是通知你。这让我感到紧张。我对他说,你们不能一上来就说我犯了什么事、要怎样惩戒我。你要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这一问,便是“入坑”的开始。当我回复说“我觉得你们的操作不合理,我需要去申诉”后,对方表示会让他的主管来联系我。
这时我心里依稀觉得可能是诈骗,便问他,“你们要怎么证明你们自己不是诈骗?”没想到,对方竟生气了。他告诉了我他的姓名以及在“卫生部”的工号。我还没来得及细想,他便接着说,要立刻停掉我的新加坡电话卡和医疗保险账号。
但他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可以把电话转接到“事发地”——中国广州市公安局,让当地警方给新加坡“卫生部”开一个证明,以证明我正在接受调查,以免账户被停用。
于是,电话被转接到了“广州市公安局”。一名自称林伟的警员说,要和我在线上做“口供笔录”,其间我需要待在四下无人的环境里。林伟说,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搜索广州公安局的电话。我一查,和来电显示的号码能对得上。
自称“林伟”的“警察”给李佩文发来的证件照片。
做“笔录”的过程中,林伟询问了我的身份证件、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还让我拍下正面和侧面半身照以核对身份信息。我能听出来,他一边和我通话,一边用另一台电话联系另一个“执法部门”。在林伟身边,那位“执法人员”的声音透过免提通话传来:“护照号码XXXXXXXX,姓名XXX,涉嫌参与中国国家二级机密的一起跨国洗钱案。”
听到这里,我整个人傻了。为了证明“案件”的真实性,林伟给我发来他的警官证照片和涉案相关文件。文件称,该案是以“陈铁军”为首的跨国洗钱诈骗案件。
对方伪造的“涉案人员名单”,“人员”涉及中国、新加坡两国公务人员。
这意味着我的“非法行为”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对方一再强调,这是一起“涉密案件”,相关信息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他强调,有关部门会监听我的手机号,假如我通过电话透露案情,“驻新加坡的中国特警”将有权在本地警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逮捕我。
我感到十分无助,因为我刚到新加坡,父母不在身边,只有男友陪我过来安顿,但他马上就要走了。以前我来新加坡旅游过,但没有长居经历。对这个国家如何运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林伟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无助。他安慰说,他觉得我不像个坏人,应该是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导致洗钱案嫌疑人非法使用了我的信息。他承诺我,一定会尽力帮我调查、还我清白。
他还给我看了央视发布的一条有关“安全使用身份信息”的视频。视频指出,我们平时复印身份证件时不注意标注用途,很容易被人盗用。
诈骗犯给李佩文发的“安全使用身份证件”建议视频。
我相信了他。林伟要求我,每天早8点、下午3点和晚8点前要向他汇报行踪,告诉他我在哪、在做什么。我也按照指示,每天给他发送消息。其间他会和我闲聊,问我马来西亚过不过端午节、我来新加坡做什么、我的家庭情况等等。我告诉林伟,我曾在中国留学,来新加坡之前还去杭州、上海、云南等地旅游过。他说,我的个人信息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泄露了。
李佩文每日三次向对方报备行踪。
林伟非常客气,每次联系之前都会先询问,“李女士,请问现在方便通话吗?”但通话时他会保持警惕,只有当确认我是独处时,才继续通话。
在那之后,我时不时会收到一些骚扰短信或诈骗电话。我开始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间有那么多人知道我的个人信息?但从我接受的调查来看,我的个人信息的确可能被泄露了。
放长线、钓大鱼
有一天,林伟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的调查有了新线索——新加坡第二大银行华侨银行的一名职员涉嫌伪造了我的护照。据他说,犯罪分子用这本假护照在华侨银行开户,从该账户洗钱的金额多达200万人民币,受害者有21人。
诈骗犯声称,李佩文的身份信息被用于伪造证件,并用李佩文前期为配合“调查”而主动提供的护照照片配上他人头像,谎称她的护照信息被人冒用。
在那时的我看来,林伟在认真查案,努力为我洗脱罪名。这期间,他再三强调,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调查的进程。他甚至说,我之所以会卷入这起案件,是因为我身边可能有人潜伏着,将我的个人信息倒卖给了犯罪分子。
5月下旬的一天,在林伟的安排下,一名“中国特警”来到我的住所附近,给我送来一份“保密文件”。我拿到后,按要求签了字,并拍照传给林伟。随后他让我销毁文件,原因是“身边人”可能会偷偷动我的东西。但我不觉得有人会做那样的事,就把文件留了下来。
诈骗犯送交给李佩文签字的“保密承诺书”
后来的事态急转直下。6月3日,男友回马来西亚了。当天凌晨3点,林伟打电话给我,给我带来一个重磅消息:21名受害者中,有一位老年女性跳楼了。那是一位单亲母亲,其女儿有智力问题,家里非常困难,之前被骗了一笔钱,于是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电话那头,林伟好像在户外,背后有人走来走去。
就这样,我被卷入的洗钱案变成了一桩刑事案件。林伟说,“现在不是我们查清楚案情,就能放你自由了。我们随时有可能来逮捕你。”
这几句话让我更害怕了。林伟接着说,“鉴于你最近一段时间都非常配合我们的调查,我回去帮你和检察官争取,看能不能用取保候审的方式让你继续过你的生活。”
此刻我已经很崩溃,情急之下痛斥了林伟一顿。我说,我这么配合你们调查,现在出了人命却要来抓我?请你不要再跟我讲鸡汤,告诉我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对方似乎听出我的急切,安慰我说,应该可以“取保候审”。他让我准备10万新币的“保释金”,再联系此案的“检察官”。因为涉及到钱,林伟一再重申,这笔钱不需要转到任何人的户头,只需存进我的个人账户。
对方伪造的“取保候审裁决书”。
那时我刚刚入职,连工作签证都还没办下来,自然没有新加坡的银行账户。我表示会去申请大华银行的账户。林伟却吓唬我说,“那家银行内部有间谍,职员可能被调查”,因此建议我去华侨银行开户。他还要求我告诉他开户时间和支行名称。我照做了。不过,林伟并没有问我要银行账号。
那几天里,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知道自己莫名牵涉进去的一起洗钱案竟然出了人命,心里的负罪感很重。那天结束通话后,我乘坐公交车时,看到旁边的一对母子,突然开始羡慕起他们的平淡生活,而我似乎已经不配做一个普通人了。
新加坡的公交车上,乘客佩戴着口罩。
但对于这笔高达10万新币的“保释金”,我犯了难。我告诉林伟,我没有这么多钱。对方问我,可否问父母借?可我按照“国家保密局”的保密要求,从未和父母提起过这件事。
林伟此时帮我想了一套话术,即我的公司要外派我出差,办理英法两国签证各需5万新币的存款证明。事情到这一步,我心里想的已经不是钱的问题——我背负着一条人命啊,而且那位阿姨一家这样可怜。
当我向父亲借钱时,他立刻起疑了,觉得这是诈骗。我把情况告诉林伟,他听到后,立刻放弃了父母这条线,建议我去找其他朋友寻求帮助。
但我身边的朋友大都才步入社会,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后来,我决定向男友求救,于是用备用手机给他打了电话——尽管林伟曾警告说,我的电话会被监听,但我没告诉他,我还有一个备用手机。
在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男友后,他当即起了疑心,但他没有立刻劝我,因为我当时已经“中毒”太深。他用了一晚上时间找了各种资料发给我,包括中国驻新使馆发过的公文和过往媒体的报道。
次日早晨,我照例在8点前向林伟通报行踪。接着我开始查看资料,恍然大悟,原来这真的是一场诈骗!而我此前竟从未想过去查资料。
新加坡媒体报道的类似案件,此案中诈骗犯假冒“上海公安”骗走新加坡清洁工33万新币积蓄。
出门报警前,我给广州市的公安局打了电话,对方回复说,警方绝不会在线上做笔录,不会从线上传递公文,亦没有哪两国的警方可以通过内线转接。和真正的广州警察通话时,我突然想起来,为何林伟不说粤语、丝毫没有广东口音,反而带着一点台湾口音?
后来我去新加坡警局报警时,对方说,他们前几天接到一个类似报案,还说我非常幸运,距离被骗仅有一步之遥。正因为我将这件事告诉了男友,才幸免于难。“有很多受害人连自己最亲密的人都没说,只想默默解决这件事,结果把自己乃至全家的钱都搭了进去。”这位警察说。
新加坡也有反诈热线,那里的接线员告诉我,他接到不少受害人的举报,诈骗犯除了假冒广州公安,还有假冒上海和北京公安的情况。
确定是骗局后,那天下午我没再报备行踪给林伟,而是前往电信公司更换号码。他发现我脱离控制后,开始疯狂给我打电话。我等到铃响结束,在下一个电话进来前迅速屏蔽了这个号码。但奇怪的是,号码被屏蔽后,他还能继续打来。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电话是一个虚拟号。我似乎能感受到对方的愤怒和急迫,因为养了一个月的“大鱼”就这样溜走了。
就这样,事情总算告一段落。警察告诉我,这些诈骗犯大部分人不在新加坡,因此很难找到他们。但受害者众多,不仅有来新务工的外国人,也有不少留学生。他让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尽可能多的人。
用恐惧和负罪感来操控我
我后来看新闻才知道,今年1月,新加坡有一名76岁的冯姓女商人因类似套路被骗走140万新币。
那位女商人和丈夫经营贸易公司52年,本准备以此安度晚年。不料却遇到假冒中国公安的不法分子,她瞒着家人向对方透露了身家,结果钱被一笔笔转账,直到警方上门,家人才惊知真相。那位女商人遭遇的骗局也是从一个“卫生部”的电话开始的,只不过整个套路是英文版。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一名76岁女商人被骗走毕生公积金储蓄。
复盘整件事后,我认为对方属于集团性作案,且发展出一套非常成熟的诈骗“剧本”。
我是马来西亚华人,从小接受的是华文教育,又在中国留过学。当林伟向我提供所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保密机关的文件时,我竟然没发现明显的文本错误。
此外,这些诈骗犯非常擅长心理战。每天三次报备行踪,是为了确定我还在他们掌控之下。每次联络时,他们不给我任何思考空间,因为他们知道,我想得越多,他们暴露得就越快。
在我得知有“受害人”跳楼时,心里有过一丝疑虑。但我还没问出“为什么会这样”,对方就用大量信息“轰炸”我,说当天下午就会派警员来新加坡把我抓走,并安排最近的班机带我飞往广州接受调查。
这让我根本来不及思考,脑子里只剩下“要解决这件事”。我表示要请律师,林伟却说,我只能请他们委派的律师,并称此案主犯正是因为自己聘请了律师,结果律师擅自对外泄露了案情。
我所有的疑问、警惕,对方似乎都已经预设好。随着剧情的走向,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对我予以否定,我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们设定的剧情走。
这群人也会根据受害者的特征调整剧本。通过前期接触,他们先对我进行“人物画像”:每天报备行踪时,我会准时发送信息,对方便知道我是个很乖、很守法的人;我进入社会较晚,没经历过大风大浪,对方便编出一个受害者跳楼的故事,并选择在我男友离开的次日凌晨通知我,就是为了利用负罪感让我精神崩溃。
另一方面,由于我入职还没到一个月,想给新老板留下好印象,所以从头到尾我都不敢告诉任何同事,只想自己解决。但其实在那段时间,我的上司和同事们都发现我郁郁寡欢,只是他们不好意思对我的私生活过问太多。
整个过程也并非滴水不漏。我记得那位所谓的“中国特警”来到我家送保密文件时的场景。那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性,打扮时髦,穿着粉色鞋子、紧身裤,打着遮阳伞,站在公寓下的垃圾箱旁等我。
要知道,新加坡年轻人大多喜欢穿素色的衣服,穿成这样的不多见,作为特警更是太过显眼。我以为特警应是身材结实的,那位女生却像个超模。我也想不明白她为何要站在垃圾箱旁边。后来才知道,垃圾箱是我们公寓楼的监控死角。
对方从未问过我的具体收入,但因我曾在中美两国求学,对方由此推断出我家庭情况不错,于是试图在我身上发力。但他不知道的是,马来西亚家庭一般只会供子女到本科毕业,之后再想深造需要自己负担,所以我其实没那么多钱。
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林伟了解我的工签类型,以为能从我身上“榨”出10万新币。我姐姐也说,这帮诈骗犯实在太贪心——如果他只要几千新币,骗局估计早就成功了。
同样骗术“已经骗不到中国人”
这次事情后,我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条视频,讲述了我的遭遇。一些朋友知道后也变得很小心。他们告诉我,现在看到“+65”开头的电话都不敢接,接到陌生的中文电话也会尽快挂掉。
我甚至会想,为什么在马来西亚没听说这种电信诈骗(至少我身边没有),是因为新加坡人比较有钱么?可是现在经济整体下行,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度日,却有人这样骗钱,我觉得很没有道德。
新加坡
半个月前,我姑姑从马来西亚来新加坡旅游,她办了一张和我同公司的电话卡,也很快接到来自“卫生部”的电话。所以我猜测,恐怕从电信公司这一环就开始出问题了。
我和一位中国的叔叔说了这件事,他就在公安系统工作。他告诉我,如今这样的套路已经骗不到中国人了,所以骗子们开始向外寻找目标。
这次我掉坑,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对新加坡还不够熟悉。我在马来西亚也接到过钓鱼短信,比如“求职,日薪800马币(约合1215元人民币)”。但我太清楚本地的行情,马来西亚开不出这么高的工资。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新加坡政府以办事高效著称。去办证件,一小时之内就能全部搞定,所以当我接到电话时,以为这就是当地政府处置密接者的流程。
据新加坡亚洲新闻频台(CNA)说,2021年新加坡发生的诈骗案达到23931起,占全部犯罪案件的近一半,比前一年激增了53%。据警方说,诈骗犯的策略一直在进化,疫情中人们增加了线上活动,诈骗犯也利用了这一情况。
我看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最近的公号文章说,他们也接到不少中国公民尤其留学生的电信诈骗求助。使馆罗列的诈骗类型包括“杀猪盘”诈骗、“虚拟绑架”案、“钱骡”案、冒充“公检法”案等等,其中“钱骡”案的圈套也是从一个自称卫生部门调查疫苗接种情况和“传播疫情谣言”的来电开始,冒充“公检法”的套路和我的遭遇有相似之处。
使馆公号亦提醒说,“在新加坡接到未经核实的来电,尤其是前缀+65的本地电话,坚决做到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不提供个人信息;遇事不慌张,可通过使馆或其他可信的官方渠道核实,和家人朋友多商量。”
有一些朋友嘲笑我,说我蠢,这样的套路都能被骗。这让我感到无奈,他们都没有在我当时所处的情境中,没法理解我的感受。这次骗子做的每件事刚好戳到我的点,而且他们的骗术层出不穷,就算这次躲过,如何能保证不被另一套话术洗脑?
我之所以选择把我的经历说出来,也是不怕被人笑话。我有一些马来西亚和中国朋友也想来新加坡工作,我希望能通过此文提醒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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