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了，疫情带来的疲惫感取代了恐惧

编者按：该文最早在2021年10月3日初刊于公众号“游牧民族在法国”。感谢该号授权“新加坡眼”转发。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将近两年，每天查看新增病例，已成为了一种常态。最近，新加坡确诊病例激增，政策放松又收紧，很多人难免对疫情产生了倦怠感。

本文作者为法国东巴黎大学城市规划学博士，目前跨界从事手机游戏行业，曾居住于法国、巴西，现居新加坡。

一晃，从2019年12月新冠疫情爆发到今天快两年了。

当初，谁也没想到病毒会席卷全球，夺走几百万人的生命，并且在两年后依旧没有消失的迹象。

好在随着更多人的康复，疫苗的普及，人们似乎不那么恐惧了。

不过，生活远没有恢复正常。

疫情反反复复，媒体充斥着各种信息，居家令随时可能重启，跨国旅行依旧艰难，有点感冒症状就疑心。

这所有种种渗透到生活日常中，让人产生一种深深的疲惫感。

01信息的冲击

不知从何时起，每天查看新增案例已成一种习惯，却不敢细想屏幕上冷冰冰的数字意味着什么：一家人的忙乱，一群医务人员的调动，一座城市的全员核酸，乃至一个生命的凋零……

更让人迷惑的信息是关于后遗症，目前媒体上公布的数据触目惊心。而根据我们自己的经历和一些朋友的反馈，并没有特别的后遗症。不知道是“幸存者偏差”，还是统计口径的差异（医院的数据大多是重症患者的情况）。

还有便是关于疫苗的功效。各国的疫苗有效数据层出不穷，加上人口年龄、是否有基础疾病、各地防控措施差异等变量，让横向比较变得尤为困难。在新加坡，85%人口完成至少一剂接种，82%人口完成两剂接种，接种率处于世界前列。坡县政府在今年8月份信心满满，准备采取开放政策，挽救小岛不堪重负的经济，没想到疫苗还是没跑赢变种病毒，每日新增一下飙升至2000+，死亡病例也创下新高。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信息是个无孔不入、想回避都回避不了的东西。这天早上本想屏蔽信息，打开电脑工作对话栏里HR已经发来温馨提示：今日新增XX，请大家注意防范，减少外出……

02空间的杂糅

随着疫情演变为一场持久战，强硬的“封城令”和严格限制行动自由的措施已经越来越少被采用，转而为一种柔性的居家工作和居家学习政策。

在坡县因疫情的反复，居家工作和居家学习不知又双叒叕来了多少次。

最初，我是非常欢迎居家工作的，少了早上打仗似的忙乱，还省去了通勤时间，何乐而不为。可是慢慢发现，当工作空间和休息空间、个人空间和家庭空间杂糅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在家里工作很难进入一种思想高度集中的状态，你会时不时被周边的琐事打断——朋友圈有信息提示，要不要看一眼；门铃响了，外卖到了……

当然酸爽的要数居家工作和居家学习同时进行。

一边是孩子大喊：“妈妈，zoom连不上！”

一边是队友甩锅：“我在开会，你去看一下。”

一边是工作群的通知：“10点后台操作培训，收到确认。”

感觉人分分钟在奔溃的边缘。

而当一天工作结束，没有了“下班回家”这个过程，好像人并没有回到一个放松休整的状态——依旧对着屏幕、心不在焉地刷着剧，心里只有一个字：累。

03人心的疏远

一年前，我曾在公众号写过自己得新冠的经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分享出来让大家不要那么焦虑。后来我也会和一些朋友聊这段经历——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禁忌。

直到有一天，有人开始提醒我，“以后不要和别人说你得过新冠”。这些人中有家人，也有朋友，我相信他们都是出于好心。尽管有点点不屑，但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为，我也逐渐发现，随着后遗症等数据的公布，感染过新冠似乎成为了一件羞耻的事情。

疫情下，面对面交流减少，网络传播被放大，人心也似乎疏远了。

前一阵福建莆田出现疫情，源头指向从新加坡回到福建老家的林某杰。他在厦门落地后按规定隔离了21天，期间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结束隔离之后，他回到家中，继续隔离10天。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他没有违反任何规定。

“没有人想成为确诊病例，也没有人想成为感染者。疫情重来，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也是无辜的。”林某杰的发声让我很感慨，一个本应该得到同情和关爱的病人，结果成为谩骂与诅咒的对象。究竟是人病了，还是社会病了。

如果说“时代给予了我们廉价的正义感、合法的伤害权和虚幻的宏大感”，那么疫情或许放大了这一现象。

04旅行的剥夺

留学生中流传了一则关于法国人的笑话：度假前在计划度假，度假中在享受度假，度假后继续筹划下一次度假。可见，每年的度假在法国人民眼中是多么圣神而不可侵犯。

直到成为一名打工人之后，才发现法国人的智慧——度假出游真的是必要的抽离，是都市打工人续命的药丸。在一次次出发抵达，萍水相逢之间，人生的边界扩大了。它所指向的是一种无法预见的，蓬勃的生命。

我的上一次旅行可以追溯到20个月前。之后就画地为牢，没有再离开过所在地。我们甚至赶时髦，尝试了一次Staycation（原地度假），却也很难体会到旅行的乐趣。

疫情不仅剥夺了旅行，也让回国探亲变得困难重重。搬来坡县后，本以为回国更加方便，不想回国成了奢望：有限的年假天数难以满足隔离要求，旅行途中的感染风险也让人望而却步。

此时，父母安康已是最大的幸事，那些因疫情而不能回去照顾生病家人的朋友更为煎熬。

两年了，我似乎已经忘记出门不戴口罩的感觉了，忘记没有疫情的时候是怎样去生活的，只好任由自己被不确定性裹挟，被疲惫感吞噬。

原本我把这一切都归结于疫情，但最近看了韩国裔哲学家韩炳哲的《倦怠社会》竟释然了。原来，“倦怠”是现代过度积极的“功绩社会”的常态。（哲学家的语言已经足够深邃、透彻，以下尽量摘抄原文，不作提炼。来源：《倦怠社会》）

“从病理学角度看，21世纪伊始并非由细菌或病毒而是由神经元主导。各种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主导了21世纪初的疾病形态。它们不是传染性疾病，而是一种梗阻病，不是由免疫学上他者的“否定性”导致，而是由一种过量的’肯定‘性引发。 ”

“过度的积极性还可以呈现为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此外，日益增长的工作负担要求一种特殊的时间和注意力的管理技术，这反过来也影响了注意力的结构。作为一种时间和注意力的管理技术——多工作业（Multitasking），并不代表文明的进步……更确切地说，它代表了一种倒退。”

“工作和效绩的过度化日益严重，直到发展成一种自我剥削。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剥削者同时是被剥削者。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间不分彼此。这种自我指涉性产生了一种悖论式自由，由于其内部固有的强制结构而转化为暴力。”

如此看来，疫情也仅仅是通过信息的刺激、空间的阻隔放大了这种现代社会的倦怠感。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韩炳哲给出的建议是：

不要立即回应。“受到刺激不要立刻做出反应，而是能够拥有阻止、隔绝的本能”。因为“立刻做出反应、回应每一个刺激冲动，已经是一种疾病、一种倒退，也是疲劳、衰竭的征兆”。

保持消极的能力。“它是一种不去做某事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缺少了消极的能力，那种不去感受某物的能力，而只有积极的能力，即感受的能力，那么感官将无助地面对汹涌而至、不由自主的刺激和冲动。”

学会沉思和倾听。“人类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包括哲学思想，都归功于我们拥有深刻、专一的注意力。”“正是因为丧失了沉思的能力，积极生活变得绝对化，从而导致了现代积极社会的焦虑和歇斯底里症状。”“倾听的能力恰恰以沉思的专注力为基础，而过度积极的主体无法抵达这一领域。”

更多关注身边的人。“在孤独和精神寻求中，为自我重建一个闲适空间。在其中人们相互关注，组成亲密的友邻社会。”

感谢微信公众号 游牧民族在法国 授权新加坡眼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