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险|新加坡威权主义与定期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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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或不做某事，一般都由“价值观”决定，“价值观”通俗来说，不过就是对一件事情值不值得去做的观点。新加坡险圈频繁的谈定期寿险，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值得做；中国保监会主席最近几次提起“巨灾保险”，肯定也是他认为这个保险值得推动；新加坡政府用“威权主义”大力推广“定期寿险”，一定也是它觉推广“定期寿险”对她的人民有价值。

”

2015年3月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逝世后，中、美等国的重量级媒体都发文追思、缅怀先贤。这些追思文中都提到李先生治理新加坡时所采取的“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ism）对新加坡巨大成就的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威权主义”这个政治体制领域的概念意义比较含糊，也译作“权威主义”，大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执政理念与实践，具有“精英治国”、“强权政府”、“一党居先”、“政府主导”等内涵，意味着权力的行使和政策的制定往往依靠“权威”，而不需要过多考虑人民的同意。

美国一位著名的“中国通”认为，相对新加坡的“软威权主义”而言，当前的中国是“硬威权主义”；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误解”，认为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而非“精英治国”，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

我无意详加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相信各位读者“你懂的”比我多。在此，我却想介绍新加坡“威权主义”在我一贯推崇的“定期寿险”这个最简单、最有效、最能揭示“保险是最高境界的善”的保险产品身上的体现，并从这种体现当中，反思“威权主义”的意义，探讨其对中国保险业诸多“权威人士”的启示。

新加坡的“家属保障计划”和“家庭保障计划”

新加坡中央公积局制定了两个定期寿险相关的全国性保险计划：“家属保障计划”（Dependants' Protection Scheme，简称DPS）和“家庭保障计划”（Home Protection Scheme，简称HPS）。

早在1989年，新加坡政府就推出“家属保障计划”。根据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网站上的资料介绍，“‘家属保障计划’是一项非强制性的定期保险，最高保额为46,000 新元（作者按：约合37,000美元，227,000人民币），直至会员年满60 岁为止。这项计划的保障是全球性的。

家属保障计划保额将于受保会员不幸去世或永久性丧失工作能力（永久伤残）的情况下支付。”“ 家属保障计划（DPS）是一项保费易负担的定期保险计划，旨在为参与这项计划的公积金会员及其家属在投保会员不幸永久失去工作能力或去世的情况下提供保障，以帮助他们渡过最初几年的困难时期。目前，家属保障计划由大东方人寿保险和职总英康保险两家保险公司进行管理。16岁至60 岁之间的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公积金会员，在第一次缴交公积金时均可获得这项计划的保障。”保障年龄近年改为21至60岁之间。

“家庭保障计划”为投保公积金会员和家属提供保障，在会员逝世或永久伤残时，无须偿还剩余的组屋房贷，家属也不会因此失去住所。“家庭保障计划”的本质是一种保额随房贷递减的定期寿险（Decreasing Term Life）。

根据新加坡公积金局年报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共有近190万公积金会员投保“家属保障计划”，投保总金额近为943亿新元。2014年，计划下共有2667宗成功索赔个案，其中1891个是投保者过世的个案，776起为永久伤残个案，粗理赔率约万分之十四。新加坡总共550万左右人口，21至60岁人群估计300万左右，190万人参保“家属保障计划”，可见新加坡“定期寿寿险”的参保率相当之高。

新加坡“威权主义”的

意义和风险所在

前文介绍的“家属保障计划”46000 新元的定期寿险保额对于富裕的新加坡而言并不算高。2013年，新加坡人均GDP就高达近55000美元（约74000新元）。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家属保障计划”和“家庭保障计划”这两个中央公积金制度下的定期寿险计划之外，还通过其他措施大力推广商业定期寿险。

从1989年到2016年近三十年间，从“家属保障计划”到 “直销定期寿险”加官方保险比价网“CompareFirst”，新加坡政府用它的“威权主义”不遗余力地在它的国民中大力推广定期寿险。这让我对新加坡式的“威权主义”充满好感。“威权主义”的意义，就在于“权威”觉得好的政策、“权威”认为于民有利的措施，可以得到强力的推行。

好的东西（如定期寿险），即使民众不懂，但是由于“权威”懂，由于“权威”强力推广，所以民众也得以享受它所带来的好处。

“定期寿险”虽然简单和重要，但是你要忌讳谈及生死、缺乏基本保险知识和风险意识的大批群众都能认可它、接受它、并且愿意掏钱去购买它，在全世界都是难事。如果需要等待经济充分发展和民智充分开启后，才去大力推动定期寿险这样好的金融保险产品，那就意味着，在很长的时间里，很多人都无法享有应得的、基本的人寿保障。

“权威”，尤其是那些好的、专业的、具有道德情怀的权威人士，通过“威权主义”的公共政策设计和立法等多种施政手段，就可以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得到他们所真正需要的、基本的风险保障，即使这些人民自己可能还没有体会到这样做的重要意义。

从新加坡政府推广“定期寿险”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威权主义”的意义在于治国精英的专业能力能够快速通过行政公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善政”的惠民程度和惠民效率都因“威权主义”而大幅提高。

新加坡“威权主义”

对中国保险业

“权威人士”的启示

近年来，新加坡和香港市场的保险监管方都提高了保险中介人员的执业要求，务求保障客户的权益。然而，中国大陆反其道而行之，去年取消了保险代理人的资格考试。保险营销代理队伍因此激增，据报道，目前中国已有700万保险代理人，是2014年底300万人的2倍多，整个中国卖保险的人数，比新加坡的总人口数都要多得多！

记得2015年初我在香港和一位老领导聊起国内保险营销员体制改革，谈到彼时近300万保险营销员的庞大队伍规模和一直来都存在的保险营销员队伍“大进大出”的问题，据说，有人统计过，中国保险业自90年代以来一共招募、培训过约1亿中国人卖过保险。

这个话题让我联想到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2014年12月出版的《2014保险营销员现状调查报告》。据其报道，“2011-2013年，全国有508万人次加入保险营销员行列，同时段有502万人次流失。”保险营销制度在1992年由友邦保险引入中国，1996年后在国内大规模推广，至今也有20多年，近年来每年保险行业新招募的保险营销员在170万左右（2011年183万，2012年157万，2013年169万），年均流失人数大致相当于新招募的人数，确实是“大进大出”。

一年多过去了，时值今日，300万已成700万！按此势头下去，即使中国目前还没有“1亿中国人卖过保险”，但是假以时日，这应该也不成问题。中国保险行业每年轮训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为其提供保险培训、教导他们如何卖保险，为什么中国社会的保险意识还不高、保险认同度还颇低呢？

虽然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过系统地研究，但是仅凭逻辑推测，我想极有可能是因为中国保险业对于保险营销员的保险培训出了大问题：粗放经营的保险业可能并没有给批量招募的保险营销员进行系统、有效、正确的保险培训，导致大量的保险营销员可能自身都不一定具有基本的风险意识和保险知识，那么他们又如何去让他们的亲朋好友和客户去真正地认识风险、认同保险呢？

我近期和国内从事保险营销工作的读者有过一些交流，有读者告诉我他们所服务的保险公司的培训里根本没有提及定期寿险，我向国内一位从事保险营销管理工作的朋友求证，她也告诉我国内极少公司会积极宣传、讲解保障型产品，培训时也少有讲定期寿险的。

定期寿险是最简单的人寿保险产品，是所有人寿保险的核心和灵魂所在，是“最高境界的善”，没有定期寿险相关内容的人身保险培训，怎可称之为人身保险培训呢？据此，我揣测，困扰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社会保险意识不高、行业认同度极低等问题，其始作俑者，保险业本身可能也脱不了干系。保险培训失范，轻则导致销售并不合宜的保险产品给客户，重则导致赤裸裸的销售误导，两者都指向背后更为根本的个人、家庭和社会人身风险保障缺口巨大和财务安全度极低的严峻社会保障问题。

据此分析，中国保险业可以改进之处，首先自然是要切实完善保险营销员入职考试的保险培训，向新募和在编的保险营销员传授全面和正确的风险意识和保险知识。只有保险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了，保险业供给的质量才有可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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