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治”骚扰电话的招儿

曝歼骚扰诈骗电话之新加坡经验（三）

“深圳率先立法保护个人资料将对全国有示范作用”

晶报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王江雨几个月前刚从中国回到新加坡，他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手机不再响个不停。“回到国内，买了一张新的电话卡，结果中介的电话和营销的短信就来了一堆，在新加坡不可能会这样。”王江雨对记者说。

作为一名法律学者，王江雨一直关注新加坡个人资料保护法的出台与实施。他表示，这部法律在新加坡咨询公众时获得了一边倒的支持，如果深圳能率先在全国立法，必定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国内形成气氛，推动全国性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律出台。晶报特派记者李果黎勇/文、图早在几年前，新加坡已经开始实施手机号码的实名登记新加坡为什么推出个人资料保护法？王江雨认为，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个人资料的滥用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社会问题，而新加坡作为世界贸易、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也是全世界最安全和清洁的城市之一，保护个人资料对提升国家的竞争力有非常大的作用。“新加坡在个人资料保护法立法之前咨询过很多国家，并进行了三次全国性的咨询，结果民意调查一边倒，都支持推行个人资料保护法。客观而言，新加坡的骚扰电话并不是很多，但市民对保护个人资料的意识很强，因而这项法令得以很快出台。”王江雨说，在实施个人资料保护方面，新加坡有着一定的“先天”优势。这是因为早在几年前，新加坡已经开始实施手机号码的实名登记，就是说，如果接到营销电话，只要是新加坡打来的号码，肯定都能追查到实施者，这是推行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有力保障。新加坡的成功在于它成功的法治，真正做到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王江雨对新加坡的法律体系有深入研究。他说，新加坡社会不同于其他亚洲社会的最大特点，也许不在于它有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于它是一个公认的法治国家，真正做到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王江雨说，法治被视为新加坡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如果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关于古代分配正义的说法还有什么现代意义的话，那就是现代人更担忧的是不同的人适用着不同的规则，从而使机会资源的后天分配永远不均等，使弱者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建立法治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是能使一切社会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标准化运作”，从而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二是能使人民增强对政府的信任，知道政府对所有人适用相同的规则，不会对任何人有所偏私。即使政府不能绝对做到这一点，但只要尽到最大努力，并且政府自身不违法行事，人民也会体谅。王江雨表示，新加坡法治社会的源头首先来自它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地位。在新加坡独立之前，新加坡采行英国的普通法体系已达将近150年之久，英式法治理念虽未全面开花结果，但已在新加坡根基稳固。李光耀执政后，更是以英国法为基础，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更以各种严刑峻法，使遵守规则的观念在新加坡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说是内化在新加坡人的精神里。新加坡个资法规定的罚款金额很高，跨国公司都吃不消“新加坡拥有强势而高效的政府，它对自己的人民照管得很好，执法也很彻底，反应很快。一旦决定做，那么马上会成立健全的机构，人员也很快到位。它的特点就是效率高，推行很快，保证所有措施能立即实行。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立法，法案一经国会通过，执行这个法律的机构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立刻就成立了，个资委的人员也马上配备齐全了，‘谢绝来电’登记的网站也开通了，个资法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和培训工作也马上展开了，新加坡迅速形成了个人资料保护的一整套保障运作体系，法律执行及公众投诉起来都非常方便，因而效果也就显而易见。”王江雨说，新加坡政府办事就这么认真，个资法实行后，一旦有人举报，那么政府一定会去查，绝不会忽视和放过任何投诉信息。王江雨把自己手机上的信息翻给晶报记者查看，里面所有的营销短信，都注明为“ADV”（广告），并标明公司名称和联系方式，这是个资法要求的，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是违法。“新加坡个资法的另一个特点，是它规定的罚款金额很高，连跨国公司都吃不消，运营商违法更吃不消，违法后果很严重，所以都不敢违法。”王江雨说。王江雨表示，与此同时，个资法与新加坡其他信息法律不冲突，原有的法律继续有效。比如新加坡普通法对信息骚扰、对侵害隐私的行为等都有相关的规定，但这些法律规定，受害者负有举证的责任，对个人来说，举证成本很高。现在个资法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可以让法律执行起来效率更高。在个人资料保护法中，新加坡政府是得到豁免的“在这里，我必须提出一点，在个人资料保护法中，新加坡政府是得到豁免的，也就是政府依然能够掌握你详细的个人资料，各政府部门之间也能传递个人资料。”王江雨对记者说，“政府可以豁免，其实在新加坡是得到民众认可的，民众也都认为政府不会滥用他们的个人资料，这点可让人感到震惊。很多西方国家实施的是宪政分权，大家认为政府是恶的，法律是对其进行约束，像在美国，如果政府要查看个人资料，甚至一个犯罪嫌疑人被抓后，警方要查看他个人手机上的短信，都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在得到准许后才能看。而在新加坡是另外一套理念，国家制定法律的理念基础是社会认为（或者至少应当认为）政府是好的，政府是慈爱的父亲，是可以信任的，不会把你的个人信息滥用。当然，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可以争论，但大家对政府确实有着相当大程度的信任，而在社会与公共事务上，政府也尚未辜负这种信任，把人民利益照顾得很好。”如果深圳立法成功，将对全国起到率先示范的作用得知晶报开展“曝歼骚扰诈骗电话”系列报道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深圳率先在全国立法保护个人信息，王江雨认为，深圳一个城市立法，可能对达致这一目的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骚扰电话是全国范围内的，深圳立法禁止了，其他城市的电话仍可能打过来。“决心、立法和技术缺一不可，如果违法者在市外或者省外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这需要全国一盘棋，但做比不做好，大家必须认识这一点。”王江雨说。王江雨表示，如果深圳立法成功，将对全国起到率先示范的作用，可能推动全国性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出台。“据我了解，中国在个人资料保护立法方面还是空白，深圳如果善用自己的立法权，先行先试，肯定会辐射到更大的区域，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遏制住骚扰诈骗电话日益泛滥的趋势。当然，立法之后，也必须加强执法，只有有效的执法，才能为法律的执行提供助力，为更好地保护个人资料提供助力。”王江雨说。王江雨简介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海外优秀学者讲座教授，亚洲比较法杂志的共同主编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比较法杂志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国际经济法、比较法律传统，以及比较公司证券法。

晶报特派记者李果黎勇/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