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新加坡、香港三地华文作家狮城答读者问

　　欣然跟我们分享了她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经历，等一下在交流的时间里，我们还可以听听她具体是怎么在英国摸爬滚打的。（欣然（本名薛欣然），一位在英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广为人知的中国女性作家，她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各国发行，）

陶杰先生非常有趣，他帮我们解释了大会定的这个命题－“在世界的另一端书写”。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在英语文学创作的环境里，大家不会觉得有“这一头”和“那一端”的分别？用华文创作的作家，会面临到这些悲情也好、漂泊感也好的感受。这种感觉足以让我们觉得有必要去探讨这个课题。

下来的时间，是交给大家的，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课题，或者就刚才三位嘉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又或者对他们讲述的个人创作的经历，有没有问题要问？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观众提问】

刚才陶杰老师提到，因为同样是使用英语，所以在用英文创作时候，有一个类似“打通关”的效果。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有名的作家，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地域代表性。比如说印度的V.S. Naipaul，或者非洲的Chinua Achebe。虽说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他们的读者读到都会很感动，可还是会觉得这是别人的故事，而不是自己文化的故事。华人也有同样的情况，中国大陆不管是以前鲁迅也好，近期巴金也好，沈从文也好，他们的作品，都会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台湾本身也有自己的特色，香港作家又有另外一种特色。从这方面来说，我们会不会发展到一个跟英语创作世界同样的地域性的状况？

【陶杰】

首先呢，你说的这个地域性是一定有。但是写作除了一个地域性，还有一个普遍性。今天你看莎士比亚的很多作品，地域性很强，《王子复仇记》讲的是丹麦几百年前的传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发生在意大利，那也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讲述有两个邦的人不合。他们都有个普遍性，都接触到了人性的弱点：如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犹疑不决、报仇、爱情等。所以，伟大的作品，固然会有地域性，但是那个普遍型，Universality，一定会能够感人，读者就一定能够接受。

你刚才提到奈及利亞的Chinua Achebe，他有本小说叫“Things FallApart” （中文名：《土崩瓦解》）。他写一个非洲部落的酋长，看见西方的这些工厂、推土机，开进来了，把他守护了几百年的很多代的自然田园摧毁了。所以他很愤怒，他要带领他的族人，去抗争。今天我们看这本书，有普遍型，为什么？就是这个Industrialization VS Nature。这种事情，在全世界都在发生，不只是在非洲。现在，工业化可能已经不是西方的企业了，而是中国的，加纳就曾经发生过当地人去打杀中国移民的事件。所以这个Universality，这个普遍性，是一定有的，华文的写作也是。我不管你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还是香港，或者是海外，你写的东西的背景有地域性。比如，新加坡人不可能把东北的黑龙江的那种情调写的好，但是你可以写新加坡的热带气候、蕉风椰雨。你写的人物是什么遭遇，这个人物有什么戏剧性，他遇到什么冲突，他想什么、他感受什么，这些写下来的新加坡故事，就能够感动一个在东北的读者。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不成问题。《哈利波特》也有它的地域性，它里头的魔法学校，完全是按照英国的贵族寄宿学校那个环境来写的。这种学校在新西兰、在澳洲、在印度是没有的，即便有，也不是很地道。但是它里头讲的友情、勇气、爱情，或者对抗这些邪恶势力时，那种小孩的软弱、无助，这能感动到全世界的小孩。所以这就是成功的文学作品的意义。

【陶杰】

既有国界，也无国界。如果你是一位伊朗的作家，你想要写出一个反映伊朗社会现实的作品。我们在外面的人很想知道，你们伊朗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原来女孩子要被逼着围围巾的，或者是不准上学，或者什么。那你这女孩子在这个处境里，是在做什么？你是逆来顺受，还是反抗？如果逆来顺受，然后相夫教子，这就没有戏剧性，就没有小说。小说讲的是冲突，是一定要反抗的，不反抗不成故事，对不对？

如果这个伊朗的少女要反抗这种男性的霸权，在反抗的过程，她遇到了怎样的戏剧化的事情？他丈夫怎么看？他爸爸怎么看？其他的女人、同学怎么看？这个写出来，就会诉诸其他国家女性的读者，至少说如果你是女性，你会感同身受：“原来伊朗这么黑暗的，原来是这么一个制度，这么不合理。”，这样就有共鸣，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欣然】

我想就陶杰老师刚才说的几件事情来分享一下我在西方出版的感受。

我的第二本书，叫“Sky Burial”，是我采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是个女军医，她的丈夫是个CIA。结婚三个月的时候，她的丈夫就被派到西藏，参与了汉藏的一次大战争，然后很快的就被告知说他失踪了。她当时完全没有概念西藏在哪儿，她以为就是另一个村庄，而且她以为能很快找到她的丈夫。那时候，中国大陆刚刚停止所谓的战争，周围总有其他战士活着回来了的事情。1994年，当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已经在那边留守寻找了34年。我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去了西藏，拍了专题片，采访了活佛，也采访了当时的张国华将军，还采访了达赖喇嘛的服务人员。我采访了很多人，为了确认他的故事，对我自己也是个再教育。

当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第一轮编稿下来，书的一半内容被砍掉了，兰登书屋砍掉的，理由有三：第一，没听说过中国有个天安门广场，所以有关那一段的写作全部被砍掉；第二，没听说过美国CIA在西藏，完全没听说过，不能确认这段，所以他们要尊重所谓的历史；第三，我是第一个在谈汉人也有感情的人，他们觉得好像这样的感觉，也没听说过。

所以整本书真的是被砍了一半，我当时那一晚上，真的是很挣扎。因为我写出来的都是能够向世界坦诚的内容，告诉大家的这些都是我确认过的，不是一次两次的确定，是九年的确认。但是最终，就像刚才提到的，为了这个书能出版，为了我的编辑能够继续做我的编辑，为了我自己能被世界认可，最后我接受了他们的大刀阔斧。

就在这本书出来的那一个月，CIA的五位老退休人员，把他们的一个专访放到了YouTube上。你们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叫CIA In Tibet，就是说当时他们是怎么被空投到西藏的，完全就是我在书里写的，但是这些内容全部被砍掉了。我跟BBC工作、跟卫报工作、跟CNN工作，我觉得我们都在追求一个Freedom of Speech。但是这里的Freedom of Speech，有它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一个是对人性的尊重，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的；第二个是对其他文化的认可，大家也能够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语言的限制。

我出的另外一本书，叫“China Witness”。当第一稿在美国的兰登刊完以后，有关共产党的那一章立刻就被全部砍掉了。原因是什么？我说这是我写的50年的见证史啊。里面的这个共产党人，是毛泽东的第一任警卫团团长，后来成了海军的创建人，到最后成了国防工业的领导，他是最后唯一幸存下来的人。那个年代，从彭德怀到林彪、贺龙全都被毛害死了，就他一个人没害死，为什么？我就把这章写了下来。

您知道那主编跟我说什么，“我们只关心中国人的故事，我们不关心历史”，可是对我来说没有这个历史，怎么来解释这些人在历史中的故事呢？所以，文化的理解和语言的沟通，也是Freedom的一部分，这就是我在西方工作深深的感受。

包括这次咱们习大大去英国采访，在那之前任务很快就被布置下来了，说大家要注意口径，因为这是对英国未来有好处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包括我觉得新加坡也都有这样的问题，香港更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坦诚的面对这个社会。

我觉得一个记者非常关键的是他能独立、多面的分析问题，和他的瞻前性。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记者就是立足于他的独立性和瞻前性，忽略了多面分析的这种容忍。我在西方工作下来的感觉就是，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

【观众提问】

我对欣然很好奇，您说您已经在英国生活了20多年了。您在遥远的英国生活，可是您还是继续的讨论中国的问题，您觉得这样的状态，对您的看法和价值体系有影响吗？

【欣然】

既有，也无。

“无”，是因为我每年都必须回中国两次。回中国我必须做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我一定要坐火车，慢车，10个小时以上的。因为我可以从那儿去感受、去闻乘客的味道；去看他们行李箱的变化；去看他们吃饭的餐盒的变化。吃的原来是馍，扛的是包裹。现在我可以看到行李的样子一点点的在变化，从原来的皮革纺织品、编织袋，到现在开始有一些新款的，这些东西在发生着变化。

第二件事，我一定会回到我曾经采访过的地方，去跟踪一些老人的变化，因为他们是我真正的老师，教我如何认知中国。

第三件事，我一定会去大城市采访公共厕所。因为在世界的发展史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底层的东西，才是人们对人性尊重的态度。实际上公共厕所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特别鲜明的角色，所以我常常去。

如果你们常去北京的话，有一条大道叫金鱼胡同，实际上王府大街就在那。在那条街的隔壁，有个西堂子胡同，我跟随那个胡同跟了20年，他的厕所三代翻新。在十几年前，全胡同的人早上要排队，上那个厕所，可当时旁边都是四星级、五星级的大酒店，但是那个厕所没有变。5年前，那里翻盖了一个厕所，但是很远就能闻到那个厕所味。去年，我再去找那个厕所，发现很难找到了，它完全换成了一个铁皮厕所，很时新，没有厕所味，只有红烧肉味。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发现两个老外学生也在找这个红烧肉味。我说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这个地方卖盒饭卖的特别好。然后我就去看，发现这个看厕所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是原来看厕所的老太太的儿媳妇），她说现在厕所不收费，不卖手纸了，全部都免费了，但是原来修这个厕所的时候留了一小块地方，专门是用来收费的。现在这个地方没用了，她就在这儿做盒饭卖，所以上那个厕所都是红烧肉味。因为她做的红烧肉特别好，所以周围的留学生到她那儿去买饭。

像这样的事情，我常常回去看。我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我的中国。否则的话，我知道的中国不是中国媒体口中的中国，就是英国媒体口中的中国，我得不到我想要的真正的中国，所以这是我认为我需要的。

在英国，我的变化是什么呢？以前我身在其中，现在我有了更深的感受。比如说我常常在一些大学讲座，记得有一次在牛津的时候，牛津的院长叫Jessica Rawson，她是个中国青铜器的专家。讲座的时候，她马上就站起来挑战我：“欣然，你认为中国是文明古国，请证明！”，我当时震惊的一塌糊涂，我说你一个牛津院长连中国是文明古国你都不认可么？她说：“我只相信证据。” ，所以这样的认知对我来讲是蛮震撼的。

于是，我重新去发现为什么他们会有不同的认知。我觉得这使我对中国的远距离的轮廓，有了新的认知。

是这样的。谢谢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