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南发：讲述新港台文人交往那些事儿

新加坡眼按：这是中国《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2012年采访新加坡著名文化人媒体人杜南发的稿件。此次重新转载，里面提到新加坡与华文世界尤其是港台文化圈的互动交往，仍然有许多趣事，也是一桩桩佳话。

杜南发现任《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的统筹总编辑，他的办公室挂满名人字画：何绍基、郑孝胥、溥儒、周作人、丰子恺、沈从文、曹聚仁……郁达夫写给郑子瑜的名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在郑子瑜身后由杜南发收藏。金庸赠给杜南发的书法是“诗圣主国，朱雀腾飞”，可视为一个谜面，谜底是“杜君南发”。杜南发说，他基本上不用“收藏”一词，他喜欢的字眼是“缘聚”：“很多东西不一定非强求不可，有缘碰到，总会圆上。”

杜南发祖籍福建晋江，1952年生于新加坡。1973年报考南洋大学时，杜南发的兴趣是经济，但成绩不够，只能进文学院，没想到全心全意读中文后，杜南发慢慢读出了兴趣。大学时候的杜南发钟爱写诗，日后出版过《酒涡神话》和《心情如水》两部诗集。

大学毕业后，为等一份赴德国留学的奖学金，杜南发要找份暂时的工作，刚好一位南洋大学的师长认识报界朋友，便介绍他到《南洋商报》当翻译。1977年，杜南发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开始上班。后奖学金因故未能拿到，加上报馆上司认为他应该去做记者，杜南发便在报社留了下来。当记者时，刚好报馆出了一份新的小型报纸《快报》，初由老一辈编辑主持，销路不太好，便让给年轻人，杜南发大胆改版，屡创新意，很快销量上升，让他发现报章新闻在严肃之外的创意趣味。杜南发紧接着向报馆领导建议，试编一个供年轻人表现新意的文艺副刊园地。总编辑说：“大报的文艺副刊很重要，不能给你们这些小毛头拿来玩。《南洋商报》有一个小开《南洋周刊》，就拨个版位给你们试看看吧。”杜南发为这个新副刊取名《浮雕》，最开始几期，整版的稿件都是杜南发一个人顶，换不同的笔名写诗、小说、散文、评论，还根据新闻写海内外文化动向，引进版面设计的新概念，反响良好。最终，报馆高层决定让杜南发负责《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杜南发一接手，就给副刊取新名为“文林”：“武术界有武林，文艺界就要有文林。武术界有高手，文艺界也有高手。”

杜南发说，他的文学引路人是大学时的老师王润华，王润华介绍他认识了有“小巨人”之称的台湾著名出版人沈登恩。后来，柏杨出狱后第一次获准离开台湾，便是由《南洋商报》邀请到新加坡访问。台湾当局要倪匡做担保人，倪匡一到新加坡就找杜南发，因为沈登恩告诉他：“到新加坡，你一定要找这个人。”畅谈后，柏杨、倪匡都建议杜南发到台湾采访。杜南发向报馆提出到台湾和香港采访名家的计划。

台湾之行中，杜南发采访了陈映真、高信疆、痖弦等人，也结识了古龙、高阳等许多作家。当时正是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鼎盛时代，两大报的副刊主编高信疆和痖弦都成为杜南发的好友。如今高信疆已故，杜南发回忆：“高信疆是我公开承认的启蒙导师，那次访问对我是一个启蒙，眼界大开，观念大开。之前我负责副刊，观念比较传统。高信疆告诉我，副刊可以是整个报纸中重要的一环。副刊的‘副’字，不应该只是附属的概念，可以是一个主导的概念。”

台湾之行计划中，杜南发还想找台静农谈谈鲁迅，无奈威权政治还未解冻，台静农答复：“千万不行！”随后杜南发到香港采访，倪匡带他去采访金庸。事后倪匡才告诉他，金庸先是拒绝：“我接受访问多了，没有什么意思。”倪匡劝：“这位小朋友挺有意思的，见他一下嘛。”金庸说：“好，见了觉得有意思，当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没意思呢，访问完就说当晚有一个饭局，意思是下逐客令。”结果相谈甚欢，金庸请杜南发留下来吃饭，还打电话叫温瑞安过来作陪。这批台港名家的访谈录后来结集成为《风过群山》。

杜南发认识董桥是因为女作家蒋芸。“我们那时候都叫蒋芸作‘蒋清秀’。她负责一本《清秀》杂志，在香港很有名，董桥在那儿写专栏。”多年后，杜南发和董桥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书画鉴赏。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中国教授在新加坡办展览，杜南发到现场，看中一幅吴湖帆的作品，当时月薪才不到两千块，那幅画要价四千块，但他实在喜欢，便咬牙买了下来。回家后慢慢研究，越研究越发现不对，后来找行家来看，才知道花两个多月的薪水买了一件赝品。杜南发心里很不舒服，苦读张珩的《怎样鉴定书画》，算是入了门道。

1993年，杜南发在廉价书堆里偶然找到鉴定家杨仁恺的《国宝浮沉录》初版。此书印刷质量不高，但杜南发读得津津有味。两三个月后，杨仁恺刚好到新加坡，杜南发去采访，直接问起他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事，杨仁恺觉得很惊讶。一席谈后，杨仁恺邀请杜南发到辽宁省博物馆去看书画，作报道。杜南发专程到了沈阳，杨仁恺亲自带他到库房里，把馆藏的重要名作都看了。后来，杜南发出版古书画记《美的足迹》，杨仁恺作序。

回顾人生，杜南发自认兴趣转过三轮：早期喜欢政治、经济、科技；大学之后开始写诗，后来到了报馆，也算跟文学在同一条线上；中年以后喜欢书画。在品评结缘的风流人物后，他感慨：“历史上太多浮浮沉沉的故事了。当年很红的人，后来可能不行了，当时无人问津的人，后来发现是个人物。每个时代有世俗的价值，跟时间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当代有当代的价值判断，可是，经过长时间，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位置，就会越来越明显了。一切都逃不过时间。”

时代周报：1973年你到南洋大学文学院读书时，人文气息厚重吗？

杜南发：我觉得南洋大学是一个很有人文风味的大学。南大创校于上世纪50年代，因为历史因素，当时未能从中国大陆聘请学者，中文系老师多来自港台和海外，像凌叔华、苏雪林、刘太希等，南洋大学和三大学院的题名书法也请当时在台湾的于右任题写，建校纪念碑则由佘雪曼所书。

我70年代初就读南大，中文系老师主要来自台湾的政大和师大，或早年由大陆到港台的学人。我那时最著名的教授是以研究庄子闻名的王叔岷和甲骨文专家李孝定，都是30年代北大出身的学者。或因李孝定的古文字学太艰专枯燥，王叔岷的庄子较有空灵情趣，当时同学多喜欢王叔岷，认为王高于李，都说王叔岷是镇系之宝，现在回想起来，两位都是一代名家，各领风骚，实在不应如此轻率乱分高低。

在南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古今二王”，即教古文的王叔岷和教当代比较文学的王润华两位老师。“古王”让我真正领略中文之美，“今王”是引我走入现代文学创作世界的恩师。我们是在第三年才能修王叔岷的课，他以研究《庄子》闻名，当年他在台大讲《庄子》，上课时窗口都挤满人潮，被誉为“说《庄》惊动杜鹃城”，我们都很希望他开《庄子》课，不料系里列出的课竟是无人知晓的《刘子》！我们找遍诸子百家也无此人，到开学时才知道原来是南北朝的散文家刘晝。那真是一个心灵震撼、一个难得的机会教育，原来做学问的功夫之一，就是要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冷门僻处发现精彩，就如《刘子新论》这样值得细细品味的美丽六朝文字。我们读的是收录在《四部刊要》杂家轶书部分的抽印单行本，薄薄一本，王叔岷只精选四五篇，就讲了一整个学期，自然十分细致深入。这堂课，对我最大的收益是真正认识了文字的魅力，例如“含奇佩美”一词，用“含”字形容光华内蕴之德，用“佩”字形容身外之美，内外有别，概念形象生动，可见中国文字内涵之美，难怪古人有“一字师”之说，每字每句都得认真讲究，运用得宜，每个字都有自己鲜活的生命力。特别是文学，讲究的就是文字。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林语堂任南洋大学第一位校长的历史？

杜南发：我觉得林语堂对不起南大。创办南洋大学的领导人陈六使想把南洋大学办成一个好大学，当然想请著名的学者来当校长，因为上世纪50年代已经不可能请大陆有名的学者过来，有人建议请人在美国、学贯中西的林语堂，他真高薪把林语堂请来了，没想到林语堂没有从华侨苦心建校的角度来看待这是一所初生待哺、需要培育成长的新生大学，而是从美国的标准来看南大，一来就高姿态要求按美国一流大学的水准办校，包括薪水、学制等都要一夜改变，道不同不相为谋，陈六使不愿南大蒙受损失，自己掏腰包赔了林语堂一大笔钱，请他走人。

林语堂完全不愿理解南洋华人建校的苦心和地方实况，离开后还在台湾报章上把问题政治化，以“反共有功”自居，就这点而言，我就觉得他在道义上不对。所以，身为南大生，我有好几次遇见林语堂的书法，价钱也不贵，但我完全不愿收藏，讲难听一点，林语堂的东西送给我，我都不会要。这不是金钱上的问题。

写诗要有“人间味道”

时代周报：你在大学有许多诗作，工作以后还写吗？

杜南发：刚进入社会时感触较多，写了不少，现在只偶尔写，多未发表。早年我特别喜欢杨牧和郑愁予，近年反而喜欢戴望舒的一些诗，尤其是像《萧红墓畔口占》那样的短诗，简简单单，平淡中见深味。太过花哨的诗，像徐志摩，虽然很美，一下就让人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浓得化不开，心就静不下来，只有平淡中见味道才是真味，有心灵宁静之美，深情自在，便有人间味道。所以近年来，我也尝试写短诗。

时代周报：我访问痖弦先生，他早年写过诗，但他把编辑的意义看得很庄严，不太喜欢人家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他认为现在写一首诗，在世界上的影响，老实讲很渺茫，但是如果一个副刊一纸风行的话，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杜南发：当年他也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写诗要胸无片云才行，搞报纸杂务太多，我却觉得这是观念和认识的问题。我的人生观早期受存在主义影响，后来是佛家的“活在当下”。因为人虽有过去现在未来，但真正唯一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其他你都管不到，既然管不到就不要为其所困扰，认真做好当下该做的事就好。

所谓生活，生是状态，活是态度，人既然必须生活，就应该活字当前，即使未必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仍应如禅宗说的“活泼泼来去无牵挂”地去做，所谓境随心转，一转即活，就是快乐。所谓快乐，不是大吃大喝有钱就很快乐，快乐是一个知足的状态，因为知足，才能从容而自在。但快乐和知足的前提必须是认真和清醒，认真才会明白究竟，清醒才能知道自己的状态，否则只是官能的堕落，心灵的失落。我做任何工作，包括收藏、写作，都是这个心态。

所以，说当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或说能够引领时代，都行，重要的是要有认真去做的态度，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活在当下，尽我们的本分，全力以赴，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和机缘，就能自得其乐。

时下报纸副刊，实用性取代文艺性

时代周报：你在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新加坡的报业为什么发展到现在集中在新加坡报业控股一家？

杜南发：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有多家大小报纸，我1977年进报馆时，华文报就有四家：《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是大报，《新明日报》、《民报》是属于销量上比较少的报纸，还有一些更小型的报章如《国际时报》等。因竞争激烈，新闻品质较差，小型报纸陆续关闭，大报盈利也很薄。随语文教育的政策改变，当局担心华文报成为夕阳产业，就主动说服报业进行合并，先是华文报合并，继以华文和英文报业再大合并，才组成新加坡报业控股。

据我所知，这一系列合并，应是亚洲报业史上的创举，报业控股的成立，有效的经营，维持了市场秩序和提高专业水平，成为行内的学习对象，例如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组织报业集团之前，广州、上海、北京就有许多同业都到报业控股来考察研究这一经验。

时代周报：在这种格局之下，现在新加坡的报纸存在竞争吗？

杜南发：新加坡有独特的建国模式，有人简称之为务实＋成效，我觉得新加坡报业的经营模式也有这个特色。报业控股管理统一，避免了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但各报编辑部却是独立运作，财务也独立计算，因此就得遵守市场力量的规律，优胜劣汰，就得保持专业上的竞争。这一体制，兼具弹性和稳定，达到有效管理的效果，其独特性或许外人难以理解，但新加坡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也是如此与众不同吗？

时代周报：新加坡的新闻管制严不严？

杜南发：不能够说没有管制，毕竟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自由的媒体，各媒体至少都会受到公司老板利益的“管制”。但新加坡是属于“依法管制”，主要有国家法规、社会法治和内部自律三大部分。例如绝不能逾越种族、语言和宗教这几大敏感红线，大家都明白和同意这是新加坡立国的基本社会原则；此外主要的“管制”就是法律，有触犯就依法解决，编辑部的“自律”就是为了守法，避免触犯法律。当然还有市场规律的“管制”。

时代周报：新加坡有没有狗仔队？

杜南发：新加坡重视合理的隐私权，法律很严，不能像狗仔队一样跟踪、肆意揭人隐私，否则就要面对法律后果，社会舆论也不会赞同，最终会影响传媒的形象和市场利益。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金庸那个文人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杜南发：金庸是属于市场型的文人办报，早期的文人办报如梁启超、章士钊等都是为了推动政治或社会改革理念而办报，目的是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而不是盈利。金庸是很清楚市场力量的，所以他最早创办的就是一份以中下层读者为对象的消闲性都市报，《明报》和最后的《现代日报》也是同样的考量，他是很精明的经理人，有现代经营理念，业务管理抓得很紧，连他的好友倪匡要加点稿费都得和他“斗法”。《明报》后来成名的文化定位，当然和他是知识分子有关，但也是因时应势，是一种对市场空间的准确把握，如后来林山木办《信报》，也是一种独具匠心的有效定位，才能成功。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应该都是属于文化型企业家，有如苹果的神话英雄乔布斯把握人性美学的市场定位创新。

其实报章的性质，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都是一种供需关系，如在鲁迅的时代，社会仍延续清末以来重文的风气，上海报章就有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文艺副刊，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大家要看武侠小说，所以文艺副刊都登武侠小说。后来武侠小说连载没人看，就不再有这样的内容出现。今天大家都想要投资，要看娱乐，报章副刊版位都登股票投资和娱乐八卦去了，现在的报章杂志，所谓“实用性”副刊早已取代文艺副刊，这是时代的变化，有需要就有供应。有什么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因为大众传媒是一个商业的运作模式，必须反映这个社会。如果今天社会文化大兴，商人办报的方针就会立刻变成文人办报了。

但报章在性质上还是一份文化商品，是精英文化或大众文化，都是一种定位的选择，是由社会和市场决定的。

互联网影响报纸，应“感到兴奋”

时代周报：今天互联网对报业的影响，在新加坡表现得明显吗？

杜南发：这种影响必然会发生的，但就目前的情况，冲击还不算太大，主要或许是因为新加坡地方小，报纸容易拿得到，且提供很多本地新闻，互联网不一定会有，加上互联网消息泛滥，真假混杂，可信度是个问题。

我觉得报纸跟互联网的关系，要看本质而非表象。本质上两者都同样是传媒，只是载体不同。作为载体，纸张一定不如电子，迟早会被取代，但真正的竞争却是在内容的价值上，传统报纸内容最大特点就是可信度。例如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街头的餐馆都不太碰，因为没有把握，要安全就会选择比较正规的餐馆，因为其所提供的食物品质还是比较可靠的，就是可信度。

因此，未来的电子媒体世界，还是会分主流和非主流，其分野就是可信度，就如当今社会的名牌崇拜。名牌价格昂贵，虽有因虚荣心而产生的泡沫，但也有一定的品质保证，没有好品质的名牌是站不住的。所以可靠的品质和价值，是未来媒体存活的很大因素。从媒体行业来说，新媒体并不可怕，它只是改变了载体和一些游戏方式。

时代周报：很多老报人对报纸的前途都蛮悲观的，讲起来特别伤感。

杜南发：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庄子最了不起的就是叫你换一个观念来看，一个空碗，似乎一无是处，却可以是有无限可能的空间。报纸跟互联网的关系，应该从本质上去理解。报人的角色是提供精彩的报道和观点，载体或经营形态的变化，不应该影响这一本质。或许我们可以对报纸这一载体的前景悲观，但没理由对传媒的角色感到怀疑，甚至应该要对电子新载体所带来的新空间和新机遇，感到兴奋才是。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冷静的思考，改变运作观念，包括营运模式，因为这是一个新时代诞生的重要时刻，我们有机会身处其间，何其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