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卡夫卡，NTU驻校作家韩丽珠：广东话写作

　　谢谢各位来到今天的讲座，我是最后一位讲者，你们吃完东西之后都没有走，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

我来自香港，在新加坡已经几个月了，我是来南洋理工大学做驻校作家的。我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很多人对我说新加坡和香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新加坡我感受到人们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安稳的，虽然走在街上的有不同的种族。跟我在香港感受到的能量是一种反差，香港人的脸上就好像是火山快要爆发了，人和人之间可能没有常常在吵架，但你可以看出他们是处于一种很紧绷的状态。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然是关于写作的这件事情，但我也会讲一些我作为一个作家在香港，这个我从15岁开始写作到现在的地方的经历。不过我这个人并没有那么重要，我只是通过自己的经历跟大家分享：香港这个很小的地方，读者的人口很小，它怎么可以适合写作？从它的人口密度、历史背景来说，为什么它会适合写小说？还有从我的眼中看到的香港的文学创作的情况是怎样的？在里面写作的作家，他是处于怎样的一个生存环境中。

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和国家都有它不同的、独特的特点，我在美国、北京、新加坡都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香港每天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安稳的状态。很多年轻人都在讲要移民，都是很想要离开的状态。不过我觉得无论你走到哪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因为接受一个城市或者国家的发展，他的所遇到的问题，就好像要学习自己生命里所有的课题一样。

我住的地方是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房价也是全球最高的，拥有自己的空间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我在香港的时候，从一个地铁站走出来，发现地铁站的站口全部都是人。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生活，你必须要很明白你自己究竟要去哪里，因为你一旦放空的话，你会跟随着人流走，去了你不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地铁里大家都是往左拐的，你要往右拐，就要花很多力气去推开很多的人，同时还会被很多人碰到。所以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我要非常清楚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有时候就要坚持一些你所想要做的事情。

还有就是在一个很快速的地方，你就会下意识的想要避开你身旁的每一个人，就好像你在繁忙时间的地铁车厢里面，你不但要管好你站立的姿势，不要占据太多的位置，也要管好你的目光，不要乱看，如果你不小心把目光放到对面的人身上，他会误会你在偷看她，那就不太好了。这就是在一个很快速的地方，你的生存策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中，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是很近，同时也是极远的。地方好像是很小，同时你觉得也是很大的，因为就算你走在一条最拥挤的街道，你也有好像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的感觉。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生活，你需要的是逃脱的勇气，因为生活有时候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你跟所有的人都一样，为了付昂贵的房租、付房子的贷款，每天都要上班、加班、下班，很忙碌的工作。下班之后，去一模一样的商场。偶尔去两所咖啡店，喝一杯相同的咖啡，连说出来的话都是差不多的。慢慢的，你对生活的想象、想法，也开始大同小异。慢慢的，连大家的面貌，也类似了起来。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对自己尽量诚实，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过，对自己诚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一旦你做真正的自己，你就要承受没有同类的孤独。而且，自由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真正的自由并不是那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它需要负起无穷无尽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自由不是被别人剥脱的，而是自己放弃的。

如果你要保留自由，这是一件很累的事，因为它不是生而有之的，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努力去争取，然后去继续保有、留给下一代的结果。

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很拥挤的房子里，我家里有四个人，就睡在同一张双层床上，我没有自己的房间，没有自己的书桌，甚至没有自己的抽屉。所以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阅读，因为阅读是唯一一个让我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的方法，一种精神上的空间。我最初读的是流行的读物，比如说倪匡、琼瑶、亦舒，我得到的是一种阅读的乐趣。不过我没有想要写作，我读的那种小说没有给我要写作的冲动。

我念中学的时候，我接触到一些外国的翻译文学。文字经过翻译以后，它有一种好像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的感觉，超越了我所熟悉的世界。我读到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他描写的那个人物，他写他眼前的风景，跟内心的连接，让当时的我感到了以前的阅读经验里面没有的东西。好像是很遥远的声音，但跟我很贴近、亲近，他的文字是锋利的，就是我藏在心里面想要表达出来的声音。

在各种文类之中，虚构的小说是跟我最贴近的。

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我念中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年我15岁。那是90年代，就是九七年回归之前，那个时候的香港文学圈，虽然也是比较注重经济的发展，不过仍然有一些日报的副刊，有文学的版面。很少数的流行杂志，在报道时装和潮流生活的同时，它都有一点点的版面刊登小说、评论，严肃一点的文章都有。虽然当时我是写作的新人，也得到了一些稿约。

不过在回归之后，这些可以刊登比较多评论作品的报刊，都已经越来越少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写作的新人，能够在当时得到一些发表的机会，还有一些编辑的鼓励，其实是和那个时代有关的。在我的三十多年的生命里面，我觉得90年代的香港是文化最多元、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年代。所以我可以在那时写作。

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输水管森林》，出版这个书之后我遇到了写作上的第一个瓶颈。那本书是在一家独立出版社出版的，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不知道出书是个怎样的过程。一本书还没有出版之前，写的都是内在的，作者面对的是自己。当你把书出版了之后，它就成为了商品。它要面对的是其他的人，外界的很多衡量的，它是一个商品的变化。

当时给我出版的人，他觉得这本书应该卖不出去，他印了一千本，给了三百本发行，自己留了一点，就把其他的五百本送到我家。当时我觉得他的考虑也是合理的，因为在香港，一个没有名气的新人，你写文学创作型小说，销量就是不太乐观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家里就有五百本书，很多，我家又很小，所以我就很烦恼。几年之后我就把这些书都全丢了，丢去垃圾房。

这件事情就让我问自己，出版是不是一件浪费纸张、破坏环境的事情，当时的我非常的困惑。

我觉得写作里面有几个阶段，会让人感到怀疑、很容易放弃的：第一个，就是毕业。第二个，毕业后找工作。第三个，结婚。第四个，生孩子。这几个关头你都会问自己要不要继续下去。所以当我第一本小说集出版后，我就写的很少，因为我的瓶颈没有过的去。

接着我就毕业了，我在明报当编辑。当编辑的生活是很忙的，一星期要工作6天，很早出门后，很晚才下班。即使在下班之后，我的脑袋都不能不想工作上的事情，所以我都没有再写小说。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是没时间去思考的，时间过得好快，我记得我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有窗，但是有个百叶窗挡着，所以我不能看到外面的天气是怎样的。每天过得都是一样的，有很多的电视机，因为要看新闻是怎样发展，然后做及时的报道。

我过了差不多两年这样的日子，直到2003年SARS来袭的时候。在社会上对病毒很紧张气氛中，我很麻木，好像没有感觉。我的感觉好像在我麻木的工作中，慢慢的消失了，我变得不再那么敏感。而我当时处理的版面，全部都是关于这个病毒的。那些新闻每天都在播：今天死了多少人，今天病了多少人。我当时觉得好奇怪，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对我在做的工作没有感觉，我的肉体在报馆，我的灵魂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就问我自己，如果今天就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那我还想不想上班？不上班我想要做什么？所以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就辞职了。辞职之后我就想慢慢写下一本小说。

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出了第二本小说集。这本小说集在香港没有什么反应，我也可以预见，但我没有再困在那个瓶颈里面。后来，出了第二本小说集之后，我再继续写其他的短篇的小说，参加了台湾的写作比赛，得了新人奖，得了奖后就在台湾出书，一直写到现在。

我觉得一般人所说的中年危机，我在21岁时就经历过了。就是出了第一本书后找工作，工作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那段阶段，所以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个中年危机是在21岁。

我觉得中年危机的感觉就是你觉得没有出路。为什么没有出路？因为你的内在和你的外表是不一致的，你表面上所做的事情，跟你心里真正所想的是分裂的，你没有勇气把真正的自己实践出来，就会有一个分裂的危机。

刚辞去全职的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家人，白天的时候我还是在同一个时间去上班，我假装我在上班，其实我是到我另一个朋友的家里。她上班的时候，就把房子借给我，我就在她家写作。到了晚上，我觉得到了我可以下班的时候，就回家。我还是一样给家里人家用，所以我的家没有怀疑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接受我这样的决定。

在一个城市里面，你认识一个人，你首先是问他的名字，然后就问你是做什么的。职业身份，永远比一个人是怎样的人重要。没有人去想我要去做怎样的人，每个人都在想我要建立一种怎样的身份，我要做一件怎样的工作，然后就想别人是怎样去看我的。

所以那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其实已经没有全职的工作了，而且在香港写作也不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业。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大的文学的传统，如果我告诉别人我是作家，人家就会嘲笑的问：作家到底是什么？你写什么？所以当时我没有勇气去接受自己。

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比较诚实的做自己了，我就跟不同的人说我是写作的。他们会问我一些问题：你是写作吗？那你写什么？是爱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还是什么小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后来我不耐烦了，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写那种没有人看的文学小说的，他们就不会再问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是挺好的。

我觉得一个人他怎样跟他自己相处，怎样对待他最想做的事情，都有不同方式。有的人会把真正想做的事情留在脑袋里面，觉得去幻想就好了，然后他自己过得是另一种生活；有的人会偷偷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白天有一份工作，下班了以后才做自己最爱的工作；也有的人他用全部的时间，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其实在香港全职写作的人，并不多，可能只有几个。因为写作能带来的收入并不能维持生活。有更多的认真写作的人，他们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做研究，或者是做一些跟写作文学完全无关的东西，去掩饰自己真正的生活，去保护写作这个任务。我觉得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方式，跟自己最喜欢的写作、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去相处。

其实每一种人，你用哪一种方式去保有你的理想，都是没有高低好坏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方法，只要他能平衡就好。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你怎样去写作，或者怎样去塑建你的理想，而是你怎样平衡你自己。

在香港除了大家比较熟识的刘以鬯、西西、黄碧云跟董启章之外，一直都有人以不同的方式默默地在耕耘，包括曾经得到台湾文学新人奖的李维怡，谢晓红，张婉雯。

李维怡是一个社会运动者，她常常都自称自己不是作家，说她只是个文字耕作者。因为她在搞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她看到很多不公益的事情，她要用写作来处理这复杂的感受。她觉得作家这个称呼太高尚、太优雅了，她不要站在作家的群里，她要和跟她一起抗争的人们站在一起。

张婉雯是在大学里面教书的，她也做一些保护流浪动物的运动。她下班以后就一边保护流浪的动物，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写小说。她的每个短篇、中篇都是每个晚上一千字一千字，这样写出来的。

还有曾经参加过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谢晓红、李智良和邓小桦。

谢晓红在大学里面教书，曾经出版过小说集《好黑》，她还出过一本英文的小说，叫Snow And Shadow。她也是在生活和工作之间写小说。邓小桦主要是写诗的，写散文也写评论，他也是香港文学生活馆的理事，除了创作之外，他曾经跟谢晓红一起创办过香港的文学杂志《字花》。李智良他没有全职的工作，他一边在不同的大学里面教书，一边写作。

其实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他们发表的机会更少，出版的机会更少。可是他们依然在写，并不是为了任何原因。没有原因，他们也没有读者，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写而已。

在文学创作方面，香港跟大陆比较，香港没有那么庞大的读者群，也没有像作家协会这样可以保障作家生活的制度。香港跟台湾相比，没有时代的成全，也没有各种各样可以鼓励创作的文学奖，也没有文学的出版。不过很重要的，我们有不被关注的自由，也有不为什么的纯粹。我觉得纯粹在写作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把作品面向读者之前，写作就是一个面对自己的过程。

除了我刚才所讲的那一些土地的历史、政治、经济的的因素，我觉得给我创作一个很重要很大的养分的，就是语言。

香港是两文三语，两文就是英文、中文，三语就是英语、国语跟广东话。我觉得语言不是文法，也不是句子，更不是句法，不同的语言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它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文化。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时候，他经历的情感的经验和习惯。

所以如果你日常生活中，经常讲的语言，不只是一种。除了你的母语之外，你还需要讲另外的语言的话，这一类人，他是同时在不同的世界间徘徊的人，他的世界是复杂的。跟只有一种母语、其他语言都不需要讲的人是有点不一样的。

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我经常讲的只有广东话，这是我经常交流的语言。这种广东话和英语、国语相比是最底下的，因为广东话不能写出来，写出来就是中文的书面语。

因为我们讲的是广东话，所以我们写出来的中文跟大陆作家的中文、马来西亚作家的中文、台湾作家的中文，就有点不一样。我觉得香港作家的中文，受到广东话的语法、英语的语法的影响，在广东话的思维模式情感观念的影响下，香港的中文是比较冷的，那种冷不是真正的冷，是情感和语言表达上的冷。

举一个例子，在广东话里面，是很少说“爱”的，因为“爱”是一个很沉重的词语。比如说在大陆作家或者是台湾作家的文中会写：我爱一只猫，我爱一朵花。而我们是说“中意”，“中意”是介乎爱和喜欢之间的，比“喜欢”浓一定，比“爱”淡一点，“中意”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词语。你可以说我中意一个人，就是我爱他，也可以说我中意一个人，只是我喜欢他，有点暧昧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广东话的词语，它是包含的感情，更广大一点。

还有广东话有九个音节，它没有国语那种抑扬顿挫，它没有那么高的音，它是比较低语的，好像是在对自己讲话。它没有很多的尾音，譬如说它没有：啊、、呐。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尾音，它好像是很直的、有刺的、比较深的一种语言。

我常常觉得因为在这个语言的环境中，我才能写作，因为我讲的语言-广东话，我不能直接把它写下来，而我写的中文，又不能直接的用大陆的或者是台湾的中文，因为写出来的时候到底不是我的感情。

我举一个例子。我思考的语言，大部分的时候是用广东话，不过有时候是用中文的书面语，很小的时候是用英文的。我思考的时候，那个语言是混杂的，所以在用笔写出来的时候，我就会经过一个迂回的翻译的过程。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要去想怎样才是接近我的世界。比如说我写我去搭车，如果我用广东话讲，我会讲我搭巴士、搭小巴。在书面语里，我知道“巴士”和“小巴”不是那么经常看到的一种讲法，如果写书面语的时候应该写搭公车，可是公车不是广东话，也不是我在生活上遇到的一种东西。那我是不是在写书面语的时候，很容易会把别人的生活、不是属于我的生活移植到我的书面语的世界里面？

所以每一次下笔的时候、我在创作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我就会想我不能把别人的那个世界直接移植到我写作的世界。如果我写“我爱我的国家”，我心里面都会冷笑，都会嘲笑我自己，因为那根本不是我的感情，那属于我的感情是什么？可能从来都没有人书写过，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的语言是弱势的，它不是主流，你就会反省语言的存在，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他不一定是那个字，也不一定是这个字，它可能是字与字之间，还没有人讲过的一种讲法。

所以我每次下笔的时候，如果我要写出贴近我自己的语言、我内心世界的语言，我都是经过一些创作的。举个例子，“爱”跟“喜欢”、“中意”，好像是没有什么差别，不过你细心去想，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如果我把我的“喜欢”写成“爱”，那就不是那个事情，所有的东西都会变。

所以我的写作给我的就是它让我更诚实的问我自己：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跟外在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我跟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我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这也是我觉得我活在香港这个文学文化语言相对弱势的城市当中，它可以丰富我的写作世界的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只有我们的语言是弱势的，写作的时候没有那么强大的依赖跟瓶颈，你才会去反省。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因为母语的弱势，你才会发现边缘的事物其实都有它的价值。

因为在文学的世界里，强跟弱，主流跟边缘，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它是平等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的，就看你去怎样去看待。因为艺术创作，其实是违反整个世界量化的标准的。它不是比较也不是竞争，因为在里面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有无可取代的独特的存在的价值。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小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