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看看香港和新加坡

财阀通过港英时代的权钱交易、钱钱联姻，特许与股权，控制了金融系统、公共事业系统，以及大部分的商业领域。人们的工作机会、水、电、交通、住房、药物、医疗和金融服务，以及日常必需品（零售），都是财阀的生意范围。单个资本也许不能控制全部，但只要是有持续、稳定的收益的领域，几乎都笼罩在某个资本的身影之下。而这样的资本屈指可数，这少数人的身份都是一致的——财阀。

一个普通人，很可能是这样生活的：他在财阀的企业工作，工资存入财阀控制和占股的银行，用于购买或租住财阀建造的房屋、水、电以及交通服务，生活物资从财阀经营的零售超市采办，生病了到财阀经营的药房买药。甚至连居住地周边的商业生态，也是按照财阀的利益设计的——比如你需要过马路，天桥会直接把你送进一个商场。

远离香港市区的天水围，是一个巨大而密集的公屋群。财阀占据了中间的核心土地，建造了私人住宅区嘉湖山庄，环绕嘉湖山庄的公屋是与之隔绝的，住公屋的穷人不允许进入富裕者的区域。嘉湖山庄内居住的富裕阶层是有消费力的，但内部商业直接由地产商包办，穷人无法获得他们的“涓滴”。港英政府与地产商还订立过一份不公开的约定，限制公屋社区的商业设施规模，以保证嘉湖山庄内商业设施的收益。

所以，偌大的天水围几乎没有什么沿街商铺，如果一个住公屋的人想要做一点生活配套的小生意，合法的形式是去一个由地产势力控制的叫“领汇商场”的地方租用商铺。

昂贵的租金阻挡了穷人，连锁店更容易占领机会，而连锁店的所有者经常又指向财阀。穷人只能忍受数小时通勤，去市区打工，并且把收入花在财阀经营的交通、零售的生意上。因为民生艰难，这里沦为一个罪案尤其是灭门案多发的“罪恶之城”。

香港是自由港，经济自由带来社会自由，因此也是一个自由社会。坚强的社会商业结构，是由行政特许和其他上层利益交易形成的。换句话说，这种市场自由是以市场不自由为基础的。资金的进出自由是香港繁荣的重要制度后盾，因而这是自由最根本的内容，由此李兆基可以早早地在美国买进数万套房子，李嘉诚可以迅速把投资转移到英国。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如此巨量资金，这种自由与之何干？

财阀控制，是过去几十年来香港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这种除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辛苦、利薄的行业之外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造成了“国家（政府）的让渡”，政府能力被弱化，必须看他们的脸色。

英国人在香港回归前开始突击作业，推动香港“民主自治”，一方面创造渠道让财阀势力得以直接进入或在幕后操控权力，另一方面则是此时已经不用对香港社会负责任，为了自身利益进一步建造一个弱势政府。

作为现代民主最早的实践者的英国，太了解民主的实现条件了。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维持制度运转所必须的秩序。没有秩序，民主就意味着混乱，所以我们会发现，民主运作良好的国家，相同点是有充足的财力，能够维持从军队、警察到监狱的一整套强大的暴力机关，让民主不会脱轨。

深谙此道的英国，在离开前却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削弱政府，一方面推进“民主”。那么，当共识被抛弃时，谁来捍卫秩序和法治？

不一样的新加坡

自由市场必然带来财富的集中，平衡的手段就是强大的政府干预。

强大的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累进税、公共支出对弱势人群进行转移支付。但富豪们热爱香港的重要原因，是这里低税，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通过金融工具或其他避税手段转化为免税收入。这让政府的经济实力非常有限。

近在咫尺的对比就是新加坡。它和香港一样是一个城市社会，但李光耀建立的强势政府，给人民提供房屋、医疗、教育、交通等优质且相对公平的保障，让财阀无法生存，更不能挟持政府。这就会让人们的负债感下降。

如果一个社会被财阀影响或控制，普通人的负债感——一睁眼就要急切地去寻找货币的身不由己感，就与控制程度成正比。负债越多，人就会在行为上“老实”，因为无暇他顾；但也会在心理上怨恨，因为起早贪黑、腰酸背痛仍然无法摆脱负债重压。因为财阀的控制是无形的，又是合法的、基于现代契约的，缺少抽象能力的一般人甚至感觉不到他们和自身生活的关系。怨恨需要出口，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概念，同时也强调主权在民，主权在民的其中一项内容是“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于是一般情况下反抗都是指向政府。

然而在香港今年的乱局中，那些街头抗议者不但手段错误（暴力），对象和方向也是错误的。如果诉求真的源于艰难的社会生活，那么作为攻击对象的政府事实上和“示威者”应该是联盟关系；而诉求方向非但不应该是所谓“民主”，而应该通过法治方式强化政府，把被侵占的公共权力收回来，使政府有能力保障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