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的归属意识，长期以来很淡薄

国族认同这一概念在社会学界有不同的界定方式与内涵外延，就民族主义的立场而言，则一般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制度性架构与实体性组织，它起到了维护具有国民特质的共同文化、生活方式，并实现物质与精神目标的作用。

因此，作为特定群体中的个体，就有一定义务认清自己所归属的群体，以获得合力并从中获得具体或抽象的利益，而国族认同也就在此过程中产生。

而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国家是契约形成以保护其中个体私利，以防止其利益受到侵犯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国家认同就是一种利益置换，即以国家能满足群体需要为前提，来认可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就是说，这种认同是以民主选举制为具体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意志选择的结果。

然而，由于现代社会崇尚多元化带来的必然利益区隔，因此自由派又会强调相互妥协、利益共享与求同存异，以此维护国族延续的共同体。在此并不强调文化、民族、宗教等共有属性，而是将遵守宪法与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与公共道德，作为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从上面可以看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规约的形式推行一个国族共同的认同底线。

就历史而言，新加坡的国族认同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形成过程。新加坡本身绵长的英属殖民地史，加上主体为移民社会的性质，更因为旧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所以长期以来本地居民的本地化国族归属意识本就淡薄。

▼新加坡开埠功臣莱佛士

我前阵子查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本地华文报章的缩微胶卷，就发现当时不少本地华人都有强烈的客居意识，倾向于效忠中国，并对其文化有归属感。随着建国以及此后半世纪的辛勤耕耘，新加坡不但成功步入发达国家之列，也为构建国家认同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构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新移民的融入过程中，制度层面的国家认同就显得非常关键。首先要坚决捍卫本地的议会民主制，即由选民直选代议士，并由之产生政府，并坚定维护民众的政治参与权与对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也只有民众充分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新加坡，才具有国族认同的法理与道德基础。其次是继续奉行唯才是用的精英治国理念，并让每一个有能力和有决心毅力之人，获得脱颖而出的机会。第三是要继续提倡构建包容和谐的种族、宗教与族群共同体。

即使来自各地的新移民与本土居民可能并没有共同的历史过去，却完全可以在理性主动选择的前提下，共同构建一个不分种族、宗教、语言的命运共同体。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中曾经指出，民族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制品，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因此，执政当局能够、也必须打造出一个超越本地种族、宗教、语言与社会背景来源的“新加坡国族”，否则新加坡就可能沦为一个只有形式上的公民，却没有凝聚力的沙雕国家。

就本土居民而言，构建共同心理家园也并非易事。本地种族、宗教与语言问题复杂，要构建一个共同“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华、巫、印以及相应的宗教群体认同。加上本地重理轻文的社会风气与实用主义的社会治理倾向，所以即以语言而言，就在短短数十年内经历了极大的转换阵痛。

这些身份与文化转换的过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共同历史与价值观的弱化，以及理想与现实情境之间的两难徘徊。其中旧一代华校生的身份认同与命运挣扎，就是一个颇佳的例证。随着新加坡经济的日益强盛，除了有大量新血加入新加坡人的大家庭之外，还有数十万本地居民侨居海外，这些也会对如何构建新加坡国族构成严峻挑战。我们面临历史匮乏的窘境，而现实之中这个群体又在不断剥离。

▼李显龙和旅居海外新加坡人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起，新加坡就开展了不少关于国家认同问题的讨论。1991年政府发表白皮书，提出五大价值观，即以亚洲集体主义为核心，并保持自己的土著语言与传统文化，来求同存异，多元包容，以塑造一个各民族共同的国族认同。

这一目标也许并不容易实现，但我相信就像梁文福1990年代与2015年两个版本《新加坡派》中所展现的小我与大我，其中历史的沉淀与集体记忆，才是真正新加坡国族认同的核心所在。它没有刻板的说教，但每一句听起来都充满一代代新加坡人的辛酸、欢乐、挫败与荣耀。更重要的是，这些情绪本身就是历史，它也是全部新加坡国族认同的感性基础。

（作者纪赟，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