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新加坡多元族群的和谐共处经验

新加坡的一系列族群政策被研究族群问题的学者认为促进了民族融合，新加坡也因此保持了多元族群的和谐共处。

“当你看新加坡的族群融合问题时，我会说我们别无选择。”新加坡官委议员陈庆文(Eugene Tan Kheng Boon)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官委议员是由总统委任的议员，陈庆文是本届新加坡议会9名官委议员之一。同时，他也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新加坡种族关系法律和政策是他教学和研究的领域之一。

在多元族群共处的新加坡，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比邻而居。为了避免出现单一族群聚集，新加坡政府实施不同族群的配额制，要求每一栋组屋都有不同族群的人居住。同时，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学生在学校除了要学习英语，还需要学习所在族群的母语。

新加坡的一系列族群政策被研究族群问题的学者认为促进了民族融合，新加坡也因此保持了多元族群的和谐共处。

新加坡被认为成功处理了多元民族的共处而带来的问题。

新加坡别无选择

记者：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你认为实现不同族群的融合有哪些关键因素？新加坡都做了哪些努力？

陈庆文：新加坡曾经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当新加坡独立之后，我们需要让新加坡成为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而不是比如是华人的新加坡，虽然华人占我们人口总数的大约四分之三。

对有些国家来说，他们会觉得如果照顾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那就足够了，这样足以赢得选举。而在新加坡，我们的领导人很有先见之明，他们意识到让少数族群感到安全是重要的。

我们的政策被称为多元种族主义，每个人都被同等对待，无论他们的种族、语言、宗教是什么。这其中有几个原则，一是新加坡面临的多元民族情况不会发生变化。第二，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我们的国家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成立的。第三，如果你能让少数族群拥有安全感，多数族群也会拥有安全感。

如果因为民族问题造成紧张局面，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就不能算成功。为了保持国家的团结，也为了吸引外资，我们别无选择。

记者：新加坡在1989年引入了民族融合政策(EIP)，这一政策的效果如何？

陈庆文：民族融合政策只针对新加坡的组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大约85%的人住在组屋里。政府可以对公共住房进行管理，对每个族群设定配额。这种配额制度是要确保组屋的各族群人口比例与全国水平大致相当。

在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人倾向于通过族群选择居住的社区，政策制定者担心这会形成一块飞地(enclave)，形成华人聚居区或者马来聚居区。我觉得我们的政策是成功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飞地的形成。当各民族的人混居在一起，人们可以理解不同的文化。在我们的组屋，你会看到不同种族的人，他们在市场碰面，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记者：如何看待小印度和唐人街的存在？

陈庆文：这些区域不是公共住房，它们事实上反映了英国殖民时代是如何管理多民族人口的，他们把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各自集中在不同区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太多机会交流互动。这些都是历史性的区域，不属于住宅区，因此政府的政策也不适用于此。

记者：但对于组屋实行的配额制度，也许有人会说你不能规定我在哪里居住。

陈庆文：民族融合政策远比人们在哪里居住这件事情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民族融合政策最终也会影响政治。当你把不同族群的人口按比例分配，在选举时，政客想要拿种族问题做文章就变得不可能。如果形成的是华人聚居区、马来聚居区，为了赢得选票，竞选者可能提出种族问题，提出倾向于华人或者马来人的政策。但当一个地方的选民来自所有不同的族群，竞选者想要赢得选举，就需要得到每个群体的选票。

虽然有人会说新加坡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华人，如果有人提出倾向于华人的说法，他会赢得更多选票选举。但经过这么多年，新加坡人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意识，即如果有人试图以种族做文章，选民会觉得需要对这个候选人保持警觉。

双语教育有助于提升种族融合

记者：在新加坡有没有哪个种族是受到优待的？

陈庆文：我更倾向于使用不同待遇的说法。马来人在新加坡的宪法享有特别的地位，他们是新加坡的原住民。

新加坡也担心，在独立后，马来西亚会密切注意我们如何对待马来人。我们不希望他们干预我们如何对待马来人这件事情。就像俄罗斯对乌克兰说，我们不喜欢你们对待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的方式。所以马来人在我们的宪法中有特别的位置，但他们没有特别的权利。在马来西亚，马来人不仅有特别的位置，也享有特别的权利，比如政府工作、奖学金、土地都对马来人留有一席之地。

在新加坡我们奉行的是择优录取制(meritocracy)，也就是说最优秀的人得到工作，而不是说如果你是华人就会有优势。马来人只有在宗教方面才会有不同的待遇。在新加坡，99.6%的马来人都是穆斯林。新加坡没有官方的宗教，但在每个组屋，政府都会为清真寺保留土地。

记者：虽然华人在新加坡占有绝大多数，但中文在新加坡的使用程度并不如英文，事实上，马来语才是你们的国语。

陈庆文：马来语是新加坡的国语，我们还有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也是其中之一。新加坡的国歌是马来语，国家格言也是马来语。有人觉得马来语不过是一种象征，因为大部分新加坡人都不会说马来语，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种强大的象征。

当学生们在学校唱国歌的时候，也许他们并不明白歌词的含义，但这有助于提醒他们这是马来语，也有助于培养他们对马来语享有这种待遇的认同感。

记者：双语教育对种族融合有何重要意义？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的效果如何？

陈庆文：新加坡推行的双语教育指的是，除了学习英语，你还要学习母语，而母语取决于你父亲的种族。你需要学习英语和母语，当不同种族的人交流时，英语会成为共同语言。双语教育提供了一种共同语言。双语教育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确保每个种族的语言是安全的。即使这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马来人会觉得自己的语言是安全的，因为马来学生需要上马来语课程。

新加坡政府文件使用的都是英语。在1965年我们独立时，我们的领导人就意识到英语是国际性语言。中国可以只说中文没问题，因为中国很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而当新加坡独立时，我们只有200万人口，我们不能指望我们说自己的语言，别人来理解我们。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通用流行的语言。如果我们选择马来语，我们和其他国家做生意就会变得很难。但新加坡的语言环境也不是完全由英语主导。

记者：新加坡有一年国庆游行庆典的主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这是你们最终希望达成的目标吗？

陈庆文：我想这是我们最终希望达成的。新加坡推行的多元种族政策承认人们有两个主要身份，一个是种族身份，另一个也更重要的是公民身份。

政府希望达成这样一个效果，即无论你的种族是什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新加坡人。这是最重要的。这两种身份可以在同一层次共处，但当发生冲突时，比如我们如果与马来亚陷入紧张气氛，新加坡马来人必须将公民身份置于首位，即他首先是新加坡人。

对于多民族人口国家来说，这是充满挑战的。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担忧，即种族身份是否会超越公民身份。这又回到我最初提出的观点，如果你能让少数族群感到他们的种族身份是安全的，他们会相信，强烈的公民身份不会以他们的族群身份为代价。有人把这视为零和游戏，认为更多的族群身份意味着更少的公民身份，但我认为族群身份和公民身份是可以同时兼顾的。不过当发生危机的时候，则需要把公民身份放在首位。

对于新加坡来说，我们的国家建设还未完成。比如我们还未将穆斯林很好地融入我们的军队，一些领域还未对他们开放。虽然政府觉得已经有很多进步了，但马来人觉得进步还是太慢。

记者：在2010年之前，每个新加坡人只能登记注册一个种族，但后来新加坡修改了相关规定，新加坡人可以登记注册多个种族身份。这一政策变化的动机是什么？

陈庆文：新加坡有越来越多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在新加坡，40%的婚姻是国际婚姻，25%是不同族群的通婚，这可以表明我们的国家建设是成功的，即人们对和别的族群结婚没有异议。

过去你只能根据父亲的种族来决定你的种族，这有很大的制约性。因为在不同族群的通婚中，他们希望孩子作为混合种族的身份能够被认同。所以他们改变了规则，允许双重选择，表现出了更多的灵活性。

它承认了社会的变化，即更多的异族通婚，人们希望能够更准确地呈现他们孩子的根源和种族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这么多不同种族的通婚，人们可能会意识到种族分类并不意味着有多大的不同。

信任需要时间来建设

记者：在上一次新加坡国家认同感调查中，有63%的受访者认为引入外国人才政策会弱化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认同感。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吗？

陈庆文：移民在新加坡是一个敏感问题。当新加坡政府允许外来人口进入新加坡，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但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未能跟上，所以人们会有不满情绪。另一个原因在于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赶愈加强烈。当他们看到三分之一在新加坡工作的人是外国人，四分之一在新加坡居住的人是外国人，他们会产生更强烈的保护欲。

我认为移民问题和民族融合问题是两回事。当人们说外来人才可能削弱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认同感，他们谈论的更多是国籍，而不是种族问题。

记者：去年发生在小印度的骚乱事件呢？

陈庆文：虽然大部分参与暴动的人是印度籍劳工，但人们并不认为这是种族问题，它的原因也不是出于此，他们可能对工作条件不满，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之中。如果新加坡人仅仅因为参与其中的人来自同一种族就把它视为种族问题，这才值得我们担忧。

记者：种族问题在新加坡国会是一个常见还是少见的话题？

陈庆文：种族议题在新加坡国会并非少见，也并非常见，它是一个常规议题。

国会议员对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保持关注，同时又不让它变得情绪化。不是说这些议题失去了控制，难以处理，只是与种族、语言和宗教相关的议题有时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解决。信任需要时间来建设。

记者：你认为新加坡在处理种族问题上的经验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陈庆文：我不确定新加坡的经验是否对中国适用，因为我们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也非常不同。但我认为其中有一些共通的原则，比如确保民众得到平等的待遇，无论他们的种族、宗教是什么。政府需要确保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是安全的，同时也需要少数民族对国家保持忠诚。要意识到人有两种身份，公民身份和种族身份；确保少数族群的安全，这也将提升大多数人的安全感。这些原则是适用的，但具体如何执行要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文/江玮，《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