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选预测——揭秘后李光耀时代政治大趋势

根据宪法规定，新加坡本届国会不得晚于2016年10月解散，而且必须在解散的三个月内召开大选。换言之，新加坡第13届大选不会晚于2017年1月举行，距今只有一年半时间。一些政治观察员相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简称“行动党”PAP）会借今年三月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之后举国感激之情以及八月建国五十周年大庆之势，乘民意之盛而追击，于今年第四季度这个最佳时机召开大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政治强人的逝世将给新加坡政治带来极大变数。本文且对此作一初步梳理和分析，并对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之政治走向做一些理论预测。

新加坡政治体制

许多人对新加坡政治感兴趣，不外乎两个原因。一、自1959年自治以来，新加坡一直由行动党执政。在许多人看来，乃“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并非真正的民主政府。二、尽管如此，新加坡没有出现许多非民主国家所惯见的贪污腐败以及经济和民生问题，反而，建国五十年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一反人们的常规认识。这无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人们不断在问，新加坡如何在“一党独大”下取得如此成就，许多民主国家比之还不如？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新加坡实行的是议会制度，基础是英国西敏寺议会制度（Westminster System）：国会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由大选产生；宪法规定了国会的最长任期；在宪法规定期限内，国会必须解散，全体选民以一人一票和相对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选出国会议员；有多个合法政党存在，大选时由政党推出人选参加竞选，也可以有不归属任何政党的独立候选人参选；在大选中赢得国会半数以上议席者为执政党，由执政党的当选党魁担任总理，由总理从国会议员中委任部长等要职；国会主要有三项功能和权力：立法、监督政府、监督财政预算。

新加坡的议会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沿袭西敏寺制度，而是经过调整。最显著的调整体现在几个方面：集选区制度、官委议员制度、非选区议员制度、民选总统制度。

先说一人一票和相对多数制。

新加坡宪法规定，每届国会从第一次会议起，任期不得超过五年；在五年任期内，总理有权向总统建议解散国会，在国会解散之日起三个月内必须举行大选。新加坡在册政党有近30家，但是许多都不活跃。参加过上两次大选（2011、2006）的只有少数几家，包括行动党、工人党（Workers’ Party）、国民团结党（National Solidarity Party） 民主党（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革新党（Reform Party） 人民党（Singapore People’s Party）、民主联盟（SingaporeDemocratic Alliance）。

以2011年大选为例，新加坡全国分87个国会议席，其中12个属于单选区，另外75个属于集选区，候选人人数分布如下（表一）：

从表二可见到2011年大选的几个现象：

（一）没有任何一家反对党推出超过国会半数议席候选人

当届大选，唯一推出超过国会半数议席候选人的，只有行动党。其他政党推出的候选人数远远不及国会半数。即便推出候选人最多的国民团结党和工人党，也不过占国会议席总数之27.6%和26.4%。换言之，其他政党即便候选人全数赢得席位，也无法单独执政。当然，就算没有任何一家政党取得超过半数议席，如果反对党赢得的席位较多（比如A、B两家加起来超过半数），不排除他们之间展开谈判组成联合政府，或是各自与行动党组成联合政府（如果A或B和行动党议席数合计超过半数）。但是，在2011年大选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客观情况。是以反对党虽多，却无法对行动党形成直接的威胁。

（二）全国得票率与得议席率没有直接关系

行动党全国得票率为60.14%,却囊获了93%的席位。一些人认为这是制度舞弊，其实是出于对“相对多数制”不了解而造成的误解。在相对多数制度下，任何候选人只要得票比对手多就胜利。我们可以拿几个选区的战绩为例（表三）：

从表三可见，只要在选区中得票超过对手，就独赢该选区的席位，与得票率高低没有直接关系。行动党在丰加北得票70.61%，得一席；在波东巴西得票50.35%，比丰加北低一大截，但是同样得一席。行动党在宏茂桥和东海岸得票率分别是69.33%和54.83%，但是由于都过半数，所以赢得这两个集选区所有议席。体现在反对党身上也是一样的，比如工人党在后港得票率高达64.8%，得一席；它在阿裕尼得票比后港低10%，但是已经过半，所以囊获阿裕尼集选区所有五个议席。工人党在如切得票是48.98%，只比行动党候选人少388票，但也只能认输，该区一席归行动党。总结一句，得票率与得议席率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这种现象很常见，并不是新加坡独有。这个现象在马来西亚2013年大选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届大选，国阵（Nasional Barisan）以47.42%全国得票率赢得133个议席，蝉联执政；反对党人民联盟虽然得票率高达50.83%，已经过半数，但是它只得89个议席，因此形成不了执政党。国阵为何全国得票率低而得议席率高？那是因为每个选区的选民人数是不定的，但是不论选民人数多寡，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一个议席。

我们还可以举两个假设案例：

在案例甲（表四）中，A党和B党的总得票率之比是60:40，但是A获得全国议席，B一无所有。到了案例乙（表五），A党和B党的总得票率较前差不多，但是B却能获得35议席。从这里可以看到全国得票率与得议席率没有直接关系。

在新加坡政治上，以行动党的60.14%得票率却囊获93%议席来说明行动党利用制度漏洞，是不合逻辑也不符合现实的。

2011年大选透露的信息

现在我们看看2011年大选以及它所透露的一些信息：

首先，总体趋势是行动党得票率逐届下降。

较之上届大选，行动党全国得票率下降6.46%。而反对党中，除了民主联盟，其他得票率都上升，介于6.37%到13.53%之间。而当年首次参加大选的革新党则无从比较。为了更清晰看到趋势，我们回顾一下独立之后的历届大选得票分布（表六）：

从表六可以清晰看出，行动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维持着70%以上的高得票率。从八十年代一直到2011年，行动党得票率下降到60%-66.6%，2001年除外。这与时代背景有密切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行动党领导新加坡从第三世界步入第一世界的开始，政府引入外资、普及教育、提供低价公共住屋、铲除腐败和低效公务员、铁腕对付黑社会和左翼人物，就业率、识字率大幅上升，社会从五十年代的极度动荡开始转入八十年代的稳定、和谐，人民生活品质得到很大提升，于是行动党得票率高企。进入八九十年代之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已逐渐成为常态，人们开始要求国会里有“多一把声音”，并开始质疑高压管控，于是反对党的支持率上升。

其次，反对党得票率上升。

由于每届大选各反对党推出的候选人人数高低不一，无法从表六（全国得票率）看出反对党得票率的上升。因此本文制作了表七：

从表六和表七，可以很明显看出：一、无论有意无意，无论主动被动，反对党阵营似乎在整合中。尽管还没有明显的领头羊出现，但是至少已经从七八十年代的“春秋”进入目前的“战国”时期。二、反对党的得票率在经历了1991-2001的低谷之后，在2011年取得较大上升。三、反对党在放弃“补选策略”之后，推出的候选人人数逐届增加，候选人素质也有所提高，如今已能吸引到专业人士如律师、大学教授和前高级公务员加入反对党阵营并出面竞选。

“补选策略”是指反对党在九十年代应付如日中天的行动党而推出的一个竞选策略。整个九十年代一直到2011年大选，新加坡选民普遍想法是要富有经验和人才的行动党继续执政，但是最好能在国会里有多一些反对党议员，可以对政府形成制衡和监督。事实上，本届国会最大反对党的工人党党魁刘程强就曾表示，工人党目前只不过想做好监督政府的角色，而非取代之。他的原话是“新加坡恰恰需要一位副司机在前座，在司机打瞌睡或鲁莽驾驶时用力拍醒他，让他及时回到正轨”。

在这种民意氛围中，反对党在九十年代采用“补选策略”就很可以理解了。所谓“补选策略”,是指反对党在提名日推出少过半数国会议席的候选人人数，让人民行动党当天就自动赢得执政权。在没有“变天”的“危险”之后，反对党呼吁选民在出现角逐的选区放心投票给反对党候选人，因为无论怎么选也不会改变行动党已经执政的事实。我们看到1991、1997、2001年三届大选反对党都推出少于国会议席半数的候选人人数。

从1991年到2001年期间，反对党低迷的另一原因是集选区的出现。集选区是新加坡的创新，创立集选区的初衷是保证少数种族在国会里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在集选区制度下，几个选区（和候选人）组成一个集选区，候选人当中必须至少有一人属于少数种族。无论对垒双方是什么政党，当选的一方的团队里肯定有少数种族，这样就保证国会里有一定比例的少数种族议员，可以代表少数种族权益。这个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后来在执行中发生了嬗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集选区规模越变越大，从最早的三人一组发展到后来的五、六人一组，历届情况如下：

集选区变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人丁单薄”的反对党无法物色到足够人才组成竞选团队，造成集选区长期成为行动党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是反对党提出的抗议和政治课题之一。

人们对集选区的另一批评是它成了“捆绑销售”的工具。行动党往往让资深部长领军集选区团队，把青涩的新人放在团队中“捆绑销售”。时任国务资政、前总理吴作栋在2006年的一次媒体访谈中透露，集选区制度可以增加新人当选的几率，这有助行动党说服有潜能的新人放弃高薪和稳定的工作，投身不可测的政治。由于部长在过去几年曝光率高，选民对他们比较熟悉，因此相对愿意把选票投给“熟人”。尤其在“补选策略”下，行动党的过半候选人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自动当选，行动党的新人更是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避免了单兵作战的过程，得以“直接”进入国会。过了两、三届大选之后，这些当年的新人已经晋升部长，但是还是没有任何选战的实战经验。到了2011年大选，这个优势反过来成了劣势，这大概是行动党始料不及的。后文再述。

二、集选区既是“捆绑销售”，在行动党一边是如此，在反对党一边也是如此。以2011年大选为例，大部分集选区的反对党挑战团队，也都是以一、两个名将或老将领军，配搭其他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工人党的阿裕尼团队就是由家喻户晓的党魁刘程强、党主席林爱莲和政治明星陈硕茂领军，配搭以新人毕丹星和莫哈默费沙。如果说行动党新人借部长的光环得以进入国会，那么，也可以说毕丹星和莫哈默费沙借刘、林、陈的光环进入国会，并无二致。

以此观之，集选区本身是个双刃剑，一胜皆胜，一败皆败。只要竞选团队能够说服选民，反对党也可以赢得集选区。集选区不再是行动党牢不可破的堡垒。笔者认为，按照“确保国会有一定比例少数种族”的设计初衷，集选区的最佳人数应为四人，由三个华人搭配一个少数种族。这最符合新加坡人口的组成比例。无论是三人、五人或六人都无法反映这个比例。2011年大选前夕，行动党政府增加了单选区数目，恢复了四人集选区，减少了六人集选区，是朝正确方向的一次努力。笔者相信，将来还会进一步增加四人集选区，减少五人、六人集选区。

2011年大选被视为新加坡政治的一个分水岭，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行动党第一次丢失集选区，并且在阿裕尼一役中丢失两个正部长（杨荣文、陈惠华）一个未来的国会议长（再诺）和一个行动党相中的第四代领导核心成员（王乙康）。

（二）当届大选，除了榜鹅东单选区之外，所有参战的选区都没有出现三角战。反对党阵营内部的地盘划分的谈判可以取得如此高度共识，是很难得的一次成功。在以往的大选中，反对党向来不但要跟行动党竞争，更要互相抢夺地盘，尤其是那些历史上“反意”较高而且行动党候选人较弱的单选区，更是被视为“肥肉”。一般来说，形成三角战的唯一结果就是分散反对党选票，让行动党渔翁得利。2011年大选基本没有形成三角战，对行动党形成较大的威胁。而且，唯一存在三角战的榜鹅东单选区，竞选的行动党、工人党、民主联盟分别得54.5%、41.0%、4.5%，反对票基本未曾分散，而集中到工人党上。这显示较大的反对党逐渐形成品牌效应，较小的反对党已经未能与之竞争。到了2013年榜鹅东补选时，这个品牌效应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届补选虽然形成了四角战，参战的工人党、人民行动党、革新党、民主联盟得票率分别为：54.5%、43.7%、1.2%、0.6%，反对党的支持票全集中到工人党上，其他两家合计还得不到2%的选票，可谓惨败。

（三）这是行动党第一次遇到反对党在全国范围竞选（见表九），被迫全面迎战。在往届大选中，由于反对党选择较弱的行动党候选团队迎战，避开了总理、副总理、资政和资深部长等人领军的重点集选区，因此，在提名日当天，这些行动党领袖已经不战而胜，不再需要应付本选区的选战，可以分身去帮其他候选人站台、走访选民拉选票，甚至可以运筹帏幄，制胜千里。但是，到了2011年大选时，这个条件已不存在，除了李光耀领军的丹戎巴葛集选区由于对手技术失误未能参选，不战而胜，其他82个议席都需要竞选。总理、副总理、国务资政、资深部长，全得先确保本身选区安危，无暇他顾。正因如此，2011年选战见到了行动党手忙脚乱，甚至有时由于策略出错，而出现名为站台，实为拆台的窘事。

2011年大选之后的三场选举

上文已经提过，2011年大选透露出几个信息：通过地盘的划分，反对党基本解决了三角战问题，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几乎所有选区挑战行动党；执政党得票率尽管还高居六成，但是逐届下降，反观反对党得票率则在上升中；尽管如此，反对党仍未能成气候，未能整合，各自为战的结果就是谁都竞争不过行动党，但是谁又都互相不服，谁也不愿归属到任何其他反对党旗下。从当前反对党阵营的形势判断，尽管工人党在国会有7个普通议席加2个非选区议员议席，名义上是第一大反对党，但是，以该党过去三年在国会中的表现，乏善可陈，不太可能吸引到其他大的反对党的投靠。笔者相信，到了下一届大选，反对党阵营还是会进行一轮地盘谈判，至于能否象2011年那样达成空前的协议，很难说。

2011年大选所透露的这几个信息，在后来的三场选举中又得到了加强。一是2012年后港补选，工人党因过失丢失后港单选区，结果在5月9日的补选中，工人党候选人方荣发仍以62.1%高票战胜行动党候选人朱倍庆。一是2013年补选，这次是行动党因过失丢失榜鹅东单选区，结果在1月26日的补选中，工人党候选人李丽连以54.5%得票率战胜行动党、革新党和民主联盟候选人。两场补选都以工人党的绝对优势胜出。

还有一场是民选总统选举。2011年8月27日，227万选民投票，从陈庆炎、陈清木、陈如斯、陈钦亮四人中选出总统。四人当中，陈庆炎是前副总理，是行动党支持的人选。陈清木曾是行动党后座议员，以敢于批评政府著称。陈如斯是前副常任秘书，在当年5月的大选中以反对党人身份参选，尽管本次总统选举他已辞去党籍，但是反对党色彩强烈。陈钦亮是保险公司前总裁，曾是行动党的选区支部秘书，在脱离行动党之后对政府批评甚多。此四人选举最终是陈庆炎以0.35%的微差险胜陈清木，当选总统。陈庆炎、陈清木、陈如斯、陈钦亮得票率分别为：35.2%34.9%、25.0%、4.9%。许多人认为，2011年总统选举的成绩显示，选民倾向于支持带反对党色彩或至少是行动党色彩不明显的候选人—尤其当总统的职责是监督政府、阻止政府滥用国家储备金时。

小结

我们是否能以2011年大选和之后的这三场选举的结果来预测下一届大选的成绩？只能说，总的趋势应该不会变，行动党得票率应该还会下跌。至于跌多少，很难预测。大选的偶然因素太多了，从任何好消息坏消息到各党候选人的排兵布阵，都可能影响大选成绩。我们因此也很难估算工人党是否能保住阿裕尼，或者行动党继阿裕尼之后是否会再丢 一、两个集选区。但是，如果行动党在下一、两届大选丢失10-15个议席，笔者不会感到意外。至于行动党是否会在这一、两届大选内失去执政权，按目前的形势判断，不可能。

再往下的一届大选，也就是十年后，行动党是否还能保住执政地位？这要靠内外几个因素：一、反对党是否能整合，结束山头林立的混乱局面？前文已述，反对党阵营似乎开始从“春秋”往“战国”发展，但是，如果不认真整合，到了大选前夕才匆匆寻求临时的“合纵”，一盘散沙，终将被逐一击破。这个道理反对党人知易行难。在反对党阵营未出现一个明显的领头羊时，互相都不服。从2011年大选和两次补选的情况来看，大的反对党似乎正逐渐形成品牌效应，但是，离整合还很遥远。5月18日，媒体报道，在2006年和2011年分别以工人党和国民团结党党籍参选的吴明盛决定另起炉灶，正式申请成立“人民力量党”，并希望这个新政党有机会参加下一届大选。又一个新的小山头冒了出来。

二、即便反对党完成了整合，那也要看它是否能吸引到足够的政治人才，形成一股能与行动党抗衡的力量。这个说来容易，实践起来困难。行动党一直强调，新加坡缺乏政治人才，如果形成两党制，一定会迫使有限的人才分散，无论哪个党上台，总会有人才流失在野，形成浪费。这个理论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在当下新加坡，行动党是唯一有条件进行政治利益分配的。如果连行动党在招揽人才时都觉得不容易，反对党所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我们也得从另一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即：人才不愿意加入行动党，并不是不愿意投身政治，而是不认同行动党。如果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那么两党制造成人才流失这个理论就不完全成立。

反对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青黄不接。目前一些主要反对党都没有形成明显的下一代领袖，而行动党早在2011年就亮出了第四代领导核心团队，成为了鲜明对比。事实上，选民对许多反对党的认识主要还是集中在党个人和极少数政治红人身上，如人民党的詹时中，工人党的刘程强、林爱莲，民主党的徐顺全，国民团结党的张培源、谢镜丰、潘群勤等，对反对党的其他人（包括候选人）不甚了了。有些反对党甚至近似“一人党”，绕着党魁一人转。接班人的培养很不容易，工人党二十年才出了个刘程强。随着老将逐一淡出政治舞台，要是反对党无法培养起强有力的接班人，那么只能走向消亡。

三、行动党本身能否维持团结，而不会在政治高压下分裂？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行动党正面临团结问题。事实上，从1961年那次分裂之后，行动党至今没有发生过公开、大规模的分裂。反之，其他活跃的政党每隔几年就发生各种程度的分裂，或是逼宫夺权，或是重要党员给个借口另投他党，或是直接决裂。可以说，行动党是新加坡所有活跃政党中最不存在团结问题的。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行动党可以一枝独秀，而反对党却萎靡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群体之所以能够如此团结，可能是所有成员都赤诚服膺于宗旨和愿景，也可能是因为有个人人拜服的精神领袖。由于李光耀的存在，无论彼此有再大的相左意见甚至矛盾，都会大事化小，相安无事。但是，精神领袖不在了，如果出现了威信真空，那么就不一定会如此团结。在接下来两届大选，行动党还是由李显龙领导，内部团结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但是，在李显龙之后，行动党面对的政治和选战压力会越来越大，政党内部到时出现两派甚至三派截然不同的政见且无法调和，最终导致分裂将毫不意外。这也许是后李光耀时代的行动党面对的最大潜在挑战。如果行动党分裂，尤其在反对党完成整合之后，就可能导致2000年台湾地区选举局面的重现。

新加坡近几年已逐渐有后李光耀时代的迹象。随着社会变迁的需要，政府因时制宜，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策略应对新的挑战，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就是个好例子。近十年也很少见到以往常见的反对党人被告诽谤而倾家荡产的事例。这固然有行动党本身的原因，也有反对党的原因，许多反对党人放弃了八九十年代的“悲剧英雄”路子，转而采取比较负责、理智的政治路线。

尽管行动党对一些政治课题和政策采取了新思维和新方式，一些基本的执政理念仍不动摇，比如副总理尚达曼3月5日在国会里说，新加坡致力于打造“个人和集体责任相辅相成的更牢固社会契约”，这与李光耀执政时期的理念是基本一致的。新加坡一直在不断改变，无论在李光耀生前身后，新加坡肯定会继续改变。不过，李光耀的离去，会加速一些改变的进程。这些改变，固然与李光耀是否存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时代的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