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那场“低端人口”区大火，催生出举世瞩目国策

新加坡的许多政策，从经济到政治领域，算不算得上优秀，到底有多优秀，都尚有争议。

但是新加坡可称为国策的住房制度，组屋（HDB），应该是全世界公认的成功。

李光耀：“我们的新社会，居者有其屋是关键。”吴作栋：“公共住房是新加坡社会的重心。”

新加坡组屋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是27平方米，而香港公屋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2.5平方米。

而推动这项制度的一个关键事件，则始于新加坡56年前一场“河水山大火”。

北京大兴大火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新加坡河水山大火有4人丧生，54人受伤。

1961年的5月，恰好是新加坡的哈芝节。新加坡的河水山，一场大火开始燃烧，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在这场大火中，大概60英亩的面积被毁（面积相当于34个足球场），2800多所房子被摧毁，更有将近16000人流离失所。

河水山位于新加坡的中巴鲁区附近，当时这里算是新加坡的城乡结合部。自英国殖民地时代，河水山就是一个危机重重的“边缘”地带，处于新加坡市区边缘，占地56英亩的木屋区错综复杂，没有规格，环境恶劣，是传染病的温床。河水山也处于社会边缘，窝藏了许多非法居民和私会党徒，是新加坡华人犯罪社会的缩影，对社会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比北京现在大兴区西红门的情况糟多了。

这样密集的“低端”人口地带，火灾不是是否发生的问题，而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

记入历史的就有1934年、1961年及1968年三场大火。

废墟过后的河水山

新加坡1959年自治，为人民群众建立怎样的住房制度，成为执政当局的考虑。

1960年，新加坡政府成立建屋发展局（即著名的HDB），推动公共性住房计划，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组屋。河水山当时是新加坡很多低收入家庭的聚集地，可以说是当时新加坡人口最密集的贫民窟，在这里，他们建造了很多非法的木屋。对于政府的建屋计划，据说当时的居民都有所顾忌，所以，想必政府的工作开展的并没有那么顺利。

天有不测风云，1961年的大火来势汹汹，受灾的居民有的被分配到附近的河水山联络所、金山小学等地临时安置，有些居民被安置到了女皇镇等地的新组屋，但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已经变为废墟的河水山该怎么办？

刚刚成立的建屋发展局挑起了重担，正好大规模建设组屋。不到一年时间，河水山旧貌换新颜。

1962年2月，16幢紧急一房式组屋在河水山建成。

1967年，12562个组屋单位建成，河山水改造基本完成，有4万多的居民在这里实现了“居者有其屋”。

所有的改造政策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

1965年新加坡建国。1968年，河水山又发生了一场大火。

在1968年的河水山大火后，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指出：“让任何人从这场大火中得益，真是罪大恶极。让人们从中获利，实际上是引诱拥有非法木屋的土地的人放火。”

政府开始加快建造组屋的工作，再加上1966年制定的“土地征收法案”，兴建组屋的过程得以发展迅速。到2008年，新加坡国土面积中约有83%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组屋与新镇也纷纷建立。从此以后，新加坡便远离了旧有的乡村甘榜，换上“组屋”的都市衣裳。

现在的河水山，像新加坡任何住宅区一样，组屋林立。

越是贫穷拥挤的地方，如何满足包括安全在内的居住问题，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不是哪一个国家而是全世界都要面临的问题。

和中国不同的是，新加坡没有乡村地区的纵深，低端人口住房问题别无选择，必须就地解决，倒逼了新加坡的组屋制度加快推进。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处长叶振铭：“公共住屋、教育、医疗、劳动福利，这是新加坡社会的4 大支柱，而公共住屋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火灾是不幸的，三次河水山的大火，换来全民不论贫富阶层的安身立命之处，借危机为契机，推动社会的进步。

新加坡拥屋率近百分之百，是全世界拥屋率最高的国家。在消费、物价都居于全世界前列的城邦国家，能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