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国家新加坡，是如何成型并崛起的？！

今年初在中国参加会议时，碰到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颂教授，他正在筹编增订《太虚全集》，因为太虚曾在上世纪初三次来访新加坡，就让我帮着搜集一些相关材料。

太虚大师（1890年1月8日－1947年3月17日）

稍懂现代中国佛教之人都会知道，此际太虚地位之重要可谓一时无两，他不仅是实现汉传佛教现代化转型的推动者，也是让当时处在困顿之中的佛教徒，打开眼界面向世界的伟大先行者，其人生佛教或者说人间佛教的主张，至今还在中国两岸三地乃至整个华人世界都余荫犹在。

此后，一有空我就去国家图书馆的李光前参考图书馆，查阅缩微胶卷或上网查扫描档案。数次下来，就不仅对太虚三次来新的动机、过程以及产生的结果与影响，有了更为切实的了解，也让我对上世纪20至40年代本地的日常生活、社会运转与华人民众心理，有了很多非常感性的认识。

藏书丰富的李光前参考图书馆在这座大楼的7-13层

太虚第一次来新是在1926年，当时正处在北伐时期，整个中国不仅兵荒马乱、瘟疫肆虐，军阀也常常因经济原因来打寺产的主意，是以佛教处在近乎崩溃的边缘。而太虚自己更在此年中，因北伐军的步步紧逼，而先后从武汉、南京、上海步步后退。

幸好在此期间，新加坡以转道法师为首的闽南僧团向他伸出了援手，不仅寄送巨资，邀请太虚来新加坡讲经，而且由于这层关系的构建，使得一年多后太虚得以入主厦门南普陀寺，让他获得了一个后半生非常稳定的传教基地。

通过新加坡当时的资料，我们就几乎可以重构当时微观社会的运转脉络。比如当时本地的社会，即是以不同语言族群、宗亲、同乡为纽带的宗乡会馆与民间宗教组织来实现基层的良性运作。以邀请太虚南来为例，这些地方士绅（如陈嘉庚、胡文虎、李俊承等）与宗教精英（转道等），就以当时的福建会馆、天福宫、晋江会馆、黄氏江夏堂、中华总商会等民间机构为依托，来发起运动、筹集资金并组织人力物力。通过这些机构所构成的网络，我们就可以提纲挈领地了解整个社会的微观运行。

新加坡天福宫专门供奉女海神妈祖

在这些虽然看起来非常零星却极有价值的资料之中，我们发现当时福建会馆所属的天福宫，目前看起来是一座道观，但至少在20年代初中期，其住持则是属于佛教精英的转道法师。他不仅兴建了普陀寺与至今仍是本地最大丛林的普觉禅寺，同时还兼领了福建的一些寺院与本地的天福宫。

我后来直接去信询问天福宫是否存有上世纪初的档案材料，以供查阅转道住持天福宫的具体起始年，被告知旧有档案都在日据时期毁于兵火了。如此看来，要恢复本地华人社区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天福宫的早期历史，则只能依靠这些存留在缩微胶卷之中的吉光片羽了。

就总体而言，新加坡是一个比较缺乏历史的国家，这不仅在于其建国甚至开埠时间都不算长。那么珍惜这些珍贵的史料，并且能够对之加以研究，就是一项看似无谓却极其重要的工作。

1819年登陆新加坡的开埠功臣莱佛士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第一步无疑是要建立可供检索与查阅的资料库。目前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与国大图书馆都有一些资料扫描电子化的成果。但如果要更便于利用的话，则仍需要数字识别或者人工录入。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建立专项的人物、事件、地域等索引与资料集成。

除了上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末与中国之间颇为隔绝之外，新加坡这座世界都市从来都是区域史中的一部分。所以，就像我可以利用中国的旧档案资料来研究当时新加坡本地的华人宗教精英一样，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亚洲大陆等地的资料来重构本地的区域历史。

同样的道理，我相信我们还可以通过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早期资料中提到的新加坡部分，将日益淡忘了的部分国家记忆慢慢重构起来。

我从事文献研究出身，深知资料整理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如果能让这些旧资料在彻底消失在历史迷雾之中以前保存下来，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扇窗户一窥波澜壮阔的19、20世纪之中，一个浩瀚太平洋中看似渺小却伟大的城市国家，如何成型并崛起。

（作者纪赟，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本文以原名“保存并重构微观新加坡史”首发于联合早报）